一、引言
伴随着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脚步,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衣食住行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也在发生相应变化。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令全球瞩目,人们的社会心态和价值理念也发生了调整和变化。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社会上似乎越来越认同物质和财富是衡量成功的标准,是追寻快乐的源泉。当代生活中不少人的消费目的不再是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为了追求时尚、炫耀地位、奢侈享乐、相互攀比①。然而,人们真能通过对物质的追求和消费而享受到快感和幸福吗?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底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我们希望通过相关研究,为指导大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利影响、提升国民幸福指数提供一些启示。
尽管物质主义在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人们对于物质主义的界定并不清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概括来说,价值观学说在该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研究者将物质主义视为一种强调物质拥有重要性的个体价值观,并指出高物质主义者具有以下几种特征:(1)把物质拥有和财富获得置于生活的核心地位;(2)相信物质拥有和财富获得是快乐的最大源泉;(3)用物质和财富拥有的数量和质量来界定个体的成功②。换句话说,高物质主义者把经济成功看得比其他人生目标(例如人际关怀、社会归属、自我接纳等)更为重要,认为它是获得他人认可、社会尊重和人生幸福的途径③。
不可否认,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刺激个人消费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努力工作、追求成就的动机,这种激励作用不仅可以改善个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而且进一步促进了整体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④。然而,更多研究则指出物质主义价值观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尤其对幸福感有着显着的不利影响。
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指的是个体感受到的一种普遍、综合、长期的幸福状态⑤,它包括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认知成分的测量指标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具体生活领域的满意度,研究者让被试对于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感受进行认知判断。情感成分的测量指标主要包括对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的测量⑥。以往研究表明,高物质主义者普遍对总体生活水平和生活的特定方面(例如家庭生活、职业生活)较不满意⑦,并感受到更多的负向情绪和更长时间的不快乐⑧。
在社会生活当中,人际信任对于促进社会合作及和谐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Rousseau等人将人际信任界定为“建立在对他人的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敢于托付(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
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并不多见,但基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高物质主义者的人际关系较为冷漠和紧张,将他人视为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⑩,由此我们推论,高物质主义者的人际信任水平也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不少研究中,物质主义和幸福感的多种指标之间相关系数并不高,这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开始寻找物质主义和幸福感关系之间的中介因素,例如感恩?、控制感、自尊、自我价值等。在对以往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社会比较可能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变量角色。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最早是费斯汀格(Festinger,1954)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通过与周围人 进 行对 比,个体认识自己和评价自己的过程。社会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自我概念,影响了个体的情绪状态,并调整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和决策。社会比较包括向上比较(uploadcomparison)和向下比较 (download comparison)两种类型,个体可以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比较方式。
向下社会比较更容易使个体产生对环境的满意感,而向上社会比较虽然能激发人们的希望和动机,但它同时 与 失 落、不 满、自 我 价 值 缺 失 高 相 关。
Rochins指出,高物质主义者过于依赖社会比较的基础来建立自我概念和自我价值。当社会比较的结果使得个体处于不利地位时,个体就会自尊受挫,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表现出消极的心理和行为后果。
本研究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哪些主要特征?(2)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各个指标(生活满意度、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之间的关系如何?(3)物质主义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如何?(4)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和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态课题组于2013年对深圳市民进行了入户调查。我们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整理,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918份。调查对象的年龄在18至70岁之间,平均年龄34岁;其中男性428人,占47.1%,女性481人,占52.9%;单身人数410人,占44.8%,已婚人数507人,占55.2%;高中学历及以下者337人,占36.7%,大 专、大 学 学 历 及 以 上 者581人,占63.3%。
(二)测验工具
(1)物质主义价值观:采用Richins和Dawson编制 的 物 质 主 义 价 值 观 量 表 (Material ValuesScale,MVS)。该量表根据包含题目的数量可以分为长短不同的四个版本(分别是18题版,15题版,9题版,6题版)。量表的内容涉及三个维度:以获取财物为中心,通过获取财物追求幸福,以财物定义成功。量表采用6点计分(1表示极不符合,6表示极为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越强。题目举例:“我羡慕那些拥有昂贵房子、车子和衣服的人”,“我有时会因为买不起所有我喜欢的东西而感到郁闷”。王卓、蒋奖对该量表的四个版本进行了交叉验证研究,结果显示15题及9题版本的信效度更为可取。本次调查采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9题版本。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9个题目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50,可以解释48%的总变异。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76。
(2)生活满意度: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中的生活满意度分量表(Life Satisfac-tion Scale,LSS),考察个体体验到的生活满意程度。量表包括6个题目,6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赞同,6表示非常赞同)。题目举例:“我已经得到了我在生活中想得到的重要东西”;“即使生活可以从头再来,我也没什么想要改变的”。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3)正向和负向情绪评定:采用自编的情绪量表,测量个体的自我情绪体验。该量表让被试针对日常生活中的五种情境(上班/上学/外出做工,在家,计划家庭开支,构想未来,评价过去)的六种基本情绪(愉快、平静、愤怒、担忧、伤心、厌恶)分别进行评估。量表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来没有,5表示总是如此)。在此基础上,综合得出个体在各情境中的正向情绪水平(包括愉快和平静情绪)和负向情绪水平(包括愤怒、担忧、伤心、厌恶情绪)。
(4)人际信任:采用自编量表,量表包括6个题目,6点计分 (1表示非常不赞同,6表示非常赞同)。题目举例:“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的”;“大多数人一有机会就占别人便宜(反向计分)”。本研究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单维结构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39,可以解释55%的总变异。该量表的信度水平可以接受,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63。(5)社会比较:采用一道综合题目进行测量,“总体上跟别人相比,我觉得各方面看起来都挺吃亏的”。采用6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赞同,6表示非常赞同)。
三、研究结果
(一)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般特征
为探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我们分别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收入水平四个角度对个体进行分组,检验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存在显着的组间差异。结果发现不同组别的受访者,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均不显着。不同年龄水平和教育程度分组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表1】
(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见表2),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社会比较、生活满意度、正向情绪、人际信任显着负相关,与负向情绪显着正相关;社会比较与生活满意度、正向情绪、人际信任显着负相关,与物质主义和负向情绪显着正相关。这为进一步检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支持证据。【表2】
(三)社会比较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中介作用检验程序,采用多层回归分析检验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及人际信任中的中介作用瑐?瑠。此外,我们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控制了性别(男=1,女=0)、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四个因素。
结果表明(见表3),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后,物质主义能有效预测生活满意度(β=-.08,p<.05)、正向情绪(β=-.10,p<.01)、负向情绪(β=.21,p<.01)、人际信任(β=-.24,p<.01)。进一步控制社会比较的作用后,物质主义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不再显着(β=-.05,p>.05);对正向情绪(β=-.07,p<.05)、负向情绪(β=.19,p<.01)、人际信任(β=-.21,p<.01)的预测作用依然显着,但比先前的影响有所降低。结果显示,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合Sobel检验表明,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其正向情绪(Z=2.87,p<.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2.4%)、负向情绪(Z=2.92,p<.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1.4%)、人际信任(Z=2.86,p<.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9.5%)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且中介效应均显着。
四、讨论
(一)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点
以往的研究大多探讨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特点,研究对象也主要选择尚不具备独立消费能力的大学生为被试进行研究,认为在年轻一代身上、在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当中,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尤其明显。本研究中,我们拓展了被试的取样范围,年龄范围在18-70岁之间,收入和教育程度也覆盖了不同的类型。
但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中,并未发现不同年龄水平、不同教育程度的个体存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着差异。可以推论,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在不同人口统计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可能是由于近30年来,我国经济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及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对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受其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和受过较高教育者的专利了。
(二)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
研究结果显示,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的若干指标之间有着高相关。首先,它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其次,它与负向情绪之间显着正相关,与正向情绪之间显着负相关。这与国内外不少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高物质主义者更容易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更觉得自己不快乐?。这些结果表明,物质占有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宣扬和鼓吹的那样,是快乐的源泉,是通往幸福之路。
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追求物质主义价值观?【表3】
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一种解释是,它源于个体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外界环境急剧变化的时代容易引发个体的不安全感。强烈的不安全感(诸如经济不安全感、情感不安全感、生存不安全感等)使得机体内部处于失调状态,它易于驱使人们追求物质主义目标,把它视为补偿策略以满足个人的安全需要,缓解相应的压力和焦虑。有研究者指出,高物质主义者对外部目标的追求本意是为了降低不安全焦虑,这种动机维系了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应对策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带来的依然是持续性的、甚至是更高水平的焦虑和不安?。这一结果提醒我们,应该重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对大众及时做出适当的指导和建议,缓解和降低物质追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人际信任
物质主义价值观带来的消极影响十分深远。
研究发现,高物质主义者在个人生活中不但体验到较低的幸福感,他们还很难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对他人的信任水平较低。
高物质主义者之所以难以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原因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亲社会价值观相冲突,而亲社会行为是促进健康的人际信任和人际互动的基石。高物质主义者更关注财富、地位、公众形象的价值,这些态度与仁爱(如忠诚、责任、诚实)、公平(如关心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相互抵触?。第二,物质主义价值观导致更为紧张和冷漠的人际关系。研究发现,高物质主义者更具马基雅维利倾向?,更缺乏合作精神瑐瑦?。在两难游戏中,高物质主义者倾向于占用更多资源,表现出较高的贪婪水平?。第三,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于将他人视为完成个人目标的工具。高物质主义者更多关注“交 换 性 的 人 际 关 系 ”(exchanging relation-ship),把他人“物化(people as object)”,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更多进行“他能为我做什么”的功利考虑,即使 对 于 亲 密 关 系 也 是 如 此。
Schwartz用“工具性友谊(instrumental friendship)”的概念来描述高物质主义者“需要的朋友是那些能对自己有用的人”,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推己及人,高物质主义者也不会相信其他人与自己的交往无功利性目的。可见,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本质上伤害了人际信任的质量。
(四)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社会比较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物质主义者对于自我价值的认识并不以更深层的内在追求和信念为基础,他们对于成功的界定建立在与他人比较的基础上,只有当自己的财富积累和物质拥有优于他人时,才能称得上成功、才能体会到快乐。如果社会比较之后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会导致消极情感增加、幸福感降低等负性结果。
为什么高物质主义者更关注社会比较,并在社会比较基础上才能产生幸福和快乐?美国心理学家Deci和Ryan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自我决定动机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思想,其理论内容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该理论指出,总体上人们的目标可以划分为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两种类型。内部目标(intrinsic goals)看重个体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它们对于人格整合、自我实现和内心幸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自我接纳、亲和乐群、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等。外部目标(extrinsic goals)关注获得外部奖赏或社会赞许,通过获得外部的价值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等目标,如物质财富、社会权力、身份地位、名气声望等,对这些内容的追求建立在社会比较基础上,与外在评价的标准息息相关。不难看出,物质主义价值观追求的是对外部目标的实现。内部目 标 与 外 部 目 标 有 着 明 显 的 对 立 性。
当个体过度关注财富、地位、身份等外部目标时,他们“通过活动和创造性来改善世界”、“与家人和朋友保持满意的关系”、“胜任感和自主感”这些价值观就会大大降低。由于忽略了对内在动机的满足,降低了对人际关系、公共利益等内部目标的重视,因而与内心幸福和快乐的追求渐行渐远。
高物质主义者的社会比较有两个特点,导致他们常常在比较之后更不满意、更不快乐。首先,他们的比较对象过于理想化。物质主义者常常与不现实的、夸大的理想对象进行社会比较,这使得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到,在自己的生活各个方面,差距无所不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比较目标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大众传媒有着尤为显着的影响。现代社会中媒体时刻标榜的成功形象,他们拥有的财富积累水平和物质舒适程度远远超过中产阶级的平均水平。然而在各种广告宣传的刺激下,高物质主义者把这些“虚构”的成功人物设置为自己的比较目标,这种不切实际的向上比较给个体带来了更多的自我怀疑、更低的自我评价、对生活的更不满意。有研究发现,高物质主义者更可能长时间观看电视,接触到更多象征财富和美丽的形象,也更倾向于将自己与电视中的人物进行不合适宜的社会比较。其次,他们的社会比较的基线不断提高。高物质主义者对于物质的追求永不满足,即使他们暂时通过社会比较获得了功成名就的外部认可,也会很快被新的外界刺激所吸引,树立新的比较对象。这种新设置的比较对象引发的差距又带来新一轮的不满意。概括来讲,高物质主义者陷入这样的怪圈当中:他们周而复始地进行社会比较,不断设定新的比较目标,面对新目标与个人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物质主义者总是处于紧张和焦虑当中难以自拔。
因此,我们倡议整个社会共同关注个人内部目标的培养,降低对外部目标的过度追求。当然,这需要人们改变已有的消费方式,清醒地判断自己的真正需求,拒绝物质占有和过度消费的巨大诱惑。
注释
①李原、李朝霞:《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内在心理机制探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2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