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11 月 21—23 日，第六届“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暨南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大会开幕式由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列耀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文艺学学科负责人蒋述卓教授代表暨南大学致欢迎辞，并转达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资深教授饶芃子先生的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陆建德研究员和《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分别致辞。来自全国 30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50 余名代表围绕相关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文艺学的学科发展及反思
文艺学本身体系庞大，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所以需要从历史和当下反思学科的发展。
张福贵教授指出，已成为学科定论的基本理论和常识往往对学术研究形成了某种限定，当下文艺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都是在学科前提反思缺位的情况下进行的，文学学科体系变革的滞后性、先验主义思想和教科书模式对体系性创新的限定、破解文艺学学科难题都体现出学科反思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王一川教授通过回顾 1985 年中国文学界和文论界的大事件，反思文艺学发展的得失，以求确立当代文论建设的原初动力。陈剑澜编审指出，中国的文论、画论、书论进入现代知识制度以后，其微妙的思想逐渐丢失，我们应当通过中西比较和对照将之逐渐寻回。马大康教授认为，作为话语表现形式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研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断裂，只从话语的某个层次进行文学批评不能真正全面把握文学。他呼吁关注话语对文学和文论的影响，以求更能使理论研究接近文学。
王坤教授认为，文学理论去掉了文学本来具有的消遣性知识特性，造成了知识生产对文本性的收束，引进知识生产到文学理论要适度。欧阳文风教授指出，文艺学的学科研究需要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打破当前学科界限分明的弊端，跳出学科本身，以宏阔视野进行研究。周兴陆教授认为，传统文论在现代并没有“失语”，而是通过不断调整姿态适应现代社会，虽然在20 世纪的社会文化背景里，中国学术思想处于“受动”地位，但传统文论可以“能动”地补救当代文论中的偏颇倾向。
二、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和借鉴
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论一直是文艺学界关注的重点课题，如何建构当代的中国文论，怎样借鉴外国文论，专家学者就此提出看法。
高建平研究员认为，建立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应该根据中国文学实践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钻研和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他强调只有基于当下文学实践，才能建立起既是当代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危磊教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乃至苏俄马克思文论只是我们建构具有当代形态中国文论的参照系，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需要结合全球化浪潮，对西方思想文化及文论和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进行“批判与创造”统一的全新的审视超越与思想原创。
李健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一直处于借用和模拟的尴尬境地，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尚未形成，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建构应以中国古代文论为主，外国文论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建构要遵循必要性和适宜性相融合的原则。彭修银教授指出，“文学学”概念源自英法，侧重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文艺学”源于德国，侧重心理学和美学的方法，所以不能简单地等同。20 世纪初的留洋学者多是在西方学习古典文化，却在日本接受的西方现代精神，因此在建构当代中国文论和借鉴西方理论时，要注意中国和日本的学术渊源。
三、文学史的重写和文学史观的重塑
谢天振教授指出，翻译的本质是通过文字的转换实现文化的交际，因此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学史观，重新审视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史的关系。宋炳辉教授从文学观念层面和逻辑上提出，翻译文学要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必须要对文学权属观念进行反思，同时引进“中介”和“不确定性”概念。欧阳友权教授认为，网络文学的出现，让文学固有的形态异动，作为历史性存在、价值性存在和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应该写入当代文学史。张慕华编辑指出，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首先需要对“文学”进行重新界定，打破纯文学问题和应用文学文体、主流文学文体和民间文学文体之间的隔膜。再者应该引入文学美学理念，打通文学史、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的界限，以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开放的视野，在世界开放的环境中展开。苏桂宁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大众介入文艺创作使得文化权利下移，文学艺术更加普及。我们应该对文本进行直接的分析判断，重新思考现下的文学史观。
四、文学生产与文化批评
信息时代新媒介的参与改变了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批评模式，学者们就新时期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化研究各抒己见。
王德胜教授指出，“以简约细小或破碎分裂作为具体行动的空间占有形态，以迅捷发散、复制性传播作为情绪意志的时间存在方式”的“微时代”改变了当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同时也直接带来了一种平凡叙事、文化共享、碎片化文化体验和“微”意义表征的“微时代美学”。蒋述卓教授认为，当下的文化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下发展为基点，以文化研究为参考，避免政治化。
要有重构价值取向的追求，力求建立文化生态的平衡，立足审美以生产自己的理论话语。李凤亮教授指出，“新创意时代”的来临使得文学从小众走向大众，从一维走向多维，呈现出极强的跨界性、商业性和多重开发性。文学的个人化、视觉化、精短化、碎片化成为当前文学消费的重要变化。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创意时代”文学的变化，这样才能推动文学研究的发展。阎嘉教授以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为例，指出文化研究应该从文本转向“活文化”的研究，要以跨学科的方法让文化研究表现出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阶级问题、价值问题的关怀。赵炎秋教授从媒介的存在形式、传播形式和操作形式谈了媒介对文学、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媒介不断进步导致的社会生活、科技、文学样式的发展，能否给人类带来幸福、使未来的文学和艺术形式更加高级，这个问题还不能过早下定论。
五、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发现
王秀臣副编审以“诗味说”为例探索中国文论的古今对话和中外演变。他认为“诗味说”源于五行之说，经过《尚书》、《礼记》等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理论，是抒情本体论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刘锋杰教授认为，“五四”以来对“文以载道”的批判造成了长期以来对“文以载道”的误解，简单地将“文以载道”等同于工具论，过分强调其政治性而忽略了它的道德内涵。“文以载道”的“载”具有个体性、融合性和批判性，并非是政治动员的工具。
刘绍瑾教授认为道家文艺美学不仅为中国现代美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还是中西比较视野下引介西方美学理论的“前在视野”和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形象大使”。陶原珂教授指出，在古代文学范畴观念的历史梳理中，一名之下的术语释义与多家思想的梳理远未完善，还有待分层处理，因此可以借鉴西方词典学中术语翻译的系统性和规范性、学科知识点的构成、术语知识点的适度阐释和关联等方面的体例思想完善古典文学范畴概念。闫月珍教授指出，中国文学批评里器物之喻打通了技艺与文学的关系，容器的空间、意味、重量和错彩镂金的观念与文学批评思路相通，以容器喻文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文学认知的一种方式。
六、西方文论与其他
胡亚敏教授提出用反思的精神重读马克思主义，强调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意识出发重新审视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在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中国也可以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姚文放教授指出，福柯将“话语”生产的规则和实践放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进行考察，形成一种特定视角，在话语问题上打开一条通往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路径，这种方法对于文学理论具有直接效用和参照效用，而后者更具价值。张永清教授从哲学、经济、宗教、技术和法律层面谈了作者理念本身的范式转换，指出在历史的进程中作者经历了作为制作者、创造者、生产者和书写者的转换。刘俐俐教授指出当下既有的“故事学”只是关于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口头故事之“故事学”，无法涵盖书面文学乃至其他载体中的故事现象。她认为超越民俗学学科故事学的更基础和更具普遍性的故事形而上理论，才具有包容所有故事的能力，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学重新界定故事的概念和故事的特性。傅修延教授指出，当下人文学科的话语、术语以及方法都被技术学科规范，使目前中国文论和文学研究陷入危机。吴子林副编审认为当下学界援用“帕里—洛德理论”理解和阐释“神授艺人”现象有其不合理性。他指出我们必须反思理性的局限所在，打破学科藩篱，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式和对话策略以适应对象本身的特点。赵静蓉教授认为中国现代史上遭遇的精神危机，是事实与自我理想不相符的认同焦虑，个体要实现自我认同和族群认同就需要将私人生活融入社会生活当中，消除“我”与世界关系的陌生化。
大会闭幕式上，高建平研究员对此次会议作了精到的总结，他指出，文艺学学科要发展和超越就要吸取不同资源; 在变动时代下文艺学的发展仍要坚持人文精神; 在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时候要整合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以批判的精神借鉴西方理论。蒋述卓教授在闭幕式致辞上表示，这次会议各个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每位学者在文艺学学科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各有专长，这样的讨论增进了文艺学和相关学科的了解，希望今后继续加深这样的对话，在探讨中发掘新的学术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