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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被压迫者教育学》中的文化行动理论研究
【第一章】弗莱雷的文化行动思想探析绪论
【第二章】弗莱雷的成长历程
【3.1 3.2】压迫性的文化行动及其特征
【3.3 3.4】革命的文化行动及其特征
【第四章】革命的文化行动的实现方式——对话
【第五章】弗莱雷的文化行动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致谢/参考文献】文化行动理论相关问题探析致谢与参考文献
5 弗莱雷的文化行动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在弗莱雷看来，文化行动是一种承认人民改造世界能力的，具有教育性质的理论。
人们通过对话这种革命的文化行动去认清、批判和改造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弗莱雷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对弗莱雷教育理论的拍手称好和横加指责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且对其教育理论的认识也早已超越了教育理论的一般范畴。”①我认为应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弗莱雷的文化行动理论，既看到理论对社会的贡献，也应该看到理论的局限。
5.1 文化行动理论的贡献
弗莱雷的文化行动理论对意识化的精辟概述、对压迫的深刻分析、对教育即政治思想的大胆提出无一不为各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他独特新颖的思想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性和毫不妥协的战斗性，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勇敢而猛烈地向读者传达了对压迫的唾弃和对人性化的向往，给人无限启发。
倡导培养人们的批判意识是弗莱雷文化行动理论的贡献之一。弗莱雷认为“批判性是指投身参与，保持客观距离，把现实当作对象来理解，理解人类作用于客观现实的重要性，通过语言针对客体进行创造性的沟通，对单一挑战的众多回答--所有这些多样的方面证实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批判性反思的存在。”
革命的文化行动理论无处不在地体现了弗莱雷对培养批判意识的重视，他认为压迫的社会秩序不仅使被压迫者丧失人性，也使压迫者丧失人性。被压迫者表现出恐惧自由，对压迫者产生强烈的依附性，难以认清和摆脱自身的双重性，而压迫者则表现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认为存在即拥有，使被压迫者物化。这两种人的生活模式都是对人成为更完美人的使命地扭曲，他们要想获得人性的解放，正确的方法是唤醒被压迫者的批判意识，使他们为实现人性化而奋斗。
莱雷将意识划分为四个阶段：非转移意识，指被压迫者的“文化沉默”状态；半转移意识，指个人缺乏自信，贬低自身，对他人产生强烈的依附性；幼稚的转移意识，指人能够开始认清现实中的问题，但仍然容易被压迫者操纵控制；批判性意识，指人完全能认清现实问题存在的社会根源，并能够自信的、负责任的解决问题。在压迫性的文化行动中的人们，要想重获人性，就不得不培养批判意识，使人认清社会现实，积极投身于重新命名世界的行动中。人形成批判性意识的过程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解放过程。意识化的对象是被物化了的被压迫者，目的是使被压迫者的主体意识觉醒，由被物化的人变成有人性的人，被压迫者重获人性的过程就是意识化的过程，最终实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人性化的共同解放。被压迫者意识化的过程是被压迫者由毫不认知压迫产生的社会根源，求助于封建迷信，到略知现实，寄希望于外在的某个强者，最终到完全认清社会现实，批判性地反思社会现状，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实现人性化。意识化的过程就是批判性反思不断形成的过程，被压迫者逐渐认清社会现状，主体性不断加强、显现，自身不断得到解放。
弗莱雷对压迫世界的分析是独特而深刻的。压迫是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他认为压迫是与阶级相关联的，他在论述文化行动理论的时候，透彻解析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压迫秩序中的异化，剖析了压迫秩序产生的社会根源，概述了压迫者控制被压迫者的主要手段以及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主要途径。
弗莱雷强调主观意识的重要性，这与葛兰西对主观意识的认识相吻合，葛兰西对底层的解说较为精辟“在他那里，底层有两个显着特征：第一，底层是不平等权力关系体系中存在着的一系列群体。葛兰西主要用它指代产业工人和农民，而在我们的社会，可能还会包括更多的群体。第二，统治集团对底层的压迫，更多的是通过认同（consent） 的方式实现的，因而底层的世界观、意识、文化与教育均成为重要的议题。底层的主观世界不仅是统治秩序得以维系的手段，同样也可能成为反抗以至走向解放的重要空间。”
虽然弗莱雷认同葛兰西对主观意识的观点，但弗莱雷站在更为广泛的视角，在此基础上将主观意识划分为四个阶段，使革命领袖与被压迫者的对话从一开始就具有革命的文化行动的性质。弗莱雷在探讨文化行动理论的时候，一反常态的没有探讨底层压迫和解放的经典问题：底层的有声和底层的无声，而是对底层解放声音的真实性和声音的发出者进行探讨。他认为人对世界的改造是通过对世界重新命名来实现的，重新命名世界会在改造者交流的词中反映出来，而只有真正的言词才能够改造世界。
对他而言，根本的问题不是革命领袖有没有帮助被压迫者用真实的词发出声音，而是怎样使被压迫者能够自己表达出真实的声音。文化行动不应该是领袖思维，被压迫者行动的实践，而应该是双方共同完成解放人性的革命行动。
弗莱雷结合自身体验以及对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关系的深刻剖析，指出要进行革命的文化行动，反对压迫性的文化行动，革命者必须依靠被压迫者自己的力量，通过文化行动去实现人性化的解放，这为哲学界的解放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
弗莱雷文化行动理论所包含的另一重要思想是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具有政治性，这为思想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视角。弗莱雷认为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教育都绝对不是中立的，正是由于弗莱雷认为教育具有政治的性质，所以，他主张实现人类的解放应该主要通过文化行动来实现，而不是依靠暴力革命。弗莱雷认为教育至始至终都受政治、经济结构等社会背景的影响，教育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整个教育体系都具有政治性，无论教育者是否承认教育的政治性，教育者都只能用某种价值观来构建和发展他们的教学活动，教师的实践活动是包含着明确的政治立场。
实际上，教师的教育活动也是一种文化行动，在压迫性的文化行动中，教育是为压迫者服务的。教育者拥有绝对的权威，他们想方设法向学生灌输知识，不允许学生质疑教授知识的准确性，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垂直关系。这种垂直关系就如同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压迫关系，教育者如同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一样对待学生，他们选择远离生活实际的学习内容，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无知的学生身上，使他们安于在不公正的现实中生活。其实，教育已经成为压迫者驯化被压迫者的工具，压迫者通过种种文化教育手段向被压迫者灌输自己的思想，造成被压迫者拥有双重人格，对自由充满恐惧，对压迫者具有依附性，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够改变现状，只能求助于上帝的怜悯，压迫者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手段，使自己的压迫行为合理化，被压迫者只有通过解放教育，才能回归人的本性，才能使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最终都获得解放。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教育是代表边缘全体利益的，是为被压迫者服务的。此时的教育内容不再是压迫者所主导的远离被压迫者生活实际的主流文化，而是与被压迫者生活息息相关的非主流文化。弗莱雷认为革命领袖可以通过教育方式，与被压迫者对话，启迪被压迫者的批判意识，使他们认清被压迫的现状，反思压迫秩序产生的社会根源，寻求革命的文化行动。
5.2 文化行动理论思想的局限
弗莱雷认为解放被压迫者的最佳手段是通过革命的文化行动去实现，也就是说主要通过对话等一系列文化教育手段唤醒被压迫者的批判性意识，引导他们反思压迫产生的社会根源，为实现人性化的解放而进行革命行动。其实，这种思想在现实中，是很难演变成实践行动的。此外，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夸大了阶级立场在社会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忽视了种族、性别、文化等因素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不过，在弗莱雷后面的着作《希望教育学》中，这种观点有所改观。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弗莱雷论述文化行动的主要局限表现在：夸大了文化行动的决定性作用，局限地认识马克思学说和过于强调批判性反思的作用。
革命的文化行动理论是弗莱雷思想中较为着名的观点，他深刻地批判了压迫性的文化行动理论，详细地分析了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的手段和特征，相应地提出了革命的文化行动理论。他认为被压迫者应该主要以对话等文化手段去进行革命的文化行动，唤醒被压迫者的意识觉醒，引导被压迫者与革命领袖一起共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虽然文化行动的作用不容小觑，但是文化有它自身发展的脉络。它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现象，是统治者维护现状的必要手段，却不是唯一手段。如果将文化行动作为重新命名世界、实现人性化解放的主要方式，那么这个行动就难以达到它的预期效果。
在实践行动中，革命领袖要真正实现与人民对话，是非常困难的。被压迫者受到统治阶级的征服和分化，难以主动反思压迫产生的社会根源，更难以质疑现实秩序，试图改变压迫现状。这就使得革命领袖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一边受到统治阶级的镇压，一方面受到被压迫者的摈弃怀疑。这种两难的境地是革命领袖在革命的文化行动实施的过程中，必须与被压迫者共同跨越的困境。但是弗莱雷却没有详细的阐明，避免这种困境的有效措施。虽然弗莱雷的文化行动理论树立了新的解放途径，但在实践行动中是难以实施的，因为被压迫者早已习惯了顺从。弗莱雷寄希望于主要通过加强对话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行动，的确是有点不切实际。但正是由于弗莱雷理论的激进，才使得他的思想更具有启发性，也许他期待者后人能进一步完善他的理论。
培养被压迫者的批判性意识是弗莱雷革命的文化行动，乃至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他主张革命领袖唤醒被压迫者的批判性意识，认为被压迫者对现实剖析得越深刻就越有利于重新命名世界。在他看来，批判性意识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和能力，也是人们共有的正确思维方式。被压迫者的意识遭受了压迫者的驯服，批判性思维被湮没，压迫者剥削他人的手段只符合自身的利益，是难以担当起改造世界的重任。弗莱雷认为只有被压迫者才能担当起重新命名世界的重任，但他却并没有提出批判性思维的标准，这让我们很难区分被压迫者应该怎样思维才会使批判性意识觉醒。
在实践行动中，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弗莱雷的观点。我们是否应该使每个人或群体都具有批判性思维；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或群体是否都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被压迫者缺少批判性思维是否是压迫秩序导致的；批判性意识是否都是真理等等。这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弗莱雷思想的确存在着局限。弗莱雷幻想人的本性是完美的，忽略了人性的阴暗面。唤醒批判性思维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注意到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所具有的差异性。此外，在实践行动中，无限制地批判容易导致人们缺乏共同的规范准则和价值信仰，影响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社会成员拥有共同社会理念和信仰之上的。
弗莱雷的思想不仅包含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更包含了许多思想家的理论精华。他创意的将许多大家的思想融合为具有挑战性的理论，但却难以将被引述的思想完整地彰显出来，他仅仅把思想家们的部分思想简化成为自己书中的一部分。
弗莱雷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精神实质，认为压迫者为了维持压迫秩序，将行动与反思分离，抹杀教育的政治性。他主张革命的文化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对话使被压迫者认清现实，用批判性思维去改造世界。他的理论是贯穿于反思与行动关系之中的。马克思的学说对弗莱雷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莱雷的文化行动理论在某些方面吸收并借鉴了马克思学说。弗莱雷受马克思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在革命的文化行动中，他借用了马克思把转变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和最大障碍，认同了马克思将压迫视为阻碍人们意识化的观点，认为被压迫者解放压迫者和自身的斗争应在阶级斗争背景下的实践中完成。可见，弗莱雷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是不排斥诉诸于革命行动，甚至是暴力革命行动的。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解放学说作了有益地补充。
但是，他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他接受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的观念，将意识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唤醒意识觉醒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勾画出文化行动理论的任务。但他却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他天真的认为主要通过文化革命，辅之以必要的暴力革命，就能够改变社会结构，实现人们的意识化。这种想法忽略了经济基础的巨大作用，社会结构的改变是不可能仅仅通过教育文化手段得以实现，即使文化手段能够完全改变人们的意识，它也不可能在改造世界的重任中充当决定因素。
虽然弗莱雷的理论思想存在一定的不足，但现实中对他理论地批评大多源于人们对他的理论期望过高，期望他能提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而忽视了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有人认为他是好战型基督徒，为了穷人的解放而战……然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家，他提的激进要求掩盖不了他在把他的思想变成持续有效的行动方面力不从心的，他鼓吹革命，但无力实现革命。一些人认为他在拉丁美洲思想界所起的作用可以和黑格尔在欧洲思想界的作用相比，因为弗莱雷提供的方法可以阐明整个拉丁美洲生存的方式……人们把弗莱雷说成是一个活动家、极左分子、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预言人类终究能够获得解放的先知、哲学家、天才的认识论者，精干的战略家，成功的教育家。”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对他的理论一知半解或仅凭一两本书就乱下妄言也是原因之一。有的学者批判弗莱雷过高评价文化的作用，否认暴力革命的作用。实际上，这是对他的一种误解，弗莱雷是主张将教育改革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改革相联系的。他曾说“教育不是改造世界的钥匙，但是改造世界是教育的一项任务。我们都知道教育不能包揽所有的事情，但是它可以促成某些事情的成功。”
对待弗莱雷的思想，我想借用梁任公在《李鸿章传》中对李鸿章的评价：“天下惟庸人无咎亦无誉。”弗莱雷在有生之年就成为传奇，他身处逆境却顽强拼搏，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社会。他面对困难展现出毫不畏惧的勇气、坚定的决心，鲜明的政治立场，犀利的语言，都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虽然他的思想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但却发人深省，令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