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其价值观差异（本科）(4)

　　（六）、中国近代哲学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酝酿准备时期，主要以龚自珍、魏源、洪秀全、郑观应等人的哲学思想为代表。  在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都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开始形成。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人适应民主革命的需要，把资产阶级哲学推进了一步。孙中山的以进化论为特征的哲学思想，达到了较高水平。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发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此，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发展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发展起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革命，为正确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同时，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如J.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E.马赫的实证主义、B.A.W.罗素等人的新实在论，H.柏格森的生命哲学、A.叔本华的唯意志论、F.W.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也陆续传入中国。一些人构造了“唯生论”、“力行哲学”；  自然观  谭嗣同则用“以太”代替气的本原地位。严复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于“质、力相推”演化而成的。章太炎早年也重视西方的自然科学，后来接受了佛学影响，认为“此天然界本非自有，待见识要求而有”。孙中山比较自觉地把自己的自然观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他在《孙文学说》里指出：“元始之初，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  20世纪30～40年代，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结合起来，提出了所谓“新理学”、“新唯识论”等哲学体系。有的则运用现代的方法在逻辑学、认识论等领域进行新的探索。哲学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发生了多次论战。其中最着名的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社会主义”的论战等。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
　　
　　三、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
　　
　　 (一)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中国传统哲学观是“天人合一”，指的是人对大自然的顺从和崇拜，并与大自然和谐统一。中国自古就有“以类合之，天人合一也”，而西方哲学观自古就倾向于把人与大自然对立起来，即“天人相分”，强调人与大自然抗争的力量。所以西方重个人主义、个性发展与自我表现。他们认为一个人有时达不到自己的目的，那不是天命，而是自己懒惰，缺乏斗争的精神。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必然导致集体主义取向、他人利益取向。人们宁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事情常常克己守道，先人后己。同时做事 情不愿得罪人，觉得“人言可畏”，为了“面子”和“脸面”，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有时甚至说假话，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西方人从古至今倾向于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人相分，二者对立。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改造自我，从而得到神力，达到神人合一。西方人的“天人相分”必然导致个人主义取向。所以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个性展现和自我发展。“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在构造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方面几乎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交际行为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 个体与群体 在跨文化交际中，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和中华文化的群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个人主义意味着对自由、对差异的追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及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体本位的意识是西方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具有最高的价值。西方文化把“个体主义”比作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个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个性在西方文化中是极其重要的价值观念，个人潜能的发展、个人的志趣爱好及个人权利等常常是至高无上的。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强调外在的、个人的、权利的、功利的东西，而且好斗、崇尚竞争的缘故。天人和一必然导致群体取向，就如同天人相分势必导致个人主义取向一样。中华文化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一和群体利益的维护。特别是忠孝一体的泛家族主义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 如：“在家者孝于亲”、“在朝者忠于君”。虽然中国古代是私有制，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依然强调集体主义，以维护整体利益为宗旨。中华文化强调个体包含在整体之中，整体利益是每个个体所围绕的核心及追求的共同目标。古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实现“家”、“国”、“天下”的和谐，追求整体的利益，可以看出古人以家、国、天下利益为重的群体价值取向。  无论是中国的群体价值观，还是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都在其各自文化中的交际行为方面充分表现出来，都为其不同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交际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本民族价值观的真实写照，而价值观又是自己民族性格的基石。
　　
　　  (三)权威和平等  中国是崇尚权威的国家，在中国下级服从上级、下属要按领导指示或意图办事、尊敬长辈、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听话等，这些都是服从权威的表现。崇尚权威是与中国的内陆文化和儒家思想直接相关的。农业文化是以家庭为基础，靠血缘来维系，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人际关系呈等级性，人际交往中重关系的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和“礼”，就是人一方面要自立，另一方面要助人。“礼”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主张克制自己，从而达到仁，也就使社会达到和合。孔子的“礼”就是“伦理”，强调的是辈份等级差别。“仁”主张的人际关系的准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伦”思想。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礼仪”是指交际准则，即“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即做事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中国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谦卑，人们称自己的房子为“寒舍”，就连皇帝也以“寡人”自谦。因此中国人忠顺、容忍、重义、守信、谦恭、敬老尊师，人际和谐，社会有序。但是中国人也因此抑制个人欲望，限制人的发展，思想保守，人 们缺少开拓进取精神。  平等思想在美国深入人心，美国的家庭提倡平等，而不是等级，把孩子看作成年人来对待，尊重其人格，孩子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孩子可以自己作出抉择。美国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平等地对待别人，也希望自己受到平等的对待，在生活中人们不看重家世背景，更注重本人的能力。  平等的价值观是以海洋文化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在西方古代哲学和宗教的影响下形成的。海洋文化使人们在从事商业活动中，交易双方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交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也只在有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达成交易，才最终达成  契约。基督教主张众人平等，甚至要爱自己的敌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这些都为人人平等奠定了基础。
　　
　　 (四)从人际关系看中西方价值观念 人际关系是通过交际实现和完成的，但实现某种关系的交际方式会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区别。用中国文化的交友方式来与美国人交朋友显然是行不通的。中西方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主要差异：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偏向于“感情型”，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与其对应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伦”不仅构成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标准，而且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在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满足，包括情感在内的各种需求；在公务处理上，公私不分、个人情感关系和公共关系混淆，是典型的情感型人际关系模式。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则偏向于“工具型”。在人际关系中，人人平等。父母和子女都是平等的，可以直呼其名，可以相互竞争。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很少顾及人情、面子，人们常常是公事公办，不讲情面。人们的交往原则：利己、对抗、竞争、平等、独立、求异、求新、自由、自助、直截爽快、注重隐私等。在资源或物质分配方面人们也不会“人情为一线，日后好相见”，这种关系惯常以“公平交易”为准则。人们按法则办事，即是亲朋好友也是“人”和“事”两清，公私分明。但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一点不讲人情，他们也广交朋友，对人热情周到，但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感情用事，常常把人情当作交易的手段。西方文化中这种理智、逻辑超过感情的人际交往形式是典型的工具型人际关系模式。 
　　
　　总之，中国的价值观更注重群体意识，追求“利他”的精神；西方人更注重个体意识，偏向“利己”的思想。价值观是蕴涵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的， 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取向，且这种取向一旦形成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但是，价值观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总习惯于用本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行思考判断，排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往往会导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隔离及跨文化交际的失败。随着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和中国在世界的崛起，认识和掌握中西方的跨文化价值观差异，对避免和解决交际中的冲突，以及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戴春花. 从哲学角度看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考试周刊》2008年 第52期  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