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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真理观研究
【1.1】真理问题提出的背景
【1.2】回到传统真理观中寻找出路
【1.3】海德格尔真理观的影响
【第二章】从艺术经验中的真理出发
【3.1】对“前见”的辩证的解释
【3.2】 “效果历史”的原则
【4.1】伽达默尔语言思想的来源
【4.2】伽达默尔本体论的语言观的特征
【4.3】作为理解真理的存在形式的语言
【5.1】哲学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
【5.2】伽达默尔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具体内容
【5.3】伽达默尔实践的真理观的内涵
【结语/参考文献】伽达默尔真理哲学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3 真理的历史性维度
3.1 对“前见”的辩证的解释
3.1.1 作为理解条件的“前见”
“前见”（vorurteil）是伽达默尔在阐释其艺术真理时所带来的问题，伽达默尔的艺术真理在批判康德的绝对主观的美学观的同时，也试图将主客二分的问题消解于其中，他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将艺术真理本体化，将人的主观性融合于作为整个艺术真理展现的内容当中。这样就带来两个解释学普遍性问题：一为每个个体的生存环境、风俗、受教育程度不同，在面对理解对象时的前见导致进入对象时的东西有所不同；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包含在第一个问题中，即由于人与生俱来的历史性，导致作品的创造与人的理解之间的时间距离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导致偏见问题的原因之一。
伽达默尔在解释“前见”问题时，是从解释学循环的问题出发的。解释学循环问题在精神科学领域很早就形成了，洪汉鼎在《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中对伽达默尔的“偏见”理论做了详细的阐释。洪汉鼎对解释学循环的理论背景做了梳理，解释学循环概念主要包含三个发展阶段。
古代修辞学很早就认识到整体与部分理解的解释学循环，即要理解语句，首先要理解语词；而要理解语词又必须首先理解语句。 宗教改革的路德和他的追随者将这种观点应用于理解过程，并发展成为文本解释的一般原则，即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必须从上下文的整体出发去理解，而理解整体结构的意义又必须从细节去理解，并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对《圣经》的解释。按照传统的解释学，理解运动就是这样不断的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回到整体。部分与整体的一致就是传统解释学的标准之一。
施莱尔马赫将传统的解释学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区分为客观的与主管的区别，也可以成为语法方面与心理方面的区分。认为从语法的角度来看，个别的词从属于上下文，个别的语句从属于整个作品的上下文脉络，作者的作品则从属于当时整个文字类别与文学整体。从心理学出发，同一文本作为某一瞬间性的创造，它从属于作者内心生活的整体，而作者内心生活的整体又属于他所生活的世界的整个精神文化的整体。洪汉鼎认为施莱尔马赫这种解释学循环的理论还是处于对象方面的，即“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诠释学循环只是处于理解对象方面的循环，即使施莱尔马赫也谈到一种预期和预感，那也是作为理解对象整体理解的部分。”①施莱尔马赫将作者与理解放在解释学的同一层次，伽达默尔认为施莱尔马赫这种做法是将自身置入作者的内心中，是的自身消失在理解的对象中。施莱尔马赫并不将解释学循环作为解释学的标准，而是主张消除这种循环去达到正确的理解。正如上文中讲到的伽达默尔称施莱尔马赫这种方式为“重构”,这种将解释者的历史性消解于作品的历史性当中，并不能达到真理的理想性。
海德格尔的态度先比施莱尔马赫来说具有更前卫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解释学循环不应被贬低为一种恶性循环，他的工作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循环中的积极的可能性。如果要将解释学循环导向积极的方向，就必须“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②因此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反思的目的“并不在于指出这种解释学循环，而是证明这种循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积极的意义。”
海德格尔之前的理论总是把解释学循环局限在整体与部分的形式框架之内，仅仅围绕着文本进行并在完成对文本的解释中被扬弃。海德格尔认为解释者对文本的理解由于总是受到前理解的影响，因此理解的首要任务则是必须意识到这种前理解，并努力将历史的意识渗透到整个解释当中。
伽达默尔赞成海德格尔的做法，他认为所谓的“前见”或“前理解”、“前结构”就是解释者在面对作品时，总是在最初就出现了某种筹划的意义，这是因为解释者总是带着某种特定的意义的期待去读文本。前见就是做出这样一种预先的筹划。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这个论断让传统的解释学受到挑战。前见的存在包含在人本身的属性当中，正如人的历史性一般，人无法摆脱前见对解释的影响，当你试图摆脱某种前见去直面文本时，你又何尝不是再创建一种新的前见。伽达默尔认为“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而直接地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
也就是说，前理解的干扰是经常性的，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构造与事情相符合的筹划。检验自身前见的来源与有效性，成为理解活动的首要任务。海德格尔关于解释学循环问题的理论的贡献一方面在于肯定解释学循环作为在世存在的结构本身，是一种对主客二分矛盾的扬弃，伽达默尔坚持解释学循环固有的内在性，认为突破解释学循环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甚至矛盾的要求。海德格尔的贡献的另一方面在于将前见、前理解或前结构看作理解的必要条件，并认为需要对这种前见进行积极的规划，才能实现理解的有效性。
3.1.2 为“前见”正名
伽达默尔赞成海德格尔的理论，并批判了几种对待前见的态度。首先是启蒙运动所发展的关于前见的学说。启蒙运动认为前见包括由于人的威望而来的前见和由于过分轻率而来的前见。由于人的威望而来的前见是一种来自于他人的力量，可以成为权威；由于过分轻率而来的前见则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影响。
启蒙运动尊崇理性，不承认任何权威，他们反对《圣经》的独断性与绝对有效性，认为传统的可能的真理必须依赖理性赋予他们进一步的明证，传统与权威都必须被理性统摄。伽达默尔将启蒙运动对权威和传统的反对称为“反对前见的前见”,认为这种反对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权威”,他又将基督宗教的真理称为“真实前见”,并说道：“人类理性太软弱，不能没有前见去行事，所以，曾经受到真实前见的熏陶，乃是一种幸福。”②伽达默尔并不是认为我们需要回到基督教思想统治的状态，而是指出启蒙运动造成的真理与信仰的破坏以及对前见的态度并没有达到超越启蒙运动之前的理解真理的目的。
伽达默尔认为启蒙运动“消除一切前见的总要求本身被证明是一种前见，这一前见不仅统治了我们人类本性，而且同样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而扫除这一前见就必然为某种正当理解有限性开辟了道路。”伽达默尔指出按照启蒙运动的思想，绝对的理性观念对于历史性的人就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东西。理性本身包含在历史性当中，理性并不是自为的而是会依赖于它所获得的被给与的环境。
其次是浪漫主义对前见的态度，浪漫主义批判了启蒙运动的理论，浪漫主义承认权威和传统的力量，但却仍然认为启蒙运动中将权威同理性相分离的前提是需要保留的。不过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并没有达到为权威和传统正名的效果，而仅仅是颠倒了启蒙运动对前提的评价，伽达默尔认为浪漫主义对于传统和权威只是一味的赞扬，仅仅试图改变对“理性”的完满性的信仰，而没有看到前见对理解活动的真实意味。
伽达默尔认为前见在理性的绝对的自我构造的观念下表现为有限制的前见的东西，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真理的历史性要求我们正确的对待有限历史的存在方式。因此既不能抛弃前见，也不能将其与理性完全割裂开来，应当承认有合理的前见的存在。伽达默尔认为需要区分合理与不合理两种前见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权威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但同时也并不否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认为权威概念被曲解了，启蒙主义将权威看作与理性或自由相对立的概念，认为权威意味着盲目的服从，但这种意义并不能代表权威的本质意义。权威来源于人，但“权威的意义并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承认和认可他人在判断和见解方面超出自己，因而他的判断领先，即他的判断与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①伽达默尔认为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引导我们走向真理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权威依赖于人的“承认”,因而是依赖于理性本身的行动，“承认”是个体理性知觉到它自身的局限性而转向具有更好的见解的他人的行为，因而权威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盲目的服从，不应该被理解为同理性对立的概念，相反，权威本身来源于理性。正是因为理性知觉到权威具有更完善的认识，所以才认可权威。因而我们必须承认权威的内容并不是无理性或被压迫抑或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一种可以被认可和接受的东西。
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正是发现了需要得到承认与保护的权威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传统。流传和习俗是一种无名称的传统，这种有限的历史存在总是具有超过我们活动和行为的力量。伽达默尔举了道德作为传统的例子，认为道德不是仅凭自由的创造就能形成的，其作用是基于习俗和传统的有效性，这种传统并没有得到证明而有效，人不能完全摆脱一切习俗和传统。古典的伦理学正是基于传统的效果而建立的。传统的概念和权威一样也被启蒙运动看作理性原则的抽象的对立，浪漫主义将传统看作理性自由的对立面，认为“传统是历史上被给与的东西，又如自然一样。”①但是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浪漫主义都将传统视作自由的自我规定的抽象对立，因为他的有效性不需要任何合理的根据，而是“理所当然”的制约着我们。
但是伽达默尔认为传统和理性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他认为传统是历史和自由本身的要素之一，再坚定的传统也需要在人的肯定、掌握和培养中实现自身。
传统的本质是一种保存（Bewahrung），保存意味着理性的活动，尽管这种理性活动可能并不是很明显。哪怕是最激烈的革命，保存下来的东西依然多于被改变的东西，并且与新的东西一同获得价值。保存行为与革命一样是自由的行为。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浪漫主义都没有看到权威和传统的本质意义，因而他们的活动总是落后于他们的真正历史存在。
3.1.3 对“时间距离”作用的重新认识
解释学循环的原则被伽达默尔视为解释学工作的条件。伽达默尔认为施莱尔马赫尽管从心理学方面重新规定了这种循环并将之作为解释学的原则，但是却没有摆脱主客二元关系的框架，他认为海德格尔建立的本体性循环具有积极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前见并不是某种主观性的活动，而是由我们与传承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规定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我们与传承物的关系中、在教化的过程中被把握的。在我们理解、参与传承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进而规定传承物的进程。这样看来，解释学循环问题本身不是一种方法论问题，而是属于理解问题中的本体论结构要素。
伽达默尔称作为理解条件的前见为“前理解”,认为解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它来自于与理解事物相关联的存在。他认为“正是这‘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前把握的应用。”完全性前把握就是指当我们阅读某个文本时，我们总是遵循这个完满性的前提条件，只有当这个条件被证明为不充分时，即文本不可理解时，我们才怀疑文本的真理性意义。
伽达默尔以此证明理解总是从前理解开始的。在我们理解传承物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两种极端的感觉，一种是熟悉性，另外一种是陌生性，而解释学的任务就是建立在这对立之上。熟悉性指的是既属于传承物同时又属于我们处境是的我们得以同文本实现最初的敞开，陌生性则是引起我们对文本产生兴趣的根源。这种两极性，代表着传承物对我们言说的东西。伽达默尔认为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是一种“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的地带。解释学的真正的位置就在于这中间地带内。”①解释学的任务并不是建立理解的方法论，而是澄清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这也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不同于传统解释学之间的区别，也正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被称为哲学解释学的原因所在。
作为理解的首要条件的前见或前理解是理解过程中不可能摆脱的，并且伽达默尔也认为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区分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只有在理解的过程中，这种区分才能发生。“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得到突出。
伽达默尔批判了浪漫主义对“时间距离”的态度，浪漫主义将理解看作一种对原作品的复制，即要试图回到原作者的创作境况当中，甚至要达到比作者理解他本人更好的理解作者。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一种创造行为。
后来的理解对原作品总是具有某种“优越性”的，这种优越性并不来源于解释者将自身置于作者的位置上，而是来源于解释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历史距离，文本的意义超越他的作者。伽达默尔非常注重这一点，认为理解文本的行为总是会带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来源于解释者自己的历史境遇。伽达默尔又指出理解实际上并不总是更好的理解，对于这种“优越性”他只是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
海德格尔首先将“时间距离”的真实意义带入解释学，他赋予理解以“生存论的”本体论转向，对此在的存在方式做出了时间性的解释，“时间距离”才从之前的意义中解脱出来，而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在海德格尔之间的解释学中尤其是在历史主义中，时间总是被认为是沟通的鸿沟，时间距离是理解必须克服的东西，历史主义总是要求理解必须置身当时的精神当中，以当时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我们自身来进行思考。伽达默尔认为“时间距离”包含着某种真理的积极性的意义，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鸿沟，而是充满着传统和习俗，正是这些内容让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因此而得到连续，失去了这种连续性，对于理解来说才是真正可怕的东西。
时间距离的作用就在于使存在于事情背后的真正的意义充分的显现。但伽达默尔又说意义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种无限性即包含着错误的源泉不断被消除，也包含着新的真理不断的产生。我们已经对前理解做了叙述，并指出前理解必须在理解的过程中进行区分，要区分产生真理的真前见与产生误解的假前见，时间距离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时间距离的意义在于历史性的真理本身，他本身并不是理解的方法，而是包含在理解活动当中。通过时间距离的作用，理解的敞开性才得以实现，包括对作品的敞开以及他人理解的敞开，在这种敞开中，区分前见的运动才得以实现。这种敞开要求我们对历史性有足够的认识，包括对象的，也包括自身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这样伽达默尔引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学的重要原则--效果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