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学生网民人数急剧增多。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 2012 年 6 月，网民人数已达 5. 38 亿人，其中学生网民约占三分之一。
大学生由于学习压力小、时间充足、上网方便，在学生网民中占据较大比例。近年来，大学生的网络攻击、色情、欺骗等网络偏差行为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忧虑。在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因素中，道德品质被认为是影响个体网络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雷雳，2010)。但道德品质如何影响网络偏差行为却未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在已有的少量研究中，马晓辉和雷雳(2010)曾开创性地从网络道德的视角，分析了网络道德认知、情感和意向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但令人意外的是，网络道德情感并不会对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影响，网络道德认知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也较小(数值均小于. 1)。因此，有必要从道德认知的新视角，分析个人道德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据此本研究将从道德推脱理论出发，分析观点采择和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
观点采择是指个体能够推断他人内部心理活动的能力，即能站在他人的角度，采取他人的观点，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思想、愿望、情感等的认知技能，是一种基于认知的移情能力。在已有研究中，观点采择多被视为影响助人行为、亲社会行为的前因变量。事实上，观点采择还会对各种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如观点采择会对攻击行为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Batanova & Loukas，2011; Batanova& Loukas，2012)，并使得个体表现出更少的欺负行为(Jolliffe & Farrington，2011)。观点采择同样会对网络环境中的各种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
如 Topcu 和 Erdur – Baker(2012)研究发现，观点采择会对青少年的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近期研究还显示，移情以及移情关怀(empathicconcern)也会对青少年的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Casas，Del，& Ortega – Ruiz，2013; La-zuras，Barkoukis，Ourda，& Tsorbatzoudis，2013)。
据此本研究推测，观点采择会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
在道德推脱的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了道德推脱对个体现实生活中偏差行为的影响。如道德推脱会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欺负行为和罪错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王兴超，杨继平，刘丽，高玲，李霞，2012;杨继平，王兴超，2012a;Caprara，Fi-da，Vecchione，Tramontano，& Barbaranelli，2009;Hyde，Shaw，& Moilanen，2010)。高道德推脱的大学生会表现出更多的学术欺骗行为(杨继平，王兴超，陆丽君，张力维，2010;Farnese，Tramontano，Fi-da，& Paciello，2011)，也更易于作出不道德决策(杨继平，王兴超，2012b;Detert，Trevino，& Sweitz-er，2008)。但是道德推脱如何影响个体网络环境中的偏差行为，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道德推脱会对个体的网络攻击行为、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Lazuras et al. ，2013; Pornari & Wood，2010; Robson & Witenberg，2013)，还会对青少年的网络不道德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并使得个体更容易从事网络犯罪(Rogers，2001)。第二种观点认为，道德推脱不会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着的影响(Bauman，2010)。道德推脱仅会对现实生活中的欺负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却难以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着的影响(Bauman & Pero，2011; Perren & Gutzwiller – Helfenfinger，2012 ) 。因此，道德推脱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根据道德推脱理论，正常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不会产生违反道德的行为，是因为个体内部的道德标准在发挥着自我调节作用。但是道德推脱可以使道德自我调节作用失效，并使得个体在道德上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找到“合理”的借口和理由，进而展现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0)。
也就是说，道德推脱会使得个体的内部道德标准降低或者道德自我调节作用不被激活，进而展现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在网络环境下，由于社会缺场和社会线索减少，尤其是身体缺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少了面对面的接触，人们的网络道德意识会明显减弱(雷雳，2010;马晓辉，雷雳，2010)。这使得个体在网络环境下，会降低自身道德标准，道德自我调节作用更不易于被激活。因此，网络环境下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会更高，也更易于发挥作用，产生较多的违反内部道德标准的偏差行为。据此本研究推测，道德推脱会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
虽然观点采择和道德推脱是影响网络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了移情对道德推脱的影响，并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移情会对道德推脱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如 Detert 等(2008)研究发现，移情会对大学生的道德推脱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基于意大利青少年的研究也显示，移情会对道德推脱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Paciello，Fida，Cerniglia，Tramon-tano，& Cole，2013)。追踪研究也显示，移情会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青少年的罪错行为(Hyde et al，2010)。但第二种观点认为，移情难以对道德推脱产生显着的影响(杨继平，王兴超，陆丽君等，2010)。本研究认为，忽视移情的分类是导致不同研究得出矛盾结果的关键。事实上，从情感和认知的角度可将移情分为移情关怀与观点采择，前者指识别与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后者指认识与理解他人想法的能力(Batanova & Loukas，2012)。道德推脱作为一种认知机制，仅从情感上的移情可能并不会明显降低个体道德推脱水平(杨继平，王兴超，陆丽君等，2010)。据此，本研究将从移情的认知角度出发，分析观点采择对大学生道德推脱的影响，并推测观点采择会对大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道德推脱会在观点采择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山西省两所高校的 500 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500 份，收回问卷431 分，回收率为 86. 2% ;有效问卷 424 份，有效率为 84. 8%。其中:男生 183 名，女生 241 名;城镇229 名，农村 195 名;大一 138 名，大二 120 名，大三102 名，大四 64 人;年龄在 17 至 2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9. 91 岁(SD = 1. 44)。所有被试均有上网经验。
2. 2 研究工具
2. 2. 1 观点采择问卷采用人际反应指数问卷(Interpersonal ReactivityIndex，IRI)中的观点采择分问卷来测量个体的观点采择能力(李晓明，傅小兰，王新超，2012)。观点采择分问卷共 7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观点采择能力越强。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数为χ2/ df = 1. 86、NNFI= 0. 97、IFI = 0. 99、CFI = 0. 99、RMSEA = 0. 052，各拟合指数均可接受;问卷的α 系数为 0. 78。
2. 2. 2 道德推脱问卷采用王兴超和杨继平(2010)修订的道德推脱问卷(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MDS)。问卷信效度良好，共 26 个条目，包括八个维度: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数为χ2/ df = 2. 37、NNFI =. 94、IFI = . 95、CFI = 0. 95、RMSEA = 0. 067，各拟合指数均可接受。总问卷的 α 系数为 0. 89，各维度的 α系数依次为:0. 75、0. 63、0. 79、0. 67、0. 60、0. 68、0. 62 和0. 73。
2. 2. 3 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量表采用雷雳(2010)编制的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量表(Scale for Adolescent Internet Deviance，SAID)。
该量表共 35 个条目，包括三个维度:网络过激行为、网络色情行为、网络欺骗行为。该量表采用 5 点评分，评分从 1(从未如此)到 5(一直如此)，得分越高表示网络偏差行为越多。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数为 χ2/ df = 2. 55、NNFI = 0. 97、IFI= 0. 97、CFI = 0. 97、RMSEA = 0. 072，各拟合指数均可接受;总量表及分量表的α 系数依次为:0. 95、0. 91、0. 91和 0. 82。
2. 3 数据收集与处理
以被试所在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测验。数据处理使用 SPSS 16. 0 和 Lisrel 8. 70 统计软件。
3 研究结果
3. 1 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特点描述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网络偏差行为及各维度的平均数主要分布在 1 和 2 之间，这说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发生的频率整体上处于“从未”和“偶尔”之间。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状况，根据得分将其分为高、中、低三组。结果发现:网络偏差行为、网络过激行为、网络色情行为和网络欺骗行为高分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依次为 0. 6%、0. 3% 、0. 6% 和 1. 2% ) ;但仍然有不少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22. 1%)、网络过激行为(23. 0%)、网络色情行为(20. 5%)和网络欺骗行为(16. 9%)处于中分组，他们出现网络偏差行为、网络过激行为、网络色情行为和网络欺骗行为的频率为在“偶尔”到“经常”之间。【表1】
性别差异分析结果显示，男生的网络偏差行为显着多于女生的网络偏差行为，同时在网络过激行为、网络色情行为、网络欺骗行为上，男生的得分均显着高于女生的得分。【表2】
3. 2 观点采择、道德推脱与网络偏差行为的关系
3. 2. 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观点采择与道德推脱之间有显着的负相关(r = －0. 34);观点采择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有显着的负相关(r = －0. 32)，与网络过激行为、网络色情行为、网络欺骗行为之间也有显着的负相关(r 依次为 －0. 26、－0. 29、－0. 32);道德推脱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有显着的正相关(r = 0. 56)，与网络过激行为、网络色情行为、网络欺骗行为之间也有显着的正相关(r 依次为 0. 47、0. 56、0. 48)。【表3】
3. 2. 2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模型本研究假设道德推脱在观点采择与大学生偏差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依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检验观点采择是否会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对网络偏差行为产生影响。研究中，首先构建观点采择对网络偏差行为的直接影响模型 M1，之后在模型 M1 的基础上加入道德推脱形成模型 M2。在模型 M1 中，观点采择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显着(γ = － 0. 23，p ＜ 0. 05);而在模型 M2 中，观点采择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不再显着(γ = － 0. 05，p ＞0. 05)。同时，模型 M2 的各项拟合指数均可接受。
这表明，道德推脱在观点采择与大学生偏差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表4】
由图 1 可知:观点采择不会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影响;但观点采择会对道德推脱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 － 0. 28;道德推脱会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 0. 65。即观点采择会通过道德推脱的完全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图1】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多数大学生都是从未或偶尔出现过网络偏差行为，经常有网络过激行为、网络色情行为和网络欺骗行为的大学生仅占总人数的极少数。
但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 23. 0% 和 20. 5% 的大学生出现网络过激行为和网络色情行为的频率在“偶尔”和“经常”之间。这说明网络过激行为和网络色情行为是大学生发生相对较多的偏差行为。此外，男生的网络偏差行为明显多于女生的网络偏差行为，这与之前的多个研究结果一致(李冬梅，雷雳，邹泓，2008;马晓辉，雷雳，2010;Tsitsika，Critselis，&Kormas，2009)。尤其是在网络色情行为上，男生的网络色情行为更是明显多于女生。因此，高校在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中，应该重点加强对男生的网络教育与监管，使其形成正确与规范的网络行为。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观点采择会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但在加入道德推脱这一中介变量之后，观点采择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变得不再显着，而是完全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对网络偏差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首先，本研究发现，观点采择不会对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直接影响，而需要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进而对网络偏差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多认为观点采择会对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Lazuras et al. ，2013; Topcu &Erdur – Baker，2012)，并认为网络环境中面对面接触的缺失而造成的移情能力下降是个体产生网络偏差行为的重要原因(Pornari & Wood，2010)。但是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却发现，观点采择对网络偏差行为的负向影响需要通过道德推脱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实现，观点采择并不会对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观点采择可能并不是网络偏差行为的有效预测变量，至少不是直接的预测变量。相比而言，道德推脱更有可能是预测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有效变量。因而有关网络偏差行为的研究，可以重点考虑如何抑制和减少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
其次，道德推脱会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与先前的研究是一致的(Lazuras et al. ，2013; Pornari & Wood，2010;Robson & Witenberg，2013;Rogers，2001)，支持了高道德推脱者会有更多网络偏差行为的观点。高道德推脱的大学生之所以会有更多的网络偏差行为，可能是与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方面，由于网络环境中社会线索的减少、道德意识的减弱，使得个体的内部道德标准不易被激活，更易于产生道德推脱，并进而表现出更多的网络偏差行为。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环境中身体缺场，人与人之间却少了面对面的接触，面对道德情景时，个体一般难以感知受害者的痛苦，更难以产生道德上的内疚与自责。而内疚和自责是抑制个体道德推脱的重要道德情感因素(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0)。此外，本研究发现道德推脱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较大，这说明道德推脱是影响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这为我们理解和预防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指导。
虽然明确了观点采择会对道德推脱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但这并不能确定移情关怀是否会对道德推脱产生显着影响，也难以完全厘清移情与道德推脱的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综合分析观点采择和移情关怀对道德推脱影响的异同。此外，网络环境下道德线索的缺失会使得人们的道德敏感性减弱，而偏差行为则会随之增多。但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推脱如何共同影响网络偏差行为，还有待继续探讨。
5 结论
(1)男生的网络偏差行为明显多于女生的网络偏差行为。
(2)观点采择会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过程需要通过道德推脱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