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朱天文电影文学创作的母题书写与本土关注
通常来讲，电影剧本首先属于电影文学范畴，然后属于文学大范畴。它实用性很强，在创作上需紧紧服从电影拍摄和生产的需要。不过，在电影诞生之初并没有严格的“剧本”概念，当时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的短篇《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在拍摄前后均没有使用和留下成文的“剧本”.直到20世纪20年代，电影剧本才真正诞生，并由德国首次出版。中国首个较为完整的电影剧本《申屠氏》亦在此时出现，由洪深所作，发表于《东方杂志》。
电影剧本在为电影拍摄服务的前提下，有自己的组成要素、写作规范、戏剧结构、逻辑思维和美学特征等，其优良与否，直接影响着电影拍摄是否流畅和成功，故关于其撰写的编剧工作愈来愈受到导演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不少台港澳及海外名家如严歌苓、白先勇、朱天文、黄春明等纷纷投入电影剧本创作，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至90年代，大陆作家也对影视剧本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以王朔、刘恒、刘震云等为首渐掀起了作家创作剧本的风潮。此风潮引来了各方不同态度的评议，有学者认为，剧本和小说在广泛意义上同属于文学，故小说创作的经验习惯将成为优质剧本产生的基础，“作家编剧”取得的优异成绩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也有学者持激烈抨击态度，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影视剧本在创作上规范严格，既要符合导演的想法，又要顺应市场化要求，这无不会限制作家的发挥。如此枷锁下的文字表达，是否还能代表作家本人的意愿，甚至是否属于文学范畴，都难逃质疑。他提出：“生活确实是一个障碍，但他为什么不在上午写他自己真正要写的作品，下午、晚上写剧本？”①对此，台湾“作家编剧”朱天文恰好有句回驳的话：“我用剧本来养我的小说。”②以此表达了自己进行电影剧本创作时有着和小说相同的文学态度与追求。
1983年朱天文踏入电影界以来，创作了大量与电影有关的文字，其中包括电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拍摄记录和杂感、电影评述等等。同时，在与侯孝贤的愉快合作中，其参与创作的众多影片也屡屡成为国内外电影节的宠儿。1983年《小毕的故事》率先拿下第二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1985年《童年往事》大获成功，将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美国夏威夷国际影展“评审团”特别奖、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收入囊中；《冬冬的假期》也同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和法国南特影展“最佳影片奖”等；《风柜来的人》亦表现不俗，一举斩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尼罗河的女儿》得到了意大利都灵影展的青睐，拿下“评审团特别奖”;《悲情城市》更是成为首个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狮奖”的中国影片；《戏梦人生》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好男好女》获第三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夏威夷国际影展“最佳影片奖”等。
如此众多奖项的获得与朱天文的编剧风格和才华有密切关系。首先她确实在电影文学剧本创作时保持了本有的文学追求与尊严，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关注和创作态度，与侯孝贤导演保持了良好沟通，而绝不是仅服从于导演意愿和市场要求。另外，编剧身份也为朱天文深度观察和体会台湾提供了新视角。较之前阶段的“闺秀文学”,朱天文的电影小说与剧本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台湾乡土和城市边缘，对不同背景、不同性格和命运下的人物与人性有更为透彻的审视与分析，而不再局限于学校或家庭叙事。由此看来，朱天文电影小说和剧本创作正是她从青春闺阁走向都市批判的转折点，对她后期的都市小说写作也有前导和基础作用，所以极具研究价值。
本文将朱天文电影小说和剧本创作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物分析、母题书写、美学追求和现实批判为研究重点，以此挖掘电影创作在朱天文目前为止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价值，而非探析剧本的写作技巧和流程。
2.1 电影小说与剧本的三种形态
2.1.1 朱氏电影小说创作梳理
1991年，远流出版社将朱天文1982至1987年的六篇电影小说收入《朱天文电影小说集》，其中《小毕的故事》、《风柜来的人》、《安安的假期》、《最想念的季节》为先创作小说后改编为剧本，《童年往事》和《尼罗河女儿》则是在剧本基础上完成的小说。2006年时，朱天文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合作，推出《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一书，将自己的电影人生做了记录式回顾，其中亦包含上面提到的六篇。
《小毕的故事》以邻家女孩儿朱小帆的视角观察并讲述了少年小毕的成长历程。小毕为母亲与一有妇之夫的孩子，后随母改嫁。继父待他并无不好，可因正处青春叛逆期，桀骜不驯的小毕仍与继父冲突不断。自责悲痛的母亲为此自杀，终换来小毕的觉醒，为他完成了一次人生中悲壮的成长洗礼。后小毕考上军校，人生步入正轨，犹获新生，与继父也相处融洽，过着安宁平淡的日子。
《风柜来的人》讲述的是家住风柜小镇的阿清高中毕业后终日无所事事，与当地社团发生冲突后决意离开家乡，与伙伴儿来到大城市高雄闯荡，见识了外面世界的新鲜与繁华，也体会到了处于都市边缘的无聊、压抑甚至残酷。历经了青春期的躁动和迷茫，终决定回归风柜，试图寻找新的生存意义。受沈从文的影响，朱天文在展现人物青春期躁动不安的状态时，亦将笔触放得十分淡然，悠远，带有散文化风格。
《安安的假期》讲述的是安安和妹妹因母亲怀孕待产，被送到乡下外公家度暑假的所见所闻。以懵懂的儿童视角展示了成人世界的亲情、温情与无情。
外公虽有救死扶伤的仁心，却不能解决疯女人寒子遇到的困境，甚至不能化解与儿子的矛盾与隔阂。电影拍摄时“为了朗朗上口而把安安易为冬冬。”①《最想念的季节》讲述了毕宝亮与廖香妹合约假结婚的故事。廖香妹恋上有妇之夫，怀孕后为赋予腹中子一个名义姓氏而寻求假结婚之人，阴差阳错与毕宝亮结识。小说以毕宝亮的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了二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磕磕碰碰的相处和日久而生的情愫，充满怜惜和温情之意，为轻喜剧风格。
《童年往事》以阿孝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将考学、打架、家人去世、伙伴离散等事件串联起来，以此显示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失去和获得，那些懵懂童年和叛逆少年的时光，无论迷茫还是欣喜，都终成为阵阵往事。
《尼罗河女儿》的主人公林晓阳叛逆而孤独，并时常幻想自己是有着自然卷头发的凯罗尔，被诅咒带回三千年前的古埃及，奔走于古埃及和现实之间，并在奔走和转换中渐渐迷失。小说也通过大哥和母亲的去世，小哥的叛逆，父亲的沉默寡言展现了家庭压抑苦闷的氛围。此两篇小说有别于以上四篇，是在电影拍摄后而作，即在电影剧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来。
在朱天文的这六篇电影小说中，“成长”是她反复书写和表达的主题。小毕、阿孝、阿清、林晓阳等都在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历程中经历着类似的迷茫、叛逆、无助、逃离与回归。他们游走在乡村和城市边缘之间，通过旁观或参与成人世界的种种，来寻求希望和自我意义，最后由幼稚懵懂走向成熟。另外，朱天文也以女性视角关注了婚姻中或婚姻外的女性命运。小毕的母亲温柔知礼，待人和气，却因丈夫不经意的一句“重话”而选择自杀，可见其在婚姻关系中敏感、脆弱、无奈的处境和心境。《风柜来的人》中的小杏用青春守护贫穷的男友，却连一段安稳相知的日子都得不到，只好堕胎远走。《安安的假期》和《尼罗河女儿》更为关注家庭中的伦理冲突。而《童年往事》在成长主题之外，也通过祖母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探讨了台湾历史身份问题。这些内容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论述。
2.1.2 小说改编与原创的电影剧本
2.1.2.1 改编自创小说，保留散文风格
朱天文电影剧本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对自创小说的改编，其中《小毕的故事》、《风柜来的人》、《安安的假期》、《最想念的季节》四篇较有代表性。
“把文学文本改编成视觉文本，就不仅仅是媒介传达方式的转换，简单地由语言符号转换成镜头画面，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传达媒介、物化手段等全方位的艺术再创造。”①不过，对于朱天文此类小说的改编，由于是自己的原着，改编起来相对得心应手些。而且，朱天文的改编其实很有限，只是在艺术形式上做了从小说到电影剧本的转换，而其本有的故事梗概、人物设定、主题表达和基调都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了保留。甚至其散文化的书写风格也颇得侯孝贤的认可，“我自己编剧编久了，很机械化……朱天文比较清新，你看她这种句子‘榻榻米的小厅，斜阳来到这里也觉得是另一个年代的阳光'.给我一种很不同的想象。”②所以清新的散文化风格也成为朱氏剧本的一大亮点和标志。因本论文的研究重点侧重于内容和主题，而非形式与技巧，故将上述四篇作品放在电影小说范畴内研究。
2.1.2.2 改编他人小说，二度艺术创作
朱天文也改编过朱天心、七等生等人的小说，《青梅竹马》、《小爸爸的天空》、《结婚》等电影剧本便属于此种类型。《青梅竹马》的导演是杨德昌，朱天文为编剧之一。此部影片展现了台湾经济起飞后，都市人生活的变迁。城市愈来愈繁华和喧闹，人却渐趋渺小，无法寻得存在感和安全感。虽然此次改编为群体创作，朱天文仍作用突显，“朱天文也用朴实的叙事笔调和绵密的细节描写弥补了杨德昌影片在人物和空间安排上很强的设计性，使之更加真实，也更加生活化。”①朱天心的小说作品《天凉好个秋》被朱天文改编后定名为《小爸爸的天空》，剧本中父亲形象依旧是带着浓厚专制军阀气的大陆来台军官，而家庭中的女性，不论母亲和女儿，都几乎没有话语权，甚至处在家庭暴力中都无法自救。影片立足女性立场，为受到家庭迫害的女性发声，试图引起大众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好男好女》本是蒋碧玉、兰博州的作品，朱天文与二者一起对其进行了改编，运用了戏中戏的结构方式，展现了不同时空中女性的处境和命运。1990年代，女演员梁静正在进行电影《好男好女》的彩排，而她自己的生活状态十分混乱。1980年代的台北，梁静与阿威相恋，阿威后因黑社会仇杀丧命。回到1950年代左右，讲述的是梁静所扮演的蒋碧玉和其夫钟浩东的抗战故事。影片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中，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的史实，借以控诉国民党政府的残暴行为，同时展现了女性在不同年代的历史地位，无奈与悲凉之感浓厚。
《海上花》的原着小说是《海上花列传》，为韩子云的吴语作品，其白话文版由张爱玲所译。《海上花列传》文本较长，分为“花开”、“花落”两册。
因是长篇小说的改编，受时长限制，人物和情节上如何取舍十分关键。朱天文在改编时，将王莲生与赵蕙贞和沈晓红的情感纠葛作为影片主线，再配以几对次要人物辅助，展现了上海英租界妓院中男女在情爱、金钱和权力中的纠葛，以“上海妓女”为窗口展现了苍凉的世纪末美学。除此之外，朱天文还参与了《聂隐娘》、《红气球之旅》等影片的改编。
在此类改编过程中，她并未完全遵从原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设定，而是做了大幅度剪裁。一些故事被抛到了画外，有些人物也被舍去，她结合自己的理解和艺术追求，对其进行了二度艺术创作。这类电影剧本，原着是他人，电影呈现上是导演，编剧又多为群体，朱天文的身份略显尴尬，影响力和话语权相对有限。
虽然这些影片不乏良作，拿过不少奖项，也通过了市场的检验，但鉴于朱天文的主导权并不大，若当作朱天文作品研究，有扩大范畴之嫌，故暂不作为其重点电影剧本研究讨论。
2.1.2.3 原创，做侯孝贤导演的“空谷回音”
朱天文电影剧本中的另外一种形态便是原创。也就是先与导演沟通，充分了解其拍摄意图和期待风格，然后下笔成文。“电影的发动者是导演，如果脑子可以分成几千层，写剧本只会动到最上层的波浪，是被动的反应者，作为导演的空谷回音。”
虽然朱天文在这里谈及了被动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她必须迅速领悟导演的创作意图和框架构思，选择最佳的艺术表现角度和细节，塑造出最丰满的人物形象，确立最典型并适合拍摄的场合与事件，从而提供具有最高拍摄价值的完整剧本。这整个过程都会渗透进她自己对所选题材和主题的理解与认知，并以自己的美学追求为基石。所以“当空谷回音没那么容易，因为你频率要一样你才能回得了。尤其是你在这种讨论的时候，你常自问自答，深入到一种思考状态当中，频率要一样，否则就构成一种干扰。”②这里的“频率”便是与导演的默契和共同的艺术认知。剧本《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最好的时光》等都是“空谷回音”式的产物。
《恋恋风尘》取材于台湾作家、编剧吴念真的个人经历。阿远与阿云青梅竹马，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一起去大都市打工。他们如蝼蚁般蜷缩在城市边缘，忍受老板的苛待，生病也舍不得花钱医治，彼此慰藉，互相取暖。后阿远去金门当兵，未归来时便得知阿云已嫁作他人妇，因距离和现实的隔阂，有情人未得眷属。阿远在初恋夭折和服兵役的经历中完成了自我成长，后回归家园。
这虽是让人心生悲凉的故事，但在朱天文温情的文字中，几乎没有明显的戏剧冲突，满溢着平淡之感。他们在恶劣的处境下恋爱亦没有大悲大喜，阿云后所嫁之人也并非富贵显要，不过一普通的邮递员。整个剧本在淡淡的忧伤中结束，犹如抒情散文一般。
结合侯孝贤的拍摄意图，朱天文在80年代后期文风有所改变，转向了较为深沉和现实的社会批判，“悲情三部曲”之首《悲情城市》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此剧本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大家庭的变迁和家中四兄弟的悲惨遭遇，直面黑暗扭曲的政治，以引起公众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林家为生意家族，与政治并无甚大关系，却因时代使然而遭遇悲剧。
最后四子或失踪或疯癫，家族随之衰落。剧本时间为1945年至1949年，即日本投降和国民党迁入台湾之间，台湾被各方势力争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故在沉默中爆发了“二·二八”事件。不过，剧本看上去与政治关系很深，其实不然，朱天文的关注始终是特殊历史环境中人物的生存状态。正如朱双一在《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新人文主义倾向》中所说的“即使是这些剧本创作，也一脉相承地保持着朱天文早期创作的某些特征和倾向。其中最明显的，即是对’人‘的兴趣远甚于对政治和历史的兴趣。”①《咖啡时光》被誉为“21世纪的东京故事”,是向小津安二郎的致敬之作。
拍摄之前，为了让侯孝贤加深对日本现代性的了解，朱天文特意向他推荐了《东京人》、《可爱日本人》等作品。后来侯孝贤成功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和视角拍出了相对地道的日本影片，以日常生活中的女性为表现对象，重新解读了都市的现代性。
《千禧曼波》以城市为主要叙事空间，展现了在灯红酒绿和车流人海中，台北都市年轻人的感情和生活困境。朱天文以名字为整个剧本的线索，分别以“名字的未来式”、“名字的进行式”、“名字的现在”、“名字的异想空间”等入口来寻找“蔷薇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谜面”②的谜底，其实也可看作寻找喧哗都市的情感出口。
《最好的时光》由三段发生在不同年代的故事构成。1966年高雄撞球室里青年和记分员少女的青涩爱恋，1911年台湾大稻埕，动荡年代里青楼艺妓和年轻诗人的惺惺相惜，2005年天生“残疾”、怪诞夸张的年轻人不断寻求肉体刺激而表露出来的精神荒芜。作者用“恋爱梦”、“自由梦”、“青春梦”为三段故事的主题，表现了不同年代中人们的精神荒芜和困惑。
虽朱天文谦虚地称自己为侯孝贤的“空谷回音”,有意消解自己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但“空谷回音”若能传响尚需相同的频率，换言之，朱天文的艺术表达与侯孝贤保持着高度一致，使其能在剧本语言艺术和影片立体艺术中找到平衡与共识，从而保证优秀电影剧本和影视的呈现，所以直接体现了朱天文的文学表达和本土关注，对研究朱天文电影文学创作亦是重要的文本支持。
2.2 形象独特的人物系列
2.2.1 处在成长迷失与叛逆中的少年
“成长”带有开始、启蒙、传授、指引等意味，也被称作“涉世”.“涉世是一种存在的危机或者生命中一系列的遭遇。差不多经常是令人痛苦的，伴随着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获取关于他自身、关于罪恶的本性或关于世界的有价值的知识的经历。”①朱天文在其电影小说和剧本创作中用日常化的平缓文字书写了这激烈的获取方式。她笔下的少年们厌恶学校和家庭的既成环境，与父亲关系微妙，对繁华都市有虔诚的向往，终日里精力旺盛又躁动不安。
《小毕的故事》中小毕“学抽烟，跟人打架，和不良少年一直纠缠不清”②任由迷失在心中疯长，尚没有人生目标和追求自我价值的意识。但其内心对自己私生子的身份却极其敏感，所以他终日在“外头野荡”,甚少与家人正面交流。当他偷学费被继父惩罚时，也拒绝解释沟通，不吭一声，被打时才有一句话“你打我，你不是我爸爸你打我！”③中国家长教育孩子，动辄棍棒本是常事，而且事出有因，继父的行为在常理之中。只因小毕有心结，敏感脆弱，才引起激烈的矛盾冲突，并导致了毕妈妈心痛自杀。除青春期自带的叛逆迷茫外，小毕人生中“父亲”角色一直处于缺席状态。亲父不见踪影，继父与他只有家庭法律关系，而无真正的父子亲情关系，并未在其成长过程中给予男人成长的正确示范和指正，这导致了小毕在家庭关系中的自卑和自闭，青春有多躁动，它的反面就有多孤独。
《童年往事》是朱天文以侯孝贤的成长经历为对象而撰写的，拍成电影后，其开端旁白为“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可见剧本和电影对父亲形象塑造的重视。父亲是读书人，在政府部门任职，常年劳累，身体欠佳，得肺病以后更是故意避开孩子。故对阿孝来讲，父亲的形象是疏远而陌生的。后父亲去世，始上中学的阿孝迎来了叛逆期，混帮派，谈朋友，打撞球，砸玻璃等，在青春的过分热血中寻不到未来的路。成长中缺少了父亲角色的陪伴和监护，母亲和祖母都不能代替其地位和作用，这使得阿孝一进入青春期就迷茫无措，又缺少限制，跟着热闹走，做无意义的事。
《尼罗河女儿》中主人公林晓阳和小哥都处在成长迷失中。他们的父亲木讷寡言，工作上不懂人情变通，亲情上不擅长表达和沟通，自己儿子和妻子去世时也无激烈的情感表现，缺乏沟通致使代沟加深，亲情淡漠。林晓阳沉溺于时空交错中无法自拔，小哥混社会学偷盗，都没有引起父亲的关注和纠正。在儿女的生命中，父亲这个人物虽在，但其作用是缺失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林晓阳等不只是都市的孤儿，而首先是“家庭的孤儿”.
《恋恋风尘》中的阿远在成长与闯荡中就十分渴望与父亲交流以得到人生的指正。剧本在序场阿远出现时着重描写了他的手表，那是父亲送给阿远考试用的，即便不合适，阿远依旧用心戴着，十分珍惜。当他在城市边缘忍受侮辱时，阿云捎来一只父亲送的新表，阿远泪如雨下，“在这只父亲送给他的新表的面前，在他的朋友和阿云的面前，一切已得到了抚慰与解脱。”①可见，阿远对于父亲和家庭温暖的看重。阿远去当兵前的最后一顿晚饭，与父亲相对而坐。
此时正应是父子交流谈心，父亲做些叮咛的时候，只因平常疏于沟通，导致气氛尴尬，后父亲索性借着打牌的由头狼狈逃出。所以，阿远对来自父亲角色的教育十分渴望，只是矿工身份的父亲沉默寡言，未看到孩子成长中的这一被陪伴需要。这样父亲角色缺失的家庭环境，也使得阿远对未来更加迷茫。
《风柜来的人》中阿清经常回忆童年时期父亲给全家买礼物，一家人欢乐的神情和时光，可看出亲情在他心里的分量。另外，父亲年轻时打蛇的勇猛形象亦已深扎在他脑海。于童年的他而言，“父亲”这一角色是温暖、勇猛、安全的象征。后来父亲被棒球打到太阳穴卧病，成为“静默的剪影”,也暗示着“父亲”角色在阿清人生精神层面上的退出，致使压抑而迷茫的他有更迫切的逃离渴望。
孩子童年时对父母角色的认知中，母亲的意义更为突显，主要表现为生活上的照顾。而少年时，父亲精神指引和限制的作用逐渐强化。因在传统意义上，父亲是家庭的支撑，其话语权也最大化。青少年因叛逆产生逃离家庭心理时，实质上是想逃离父亲。而一旦缺少了父亲的陪伴，孩子内心会缺乏安全感，容易陷入迷茫躁动、不知所措之中，小毕、阿孝、林晓阳和小哥等人物形象都属这类情况。
2.2.2 受到婚姻束缚的青年女性
朱天文作为女性作家，从女性视角出发，探讨了女性和婚姻的关系，塑造了被婚姻捆缚、向往婚姻而不得和跳出婚姻束缚三类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女性形象。
《小毕的故事》中的毕妈妈一生都处在婚姻的捆缚中。她爱上工厂领班而怀有身孕，但因男方有家室，不能给她婚姻的承诺。所以，年轻的毕妈妈是被婚姻拒绝的，或者从伦理道德方面看，她亦被婚姻鄙视和羞辱，这也是她曾割腕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毕伯伯结合后也并不怎么与邻居来往，只安静做自己的事。由此可见，在这段婚姻关系中，毕妈妈虽心底有些感激，但整个人物几乎没有生命活力，只是为了孩子安安静静活着而已，也没有相应的婚姻安全感。正是这些因素，使她在小毕和继父的一次普通冲突中，便决绝地自杀了。
从被婚姻拒绝，带着私生子不得不依附另一段婚姻，到因婚姻和家庭关系没有安全和归属感而自杀，足见毕妈妈在婚姻捆缚中的挣扎和无奈。《最想念的季节》中的廖香妹同是未婚先孕，被婚姻拒绝，不得不以契约假结婚的方式给予腹中孩子一个名义上的姓氏。虽这篇小说整体上诙谐幽默，有不少插科打诨的桥段，属轻喜剧类型。但故事的起因是婚姻，若没有世俗中的婚姻捆缚，廖香妹完全可自己生养孩子，便没有了后续故事，小说实是用轻松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严肃悲凉的社会话题。
《风柜来的人》中的小杏则属于向往婚姻而不得的一类。小杏守着男友锦和，一起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住拥挤的房子，在工厂做杂工。而锦和一心要做大生意，并无结婚打算。后小杏怀孕，因男友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负责，所以只好自己偷偷去医院堕胎。到最后，他们分手，她很家常地送走了男友。从始至终，小杏都没有踏入婚姻，但执着于一件向往的事不能自拔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束缚。小杏生活在城市的边缘，环境上没有安全感，感情上没有归属感，最后一个人默默离去，被婚姻彻底推远。
到了《咖啡时光》女性与婚姻的关系才有了现代性的呈现。主人公阳子亦是未婚先孕，但其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即便感受到了亲人的压力，也没有奉子成婚的打算，而愿意独自承担腹中孩子。她在面对婚姻时，没有将未婚先孕当作一个不利条件和负担，而仍最看重感觉和感情的发生与发展。所以，现代女性比较独立，不会因孩子对婚姻妥协，这是思想意识上的进步。
综上所述，这四位女子都遭遇了未婚先孕问题，而她们对婚姻的选择和态度却明显不同。毕妈妈对婚姻的依赖性最强，也最缺乏安全感，行为表现上便较为极端。廖香妹虽在世俗压力下不得不找人合约结婚，但她并没有太多精神上的负担，生活一直以轻喜剧的形式继续。小杏虽曾十分向往婚姻，但最后也能做到放手远走。阳子的现代性最强，敢于独自承担孩子，对婚姻不做任何妥协。朱天文以细腻的笔法展现了不同时代和背景下的女性与婚姻关系，对比之中具有较高的社会伦理价值。
2.2.3 游荡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边缘人
朱天文的电影小说和剧本创作对从乡村走出，在城市边缘生活的人物尤为关注，代表作为《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
阿清厌烦了沉闷的风柜生活，抱着对繁华都市的憧憬来到高雄，随阿荣投靠其姐姐美惠。这才知道回家时十分风光的美惠，其实住在墙壁单薄、纷纷嘈嘈的半旧公寓里，吃速食面充饥，想不到的落魄荒凉。在家无所事事，不被理解的他们，到了城市里仍然没有任何目标，认识些同样徘徊着的人，一起喝酒、打架或者游荡。因为不能融入这里的生活，没有任何归属感，对小杏的暗恋也不了了之，阿清选择回到风柜，完成了对乡村的精神回归。
《恋恋风尘》中，阿远和阿云来到城市里，想靠自己的劳动过上好生活，却没想到在城市边缘里处处都举步维艰。阿远在印刷厂做事，还要给老板的儿子送便当，甚至帮洗秽衣秽裤。送饭时出了差错，直接被老板娘抽耳光，生病舍不得去医院，只好抗着。换工作后，又丢了车子和建材，需赔偿近一万多元。
阿云在自助餐打工，被客人调戏，被老板骂，都报以微笑，从不生气或者反击。
“巷子中，是两个在都市边缘里无能为力的小孩。”
①身处这城市边缘，日子不只艰难，常被剥夺尊严，身心都是难熬，便会想到逃离。“阿远灰心透了。想走得远远，远远的，离开阿云，离开人们，离开这个拥塞的城市。”
②所以阿远在当兵之后，还是放弃了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回归到乡村，“是的，人世风尘虽恶，毕竟无法绝尘而去，最爱的，最忧烦的，最苦的，因为都在这里了。”
③20世纪 60 至 70 年代，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大批乡村中的年轻人来到台北、高雄等大城市，怀抱着绚烂的都市梦，憧憬着能遇到良机，从此飞黄腾达，在都市中有一席之地。可残酷的现实惊醒了美梦，无论如何卖力做工，阿远等都只能混迹于城市边缘，无法成为真正的都市人。所以在都市中突围失败的他们大多选择了向乡村回归。都市的物欲横流与乡村的恬淡自得成为《风柜来的人》等作品的二元对立主题，在朱天文笔下，都市残酷而丑陋，没有温度，人已变得利益化，乡村则淡然美好，人性淳朴，体现了她的都市批判意识。
2.2.4 默默相守的爱恋中人
爱情题材向来是小说家的最爱，朱天文的电影小说和剧本虽然以人生意义的探寻和都市批判为主，但仍不失对不同人物爱情的着笔。《小毕的故事》中在小毕成长历程的主线之外，还添加了视角人物朱小帆对小毕青涩的暗恋。
“……于我却是惭痛--小毕，小毕，若以为我也和别人一样看你就错了。”①这是小毕在训导处罚站时，朱小帆的内心独白，可见其已暗生情愫。在葬礼上，朱小帆不明白毕妈妈的死，却因为小毕的脸被叩头时滑落的孝帽遮住了而哭，体现了这暗恋的懵懂和纯洁。多年后相聚时，朱小帆讲述了初识时小毕对她的一次拔刀相助，交代了暗恋的起因，同时象征着暗恋的结束，成长中青涩懵懂的暗恋已随着时光走远。小说中对暗恋的设置，使视角人物朱小帆在讲述中多了些对小毕的理解和体谅，发现了叛逆小毕美好的另一面，丰富了小毕的人物形象。
《恋恋风尘》中最重要的主题便是爱情，小说中选取了两个典型意象来表现。之一是火车站，共在剧本中出现五次。第一次是在序场中，刚结束期末考的他们坐火车回家。阿云因数学考得太差而哭，阿远为她背着米袋，揭示了二者青梅竹马的关系。第二次在火车站，是阿远来接初次来到大城市打工的阿云，从此他们开始了城市边缘的相守，在残酷的生活和冷漠的人情中互相慰藉。第三次是阿远回乡时，第四次是阿远要去金门当兵，阿云来火车站送他。苦离别的阿云起身跑开，然后阿远才出票栅门，剧本在这里没有一句对话安排，只通过动作描写表现了二人深深的相恋与难舍难分的心境。第五次是阿远服兵役回来，阿云已嫁作他人妇，他一个人走过充满回忆的火车站。剧本的另外一个恋爱意象是邮票。阿远要去当兵时，阿云花了大笔的钱，准备了一千零九十六个信封和邮票，一一填上自己的地址送给阿远，意在让他每天寄信来。“明年，四除得尽，是闰年，二月多一天。”①阿云正儿八经讲这句话时，让人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纯洁的爱恋和殷切的盼归了。虽然这爱恋最终被距离和现实隔断，但想起那一千零九十六个信封，便没有人会责怪阿云无情。
《最好的时光》中的三段故事都以爱情来展开。20 世纪 60 年代，因联考未被录取而去当兵的青年与撞球室女记分员之间产生了爱恋。青年在梦想中失意，听着来自西方社会的歌曲，属于甲壳虫乐队所代表的“迷茫的一代”,找寻不到未来的方向。秀美则是都市边缘人中的一个，无所归属。他们之间纯真的爱情，恰好给了彼此一些心灵和情感上的慰藉。“自由梦”中，青楼女子被限于封建守旧的社会，年轻诗人则日日为国家现代文明的大事奔走，二者的距离不是一纸赎身约，而更像是被分隔在了两个年代。但他们的爱情却是超越时代的，虽不免悲凉，但也有如平凡夫妻间相处的温情。“青春梦”的基调恰恰相反，它用夸张、荒诞、喧闹等特质对爱情提出质疑。都市中的人们沉溺在现代社会的科技和快节奏生活中，生活方式改变的同时，人被更多现代性的东西禁锢，思考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物质丰富与精神贫困成为普遍的二元悖论。人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氛围下，越来越关注自身感受，关注此在，从而在爱情上显示出只重视自己需求，获得肉体刺激的倾向。爱情本身要求的双方交流，付出和接受之间的体验受到了质疑甚至破坏。
从朱天文电影小说和剧本中侧重表现的人物，成长着的少年、婚姻中的女性、漂泊的都市边缘人来看，她更擅长灰色题材的展现。而在灰色题材压抑、迷茫、残酷、无所归属的感情基调中，默默相守的爱情就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抹暖色。同时在相对扭曲的社会背景下，纯真的爱恋也是一种较为舒展的情感慰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