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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穆时英小说中的都市体验探究
【引言】半殖民语境下都市体验文学研究引言
【1.1】欲望和速率下的疏离感体验
【1.2 1.3】渴望与残破中的压迫感与被放逐感
【2.1】 “物”与“人”转喻中的物化体验
【2.2 2.3】身心相容的温情体验与哀欢交加的纯情体验
【第三章】质疑启蒙的自省式体验
【结语/参考文献】穆时英都市文学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1.2 渴望与残破中的压迫感
上述在欲望与速率的眩晕中所感受的疏离感可能更多的属于半殖民上海中的有闲阶层，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半殖民主体则在内心渴望美好与残破现实形成巨大反差的眩晕之中，体验到的是一种都市的压迫感。如果说上述半殖民主体的疏离感体验源于都市欲望与罪恶交织而成的视觉眩晕，那么笔者将要论述的压迫感都市体验则主要产生于半殖民主体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的冲突，或者说是由外界激起的内心的波澜而引发的一种心灵上的眩晕。
在《偷面包的面包师》 中，作者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偷面包的简单故事，但是主人公偷面包过程的心理活动表现却相当复杂，对该男子细腻而矛盾的心理刻画也充分显示出他对传统家庭伦理的遵守和面对残破现实状况的无奈，而正是出于坚守与无奈之间的纠缠才使得主人公产生一种心灵的眩晕与压迫感。
男主人公内心的眩晕感与压迫感并非一蹴而就，随着外界压力的逐渐增大其内心的活动也更加激烈，以至于在故事的结局男主人公对于生活的重压产生了一种窒息感。男主人公第一次产生偷面包的想法既源于家人的强烈期待同时迫于自己工作的实际情况。一家四口三世同堂--母亲，妻子和儿子。她们对于面包有着相当深的情结，而自己却无力带回一块面包让他们品尝。这无疑给男主人公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于是偷面包的想法便翩然而至。此时男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或者说是内心的挣扎并不激烈，但却是其心灵眩晕和压迫感的开始。随后，职业荣誉感与家庭角色的失职加深了其内心的挣扎，作为一个面包师他总是兢兢业业，并且每次都是满怀着希望下班回家，然而当他回到家庭面对自身肩负的多重家庭角色却显得无能为力，并心生惭愧。传统家庭伦理的责任感此时在男主人公心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三种家庭角色应有的责任时，他想到了偷面包能够给予他的美好希望，并努力地使自己相信这种行为是一种值得去做的事情。“偷一遭不相干的，不见得就会停生意，大不了扣几个工钱。我做了八九年，老老实实的又没干什么坏事，就这一点错缝子也不能叫我坐西牢，总得给点脸不是”.
①这种自我安慰也是一种掩饰内心忐忑的表现，同时男主人公心灵的眩晕之感与压迫感也一览无余。男主人公偷面包的过程，则使其内心的眩晕感与压迫感得到了极度的外显，这从他当时紧张的神情和笨拙的动作可以见出。此时男主人公愚钝的行为正是其内心挣扎的生动写照，显然这种有违社会道德规范的偷窃行为引起了巨大的良心不安。由于内心始终处于纠结的状态，所以与其说偷面包的行为最终被他人发现不如说是面包师自己泄露了踪迹。偷面包的行为最终使男主人公一家最基本的生计都难以维持，几乎陷入了绝境，但是男子的家庭责任仍然继续承担下去，现实处境的残破再次触碰了其满含懊悔的内心世界。在美好期待的实现与瞬间的幻灭的转换中，男主人公内心的眩晕感与压迫感也随之如过山车般起起伏伏。如论者所言“穆时英着重个体的外在行为对内心的冲撞与感受，有个由外由内的过程。”
①这的确道出了外在客观环境对半殖民主体内心的刺激，在这个“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非良性循环的轮番轰炸之下，我们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下层半殖民主体心灵眩晕的颤抖之声。
在另外一篇关于都市下层殖民主体《断了条胳膊的人》的文本中，穆时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生活在都市底层的普通的三口之家的生存状态--丈夫在一家工厂做工，妻子在家照顾正在牙牙学语的孩子。在没有任何现代娱乐生活的前提下，作为上海大都市中普通工人阶层的一员，这样的生活现状足以使男主人公心满意足，虽然远离都市的繁华摩登，然而生活在典型的上海弄堂之中却也增添了一份浓郁的市井日常生活气息。男主人公一家正是有着如此温情气息的都市贫民阶层的一份子，当然男主人公的幸福感并不仅仅源于此，他有一个天真稚嫩的小儿子，每次男主人公下班回家都会因儿子的可爱无邪一扫平日的压力。而作为贤内助的妻子更是家里最重要的帮手，洗衣做饭俨然已成为一种居家习惯。完成各自的任务后家长里短的话题显然也成为二人打发闲时的谈资， 男人每次都是在这样相对安逸的夜晚满足地进入梦乡。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世间三幅和谐的画面在男主人公心中筑起一座信仰的高山。
然而，男主人公却因害怕失去如此和谐美好的生活画卷变得不再能够安然入梦，在他的心中激起阵阵内心焦虑的涟漪。显然居安思危的心理使其原本幸福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负担。他的心思几乎全集中于维护自己的小家庭中，而作为家庭唯一经济来源的工作也成为了他的噩梦，“大轮子隆隆地闹着，雪亮的牙齿露着，望着他。他瞧见他喀儿的一声儿，他倒了下去，血直冒，胳膊掉在一边儿……他喘了口气，不能往下想。”
①由此可以看出，即使男主人公生活于一个自己较认可的客观环境之下，但为了维护这份幸福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心灵的压迫的眩晕感。男主人公心灵压迫的眩晕感日益严重地干扰着他正常的生活，因联想到自己因胳膊断了之后生活无以为继的艰难的画面频繁地搅扰着其内心，终于在其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中惨剧应验了。妻子最后决绝离家出走和孩子的离世，最终使男主人公心灵崩溃，将泄愤的矛头指向了厂长。不过，复仇计划尚未完成男主人公就恰巧撞见了同行与自己相同的遭遇，也正是这个“撞见”使其行为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最后“他跑出了厂门。他走着走着。他想着想着。他预备回去洗个脸把屋子打扫一下。他不想死了。”
②读者期待的故事的高潮并没有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缺少了崇高感增加了些许人生的平庸感，但正如有论者所说“不是英雄，未必都应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
③男主人公在度过一段生命紧张期之后，试图恢复以往的生活既是其对残酷现实所挤压的无奈回应，同时印证了吴福辉所言：“新感觉派力图加深对‘都市人’的认识，表现在现代消费文化环境下生存的人的激情，生命紧张之后的迟缓、失落、倦怠。”④
1.3 自由与疯狂中的被放逐感
在穆时英的小说里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居无定所，与寓居于半殖民都市中的普通工人相比他们的生活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了，更不用说与都市摩登人群相比之下所显出的两极分化的情形。由于他们的居无定所和窘迫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半殖民都市的流浪汉。也正是基于此，同样生活于都市的他们却有着与上述两种不同阶层的都市人的相异的都市体验。出身卑微的流浪汉在面对半殖民上海的繁华时所产生的眩晕感是震撼的，尤其在穷人的世界和权贵的世界相互对照的情境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以至于由视觉的眩晕感触动其内心疯狂的占有欲望。然而由于社会底层身份的限制和可望而不可即的都市诱惑，他们最终选择了极端的暴力手段来满足一时占有的快感。虽然在自由与疯狂中表面上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这种因暴力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都市存在感定位，或者说他们在这个半殖民都市里是被放逐的流浪汉，所以这种疯狂的占有的眩晕感是与被放逐感并存的。
在穆时英的关于都市底层反抗的小说里，多数流浪汉都来自于农村，或出于恋情的不顺而意气用事毅然来到大都市上海闯荡，如《南北极》中的遭到玉姐儿抛弃的小狮子；或由于家庭的变故而不得不外出谋生，如《咱们的世界》里最终做了海盗的李二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依然散发着着浓重的封建和落后的味道，与当时作为国际化都市的上海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上海的缤纷世界的繁华带给他们的首先便是视觉的震撼与眩晕。
上海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无疑令他们感到眼前一亮，男主人公的眼睛犹如一架摄像机记录着上海表面的华丽与速度。如《南北极》中男主人公“瞧着什么都新奇。电车汽车不用人拉，也不用人推，自家儿会跑，像火车，可又不冒烟；人啦车啦有那么多，跑不完；汽车像蚂蚁似的一长串儿，也没个早晚尽在地上爬；屋子像小山，简直要碰坏了天似的”.
①奔跑的电车和汽车，移动的人群，林立的高楼三个镜头的来回切换，对于初来乍到的男主人公来说已经是一场现代化的视觉眩晕享受了。不仅如此，都市女郎的现代美更是改变了这些流浪汉审美价值判断，在《咱们的世界》里海盗李二爷便发表了这样的见解：“我不十分爱像我们那么穷的女人，一双手又粗又大，一张大嘴两条粗眉，一对鲶鱼脚走起道儿来一撇一撇的，再搭着生得干巴巴的丑八怪似的--我真不明白她们会不是男人假装的！我顶爱那种穿着小高跟皮鞋的；铄亮的丝袜子，怪合适的旗袍儿，那么红润的嘴，那么蓬松的发嫩脸袋子像挤得出水来似的，是那种娘儿，那才是女人哇”!
②由此可见生于农村的男主人公对于乡村女子自然的容貌的鄙弃，而对于经由现代工业文明产物所包裹的都市女郎的情有独钟。虽然这种视觉眩晕感只是停留于感官层次上的，但却足以刺激这些流浪汉萌生出人类原始的欲望。如果说上述都市视觉的眩晕刺激了这些都市流浪汉的原始欲望的萌发，那么他们在这座都市遭遇的不平等遭遇则成为了将其欲望化为行动的直接导火索。在《南北极》中，男主人公小狮子经历了令人心酸的遭遇，因身无分文而露宿街头，因吃饭而被众人围攻，因尊严的践踏拒绝富人的施舍。后来虽找到了拉车的工作但终因受累受气放弃了，正是在接二连三的受气受累的实践中，在心灵不断遭受的煎熬的眩晕中，他学会了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以暴力为手段的。小狮子在做保镖期间的以暴力教训自己的雇主，毫无顾忌地与都市女郎亲近并最终奔走离开的举动，彰显出其在如南北极般相差悬殊的都市文明与落后封闭的农村文明面前爆发的原始疯狂的心灵眩晕，“既然他们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已被剥夺，那他们就以仅存的武器--肉体来拚死一搏，以被文明社会所不容的暴力语言证明自己的存在，为自己夺得生存的一席之地”.
①然而这暂时的肉体感官上的占有和最终的奔走却证明着流浪汉被这座都市的放逐。
在《咱们的世界》中，被生活困境所逼做了强盗的李二爷的思想和言行则达到了极端疯狂的程度。他们“是生存于底层的特殊类群，他们不受现实社会各种行为规范的约束，多听凭自己本能的支配和驱使，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他们对富人的刻骨仇恨，更多的是来自生存的本能欲望，这种仇恨所激起的反抗则是盲目的破坏和疯狂的仇杀。”
②男主人公准备由卖报员转行做强盗时，如此想道：“卖报的一辈子没出息。做好老百姓就不能活--妈的，做强盗去！人家抢咱们的，咱们也抢人家的！难道我就这么一辈子听人家宰割不成。”
③就连走在街上也与平时的姿态大相径庭，“听见汽车的喇叭在后边一劲儿的催，就故意不让。妈的，神气什么的，你？道儿是大家的，大家都能走，干嘛要让你？有本领的来碰倒老李！见了小狐媚子就挤她一下……见了洋房就想烧，见了巡捕就想打，见了鬼子就想宰。”
④由此可见主人公对于都市摩登上海已由最初的包含着新奇的视觉眩晕感转变为因贫富悬殊而生的内心的愤懑了，显然在现代都市繁华表象的刺激之下其内心世界也为之眩晕起来。主人公接下来的疯狂举动更是验证了他内心的那份带有原始欲望色彩的眩晕，他开始大肆掠杀内心愤恨的对象，这种举动让他感到一种极大的痛快。而觊觎已久的都市女人也成为他不容错过的捕猎对象，“到处都是咱们的世界”的信念在其心中也愈发地坚定起来。然而主人公疯狂的举动和原始的肉体的占有只是一种暂时的和自以为是的欺骗，他的身份始终是为这个半殖民都市社会所不容和忽略的，在这疯狂的反抗和占有之后，他们收获的最为真实的恐怕还是一种被这座都市所放逐的感觉。
可以说，在穆时英笔下，无论是蒙太奇镜头下半殖民都市上海有闲阶层在欲望与速率中遭遇的疏离感，还是都市下层的普通工人在渴望的残破中感受到的压迫，亦或是底层的流浪汉在自由的信仰与疯狂的举动中遭受的被放逐感，无疑彰显出上海这座半殖民都市残酷的一面。而置身其中的都市人或沉溺于罪恶的欲望之中无法自拔，或苦苦挣扎而无果，一种身体虽在而灵魂无处安放的没落与焦虑的眩晕感将人与都市的距离再次拉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