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阐释
1978至1983年间，与香港新浪潮电影、大陆第五代电影遥相呼应，台湾新电影运动蓬勃兴起，使电影界在艺术创作、美学定位和产业发展上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新导演们试图从主观的个人记忆、客观的静态美学角度切入，以此对台湾的历史、社会、文化做严肃深沉的探讨。台湾新电影秉持写实的美学理念，注重勾画自然朴素、幽静淡雅的整体风貌，避免夸张和强烈的主观导入，就连配乐和音效等细节也尽量做了“去情绪化”处理，力求展现平淡而又真实的台湾社会。
以“闺秀文学”成名的朱天文亦在此时期被侯孝贤导演发掘，于1983年以编剧身份携其首部作品《小毕的故事》进入台湾新电影浪潮。源于过往小说与散文的书写经验，朱天文的电影剧本在抒情上偏于淡泊细腻，重于表现人成长的感性与迷茫，长于发现台湾社会转型期的蜕变与阵痛，与侯孝贤对生活和拍摄细节的要求十分契合。二人先后合作了《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尼罗河的女儿》、《悲情城市》等多部作品，在票房和口碑上均属上佳，其中《悲情城市》于1989年斩获第46届威尼斯国际影展金狮奖，为中国电影首例。
自此，朱天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散文式电影剧本风格成为台湾新电影的标志性编剧。其1982至1987年创作了六篇电影小说，坚持用散文笔调叙说故事，后收录在《朱天文电影小说集》中，2006年又倾情推出《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一书，其中不仅含有电影小说和电影剧本，更详谈其对电影剧本讨论、拍摄、剪接和出片流程的种种感受与见解，为对其电影剧本的创作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1987年朱天文重归小说创作，完成了《炎夏之都》，由早期的乡村关注转为都市书写。探讨了在台湾现代文明极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都市本身、都市人、都市情感、都市价值、都市梦等一系列主题。1990年朱天文完成《世纪末的华丽》，延续探讨了都市主题，被视为其都市特质趋于成熟的代表作，笔调也较之前不同，呈现出明艳的华丽风格，以此突出世纪末的颓废绝望无所之。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将目光投向都市人中的特殊群体--男同性恋者，腐败、苍凉、放逐、边缘之感渐盛，文体上更是打破小说局限，以议论性散文的形式呈现。2007年朱天文在《巫言》中做了更多尝试，大胆“放弃”了小说结构，进入一种没有构思和线索，没有完整叙事的纯自由书写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做了较大密度和“白话”式的调整。
朱天文至今的写作历程大致可分为青春小说、电影小说与剧本、都市小说三个阶段。其中，两岸对其都市小说的评论和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其青春小说有所提及，至于电影小说和剧本的研究几乎空白。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是其小说创作成果丰富，思想深刻，主题深具时代性和话题性，较易引起阅读和研究的注意，说其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活跃于台湾文坛并不夸张。相对来讲，朱天文的电影小说和剧本创作数量较少。虽然朱天文与侯孝贤的文影联姻长达二十年之久，但其辉煌阶段为台湾新电影时期及之后几年，距今已有了时间的距离。
另外，在传统观念中，电影是导演的，导演的话语权一般大于编剧。连朱天文本人也无法完全摆脱这种无奈。“从事电影编剧四年多以来，越来越深切感到，电影永远是导演的，编剧无份……”①似乎是在这种无奈与权衡之下，朱天文重归了小说创作。所以不管是朱天文本人还是研究者都难以重视这“缺乏话语权”的电影文本。
不过，笔者认为，台湾新电影浪潮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小说家介入电影剧本创作，或把有一定影响的小说进行改编拍摄，乃是重要因素之一，朱天文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代表。源于之前的书写经验，朱氏电影小说以散文笔触、细节代入、本土关注等特点在台湾影坛独树一帜。其后期小说创作亦受到电影剧本的影响，比如其电影小说《尼罗河的女儿》正是下一部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的首篇。毋庸置疑，电影剧本创作是朱天文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时间和创作方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大陆对朱天文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但其中几乎没有对朱天文电影剧本完整、系统、专业的论述，多是些零碎章节的评论。如卓慧臻只在其着作《丛<传说>到<巫言>--朱天文的小说世界与台湾文化》的第三章中提到了朱天文与电影的关系，但多是介绍其剧本情节，对主题和艺术风格并未详尽阐释。
复旦大学周斌教授在整理朱天文电影剧本的基础上，发表了《论朱天文的电影剧作》一文，重点指出了其剧作散文化结构和抒情诗传统的特质，同时也分析了朱天文对侯孝贤导演风格的影响。李芳则从叙事视角和叙事倾向切入，在《朱天文电影小说的叙事特征--以<小毕的故事>和<风柜来的人>为例》一文中评析了朱天文剧本的冷静叙事。赵晓霞在其硕士论文《朱天文小说论》上篇第三节中，分析了剧本创作经验对朱天文后期小说创作的影响。陈晓在《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一文中阐述了编剧朱天文与导演侯孝贤共同的艺术追求与美学风格。
检视大陆对朱天文电影剧本的研究可发现，书评、鉴赏类的随机评论比较多，而专业、整体性的研究尚未出现。朱天文的电影剧本创作与改编，不仅在台湾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是其文学生涯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以此为切入点，不仅能考察其电影剧本的自身意义，又能探究朱天文电影剧本与小说创作的互相影响，对全面探讨朱天文文学观念及风格的发展流变都意义重大。故笔者试图以电影剧本为研究对象和突破口，在台湾文学史和电影史的时空交叉中，探讨小说家与编剧身份完美融合的朱天文创作的文学艺术价值与历史定位。
1.2 论文创新与问题意识
近几年，大陆学者对朱天文的研究一直集中于小说领域，研究主题上呈现出集中和类型化特征。笔者整理如下：
一、女性主义书写与情欲主题。朱双一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发表了《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新人文主义倾向》、《近年来的台湾小说创作》，开启了大陆对朱天文小说的关注，并引导了早期朱天文小说研究的女性主义方向。另有刘红林《试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自主的追求》、白杨《流失在历史洪流中的‘台北人'--从白先勇的<台北人>到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邱妙津《中国传统里的乌托邦--兼论<荒人手记>里的“情色”与“色情”》等。
二、同性恋小说主题。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等作家开启了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同性恋小说），朱天文于1994年发表的《荒人手记》也将同性恋主题进行了隐喻书写。相关研究论文有：郑国庆《<荒人手记>与朱天文的警示寓言》、罗显勇《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朱伟诚《受困主流的荒人同志--朱天文<荒人手记>的同志阅读》、东年《男同性恋关系的密语寓意》、纪大伟《在荒原上制造同性恋声音--阅读<荒人手记>》等。
三、对小说《巫言》的研究。朱天文的长篇小说《巫言》发表于2008年，备受两岸三地作家和读者的推崇，对其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如王颖的《为谁惆怅为谁颦--读朱天文最新长篇<巫言>》、王宇《21世纪初年台湾女性小说的文化描述》、陈建芳《神圣之书：多主题变奏下的建构与解构--评朱天文的小说〈巫言〉》、王小平《台湾知识人身份的自我界定--论朱天文〈巫言〉的智性书写》、范铭如《骑着仙女棒的女巫--评<巫言>》、张瑞芬《方舟上的独白--评朱天文<巫言>》等。
四、朱氏姐妹书写的异同探究。朱天文与朱天心作为台湾文坛耀眼的姐妹作家，经常被评论家和读者相提并论。如庄宜文《双面夏娃--朱天心、朱天文作品比较》、孙洁茹《游移/犹疑？--朱天文、朱天心及其作品中的认同与政治》等。
五、张派传承研究。朱天文曾师从胡兰成与张爱玲，深受二者影响，被视为“张腔胡调”的传人，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王德威《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论朱天文，兼及胡兰成与张爱玲》、张瑞芬《明月前身幽兰谷--胡兰成、朱天文与“三三”》、《一枝花话·话一枝花--论张爱玲、胡兰成与朱天文》、庄宜文《张爱玲的文学投影--台、港、沪三地张派小说研究》等。
这些研究成果虽从不同侧面探析了朱天文小说的主题意蕴、艺术传承和风格、女性主义、文学态度等各个方面。但部分论文在思路和视野上存在着狭隘和雷同，有搜集陈列资料之嫌，忽视了朱天文小说历时性的变化发展，缺乏对其独特书写空间的认识和挖掘，思想体系并不健全。受“电影是导演的”观念影响，大陆学界对朱天文的电影文学探究鲜有涉足，几乎是空白状态。笔者认为，电影在成为导演的之前，首先是编剧价值观念和美学态度的传达，尤其对朱天文剧作这样散文笔触与戏剧张力并存的双重性文本，在文学领域、电影领域和文化领域都有细读和研究的价值。
笔者将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站在更高的视野上全面分析电影剧作这支支流在朱天文整个文学长河中的地位和意义。本论文将全面剖析朱天文电影文学与台湾当代社会现象的密切关系，并从台湾文学史和电影史两个时间轴中为朱天文剧作定位，探寻其史学价值。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结构
本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试图对朱天文剧作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探究，挖掘其创作风格和意义，并从台湾文学史和台湾电影史两个线性史中寻找其定位。
本论文将用到的具体方法有分类研究、比较研究、文学史观研究等。1、分类研究。朱天文的作品有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等多种，其中，电影剧本的来源有三种途径：改编自己的小说，改编他人的小说和原创。详细分类既能全面把握具体作品，又可探究朱天文在不同领域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得失。2、比较研究。小说是朱天文创作的重镇，电影剧本是其文学生涯的独特存在，两种文学形式，既密切相关又区别明显，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既可探究其各自的文学价值，又能挖掘其剧作与小说的承续关系。3、文学史观研究。朱天文小说家和编剧的两种身份，分别为其在台湾文学史和电影史带来了良好声誉，故站在史观角度，更利于探究朱天文作品的现时意义和历时意义。
本论文在文本细读和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共有三部分主体内容。
第一部分论述朱天文电影文学主题和本土关注。鉴于朱氏电影文学长期被忽视和埋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电影剧本的形态和来源进行梳理。总体看来，朱氏电影剧本包括改编自己小说、改编他人小说和原创三种。来源上虽有些许差别，但在价值观念和美学风格的追求上是趋于一致的。在母题关注上，朱天文将目光投向被婚姻捆缚压迫的女性，青少年的成长迷失和“父亲”角色的缺席，现代文明扩张下紊乱都市与传统的碰撞、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困境与突围。
其笔触在乡村和城市边缘转换，以大量细节描写，展现不同人的成长和生存状态。尤其是在台湾转型期，都市文明急剧发展的大背景下，朱天文十分关注台湾人的自处状态，以此还原失语的历史，保持着本土关注的情怀。
第二部分着重探讨朱天文的前后期小说创作与电影艺术的承续和思想过渡与融合。朱天文前期小说对故事情节的淡化和温情主义的青睐，无声渗透在了其电影小说和剧本创作中。对于电影艺术而言，故事性是重中之重，可朱天文的电影剧本故事情节并不高潮迭起，总是在平淡，甚至似有似无的叙述中给读者和观众以温情主义的浸染。而电影视觉、电影语言、电影素材等元素也直接影响了朱后期的都市小说创作，如《荒人手记》、《世纪末的华丽》等作品便有此烙印。正因如此，处在朱天文前后期小说创作中间位置的电影剧本有着双重性特点，散文笔触与戏剧张力并存，且纯文学与电影市场化兼容。
第三部分着重探讨朱天文电影文学的影视呈现。从1983年开始，“电影作家”朱天文与“作者导演”侯孝贤的合作长达二十年之久，被传为台湾电影界的佳话。电影剧本与小说不同，小说在面向读者之前的纯创作上是作家一个人的事，而电影剧本需凭借影像表达获得实际价值和生命延续，故导演拥有主要话语权。在创作的磨合沟通中，朱天文与侯孝贤因外省人身份相惜，乡土故国梦共许，写实主义的一致坚持而拥有共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当然，二者也互相影响，侯孝贤的影片浸染了朱天文式的散文化叙事模式与女性抒情风格，朱天文的电影剧本也因可视化艺术语言与形象化空间拓展着色不少。
结语
概述朱天文电影剧本的创作得失，并在台湾文学史与电影史的时空交叉中，探讨小说家与编剧身份完美融合的朱天文创作的文学艺术价值与历史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