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相对，属精神科学。具体来说，它涵盖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法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领域。而问题则是科研工作的核心，英国当代着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指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P318）可见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社科，永远都同问题连结在一起。没有问题的学术不是学术，正如没有问题意识的学者便不再是学者一样。
而人文社科
学术论文写作中的问题意识，则是指研究主体在学术研究和写作中具有强烈探索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和思维品质。质言之，就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探索创新的一种自觉意向。当代问题学专家张华夏先生说：“问题的形成与解决是科学研究的核心。”[2]（P48）缘此，本文围绕着人文社科论文写作中问题意识的建构与解构这两个关健环节，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心智特征、运思特点等内在机制作一些探寻。
一、问题意识的建构
问题意识虽然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思维品质，但任何思维活动都不会凭空产生。看同一本书，观察同一事物，有人发现了问题，有人却视而不见。这里除了问题意识的强弱之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研究主体是否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否对研究对象有专业敏感。论其主体机制，则有以下数端：
（一）问题意识建构，表征为研究主体的疑虑。疑是怀疑，是研究主体对问题发现的质疑问难；虑是焦虑，是研究主体发现问题却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时的心理焦虑。任何问题都是相对研究主体而言，同一事件，对有的研究主体是问题，而对另一些研究主体却不是问题。不是问题就无所谓疑虑。因此，问题的真正产生，是与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焦虑与怀疑紧密联系的。
但就心理活动特征而言，焦虑往往具有弥散性和模糊性，而怀疑则往往对问题质疑具有一定指向性和针对性。因此，尽管焦虑对问题的建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两者相较，在人文社科的研究中，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更强调怀疑精神。宋代哲学家陆九渊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 [3]（P472）学问的精进与否，跟疑问的大小密切相关。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无疑则不进。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每一种疑问只揭示基础中存在的一个缝隙，因此我们首先怀疑可怀疑的一切，然后再消除所有这些怀疑，我们的理解才可靠。”[4]（P57）两者都是强调在学术研究中怀疑精神的重要性。当然，怀疑不等于否定，而是一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学术探求。对此，王国维在《人间词·鹧鸪天》中有一个诗意的表述：“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5]（P659）王国维认为，学术研究，不管进展到何种程度，总有未被认识的地方，而唯有疑问这种精神才是永恒的，无可置疑的。
正因具有这种怀疑精神和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态度，使他的学术成就抵达极高的境界，无论是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戏曲学、美学、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均取得非同凡响的成就。又如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由顾颉刚、罗根泽等人主编出版的煌煌巨着《古史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许多人文社科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疑古辨伪”精神的成果结晶。
（二）问题意识的建构，得力于研究主体职业的特殊敏感。职业敏感是指研究主体在研究工作时和日常生活中对自身专业问题的敏锐感受。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数学上的或实验技能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6]（P66）的确，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提出问题确实是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研究主体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品质。但是，研究主体之所以具有这种想象力，除了疑虑等心理要素和必要的专业知识外，还得力于研究主体本身具有特殊的职业敏感。因为只有职业敏感，才能对人们习以为常的问题自觉地去关注、反思、理解和判断，甚至去想象，否则往往就会视而不见，见而不察。马克思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商品交易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和资本积累的秘密--剩余价值规律，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正式提出，这正是其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敏感和长期思考的结果。如果平时没有这方面的职业敏感，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的真切洞察，苦思索解，就是整天跟社会、跟商品打交道，也会无动于衷，更不用说对问题的发现与提出了。又如陈寅恪，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的顶级学者，“他的一个重要长处就是能够从常见书、普通书中看出大问题。”[7]（P53）这也是跟他的渊博知识和职业的特殊敏感分不开。
（三）问题意识的建构，根植于研究主体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科更强调知识的积累。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勋初说“研究问题时应配备相关的各种知识，否则易引起瞎子摸象之感”[8]（P8）这种知识，不但包括基础专业知识，更包含本专业特定领域的相应知识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长期积累，由博返约，形成精专的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对研究对象作深入研究。黑格尔说：“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9]（P174）章学诚说：“业必能专，而后可以言博耳。盖专则成家。”[10]（P174）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精专知识的重要性。当代民俗学家钟敬民曾说过一个例子：“大钟寺的传说，本来是人牲型的故事。匠人的女儿投身烈火中，是古代人以人为牺牲献神的信仰和行为的故事化的结果。这本是宗教学上的一种常识，但有的同志由于缺乏这种知识，就用常识性的猜想去理解--把它跟革命的女烈士刘胡兰的英勇的、自觉的献神行动相比拟，这就不可能真正地解答什么问题了。”[11]（P53）将一个宗教的故事比附成革命行动，令人啼笑皆非。由此可见，一个人文社科学者建立合理专业知识结构的重要性。没有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所谓学术研究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确立问题意识就沦为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目前，有不少人文社科学者感叹没有课题可做，其实问题不在客观对象本身，而是在研究主体专业知识的贫乏。一个知识丰富而又锐意创新开拓的学者，前面永远有研究不完的问题。
（四）问题意识的建构，优化于研究主体的智慧选择。所谓优化，是指研究主体能以敏锐的专业眼光，判别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并能从中提出富有生机和重要的问题链。换言之，就是善于从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追问下去，提出更多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一个问题的链条或系统。因此优化问题意识的建构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是一般学者和优秀学者的重要分水岭。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姜亮夫先生就在楚辞研究班上就过：“写文章要选择最有生机、最活泼的题目来写。写出这一篇，还能引出几十篇文章。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研究的问题。”[12]（P8）可见，选择一个富有价值和生机的问题进行研究，关系到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前景，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研究的衰亡或终止。作为一名着名人文学者，姜亮夫一生着作宏富、成果众多，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学、语言学、敦煌学、楚辞学、杂学等方面，跟他善于提出问题的智慧选择有密切关系。又如现代学者庞朴，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命题，然后进行历史的梳理，从老子的“二生三”,《易传》的“三极之道”,屈原的“阴阳三合”,道教的“三一”等历史文献进行发掘，对中国文化的密码“三”进行了富有深度和系统的解构，从而撰写了一部“三分学术史”[13]（P6）的专着《论一分为三》，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当然，学术问题是否富有价值和生机，要放到特定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量，决不能无视现实，闭门造车。
研究主体的疑虑，职业的特殊敏感，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与智慧的选择，这四者既涉及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更关乎主体的心智结构，两者的协同作用，才能更好地促使问题意识的萌生、确立和优化。孤立地强调某一点，都有失偏颇。
当然，问题意识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它往往有一个从模糊萌生到清晰确立，从浅层显现到深层掘进的过程；而且不断回旋往复向纵深发展，决不能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
二、问题意识的解构
学术研究是始于问题而终于问题。始于问题是指对问题的关注、焦虑，能以怀疑的态度、批判的精神提出问题；而终于问题则是指能以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树立问题意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成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问题的悬置。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论文写作，如何解构问题，对研究主体而言，涉及到高强度的思维劳动，是一个复杂的运思过程，其中甘苦，难以尽述，而且各人的感受也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这里只强调有两点：一是对问题的科学分解和推演，二是对问题的有效论证。
对问题的科学分解和推演，是指在熟悉研究对象，整体把握问题的基础上，能按一定的逻辑方法分析论述，逐个解决。一篇论文往往有一个问题群，有经验的学者都学会按照一定的思路逻辑分解问题，化大为小，化宏观为微观，从而逐一解决。这个工作非常重要。黑格尔说过：“分解活动就是知性（理解）的力量和工作，知性是一切势力中最惊人和最伟大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势力。”[14]（P20-21）分解的过程意味着对问题的理解深化的过程，分解越恰当，分析越细致，往往意味着对问题的理解就越清晰，相反，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分析，则意味研究者对问题的不理解或理解模糊。中国当代着名语言学家刘又辛曾提出学术研究中的“大题化小”法，他说：“大问题的解决往往要从小问题入手。一批一批的小问题彻底解决了，大问题就容易解决了。”[11]（P433-434）如袁行霈的论文《陶诗主题的创新》，就从徘徊回归、饮酒、固穷安贫、农耕、生死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说明。[15] （P93-103）而其《陶渊明与魏晋风流》则从什么是风流、魏晋风流四个阶段、陶渊明风流的类型、陶渊明风流的条件、陶渊明风流的本质等五个方面进行推演，从纵向到横向，由现象到本质层层论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6] （P26-47）因此，如果对小问题没有经过认真的微观研究，大问题往往就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笛卡尔在《谈方法》中曾指出：“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分成细小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16] （P364）笛卡尔的研究方法，具有浓重的唯理论色彩，但对于注重学理的人文社科学术写作来说，这一点无疑是很重要的。因为“学术思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由具体走向抽象，相反，是从抽象走向具体。”[17（]P106）当然，解决小问题也需要有对大问题的宏观视野，需要综合概括的能力。只有胸有全局、目无全牛才能对问题进行更细致科学的分析，否则，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终也没法达到对问题的有效解决。
而有效的论证则旨在强调论证的说服力。
当代学者蒋寅说过，“一个成熟的学者应该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哪些内容是阐明自己的问题所必须的，哪些不是。”[18]（P94）如何阐明问题进行有效的论证，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符合逻辑，证据充分。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归纳阐释、演绎考证、事实验证、历史复原等都必须讲究逻辑规范，这是论文写作中的最起码和基本的要求。特别是在事实归纳中，要避免孤证。学术研究中有“无十不征”的说法，说明例子要多，甚至要涵盖所有对象，才有普适性，否则是不可靠的。笔者曾看过一篇阐释唐传奇梦的文章，该作者将唐传奇的100多个涉及梦的小说分为：白日梦、春梦、而迷梦、异梦四类。这种分类本身就违反逻辑中的同一律。因为白日梦主要是指在白日所作的梦，指向时间；春梦则特指艳情，指向内容；而迷梦、异梦又是指某种心理情景。这种杂乱无章的分类，只能反映作者思维的混乱，是无法证明任何问题的。而且更荒谬的是每类只举一、两例子说明，如白日梦只列举沈既济的《枕中记》来证明。这明显犯了“孤证”的错误，结论显然极不可靠。笛卡尔在《谈方法》中强调“把一切情形尽量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16] （P364）因此，符合逻辑、证据充分是人文学科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二）证据并举，注重实证。人文社科论证方法多种多样，诸如历史考证、文史互证、心理分析、美学、艺术、文化分析、田野调查等。但在各种论证中，归纳、演绎、类比是最基本的方法。而且不管何种论证，最重要的是证据，而且“证”重于“据”.因为据是“他”说，是否符合研究对象本身实际还值得推敲研究。如上世纪末，有些着名学者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文化转向[19]（P169），作为一种“文化畅想”未尝不可，但如果有人以此为据，证明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主宰天下，就不符合世界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趋势了。而“证”是事实，是我们在论述中的有效材料、史实根据。所以我们在进行论证时，更要重证而不重据。王国维“二重证据”说，是偏重实证精神；而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如此。他根据杜威的理论，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认为证据有“证”与“据”的分别：“据经典之言以明其说是‘据',如西人动辄引《新约》、《旧约》，一如中国人古人但云’诗云‘、' 子曰’”.“根据事实，根据法理”则是证。他认为：“欲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也就是说，一切“经典之言”亦即“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20]（P142）因此，在论证相关问题时，要以证为主，以据为辅。他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10部古典小说的考证的成果，正是其自觉践行“去据用证”的结晶。
（三）考察向度、注重承传。在符合逻辑、论证充分、重视证据的基础上，更要注意证据所持的特有的立场、出发点和方法视角，厘清证据的承传和影响关系，纵横考究，这样才能对问题作全面、深入和准确的把握。当代着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谈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四点，一是“审其基本倾向”;二是“析其辞命意谓”;三是“察其条理系统”;四是“辨其发展源流”.[21]（P18-19）从“倾向”、“命意”、“系统”、“源流”等四个方面，考察每个哲学范畴的内涵和历史演变，谈的虽为哲学专着的体会，对于人文学科论文写作中的有效论证也是普遍适用的。如“诗言志”这个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同是儒者说诗，不同时代的人就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解释。孟子的“以意逆志”（《孟子·万章》）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荀子·效儒》）是从不同文体角度而言的；而孔颖达的“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诗大序·正义》）则是从创作主体的心态进行分析。其受儒家诗教的承传影响虽则是一致，但角度不同，解释自然各异。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去甄别、分析，决不能一味盲从。至于承传源流，尤其要注意其时间的先后及其相互影响，免得造成历史的错位。蒋寅先生曾指出：“现在有的论着在论述吴乔诗学时，因为他年辈较长，都将他置于王渔洋之前。其实《围炉诗话》乃是针对渔洋提倡宋诗而发，不明白这一创作背景，谈吴乔诗歌观点就难免隔靴搔痒。”[18（]154）问题意识体现着研究主体思维的前卫性，决定着研究问题的逻辑走向，是指引我们在学术研究隐秘曲折道路上前进的明灯。学术研究离不开问题的指引，解决问题的思维策略也只能从写作实践中锻炼和总结。美国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提出：“科学研究应首先以问题为中心然后再寻求研究方法的改进，增加研究的精确性。”[22]（P118）可以说，读书、考察、思考、实验、写作构成了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中生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环节。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永远学习，不断思考，勤奋写作才是学术进步的阶梯，也是人文科学研究与写作中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当然，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相对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显在的问题解决了，又会引出更隐秘的问题。尤其是人文社科，它所注重的是个人的体验性，它所论述的只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现实却不能解释全部的现实。所以即使对同一问题，研究者们也不得不一次次踏上寻找解释的荆棘之途。一百个人看哈姆雷特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文社科的问题建构和解构永远在路上。正如康德所说：“我们无论怎样做，根据经验的基本法则，做出了的任何答案都又产生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又同样要求一个答案”[23]（P140）正是在这螺旋上升中，随着问题深度的增加，不断促进学术的发展与进步，而这，正是人文社科研究与写作的神圣使命与神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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