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影响日强，国外民众渴求以新目光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时代背景下，莫言凭借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勾勒出一幅幅鲜明生动的中国现代农村生活场景。
在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引荐下，莫言的作品成功地走出了国门，走进了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殿堂，给中国文学界一个多世纪以来无缘诺奖的局面画上了句号。莫言获奖意义重大，不仅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国文学引入了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和影响。相比之下，国内不同时代的诸多文学名家就没有莫言那么幸运，虽然其作品在国内斐然一时，但国外影响却微乎其微；虽然其作品也曾走出国门，但并未走上诺奖殿堂。鉴于此，本文拟以莫言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能够引起西方世界关注的原因，为中国文学成功“走出去”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
中国人常以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为荣，对历代文人墨客耳熟能详，但是鉴于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诸多文学作品并未出现“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像四大名著，虽经翻译，在国外反响却很小，就连《孙子兵法》这样的经典被译出也是出于国外的商业利益考虑。“文化交流的总体趋势通常是从高势能向低势能辐射，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1](P5)在这种不对等情况下，中国文化的输入总是大于输出，我们潜在或显在地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以西方文学作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准，以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摹本。[2](P173)这实际上是对西方文学为中心，中国文学为边缘现状的认可。
对于强势的西方文化而言，受意识形态及文化霸权思想的影响，西方文学界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向来以归化为主，使得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多元系统中相对处于边缘位置。然而，在西方文学多元系统中，相较于边缘位置的翻译文学而言，莫言文学又是如何跻身于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多元文化系统之中?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莫言获奖原因分析
（一）作品质量高、写作方法独特 莫言是位罕见的多产作家，获奖作品不胜枚举。截止 2012年，莫言作品总计 126 部，包括长篇小说（11 部），中篇小说（30 部），短篇小说（80 部） 及散文集（5部）。《春夜雨霏霏》（1981 年）被视为处女作，《透明的红萝卜》（1985 年）被视为第一部中篇小说，《红高粱》（1986 年）被认为是奠定莫言文坛地位的扛鼎之作。就国内获奖作品而言，《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檀香刑》获鼎钧双年文学奖，《生死疲劳》获第 2 届红楼梦奖首奖，《蛙》获茅盾文学奖等；在国际上，《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被评为亚洲周刊 20 世纪 100 强中文小说，《生死疲劳》获颂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独特的写作手法，丰富的想象力，是莫言作品吸引读者的内因。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影响，莫言在描写现实生活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各种感官感受和幻觉想象，使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风格。[2](P171)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通过“黑孩儿”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幻想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在《檀香刑》中，莫言更多地融入当地地方戏“猫腔”的说唱艺术。《生死疲劳》则采用明清章回式小说的形式，运用传统文化中生命“轮回”的观念，由一个人演变出七个不同的生命，从七个不同的角度折射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创作过程中，莫言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完美地结合起来，通过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先锋般的文学手法，成功地勾勒出一个独特的主观世界和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这种写作手法是世界小说中前所未有的。[3](P156)
（二）文学刊物及影视宣传 对于优秀作品而言，文学刊物及影视宣传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宣传武器。《人民文学》刊登《红高粱》被视为奠定莫言当代文学地位的标志。正是鉴于《人民文学》至高的地位和发行量，及后期积极参与电影《红高粱》编排，莫言的作品才得以广泛传播，并赢得极高文学声誉。[4](P18)
据 CNKI 数据统计，截止2012 年，国内各种期刊登载与莫言相关作品及评论总计 1717 篇，其中核心期刊 458 篇，CSSCI332 篇。然而，莫言作品走进美国，受到关注并享有国际声誉还是在 2000年之后。其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的《今日世界文学》介绍和评价了莫言的一系列文章，如《我在美国出版的 3 本书》，《莫言的文学世界》，《从父权世界到母权世界：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与〈丰乳肥臀〉》，《西人眼中的莫言》等。[5](P49)
此外，影视舆论也是引起国外读者关注的因素之一。根据《红高粱》系列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被视为莫言最有名的影视作品之一，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影片。此外，《姑奶奶披红绸》、《暖》、《幸福时光》及《白棉花》等著名影视均改编自莫言小说。
（三）翻译大师的重要性 “一个作家，要开拓自己的传播空间，在另一个国家延续自己的生命，只有依靠翻译这一途径，借助翻译，让自己的作品为他国的读者阅读、理解并接受”。[6](P184)幸运的是，莫言遇见了“英文世界最具权威的汉语文学翻译家”、“西方首席中国文学翻译家”、文学生涯中的“洋伯乐”———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先生。
葛浩文教授注重译作的传播与接受，总体上采用归化的方式，打破了在语言层面上的逐字翻译或是逐句翻译规范，淡化民族色彩浓烈的神话故事，归化为西方文化中熟悉的文化现象，使译文能够充分吸引西方读者。例如，在翻译《丰乳肥臀》的过程中，葛浩文在部分章节上浓笔重墨，刻意突出西方读者所感兴趣的有关性方面的描述，并强化对女人身体方面的礼赞，特意将作品中唯一男性主人公的疯狂恋乳癖归化为西方文化中的恋女情结（philolo－gy）；在《酒国》的翻译中，将文中的食婴事件转译成西方文化中的食人性或食人主义等。[7](P70)对于葛浩文的译作，莫言如此回复：“他的翻译与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8](P170)除了翻译外，葛浩文还撰文来推广莫言的作品。其评论主要刊登于《世界文学》、《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译丛》等期刊杂志。[5](P48)另外，葛浩文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举办美国纽曼中国文学奖时，特别提名他所翻译的最新力作《生死疲劳》。毫无疑问，葛浩文的翻译及译者本人的国际文学影响力为莫言作品在西方的传播带来了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5](P48)（四）国外读者的喜好 “借助于翻译，作家与作品才能在异域的空间中得到艺术生命的延续与形象的树立，而形象的确立与艺术生命的再现需要读者的参与才能实现”。[9](P12)关于西方读者的喜好方面，葛浩文提到几种类型的文章“：一种是关于男女性爱方面（sex）描述的文章，一种是政治方面（politics）的话题，还有一种侦探小说（detective）方面的，比如裘小龙的小说，听说卖得不错。其他一些比较费解的作品，就卖得比较艰难。”[10](P46-47)鉴于此，在翻译莫言作品时，葛浩文对于性和政治方面的描述特意着重笔墨。而对于文化色彩及民族色彩过于突出的地方则淡化或是以西方文化环境下的类似描述加以替代，来进一步吸引西方读者。
（五）出版商及出版社的协助 国外出版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及出版社的推广发行也是莫言小说在国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对于出版社而言，出版商资助的目的很明确，获取商业利润。此外，还取决于翻译家和出版商之间的利益取舍和相互信任关系。对此，葛浩文谈到自己的体会：“商业性出版社绝对不会慢慢地推销销量比较少的作品，如果放在书店几周还不好卖，出版社就会将其收回处理掉……所幸有一些大学出版社，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他们并非只贪图盈利，而是一直在推出中国的文学翻译作品。”[10](P51)凭借在汉学界和美国翻译界的地位和声望，Arcade Publishing 出版社出版了葛浩文的 5 部译作：《丰乳肥臀》、《酒国》、《师父越来越幽默》、《天堂蒜薹之歌》及《生死疲劳》。[5](P49)从而使莫言的作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香”飘国外的局面。
（六） 国际环境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国际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来管窥中国社会风貌，弥补文化转折期对中国文化认识上的空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翻译家开始主动参与翻译中国当代小说，使得部分中国当代小说有机会被西方读者了解和接受，为莫言作品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创造了温室环境。
三、对翻译文学的启示
在西方文学多元系统中，英美文学占据主导地位，处于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对边缘位置的其他文学起着支配作用。相比之下，翻译文学在西方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次要地位，受西方主流文学制约。为了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关注中国当代文学，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翻译，使译文在目标语言环境下较为通俗易通。[11](P3)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的选择。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会过多地采取归化翻译。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既可能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主要取决于翻译文学和该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核心位置的文学系统要素之间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文化创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对待中国文化出现新的转折，不再是不屑一顾，而是关注，并且需要引入中国异域文化填充这一转折期出现的文化空白。此外，西方文学系统内的一些外在因素，诸如社会舆论、目的语译者及影视出版的影响等，使莫言作品在西方文学多元系统内备受关注，从而成为目的语文化中的焦点。
结语
莫言荣获诺奖不仅代表了个人创作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同时也表明中国文学已步入世界文学潮流。但是，对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问题，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主观性较强的话题，它涉及到对待民族文化态度上具有争议性的“文化霸权”和“文化自恋”问题。对此，我们不可过于乐观，也不能过于自卑。从文学多元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以莫言为代表的民族文学无疑填充了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认识领域的空白，促使西方世界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学，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世界传播，并为进一步丰富文学多元系统论提供了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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