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探讨鲁迅作品论文范文，供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鲁迅作品论文范文第一篇：鲁迅与《文心雕龙》研究
作者：刘业超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要：鲁迅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开拓之功，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心雕龙》"心力"说的历史继承和现代深化；二是对《文心雕龙》社会批判思想的历史继承和现代深化；三是对文化比较的现代逻辑方法的开创性吸收和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这三大贡献无一不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独创，无一不是历史的丰碑。鲁迅是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激进性飞跃的奠基者与引路人，第一块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基石。
关键词：鲁迅；文心雕龙；现代研究；开拓创新；
作者简介：刘业超，男，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华文论研究。；
基金：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佛教文化中的正性质素及其对中华文学的历史影响系统研究"（CXSPRBZZ024）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Lu Xun's pioneering work in modern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 （Literary Mind and Carving of Dragon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Firstly,it is his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modern deepening of the Xinli theory in Wenxin Diaolong.Secondly,it is his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modern deepening of social criticism in Wenxin Diaolong.Thirdly,it is his pioneering assimi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odern logic methods in cultural comparison.All the above three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regarded as both an original creation in modern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 and a historical monumental work.Hence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fairly true that Lun Xun was a founder and a guide who had brought about a radical leap in the 20th century's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 and he is signified as the first cornerstone of modern study of this work.
Keyword:Lu Xun; Wenxin Diaolong; modern study; pioneering work and innovation;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发生革命性飞跃的时期。延续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强大冲击而终于土崩瓦解，现代科学与民主自由的新理念在中华大地上汹涌澎湃。这一时代的新潮赋予了国人以现代化的新视野，也给了他们以许多新的思维方法，促使他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也必然产生革命性的飞跃，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崭新时期。而鲁迅，则是这一革命性飞跃的奠基者与前驱者。
鲁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开拓之功与奠基之功，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文心雕龙》"心力"说的历史继承和现代深化
鲁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革命性开拓，首先表现在他对《文心雕龙》"心力"说的历史继承和现代深化上。
"文心"是《文心雕龙》中的核心范畴，而"心力"则是这一核心范畴中的核心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明确表述在《神思》的论断中："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于心力矣。"也鲜明表述在《风骨》生动的比喻中："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阜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所谓"风骨",所谓"骨劲而气猛",实际就是对文心中的力学追求的崇尚和标举。由于这一崇尚和标举，将始自魏晋的"文学自觉"推至历史的极致。这一以"心力"相尚而以"风骨"作为表征的美学理想，正是大唐文学繁荣的理论前导，也是我国文学历代相承的民族风格的精神支柱。
但是无庸讳言，任何历史的现象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刘勰所标举的"骨劲而气猛"的"心力",毕竟是封建体制内的心力，它只能在"征圣""宗经"的前提下，推动着民族文化的进步过程，而不可能具有对封建体制进行突破的力量。特别是当这一陈旧的社会体制和思想体制已经过于成熟而失去原来的积极意义的时候，在这体制中成长的美学理想也必然会失去原来的积极意义而面临着革命性的变革，在通与变的双重契合中融进时代的新质，在理论上获得一种全新的诠释。鲁迅对"心力"的继承与开拓就是如此。
鲁迅早期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重要论文，提倡"二十世纪的新精神",批判封建专制的罪恶和改良派的欺骗行为，借以唤醒国人"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11,为冲决网罗而斗争。
鲁迅的基本思路是：救国必先救心，救心必经由文学的发动。文学发动的关键，就在于发挥文学中的"心力"."心力"是《文心雕龙》中独特的认识范畴，鲁迅"妙抉其心",将它与"摩罗"的事业融合，作为革命性的思想武器加以标举。他明确认为："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心声的集中表现就是诗心，诗心是民族灵魂的标志，与民族的生命共终始："古民神思，接天然之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叶矣。"22诗人之职责，就是振奋人心，给人心灌注一种特别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活力，推动生活前进。"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33这些见解，无论是范畴上还是方向上，与刘勰的"文心"说及"心力"说是完全一致的。
正因为"文心"有如此伟力，历代统治者都决不允许这种深蕴在诗歌中的心力自由释放，而必然将其纳入自己的正统与道统的严格控制之下，"设范以囚之",不给它以半点松动的可能。对此，鲁迅举出了屈原的例证。屈原同样是一个饱受伦理拘囿的诗人，他的"心力"的充分燃烧，是在"茫洋在前，顾忌皆去"的最终时刻，实际上是凭借生命的牺牲所作出的最后的反抗。"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44但纵令这一最大胆的生命放歌，仍是有许多顾虑的。"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55这正是刘勰与鲁迅古今同慨的地方："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66"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这就是中国诗人和中国诗坛的共同命运。诗歌中的"心力"不仅得不到与时俱进的积累和强化，反而在岁月的流逝中日趋黯淡，文学对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小。"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大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试稽自有文学以至于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77这就是我国除了建安时代和大唐盛世之外通常都是诗心无力的真正原因，也是从刘勰开始一直延至鲁迅，都在寻找"建安风骨"这种诗心中的力学因素的原因。
刘勰提出了"心力"的范畴，他将这种"鼓天下之动"的力量，归结为"自然之道"--宇宙运动的总动势的力量。但在现实生活的运动中，他并没有找到这种力量。在封建道统的长期延续中，是不可能找到更不可能发展这种异化的力量的。这种异化的力量虽然早已孕育在历史的土壤中，但是，它的茁壮成长却是在社会的结构发生重大嬗变的时候。而鲁迅，就是这一历史嬗变时期的文化前驱者。为着实现新文化的启蒙，他需要这种"鼓天下之动"的力量，他也找到了这种"鼓天下之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东方"诗心之力"的"风骨"学说和西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的有机融合。他赋予古老的东方命题以时代的新质，又赋予现代的西方精神以东方的睿智，使二者构成一种相得益彰的美学战斗力--摩罗诗力。
鲁迅的这一认识，是对刘勰文心理论的极大扩充。它将东方的心力理论与西方"争天拒俗"的反抗精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强大的心理战力。这种在中华民族古老传统中所深蕴并由西方现代文化精神所激活的心理战力，无论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或是对中华文学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必不可缺的。
刘勰是世界上第一个倡导"心力"的美学理论家，而鲁迅就是将这种美学中的力学因素用于文学发动和社会发动的研究者与实践者。这种思想上的飞跃和目标上的飞跃，使《文心雕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鲁迅一生中对文学的"匕首与投枪"的战斗力量的追求，在理论上实发端于此。
二、对《文心雕龙》社会批判思想的历史继承和现代深化
鲁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革命性开拓，也表现在他对《文心雕龙》社会批判思想的标揭和深化上。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谤毁，刘彦和为之辩曰：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位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东方恶习，尽此数言。88
所谓"东方恶习",是指门阀等级所形成的社会偏见，是封建礼教所造成的文化恶果。对"东方恶习"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是对封建道统的揭露和批判。对封建道统的揭露和批判，实际上在它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如《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古代民主思想的最初火种。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可贵的火种，才有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一火种在魏晋南北朝的特定时刻，又熊熊燃烧起来，于是才有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文心雕龙》就是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文化丰碑，标志着文学走出经学附庸获得独立生命的开始。鲁迅所处的时代，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总决战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彻底扫荡封建道统的时代，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五四"运动，就是这一思想大解放的高峰。这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具体内容以及广度与深度，虽然各不相同，而就其批判"东方恶习"的共同指向来说，却是并无二致的。鲁迅用"东方恶习，尽此数言"八字，不但揭露了封建社会数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丑恶本质，也标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战斗指向和民主性的文化精神。这是对《文心雕龙》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最高标举，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的鲁迅之所以如此推崇这部作品的最大原因。
但是，鲁迅的社会批判决不是刘勰社会批判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前人学术思想的历史扬弃和现实针对。这一具有革命意义的开拓，集中表现在对传统诗教的批判上。鲁迅认为，文学的本质就在于"撄人心",但由于"诗言志""持人性情"与"思无邪"的儒家正统诗学观念的束缚，中国诗坛真正能"撄"人心之诗歌实在是少而又少。他一针见血指出："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99究其根由，就在缺乏个性：诗歌中本应存在的撄人心的"独立自由之志",变成了在"鞭策羁縻之下"的毫无个性可言之志。鲁迅认为，正是这样一种文学传统，使千百年来充斥诗坛之作多为"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的韵语，1010也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抒两间之真美"1111.在这种压抑个性的文化环境中，是不允许人们有半点个性化的感情表现的，"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1212
鲁迅对这种压制反抗精神的正统诗教进行了断然的否定。他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不撄"的根由在于"为帝大禁","为帝大禁"的根由则在于"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1313.惟其如此，它必然将一切民主和个性的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1414在鲁迅看来，无论是孔子"温柔敦厚"之诗教、老子的"不撄之治",或是柏拉图"谓诗人之乱治，当放域外",都是毁灭诗的真正价值的"权术",是对富有个性的人的情感的"设范以囚之".
要突破这一精神的囚笼，必须寻找出一种另类的力量。他也像刘勰一样，将屈原视为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化力量的总代表，赋予屈原的反抗精神以极高的评价："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1515但是，和正统诗教的强大存在相比，这种另类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1616就其影响之所及来说，同样是极其有限的。鲁迅所深深感慨的"孤伟自死，社会依然"1717的历史现实，就是对这一古今相续的历史宿命所做的真实展示。
鲁迅高瞻远瞩地指出，要想走出这一历史的瓶颈，关键就在于既要继承从屈原到刘勰的社会批判的民族传统，又要别开生面地"求新声于异邦".他所说的"新声",指以西方摩罗诗派为代表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现代诗魂，也就是彻底反封建的文化精神。而弘扬摩罗诗力的目的，就是在以屈原为代表而以刘勰为大成的中华传统的社会批判精神中，注入时代新质，赋予传统的社会批判以更加精进、更加勇猛、更加自觉的品格，以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具而言之，就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818.
鲁迅的这些论述，既是对刘勰社会批判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刘勰社会批判思想的极大拓展。他在《文心雕龙》的社会批判思想中注入了一种时代的新质--彻底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新质：将对以"东方恶习"为焦点的浮靡讹滥文风的批判，升华为对整个封建正统诗教的批判，将"征圣宗经"的体制内的批判，升华为"超脱古范，直抒所信"的体制外的批判，将"怨而不怒"的"为力非强"的批判，升华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刚健不挠""雄桀伟美"的批判。由于这一历史性的拓展，《文心雕龙》的研究才具有了现实针对性的远大目标，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进入了现代学术的康庄大道。
赋予《文心雕龙》以如此浓烈的时代新质，赋予《文心雕龙》的研究以如此自觉、如此重大的社会学目标，鲁迅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第一人。
三、对文化比较的现代逻辑方法的开创性吸收和运用
鲁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革命性开拓，还表现在他对文化比较的现代逻辑方法的开创性吸收和运用上。
我国的文学，长期都是在极端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很少接触外来文学的影响。由于"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它的发展必然十分顺利，十分辉煌，也必然埋下固步自封的劣根性。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惟无校雠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1919.鲁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将它汇入整个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体认，置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总过程中加以把握。具而言之，就是运用文化比较的方法，以近代西方文学作为参照系，重新对我国的传统文学进行审视，找出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和各自特色，从中吸取时代新质和方法资源，促进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化和中华文化的复兴。鲁迅所进行的文化比较，也别开生面地运用在对《文心雕龙》的现代化研究中。
鲁迅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对文学比较的吸收，首先表现在他对文学比较观念的理论体认和鲜明标举上。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第一次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文学比较的主张："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2020他所著述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就是这一主张的完整表述和鲜明标举。由于这一体认和标举，中国的文学与文论才获得了一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广阔视野，也获得了一种通过比较把握事物本质的逻辑方法。这种具有现代新质的文化精神和逻辑方法，是中国文学实现现代转型的文化前提，也是传统《文心雕龙》研究向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转型的工具保证。
鲁迅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对文学比较方法的吸收，也反映在他的具有开创意义和示范意义的文学评论上。这一历史性的实践，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东西诗力的比较。这种跨文化的比较，被鲁迅放置在以摩罗诗派为代表的西方诗力和以屈原为代表的东方诗力之间进行。通过这一比较，鲁迅不仅找出了二者之间的力度差异，也找到了产生这种力度差异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封建礼教和封建诗教的长期拘囿。这一深层的揭示，也就是对中国现代诗力建设的战斗方向和价值取向的明确标定。
鲁迅所标定的这一具有鲜明民主主义色彩的战斗方向和价值取向，实际也就是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战斗方向和价值取向。这是因为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鲁迅在摩罗诗力与屈原诗力之间所进行的平行比较，实际就是对以"风骨"为核心理念的《文心》理论和以"冲突"为核心理念的《诗学》理论的间接比较。由于这一比较，积淀于"风骨"论中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历史根由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推动人们走出历史的瓶颈，在反封建的总目标下进行现代文心的建设，将传统的"风骨"之力的美学目标，改造成为具有现代民主主义新质的美学目标。
二是对东方文心和西方诗学的比较。鲁迅的平行研究不仅善于揭示东西文论的各自之异，也善于发现二者的普遍和共同之处。这就是他对《文心雕龙》与亚里斯多德《诗学》所作的美学比较：
篇章遂富，评骘既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2121
这一论断是极其精当的。鲁迅将刘氏与亚氏置于同等的历史地位，不仅由于他们都代表了各自民族美学理论的最高成就，而且都代表了各自民族文化精神中最光辉、最有力量的一个方面--突破常规、解放思想。关于这点，鲁迅在《诗歌之敌》中做出了鲜明的阐述。该文说，亚氏的老师柏拉图是"反诗歌党的大将",无独有偶，"和我国古今的道学先生的意见，相差似乎无几".又说："他的高足弟子亚里斯多德做了一部《诗学》，就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2222显然，鲁迅之所以推崇亚氏《诗学》，除了美学的原因之外，也与它追求解放的精神品格密不可分。
《文心雕龙》中，也具有同样的精神品格。在刘勰的时代里，文学刚刚从汉代经学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走上了"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心雕龙》就是这一"自觉"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一"自觉"时代的美学纲领和文化纲领。刘勰所标举的"自然之道",实际就是对"文以载道"说的异化和突破。这种敢于突破常规的精神，正是《文心》与《诗学》所同具的最可宝贵的精神。鲁迅对二者的并举，实际也就是对"为奴的文艺"与"经学的附庸"的鄙薄，对敢于批判封建文化传统的"叛经离道"的独立自由文学的"推介"和向往2323,对阻挠思想解放的道学腐儒的轻蔑。通过这一跨文化的比较，将东西文化中最光辉的东西，也将自己思想中最光辉的东西，充分地凸现出来。
鲁迅的这种跨文化的大视野比较，不仅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第一次，也是中西美学比较和中西文化比较中的第一次。它极大地提高了《文心雕龙》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也极大地扩充了《文心雕龙》研究的视野。它赋予了《文心雕龙》研究以世界性的眼光，也赋予了世界以中华美学的强大震撼。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置于同一的坐标系中进行比较，既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美学，也有利于中国了解世界美学，极大地缩短了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心理距离与学术距离。
以上三大贡献，无一不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独创，无一不是历史的丰碑，鲁迅是20世纪《文心雕龙》激进性飞跃的奠基者与引路人。
注释
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2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
3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页。
4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5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6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7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8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8页。
9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页。
10参见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71页。
11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12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13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页。
14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页。
15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16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17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1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19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5页。
20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页。
2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记一篇》，《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22鲁迅：《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23贾丽萍：《鲁迅的〈何典〉推介：文学广告和广告文学》，《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7期。
文献来源：刘业超。鲁迅与《文心雕龙》研究[J].东方论坛，2021（05）：90-96.
鲁迅作品论文范文第二篇：鲁迅杂文的设问途径分析
作者：朱惠明
作者单位：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摘要：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中的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白话文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鲁迅先生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章，内容涉及到小说、散文、杂文等。其中杂文内容丰富、颇具时代性特征，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设问是鲁迅杂文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语句形式，鲁迅通过各种设问的方式将隐藏在其中的一种预设或作者内心所想、自身的态度表现出来。文章将以设问的含义作为出发点，重点围绕鲁迅杂文的设问途径展开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鲁迅杂文；设问；途径；分析；
设问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其作用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作者的主观想法。通常情况下，设问的主要方式是"自问自答",即作者通过自己提问自己回答的方式达到强调答案的写作目标。在鲁迅所创作的诸多杂文作品中，使用的设问句数量十分多，这些杂文中的设问主要可以分为特指类、是非类、选择类三种不同的形式，下面将围绕这三种形式展开分析。
一。鲁迅杂文中特指类设问途径分析
特指类设问的特点在于将疑问词作为形式的标记，而在回答过程中需要将疑问代词所指代的词语作为重点进行回答。当作者想让对方围绕某一问题展开解释或回答时就可以采用特指类设问的方式进行提问。在鲁迅的诸多杂文中，特指类设问可以分为"何"、"谁"、"怎"、"为什么"等部分。
"何"在鲁迅杂文中经常出现，往往充当主语或谓语，其含义大多可以解释为"什么""为什么"、"什么地方"等。充当不同的语法结构时，其含义或使用方法也有所差异。
首先是"何"做主语，其本身与谓语动词之间形成"何谓"的句式，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提出问题后，作者可以通过阅读下文找到问题的答案。比如《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写道："何谓如此……"先提出设问后，再从后文可以看出"简单的说，便只是……罢了".这句话中的"何"就充当主语。第二种方式是做谓语，在句中有"是什么"或者"为什么"的意思，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一问一答的效果。比如在《补白》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这句话中的"何"具有"是么"的含义。
"谁"是疑问代词中的一种，不论在文言文还是在白话文中都能看到，在鲁迅散文中，"谁"的含义有哪个的意思，通常可以分为"孰"和"谁"两种。其中"孰"在鲁迅杂文中经常表示人，在句中做主语和宾语，常被用于反问句之中。比如《科学史教篇》中就有"将孰谓之不伟欤"的语句。而"谁"则会出现单用和多用两种形式。其中"谁"单用时经常可以当做主语、宾语，而多用时，则经常会与助动词组合，在鲁迅杂文中经常会以"谁能"、"谁肯"、"谁敢"等方式出现。
"怎"在杂文中充当疑问副词，常用语疑问句之中，主要是对句中谓语部分进行提问所用，在反问中则更多的表示一种否定的含义，通过否定谓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怎"也具有询问原因的含义。"怎"在杂文中可以单用，同样也可以通过转换为语素的方式变成疑问副词，形成"怎么"、"怎么办"、"怎么样"等词语。在"怎"的单用方面，可以用于如下几种形式。第一种是疑问代词怎相当于怎么，在句中充当状语，具有不、没、不能等含义。比如"怎不造出相当大文艺来呢？"这句话中的"怎"就有"怎么"、"为什么"的含义。第二，是将"怎能"、"怎么能"等词语运用到反问句之中，从而表示出一种否定的含义，通常可以解释为"不能"、"不会"等含义。比如在《我之节烈观》中就有："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在这句话中的"怎能"就有"不能"的意思，其语句可以概括为"肯定会让人感到寒心的".
从上述关于鲁迅杂文的特指类设问的方式中可以看出，鲁迅杂文的特指类设问涉及到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其中又以何、谁、什么几种为主。在表达效果上看，鲁迅杂文的特指类设问主要与分为自问自答以及问而不答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中自问自答是指通过提问并回答的方式实现设问的过程，而问而不答则是仅仅提问但不用在文章中回答。尽管这两种设问方式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论作者如何提问，作者本身在句中的态度都是十分清晰的，且问题的答案也能很轻松的从文章中领悟出来。在整段的陈述语句中使用设问的修辞手法能让段落语句变得更加富有节奏感，从而给读者留出更多的思考实践。而在陈述句中使用问句的语调则能更好的凸出焦点，从而达到提醒读者的意思。另外，特指类设问还具有一种承上启下下的作用，有助于更好的提出话题，让文章上下文的衔接变得更加流畅，逻辑变得更加严谨。
二。鲁迅杂文中是非类设问途径分析
是非类是鲁迅杂文中的第二种设问方式，其含义是指对整个命题进行提问，希望得到对方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而提出的问题。这种设问方式与陈述句的语法结构较为相似，需要读者通过语调或者语气词语进行判断，因此要求读者必须结合上下文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这类设问的方式。是非类设问可以分为无形式标记设问、以语气词标记设问和以否定词标记设问几种形式。
第一是无形式标记的是非类设问，这种设问语句中没有明显形式的标记，在口语中经常可以使用语调的方式对其进行表示，而在文学作品中则通常使用问号的方式进行识别。无形式类设问可以不使用任何疑问词语，因此对前文的依赖性极强，读者必须在理解前后文的语句大意后才能更加深入的回答出问题的答案。在鲁迅的众多杂文中，这种类型的设问数量并不多，如《滑稽理解》中提到："那么，在中国，只能寻得滑稽文章了？却又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鲁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即使在中国也很难找到一些真正滑稽的文章",但这一含义却无法直接从语句中感受到。
第二类是以语气词标记的是非类设问。这类设问句的语气词一般位于句子的末尾，且使用语气词的必要性并不是很大，去掉这些语气词后整个句子的含义依然较为完整。在鲁迅杂文中出现的一些以语气词标记的是非设问主要有"么"、"吗"、"乎"几种，其使用方式与特指类相同，可单独使用，亦可以与其它参与共同使用。以么为例，这一词语本身具就是一个否定词，在白话文中转换为一种虚词，在鲁迅杂文中使用么作为是非类设问的语句数量较多。如《编完写起》中写道："认为无须自杀么？"这句话中的"么"删除后整句话的含义依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同时，整个语句也具有一定的判断性的含义，通过是非的方式对设问进行判断，提升读者对语句的整体把握程度。
第三是以否定词标记的是非设问，这类设问属于一种较为特殊的设问方式，往往是针对设问的观点进行主观反驳的，在鲁迅杂文中，这类设问具有本该如此却没有达到这种效果的含义。这类设问经常使用不、不是、没有等词语展开提问。比如在不的使用过程中，通常使用不……么、不……就等结构展开写作。比如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提到："耶稣不就说过'你们反省著'吗？"在这句话中，"不"等同于"不是",语句中出现了双重否定的局面，从而向观众表达出一种肯定的语句效果。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双重否定表肯定的方式进一步加深读者对文章的印象，提升读者对文章的理解程度。
三。鲁迅杂文中选择类设问途径分析
选择类设问是鲁迅杂文中的第三种设问方式，这类设问方式本身的机构具有一定的复合性，往往需要作者提供两个或多个备选的方案供读者选择，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范围，并以此帮助读者更好地确定选择方案。选择设问往往会通过复句的方式呈现在杂文之中，并使用连词、标点等方式对段落进行连接。在鲁迅杂文中，这类设问主要可以分为两项并列、三项并列、四项并列三种形式。其中两项并列通常使用"……抑……也"、"……乎，抑……乎"等形式，句子与句子之间具有一定的转折性的含义。三项并列通常有"……，……，还是……呢？"以及"是……，是……，是……么？"三种形式。比如"是冷笑，是恶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在这句话中，不论是冷笑、恶笑还是嘻笑都不是最终的答案，但三个词语之间的关系却是平行的，整个语句就是对这三个词语的全盘否定，而作者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更好地强调自己的观点。
总之，在文章中，当作者想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深入描述时往往会采用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从而达到这一目标。正确、合理的使用设问不仅能让文章的重点变得更加突出，而且还能让文章的结构变得更加清晰和紧凑。大量的使用设问是鲁迅杂文作品中最鲜明的一个特点，鲁迅杂文中通过设问的方式将一种含蓄委婉而又不失力量的语言魅力表现出来，从而很好地将作者以笔为刀、冲锋陷阵的艺术魅力体现在其中，很好地将当时社会的情境体现在杂文之中。在鲁迅创作的杂文中，读者可以看到很多设问句在文章之中，只有理解这些设问的表达及组合方式才能更好的理解全文的含义。对于鲁迅杂文中设问的作用来说，鲁迅使用这些设问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自己的观点，通过使用各种设问的修辞手法将自己的观点清晰地表达出来，提升读者对语句的理解程度。第二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文章的阅读分量，通过增加各种设问的方式来让文章的阅读分量变得更重，进而提升读者的阅读理解程度。
参考文献
[1]庞静。鲁迅小说中的杂文笔法探讨[J].今古文创，2020（31）：30-31.
[2]赵顺宏。鲁迅杂文文体及审美属性的再认识[J]浙江学刊，2020（03）：182-193.
文献来源：朱惠明.鲁迅杂文的设问途径分析[J].文学教育(上),2021(09):4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