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澄教授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已达六十五周年，观其学术规程，满眼碧桃红李，一派与众不同的学术生态。他的学问之道、思维之道、育人之道，构成了整体的治学之道，显现了学术发展的核心规律，包蕴了学术大家和学术大师的形成机理，值得很好地总结与弘扬。
一、国学—科学—哲学的学问之道
黄老师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年的本科修读，打下了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的深厚基础，为其后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准备了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从科学走向哲学，特别是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应提升中走向哲学，形成了系统科学与价值哲学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并化入其美学与文艺学的理论结构，创新了学术品质。
美学与文艺学是审美规律的总结与升华。这些规律主要存于文学、艺术、文化的创造中。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是中华民族审美文化意识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审美创造经验的积淀，个中含有深刻的系统的美学与文艺学规律。黄老师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方面的涵养，十分丰厚深邃，也就深切地把握了美学与文艺学的活态对象，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前提。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深厚修为，还使黄老师的美学与文艺学理论有了深浓的民族底色与深牢的民族根性。中国传统的文艺学与美学，重审美情感，重社会担当，正是有了这份遗产，黄老师怀疑与摒弃了来自苏联的认识论美学与文艺学，形成了情感价值论文艺学与系统调控论美学。
黄老师的情感价值论文艺学与系统调控论美学，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或者说，情感价值论文艺学，是出于系统调控论美学的。这一理论系统，下接民族审美理想的地气，中联系统科学的精神，上承价值哲学的灵魂，实现了民族审美文化、美学与文艺学理论、科学法则、哲学观念的四位一体。
在黄老师的美学与文艺学结构中，审美规律是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视野中发现的，是一种系统科学化的美学理论，真理性突出。这些美学规律，还实现了价值哲学的提升，有了美学原理的意味，有了基础美学的品质。正是这种学术层次的递进发展，使黄老师的著作，形成了多学科梯级融会的系统结构。
自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学科交叉与学科整合蔚然成风，推进了学科的综合性发展，提高了学科规律的关联性与普适性。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简单拼凑与互贴标签的情形，显得做作、呆板与僵硬。黄老师的著作，跨学科的特性十分突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结合非常明显，然美学文艺学与系统科学、价值哲学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有如天造地设一般自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学养层面上，他实现了审美文化、系统原则与价值原理的内在同一。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强调系统整体性、情感性、济世性，与系统科学揭示的有机系统自组织、自控制、自调节原则有着对应性，与价值哲学凸显的系统目的性有着契合性，这就达成了三者内在的同构与统一，整体结构是那样的妙合无痕。二是在理论与方法结合的层面上，实现了方法规程与理论逻辑的内在同一。方法，可以解释为桥梁、工具、媒介，即解决问题的手段。更深层地看，它是行与思的逻辑。行与思的逻辑，因源于世界的道与理，可成为思维的规约与实践的指南。方法作为思维的规约，化入思维的路线，进而成为思维的规程与思维的模型，也就成了理论结构的本身，实现了方法与理论的同一。黄老师的系统调控模式与价值目的范式，作为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内化为他的系统调控论美学与情感价值论文艺学的逻辑，实现了方法与理论的妙不可分。三是人文形态的美学与文艺学、科学形态的美学与文艺学、哲学形态的美学与文艺学的递进，形成了有机的系统结构。黄老师十分重视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的哲学高度，在跟随他学习美学与文艺学时，多次听他谈及：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同升华而出的哲学，才有真理性与普适性。在黄老师的理论体系中，价值哲学是灵魂，它体现系统调控之目的；系统科学是骨架，它体现系统调控之模式；审美文化是血肉，它体现系统调控之机理。在系统信息调控的总体框架里，黄老师实现了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调控信源、科学调控模型、哲学调控目标的递进，实现了系统信息调控论美学与文艺学逻辑的序进，形成了理论域格的三位一体。这再次见出，黄老师的学术研究有着逐级生发的有序增长的理论生态。
二、诗性—理性—艺术哲性的思维之道
黄老师有很好的艺术天资，乐器、京剧均属行家，有诗性思维的创新潜质；他范畴运动的理性思维系统而严谨，有建构理论结构的才能；二者耦合并进，抵达艺术哲性的学术思维至境，生发了学术范式与元范畴，创造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一个学人有诗性思维，方会形成学术观点、学术命题、学术范畴的创造性，方能实现学术研究最可宝贵的原始创新。中国是一个崇尚诗歌的国度，古代学者的诗性思维相应发达，画论、书论、文论、诗论、戏剧理论和小说理论无不闪烁着思想的灵光，原创的睿智。黄老师凭借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积累，强化了诗性思维的素养，形成了学术创新的思维基础。
黄老师继而在学术实践中发展了理性思维，将诗性思维形成的理论创新点，特别是理论原创点，进行概括提炼升华，在理论的抽象中，形成公理、定义、规律，提高了普适性。然后展开这些公理、定义、规律的关联性分形，在理论抽象走向理论具体中，生发范畴运动，形成理论结构，这就实现了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统一。一些做中西比较研究的学者，说中国古代学者长于直觉、灵感、顿悟，其理论著述，含珠蕴贝，有不少深刻的观点，有诸多独特的感悟，然较为分散，较少形成体系严谨的大著。西方学者长于分析、判断、推理，形成理论系统者较为多见。黄老师兼有中西学者的长处，诗性创新力很强，理性思辨力尤佳。读他的著作，你会感到一种强劲的逻辑力量，牵引着理论网络的缜密展开。每一个理论网结，每一个逻辑位格都在相互联系中，相互支撑，相互推进，有一种自然天成的意味。就像托尔斯泰所说“：在真正的艺术———诗、戏剧、图画、歌曲、交响乐中，我们不能从—个位置上抽出—句话，—场戏，一个图形，一小节音乐，把它放在另一个位置上，而不至损害整个作品的意义，正像我们不可能从生物的某—部位取出一个器官来，放在另一部位，而不至毁灭该生物的生命—样。”
正是凭借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耦合，黄老师美学与文艺学的理论结构，实现了原创独创性与系统严谨性的统一。
学人最高的思维境界，是艺术哲性的思维。辩证性是这种思维的特质。它有多维的形成。一是思维个性与思维通性的统一，成就了学术风格独特的理论大家与大师。二是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高端统一，成就了理论大家与学术大师的学术范式与理论元范畴。三是高度具体与高度抽象的统一，成就理论大家与学术大师既高度宏阔又十分缜密的理论系统。黄老师的艺术哲性思维，达到了上述学术境界，形成了上述学术效应。
近六十年来，黄老师的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耦合并进，持续发展了艺术哲性思维的整体特质。正是这种辩证提升的艺术哲性思维，使黄老师的直觉、灵感、顿悟，于诗性之外，有了丰厚的理性化内涵，有了直接显现学术范式与元范畴的机理与功能。他的学术范式与元范畴是同一的，即两者均为系统调控。凭此，他形成了人类社会系统审美信息调控的理论与方法。这种理论与方法，贯穿于他的一系列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构成了相应的学术体系，形成了美学与文艺学的系统创新与独特创造。
系统调控这一元范畴，在黄老师的论述中，从理论抽象走向了理论具体，形成了社会系统调控、社会系统信息调控、社会系统审美信息调控、社会系统审美情感信息调控、社会系统审美情感信息调控的价值本质、价值功能与价值目的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容，形成了独创的理论系统。
翻开美学史和文论史，卓然而成大家、大师、巨匠、泰斗者，无不通过创新和创造学术范式与元范畴，而开山立派引领学术文明发展的。柏拉图形成了理式—模仿范式，通过元范畴理式的分形，构成了神的人化的美学体系。普罗丁构建了流溢—回归范式，在元范畴太一的具体化中，生发了人的神化的美学系统。中世纪的神学美学家，诸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拉、但丁等，建构和创新了创世- 救赎范式，在元范畴上帝的三位一体中，完善了神人同一的美学体系。他们因此而成为西方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学术大师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着学术历史的积淀性。然在学术浮躁的时期，往往一夜之间，冒出许多大师。这当中不乏真大师者，然仔细盘点一下，不少人不合大师的本质要求，应归位学术阐释者和学术明星者。他们的阐释与表演，或无根无据，随心所欲，糟蹋经典；或有根有据，但不是己根己据，而是他根他据，一辈子帮别人做学问，做别人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黄老师学术生态的意义，尤为重要。他不仅显示了学术大师的尺度：从创新创造的学术范式与元范畴中，生发出独特的理论系统，而且标识了成为学术大师的思维机理与思维规程：诗性思维—理性思维—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耦合并进—艺术哲性思维，在学术标准和学术评价方面有着正本清源的价值。
我的导师周来祥先生曾经说过：在人文学科领域，要成为大师，须有八十年的功力。这里面包含有学术积累与学术递进的道理，更不乏学术选择与学术认同的规律。我曾经在《超循环：生态方法论》一书中，标划过学术大师的生发规程———从学者经由专家和大家，走向大师。有的学人，成了专家后，几十年原地踏步，除了思维素质方面的局限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养跟不上，做学者没有持续发展。做专家须有专家的学养，做大家须有大家的学养，做大师须有大师的学养，只有学养和学人耦合发展，逐级递进，方能成就大师。如前所述，黄老师集审美文化、系统科学、价值哲学的学养于一身，有了能够支撑学术大师的跨学科学问。再有，黄老师的学术发展，是稳健递进的。他在做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美学时，成为大家，继而做价值论文艺学和价值论哲学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大师。黄老师年届八十，其学术影响不断生发不断深化，其学术价值不断被发现不断被确证，也就从各条路径走上大师，并显示了学术大师系统生成的规律。
大师的学术引领性，大都是通过学术范式实现的。科学范式的创立者库恩说“：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也就是说，一个新范式创立后，就像竖起了一面大旗，常常会集结起一批年轻的学者，形成学术新潮流，直至成为学术主潮。这样，创立新范式的学术大师，也就发挥了引领学术前沿与促进学术文明的功能。20 世纪的 80和90 年代，黄老师系统调控的学术范式，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美学流派，推进了中国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他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当代美学史与文论史的一个不可或缺不可代替的环节。
三、授人以鱼—授人以渔—授人以范的育人之道
黄老师在新的理论系统的传授中，传授系统方法，以自身的学术风范影响学生，熏陶学生，塑造学生，形成了授人以鱼、授人以渔、授人以范紧密结合的育人之道，培养出了诸多学术精英。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道理上说得过去，然操作起来，则有理论与方法的脱节之嫌。如果把方法仅仅理解为工具、桥梁、媒介、手段，对学生单独加以教授，似乎行得通。然作为思维规约的方法，是内在于学术体系当中的，仅授人以鱼，或仅授人以渔，均为不妥。方法与理论的不可分性，决定了授人以渔必须与授人以鱼结合起来，不然，授人以鱼成了纸上谈兵，终会落空。黄老师非常重视向学生传授治学方法，但他从不单独地抽象地谈方法，而总是在知识的传授中结合谈方法的，总是在讲述知识的生成中引出方法机理的，学生由于看到了方法与理论结合的过程，知道了方法促进理论发展的实际，也就听得明白，理解实在，且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我虽然没有在黄老师那里拿硕士学位，但在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上得到他真切的教诲，没齿难忘。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头到尾听了他分别给本科生、硕士生讲的美学课，修读了他专门给我们青年教师进修班开的文学理论课，同步地学习了精湛的理论与方法。
1982 年，我开始给本科生上文学概论课，事先写了十余万字的讲稿，黄老师在审阅时，差不多每页都用红笔做了批改。对批改处，我都从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上做了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发感到黄老师理论与方法同步传授之道的可贵。我研究现代派，用的是林焕平先生传授的唯物辩证法。我研究桂林山水，用的是黄老师传授的系统方法与周来祥先生的和谐理论。做西方古代美学的博士论文时，综合各种方法形成系统辩证法，核心成分是林先生的唯物辩证法、周先生的历史辩证法与黄老师的系统方法。做生态美学研究，用的是网络生态辩证法，其基座仍然是系统辩证法，底盘仍然是林先生、周先生、黄老师共同为我配置的。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我运用的学术方法也逐步发展，然黄老师传授的系统方法和林先生、周先生传授的辩证方法一起，始终生发其中。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系统辩证法运用得比较自如，并能够发展为网络生态辩证法，是因为结合三位先生的理论学来了基础的方法，是因为三位先生在传授知识中传授了雅正的方法，是他们在授人以鱼中授人以渔，使我从未偏离理论与方法同一的学术大道。我曾经自问，如果不是连续两次系统地聆听黄老师的美学课，我不可能较为全面地理解内化其中的系统方法，也不可能自觉地将其运用于学术研究之中去。在授人以鱼中授人以渔，让学生学到知识时，自然而然地学到了创造这些知识的方法，开启了学生继续创新的诀窍，是黄老师的育人之道。这是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统一的大道，有着自然而然的质地。
黄老师为人为文，均为学生作了示范，进而实现了授人以鱼、授人以渔、授人以范的统一，形成了更为系统的育人之道。黄老师以自己的学风熏染学生，实现授人以范。他实事求是，坚守真理，形成了哲学层次的学风；他创新创造，绝不苟同，显现了科学层次的学风；他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养就了技术层次的学风；这就构成了一个优良的学风系统，产生了一个高雅的学范场，对学生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生发了持久的学术范塑力。可以说，学风纯正，是黄老师学生群体的共性，折射了黄老师授人以范的重要意义。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再到授人以范，黄老师以其完整的育人之道，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像李新风的艺术学研究、王杰的审美人类学研究、蒋述卓的古代文论研究、张利群的批评学研究、王建疆的美学研究、王卫东的文艺学研究均形成了良好的影响，且发展的势头正盛，成为当下中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重要的正能量。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的本体是自然。黄老师集学问之道、思维之道、育人之道而成的治学之道，是其学术本质的真切标识，有自然本道的根基。它在现代人文化、科学化、文明化的过程中，发展了自然本道，提升了自然本道，成为法天贵新的学术大道、雅道与正道，显示了一个学术大师既坚守自然本真又追求文明超越的学术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