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越反越恐”现象的主要原因研究(3)

　　第三，西方国家的平衡和分化政策是造成中东地区分裂的重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法两个大国之间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各自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构成此后中东地区分裂版图的原型。不仅如此，西方因素也贯穿了中东地区分裂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并使得该地区的分裂态势不断加深。②
　　
　　冷战结束后，以海湾战争为分水岭，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为实现对中东地区的掌控，美国将该地区的力量划分为两类，一是亲美温和力量，包括海湾国家、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埃及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等；二是反美“激进”力量，包括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这种划分意在鼓励和支持亲美温和力量对抗反美“激进”力量，不仅加剧了地区国家间的对抗，而且加剧了地区分裂的态势。中东地区国家之所以难以在反恐等重大地区问题上保持协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人为制造的矛盾和利益分歧密切相关。
　　
　　三、外部和地区大国的消极反恐政策与“越反越恐”现象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开启了全球性反恐运动。然而15年来，国际恐怖主义非但没有被根除，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历经多年围剿，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分支最终发展壮大，演变为席卷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广大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并且在世界各地到处煽风点火。这凸显了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越反越恐”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包括恐怖主义自身的顽固性，但同时也是外部和地区大国没有采取适应反恐形势需要的政策所致。
　　
　　第一，美国等国的消极反恐政策非但不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反而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尽管人们无须质疑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所包含的真实反恐意图，因为“9·11”事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安全冲击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此后15年间，美国在中东地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否真正出于反恐目的，仍存在诸多疑点。换言之，美国也许抱持了一种反恐的“善意”,但它更多则是将反恐作为一种名义或者是一种次要目标，以服务于其他目标。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之一是正在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有牵连。但直至战争结束，美国仍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萨达姆政权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找到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目的意在按照美国的政治模式对伊拉克进行民主化改造，并试图以此作为其中东地区民主化改造的样板。尽管美国试图自圆其说，将民主化解读为根除恐怖主义的手段，但这反而暴露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广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意图。①事实表明，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非但没有根除恐怖主义，反而使得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势力新的策源地。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致使伊拉克陷入了安全真空，为恐怖主义势力在该国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
　　
　　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可以解读为“待在必须待在的地方，能撤离时就撤离（engage where we must,disengage when wecan）”,②这一政策调整从反面表明，美国并不是真正致力于国际反恐大义的国家。如同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解散其安全部队造成了伊拉克安全真空一样，奥巴马撤军伊拉克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由于秩序失控，伊拉克成为“基地”组织赖以扩大影响的另一重要战略据点。在此情况下，美国本应加大反恐力度，然而奥巴马政府非但没有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反而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并不具备反恐能力的情况下草率做出了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致使伊拉克安全形势每况愈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乘机坐大。
　　
　　同样，当“伊斯兰国”组织于2014年初迅猛扩张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后，美国迫于压力不得不加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反恐力度。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固然具有反恐的一面，但其他意图也同样存在，甚至希望借助“伊斯兰国”组织力量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目标。比如，美国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的武器落入了“伊斯兰国”组织之手，美国也没有在其完全有能力的情况下摧毁“伊斯兰国”组织走私石油的通道。③在俄罗斯于2015年9月开始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后，美国和法国也加大了对中东地区军事投入的力度。就其时机选择而言，此举与其说是反恐，不如说是为了与俄罗斯争夺中东问题的话语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总而言之，在2001~2015年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虽然一直高举反恐大旗，但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反恐战略，而是将反恐问题作为推行中东政策的工具。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的战争非但没有达到消灭恐怖主义的目的，反而制造了恐怖主义赖以滋生所需要的土壤。奥巴马政府“躲避”和“利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政策更为该组织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第二，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既没有达到治标的目的，也不可能完成治本的任务。诚然，军事手段在反恐方面的确取得过一些积极的成效，特别是在外部大国空中打击和当地地面武装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反恐战争能够取得势如破竹的效果。如2001年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及2015年第四季度俄罗斯和美国相继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加大力度，取得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收复失地战役的重要胜利等。这些外部军事干预确实摧毁了“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控制的基础设施，如石油走私的运输系统等，而且能够摧毁它们的有生力量。
　　
　　在当前恐怖主义势力“准国家化”的背景下，外部大国的军事打击也许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是一种必然有效的解决办法。即使外部大国没有对反恐问题采取工具化的立场，真正致力于反恐战争，其军事干预的手段也无法达到消灭恐怖主义势力的目的。军事干预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崇尚实力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真正有效的反恐治本手段。
　　
　　过于依赖外部大国军事干预解决反恐问题的错误在于将该模式在传统安全领域内的成功经验应用于非传统安全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海湾战争为标志，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上述军事行动涉及的是传统安全领域，其对象是特定国家的成建制军队。而如今活跃在中东地区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是植根于该地区脆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拥有极端意识形态体系的恐怖组织，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即使能够部分摧毁其有形力量，也断然难以破坏其组织机制和网络，①因为军事打击无法根除无形的且基于特定经济基础的思想意识。
　　
　　美国虽然在2001年摧毁了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及其基础设施，但并没有消灭恐怖主义，反而使得阿富汗成为向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源源不断输送恐怖主义力量和意识形态的策源地之一。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在伊拉克所实施的军事行动有反恐的一面，但终究也未能剿灭恐怖主义势力。同样，即使美国等外部大国能够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部分有生力量以及基础设施，也断然难以从根本上防止恐怖主义滋生。
　　
　　此外，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也更容易被极端主义势力解读为外部入侵，或者是西方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欺辱，并成为恐怖主义势力借以招募新成员的口号。无论是对于中东本土的年轻人，还是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被边缘化的穆斯林群体来说，反对西方入侵都是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演变为一个“革命性国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外部力量推翻一个革命性的国家往往会加强强硬派的力量，助其扩大影响，起到相反的作用。①
　　
　　第三，部分地区内国家的消极态度是“越反越恐”现象的另一深层根源。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区主义的缺位。“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标志着恐怖主义势力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而是已经演变为谋求控制一定规模的领土和人口，并按照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统治的政治实体。但如前文指出，其生存依赖于一系列后勤保障和供应系统，包括武器走私系统、石油走私系统、金融系统、对外传播的互联网系统以及人员招募系统等，若能切断上述任何一个系统都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生存造成有效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