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内文艺创作现娱乐化趋势愈演愈烈。一些美学研究者把这种夹杂着商业气息、工厂化生产、技术手段多于审美创造、大众化及至趋向媚俗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现象归结为一个新的美学研究课题———日常生活审美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理论来自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城市空间被装点得超乎实用价值的绚烂多彩，并将这种过度美化蔓延到市郊和乡野，所有公共场所都被卷入了审美勃兴的狂欢中; 工业时代，艺术被作为工业生产被大规模复制，生产让物质变得异常丰富，艺术与现实的界限逐渐模糊。正是基于这种美和审美泛化的现实，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 Featherstone，M) 在 1985 年 12 月比尔伯格大学“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提交论文，他运用了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对消费主义文化中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行探讨。随后，他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life) 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有三种含义: 一是指艺术的亚文化，如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追求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进而挑战艺术品的传统地位，并认为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物上; 二是指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 三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迅捷的符号和影像，消费社会就是通过影像刺激欲望不断扩张，并力图消解实在和影像之间的差别。
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了理论上相比更为激进的观点———“美学转向”，这正是国内美学界探讨美学转向问题的直接理论来源。他从四个层次进行阐述: 一是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 二是技术和传媒对我们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 三是态度和道德方面的审美化; 四是彼此相关联的认识论的审美化。
在西方美学理论的引介和国内美学理论无力解释现实的情况下，以陶东风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将成为文艺学学科中新的增长点。而以鲁枢元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以此作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在价值取向上存在问题。这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发轫应该在 2001年陶东风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对文艺学学科的“本质论”构建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热衷于探讨“规律”和二元对立思维极大的束缚了学科发展。
这一批判，为他在后来力图建构新的文艺学研究方向做了铺垫。论争真正兴起是源自 2003 年 11 月《文艺争鸣》开办的“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专栏中，王德胜、陶东风、金元浦、黄应全和朱国华就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进行讨论。这组讨论指出古典理论与部分现实状况矛盾之处，希冀从理论上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名，并热烈建议将美学研究转向于这一命题。相比于这些研究者随后发表的与对立观点的“商榷”之文，这一阶段的观点略有矫枉过正之嫌。四个月后，鲁枢元在2004 年3 月的《文艺争鸣》上发表了《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一文进行反驳。反方研究者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具有虚伪性，它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并让人沉浸在虚假而肤浅的审美幻觉当中。自此，以陶东风、王德胜和鲁枢元、赵勇为代表的双方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合理的学术论证。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这期间双方主要参与者先后刊发 19 篇论文，21 世纪以来迄今为止美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场论争。
从美学的产生、发展历程来看，关于美的理论从未有过唯一的答案。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就发出了“美是难的”的感叹。此次论争在美学研究和发展中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双方不断修正、完善各自的观点，并不断将讨论引向深入。可以看到，在之后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从论争转变为对理论引入的价值论、认识论的探讨。实际上，无论是否赞同“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双方都认为在当下的文艺创作中，传统的文学理论开始失语; 在丧失了应有的阐释能力的时候，势必要把经典话语转换为能与当下直接对话的一种阐释方式。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在文艺创作开始泛文艺化或大众化的今天，我们所秉持的理论需要有能力应对当前创作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语困境，其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消费主义与大众传媒合谋垄断文学或文化生产、传播的情况下，文艺创作趋向娱乐化。
国内文艺创作娱乐化倾向并非是 21 世纪的产物，它与社会的深刻变革密不可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思想、文化等方面与之相应的“地震”。西方世界不仅为中国打开了经济之门，更是一次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交锋、交融的过程。随着经济全面复苏和迅猛发展，人们有更多、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把满足更高层次的生理、心里需求作为追求目标。德国美学家韦尔施在《审美化过程: 现象，区分与前景》中认为: “近来我们无疑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并在《重构美学》中指出: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 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从经济延伸到生态学; 消费者不在乎获得产品，而是通过购买使自己进入某种审美的生活方式。无疑，在商品经济极其发达的当今社会中，消费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消费主义洪流进而席卷了日常生活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日益参与到文化、思想等的传播中来。各种艺术创作在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后，在大众传媒这一瞬间席卷全球的传送带上，为视觉、听觉的狂欢和盛宴提供了一道道快餐式的产品。为了满足消费需求并获取商业利益，文艺创作势必要去迎合市场需要。因此，娱乐化实际上是消费社会和大众传媒合谋下的审美追求的一种具体呈现方式。
全球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方式，将每一份子都裹挟进到消费主义文化的洪流，消费主义通过娱乐的而不是实用性的方式来完成其文化功能。艺术的存在，此前是指向内心的，是精神的存在，如西方理论中语言被赋予神性、“不学诗无以言”等等; 而现在，艺术被当做符号和标签，以一种看似高雅的方式来满足欲望需求。理论研究者身处在消费社会中，享用着娱乐精神带来的舒适，但关于人文精神失落和批判精神丧失的担心却与日俱增。曾经在殿堂中的艺术及其审美意识现在沦落到成为日常生活活动中的挂饰，似乎只是因为可有可无的“娱乐”玷污了崇高的艺术和审美。人们在为艺术的娱乐化担忧的同时，也把娱乐当成了批评的众矢之的。
在“2011·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很多学者对当前的文艺创作和评论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担忧。谢冕教授提出，受时尚和潮流裹挟，存在艺术成为商品，创造成为产业的现象，人们有理由为当前艺术生态担忧。在精神层面上，我们的贫穷已经到了一个底线，要拯救心灵，守护心灵，提升公众的艺术情怀，评论家应该有担当。的确，在影视、网络甚至传统艺术创作中，娱乐化泛滥的问题不可小觑。革命、历史及现实题材娱乐化消解了意义和崇高，小说创作尤其是网络小说创作不但在挑战着文学权威而且也在娱乐着语言的神圣性。它与90 年代的先锋文学蔑视崇高和挑战神圣与权威已经完全不同: 后者是一种精神之战，前者更像是一个游戏。
在某种程度上，文艺创作娱乐化倾向与当下社会中存在的影像泛滥、符号欲望密不可分。费瑟斯通对此有过深刻分析，他认为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新的文化媒介人”，即文化中产阶级和媒介人的合体。他指出，“新的文化媒介人”是从事符号的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人士，提供如营销、广告、公共关系、广播和电视的生产者、设计家、杂志记者、时尚作家之类职业所能提供的象征产品和服务。这些人将这种模式引入生活。他们为身份、表征、外观、生活分格和对新经验的无穷追求所着迷，创造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追求一种更富情趣和品质的审美趣味，同时又以这种审美趣味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在当下甚至成为公众日常生活中争相模仿的“消费偶像”。但费瑟斯通清醒的认识到，“新的文化媒介人”既是权力阶层又是利益共同体，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及其进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审美文化中的行为主体，掌控者文化、思维甚或政治的权力，又在共同谋取经济利益。
娱乐已经成为驶离出港的“泰坦尼克号”，很难立刻掉头或转身。在这一巨大的文艺创作娱乐化的惯性下，全民狂欢式的娱乐最为引人担忧。就连热烈倡导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名的陶东风也不无忧患意识，“沉溺于消费主义的中国大众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不关心自身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问题，他们对于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视而不见，沉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忙于塑造身体、布置小家庭、享受日常生活) ”。当下音乐选秀类、相亲类等无关人的精神、情感和美的节目，可以创造一个时期内的全民运动;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网友们最关注的不是他的哪部作品最出色，而是他穿什么衣服去领奖; 各类影视公司制造的“抗日神剧”、宫斗戏充斥荧屏，却连其中最基本的时间、年代、事件等细节都弄错……这并不是研究者的杞人忧天。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 64 本。而中国13 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 1 本都不到。而在 1999 年，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曾高达 60．4%。
当然，从理论上看，日常的生活审美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欲望泛滥、虚假表象的始作俑者，但不可否认，其本质上是沿着现代美学自黑格尔以降反理性主义直至尼采、海德格尔强化感性经验及至当代解构主义、后现代理论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物质爆炸式发展以来一脉相承的精神方向走下来的。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在世界上”，可以视为对美学与日常生活提出的双向要求。美或审美无法脱离感性经验，但一定要有超越性，而不是只停留在低级感官经验阶段。对感性欲望的过度摄取，会让精神沉沦于肉欲和低级需求。日常、生活和审美化都没有问题，存在问题的是将审美拉扯到欲望地平线上，无法让审美精神具有超越性。大众文化需要批评，精英文化同样也需要批评。既不能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来批评大众文化，也不能站在大众文化的立场上来批判精英文化。否则便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嫌疑。另外，在审美领域进行评价时，不能移植纯粹道德领域的评价标准———在关于美的评判席上，道德没有一票否决权，只是“陪审团”中的一员。就现存情况来看，娱乐化的趋向已经无法逆转、停止。
那么，如何看待文艺创作中的娱乐问题，如何用理论阐释和引导当下的文艺创作，就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且要做出解答的问题。我认为，消费和娱乐不是恶魔，而是双面人。文艺创作必须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是要在每一个作品中完成所有社会功能，否则未免要求过高成为“不能承受之重”。如果能从硬币的背面找寻到通往精神之路，比仅仅批判它们的无聊、庸俗和一无是处更有意义的多。把“娱乐”与“娱志”、“娱情”、“娱心”等结合起来，把娱乐和消费还原成日常生活审美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采取“疏”而非“堵”的方式，有利于从文艺学学科方面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找寻到一个基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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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迈克 · 费瑟斯通． 刘精明．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0
3 ［美］尼尔·波兹曼． 章艳． 娱乐至死［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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