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其价值观差异（本科）(2)

　　（四）、德国古典哲学 
　　
　　自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近代哲学进入了它的晚期。  这个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运用辩证法总结前人的思想，特别是总结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创立了以康德、G.W.F.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  康德 他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认识过程的三分法，用“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构成了他的整个认识论体系。他结合休谟和莱布尼茨 -沃尔夫学派的思想，主张知识既要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又要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形式。他认为，作为感觉经验外部来源的“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对知识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的“自我”的“综合作用”。“自我”靠自己的“综合作用”把多样性的东西统一于普遍性、必然性之下，从而构成科学知识；他认为，人心的综合决不满足于此种统一，人心还具有比“知性”更高的“理性”阶段，“理性”要求超出有条件的知识、经验的范围之外，以达到无条件的最高统一体即理念。  
　　
　　康德认为，“知性”的概念范畴总是非此即彼的，只能应用于多样性的事物，若用它们去规定超经验的最高统一体──世界整体，则必然出现“二律背反”。  黑格尔是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的哲学家。他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第一个系统地、自觉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前辩证法高级形态的最大代表。   黑格尔认为，多样性的东西，彼此分离对立的东西，都不是最真实的，只有普遍性、统一性才是最真实的。黑格尔认为只有精神性的东西才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单纯物质性的东西不可能有普遍性、统一性，因而也没有真实的存在。脱离精神无真实性和脱离统一无真实性，这两条原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最真实的无所不包的整体既是“绝对精神”，又是对立的统一。在他看来，逻辑理念不脱离自然和人类精神，思维不脱离存在，但逻辑理念是自然和人类精神的灵魂的根本，思维是存在的灵魂和根本，而自然则不过是逻辑理念的外部表现。至于人类精神乃是自然发展中所预想的目标的完成，是逻辑理念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又是最具体的、最现实的，也是最高的阶段。因而，关于人类精神的学问是最高的学问。精神的特点是自由，在这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没有异己的东西限制自己。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就是趋向于这种统一和自由的过程，这就是人类精神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之所在。不过他根据具体同一体的思想，认为自由必须与必然相结合，个人必须与社会整体相结合。他认为最高统一体可以凭思维加以认识，而且必须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他把这条道路不仅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而且又把它们细分为一些较小的阶段。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是唯物主义哲学家L.费尔巴哈。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实在的；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自然、现实是可以被人认识的，思维从存在而来，思维可以达到存在。 
　　
　　（五）、现代哲学 
　　
　　从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哲学史进入了现代哲学的发展时期。  19世纪30～60年代形成了以Α.И.赫尔岑、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主要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在以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世纪40年代和后半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以及它在欧洲的传播和发展时期。20世纪，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迅速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产生了其他的哲学派别，如实证主义、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这些哲学流派总称为“现代西方哲学”。这是西方哲学史中现代哲学发展的另一个侧面。 
　　
　　 二、中国哲学史的发展 
　　
　　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它的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截至1949年，大体可分为：  ①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       ②封建制时期的哲学；     ③从封建制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哲学。前两段称为中国古代哲学，后一段称为中国近代哲学。 
　　
　　（一）、先秦时期的哲学  主要是围绕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问题展开的。
　　
　　1、天道观     主要围绕天是否本原的问题进行论辩，故称天道观。 周公提出了 “天命靡常”、“敬德” “保民”的观点，认为天命以人之是否有德为转移。春秋末年的哲学家孔子很少谈论天道，但肯定天命。孔子提出“两端”和“过犹不及”，表现了一定的辩证观点。战国初墨子反对孔子的天命，而宣扬天志。老子第一个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提出了天地起源的学说， 认为世界的本原是 “道”，而不是天。他宣称道“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宗”，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观点，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观点。战国末年，荀子肯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学说；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思想，吸取了老子的辩证法，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范畴。 
　　
　　2、人道观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和为人之道的观点。相对天道观而言，称为人道观。 周公开始提出以德配天，承认“敬德”与“天”的一致性。他“制礼作乐”以规范人的社会关系。孔子也很重视人道，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原则是仁，即“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把仁与礼看作是统一的，认为礼体现仁，说“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墨子也讲仁，认为仁的实际涵义是“兼爱”，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孔子主张由己推人，由近及远，他讲的仁是差等之爱；墨家则讲“爱无差等”。老子反对以仁为最高道德，主张以“无为”、“抱朴”为人生的最高准则。   孟子大力宣扬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提出“仁义礼智”的德目体系，又把仁义礼智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认为人的本性中含有仁义礼智的萌芽，称之为“四端”。他宣称四端是人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见性善），提出性恶论（见性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并不在于人性本善，而在于对生物本性的改造。庄子宣扬老子的无为思想，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追求所谓“逍遥”的精神境界，企图脱离纷争的社会现实，得到虚幻的自我陶醉。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强调改造自然的重要。 
　　
　　3、古今观  即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历史观，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与历史变迁的问题。春秋以前的历史观以天命史观为基本形式，认为天降生了下民，又授命君主来统治，君主能否“顺天应人”是社会兴衰治乱的根本。这种历史观，还没有从天命论中分化出来。周公认为自然环境的变迁会造成经济财用的困乏，以此预言西周将亡，提出了历史演变的新见解。孔子考察了夏、商、周三代之礼，肯定其间因袭与损益的关系，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重历史变化造成的礼制变化。孟子断言“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认为历史是治乱转化的过程，并着重于肯定先王之道的普遍性。荀子主张“法后王”，也承认先王后王有一贯之道，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儒家承认历史的相对变化，但比较强调古今之间的继承关系。墨家主张“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肯定学习历史经验的重要。老子、庄子歌颂太古的原始社会，以为今不如昔。法家与儒墨道诸家不同，强调古今之变。商鞅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更断言“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法家所讲古今的具体差异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但宣扬历史进化的观点，有重要意义。 
　　
　　4、知识论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认识论，又称知行观，探讨人的知识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  孔子创办私学，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关于求知问题，他虽然承认“生而知之者上也”，但强调“学而知之”，肯定多见多闻的重要，兼重“学”与“思”，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墨子提出了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问题，认为“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当时人民的感觉经验以及实际运用的效果来确定言论的是非。孟子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强调思维的价值，区别了“耳目之官”与 “心之官”的不同职能， 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老子区别了“为学”与“为道”，提倡无知，但强调识道。宣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否定感性经验对识道的作用。老子又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要求排除感情欲望对于认识的干扰。后期墨家在《墨经》中提出了关于知识的精湛学说，他们把知识分为三种，即“闻知”、“说知”、“亲知”。认为闻知是通过传授得来的知识，说知是由推论得来的知识， 亲知是从直接经验中得到的知识， 三者不可偏废，肯定了认识过程不同阶段的作用。《管子》书中提出“所知”与“所以知”的认识范畴，提倡“静因之道”的认识方法，也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荀子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知识来源与认识方法的问题，既肯定认识来源于感官经验，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提出“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强调“解蔽”的必要。 
　　
　　5、名实观  先秦哲学中，关于名称与现实、概念与实在之间关系的观点。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于认识论、政治、 伦理与逻辑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主张“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区别不同名的不同意义，强调名实相符。言行一致，要求名与言“无所苟”。墨子则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如果只会念诵事物的名称而对于实际事物不能正确选取，那是没有价值的。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常无名”，认为道作为最高本原是难以用名和言表达清楚的。庄子更发展了老子的观点，强调“大道不称”，但又说“名者，实之宾也”，认为实是产生名的根本。惠施的“历物之意”十个命题，主要论述事物的异同关系，强调异同的相对性，也与名实问题有关。公孙龙肯定名是实的称谓，又提出“指物”之说，论辩抽象概念与具体实物的关系，主张“白马非马”和“离坚白”。所谓“白马非马”是说“白马”的具体概念不同于“马”的一般概念。公孙龙论名实关系，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又宣称“物莫非指”，把实物归结为概念，又陷入了唯心主义。荀子认为在社会大变动中，因“名守慢”而“奇辞起，名实乱”，强调正名的重要性。他提出“制名以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坚持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并依据事物客观属性的联系与区别，将名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小别名”，认为共中有共，别中有别，推至不能再“共之”、“别之”为止，以此为“制名之枢要”。他分析了名实乱的三种情况，即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称为“三惑”。 
　　
　　（二）、封建时期的哲学  这个时期可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
　　
　　1、秦汉时期的哲学  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依托黄帝的着作，其内容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与改造，并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黄老之学。黄老主张清静无为。后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而科学的进步、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派哲学思想的出现以及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建立，使哲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思想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古今变迁等问题展开的。 
　　
　　（1）、天人关系  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宣称天是百神之大君。认为人本于天；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相互感应；“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也会以灾异“谴告”人。王充在《论衡》中举起“疾虚妄”的旗帜，系统分析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迷信。他以“天道自然”的观点反驳“天地故生人”的神学目的论，指出天地生人生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天没有意志也没有情感。天道无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 
　　
　　（2）、宇宙生成  王充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天地生成的，天地是无意识的物质性实体，天地万物“俱禀元气”，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汉末经学家何休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汉代宇宙生成论大都把“元气”作为重要范畴，或说起源于虚空，但以元气为天地生成的前提；或直接归本于元气。 
　　
　　（3）、形神关系  《管子》书中有精气学说，认为人的精神作用来源于天的精气，说“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汉代思想家进一步讨论了形神关系。桓谭提出烛火之喻，说“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认为形神关系犹如烛与火的关系，火不能离烛而独存，神也不能离形而不灭。王充发展了桓谭的观点，以比较充足的理由证明“人死不为鬼”，主要论据是：“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 
　　
　　（4）、古今之变  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把它作为哲学思想应解决的重要问题。董仲舒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不变化的，虽然形式上按“黑、白、赤”三统循环变迁，周而 复始，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实际上他把王朝的更替归结为“天意”，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王充反对复古主义，提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的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必然性，“昌衰兴废皆天时也”。他试图探索国家兴衰治乱的经济根源，指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但是王充对于“时数”的理解包含有宿命论的因素。东汉末，仲长统否认君权神授，认为任何王朝都有其由盛至衰、至灭的过程，把这视为历史演变的“大数”。他对挽救当时的危机持悲观态度，把希望寄托于大乱过后的“来世圣人”。 
　　
　　（5）、人性学说  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强调性善，告子称“性无善无不善也”，荀子讲“性恶”。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性者，天质之朴也”，“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把人性看成人的自然资质。但他认为与性相联系的还有情，人有性情如同天有阴阳一样，性倾向于善而情倾向于恶，性与情的对立是“受命于天”。他主张养性以制情，用“教化”来“成性”，以“法度”来“防欲（情）”，辨“义利”以“养其心”。他把人性分为三等：性胜情而必为善的为“圣人之性”；情胜性而必为恶的为“斗筲之性”；性与情不相胜而可以善与不善的为“中民之性”。他的养性制情主张，主要是对“中民之性”说的。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强调后天的修养，主张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标准来修养善性。王充认为：人性禀受于元气，“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至善至恶的人性一般是不可改变的，“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教育与环境对中人的个性形成与改造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