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意蕴的“隐秀”功能指的是意蕴之“隐”对篇章之“秀”的生成作用。复杂含蓄难以尽述的深层意蕴可以大大拓展语言和形象结构的内在信息场，形成一种多向度的意义表达方式。这不仅赋予文学作品丰富深刻的内涵和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而且使其彰显出动人心目又强烈持久的显在审美效果。
关键词：文学； 意蕴； “隐秀”;
作者简介： 孙媛（1975-），女，河北张家口人，文学博士，韶关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文艺理论和比较诗学。；
A New Solution to “Yin Xiu” Function in Literary Implication
Abstract:The “Yin Xiu” function of literary implication refers to the generating effect of “Yin” in implication on the “Xiu” of the text. The deep meaning of complex implicit inexhaustible can greatly expand the inner information field of language and image structure, and form a multi-directional meaning expression, which not only gives the literary works rich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intriguing artistic charm, but also shows the impressive and strong and lasting aesthetic effect.
Keyword:literature; implication; “Yin Xiu”;
借用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说法，“艺术作品的意蕴”专指作品“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较之语言文字和形象世界，文学意蕴处于作品结构的纵深层次，是文学作品的核心和灵魂：“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前一个因素--即外在的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们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文字也是如此，每个字都指引到一种意蕴，并不因它自身而有价值……这里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1.回旋激荡于作品深处的意蕴不仅是使语言文字和形象世界这些外在因素体现出审美价值的内在动因，而且是使文学文本独具魅力、常品常新的奥秘所在。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概括和分析文学意蕴的强大功能呢？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只想借助“隐秀”二字，发掘一个概括和分析文学意蕴功能的新视角。
一、关于“隐秀”
“隐秀”的说法原本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深文隐蔚，余味曲包。”2
这里的“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意指《易》卦之复义互生难以尽述的现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意指水底珠玉无法被明见，只能凭水纹形状推测其是方是圆的情状，它们和“重旨”“复义”“秘响”“伏采”“隐蔚”“曲包”等描述性词语配合在一起，共同说明了“隐”幽深微妙又丰富无限的特点。前辈学者范文澜、黄侃都对其有过解说和归纳：“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陆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隐之谓也。”2“夫文以致曲为贵，故一义可以包余，……盖言不尽意，必含余意以成巧，……言含余意，则谓之隐，……隐者，语具于此，而义存乎彼。”3一言以蔽之，“隐”所强调的就是文本中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层意味。
这里的“独拔”“卓绝”主要用来说明“秀”的特征，前辈学者多将其归纳为词句意象的生动秀拔之美和恰切表意之功，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提出，“秀者，理有所致，而辞效其功……若故作才语，弄其笔端，以纤巧为能，以刻饰为务，非所云秀也……秀以卓绝为巧，而精语峙乎篇中……或状物色，或附情理，皆可为秀……意有所重，明以单辞，超越常音，独标苕颖，则秀本焉”4,而范文澜则在《文心雕龙注》中将刘勰所言之“独拔”和陆机所言之“警策”相提并论，认为“独拔者，即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5.较之卓绝“精语”,“警策”更注重整体篇章的表达效果。对于“警策”,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篇》中做过专门的探讨：“采摭以入《摘句图》或《两句集》（方中通《陪集》卷二《两句集序》）之佳句、隽语，可脱离篇章而逞精采；若夫’一篇警策‘,则端赖’文繁理富‘之’众辞‘衬映辅佐，苟’片言‘孑立，却往往平易无奇，语亦犹人而不足惊人。”6将黄侃、范文澜和钱钟书的论述相互参照，便可归纳出“独拔”之“秀”的基本特征：生动精妙，效果突出。
结合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之中所引用的《隐秀》篇佚文：“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7,我们认为，将“隐秀”这一视角借用到对文学意蕴功能的考察中是完全可行的。如果说“隐”主要指的是含蓄微妙、难以名状的深层复杂意蕴，那么“秀”主要强调的就是集中鲜明、动人心目的显在审美效果，其中既包括语言词句的生动精妙，亦包括文章主旨的醒目独特。“秀”是和“隐”相对而言的，本文中所谈到的“隐秀”功能，指的是文学意蕴以“隐”显“秀”的审美功能。这一看法主要建立在对“隐”“秀”关系的理解之上。由于《文心雕龙·隐秀》属于断简残篇，所以我们无法从中确定刘勰对“隐秀”之间的关系是否做过进一步论述，前辈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多有分歧。黄侃先生更强调二者间的区别，认为“隐”和“秀”是不同的表意方式所导致的两种相异的文体风格：“隐秀之原，存乎神思，意有所寄，言所不追，理具文中，神余象表，则隐生焉；意有所重，明以单辞，超越常音，独标苕颖，则秀生焉。”4刘永济先生则更关注二者间的联系，认为“盖隐处即秀处也”8.笔者对二者关系和“隐秀”功能的看法主要是从刘永济先生的观点生发而来的，即倾向于认为“隐”和“秀”可以成为水乳交融、辩证统一的有机体，二者的关系，根本还是在“隐”:“隐”是“秀”的前提和基础，有“隐”才有“秀”;有了“文外之重旨”,才有“篇中之独拔”;有了复杂含蓄难以言传的深层意蕴做底，文学篇章才更能彰显出动人心目又强烈持久的审美效果。
配图 文学作品集
二、意蕴之“隐”
意蕴之“隐”指的是文学意蕴的幽深微妙和难以尽述。具体而言，意蕴之“隐”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意蕴处于作品结构的深层，作为语言和形象世界背后的一种潜在可能性，其本身就具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含蓄特质。其次，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艺术活动的创造性本质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内在意蕴的朦胧属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相关论述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在荣格看来，尽管艺术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尽管心理学家一向热衷于研究复杂的心理事件并在其间建立因果联系，但是，面对艺术世界时，心理学家却难以建立起这种因果分析的理性程式，因为，在艺术活动里，人类生命中创造性的一面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这意味着，艺术创作绝不同于一般心理事件，一般心理事件可以被推导为一种对刺激的反应，“可以从因果性上去做出解释；但是，创造性活动与单纯的反应是完全对立的，它将永远使人类难以理解。我们只能描述其表现形式；它可能被朦胧地感受到，但不可能被完全把握住”9.文学作品的产生尽管和创作主体的心理活动有关，但是，文学创作作为创造性活动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作家的具体心理动向乃至生活经历并不能够成为说明和解释文学意蕴的充足依据。与作家心理活动的非因果性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文学意蕴的朦胧和含混。再次，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所揭示的哲理性生命感悟和形而上的存在意义并不是逻辑认识的对象，而是审美体验的对象，读者只能从审美体验出发去感受和领悟文学作品的内在意蕴，很难凭借纯理智的方式对其加以确定和把握，更不可能用逻辑判断和命题的形式把它们清楚明晰地表述出来。凡此种种，势必会使文学意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多义性、宽泛性、微妙性和难以尽述性，类似于中国古代诗论中常说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足以使文学作品具备一种永远也说不完的艺术魅力。
意蕴之“隐”所指涉的幽深微妙和难以尽述直接关联着文学意蕴的复杂性和非确定性，这种复杂性和非确定性大大拓展了语言和形象结构的内在信息场，形成了一种多向度的意义表达方式，优秀的文学作品每每可以因此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我们不妨试举两例。
鲁迅在散文《风筝》中写到，少年在故乡的时候，“我”认为玩风筝是没出息的行为，可多病瘦弱的“弟弟”偏偏特别喜欢风筝，为了防止“弟弟”沦落为没有出息的孩子，“我”心安理得地毁掉了他正在偷偷制作的风筝。直到中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昔日的粗暴行为是一种“精神的虐杀”.但是，面对“我”的忏悔，“弟弟”只是惊异地笑着：“有过这样的事吗？”简单明了的叙述所带来的是极其丰富的审美体验，因为该文本隐在意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扩充了单纯形象的内在信息含量，使简单明了的叙述成了一种多向度意义的表达方式，使读者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审美体验。在这里，我们试着以管窥天，从几个有限的层面感受一下这篇经典佳作的复杂意蕴。其一，心灵隔膜所带来的失落和无奈。忏悔的意义只能在被倾听、被宽恕中得到实现，“弟弟”的忘却使“我”永远失去了以忏悔获得救赎的可能，只有在孤独的自我拷问中独自背负起这沉重的虚空，这是一种孤独人生刻骨铭心的悲凉体验。其二，对健忘行为的痛心和失望。“弟弟”的童年创伤记忆已经消失，长期折磨着兄长的痛悔之情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精神泡沫，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为之深深自责的“精神虐杀”行为在“弟弟”那里却是合情合理的，根本不值得为之痛苦介怀，如此麻木健忘的个体非但没有能力和意识去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反而会对几千年来的“精神虐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无处倾诉的儿时回忆使“我”和春日故乡的精神联系变得无可把握。对于“我”和“弟弟”共同的故乡记忆来说，因风筝而起的冲突似乎应该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假想出来的和“弟弟”“嚷着、跑着、笑着”放风筝的补过场景中，“我”仿佛回到了“久经诀别的故乡”,在一派“春日的温和”中享受着久已失去的欢快童年，但是这种源自心灵深处的还乡冲动一经出口，即遭幻灭，“弟弟”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故乡的精神联系早已失去，留下的只是无可把握的悲哀、怅惘和空虚。如此，对隔膜的无奈和自我拷问的决心，对遗忘的痛心和直面空虚的勇气，对故乡的追怀和还乡冲动的幻灭等种种意蕴交织在一起，就使得作品呈现出了一种既孤独又悲壮、既彷徨又执着、既虚幻又清醒的复杂况味，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审美体验。
又如，沈从文1929年创作的小说《萧萧》。主人公萧萧从小失去父母，12岁时，做了一个3岁孩子的童养媳，过上了吃饱穿暖的生活。15岁时，萧萧受到长工“花狗”的诱骗而失身怀孕，面临着被“发卖”的惩罚，在等待合适主顾的日子里，萧萧的儿子牛儿出世，合家欢喜，“发卖”的事情也无人再提。26岁时，萧萧与丈夫圆房，两年后，又抱着新生的毛毛，照规矩为12岁的牛儿迎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作家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文字勾勒出了一种淳朴自然的生命形态，但读者所感觉到的并不只是轻松和愉悦，还有朦胧飘忽的忧郁情绪、模糊深广的人生哲思和含义暧昧的复杂感受。造成这种复杂感受的，即是隐藏在表层叙事结构背后的多元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深层意蕴。应该说，小说所描写的生活环境里，处处洋溢着牧歌式的单纯、宁静和天真，萧萧虽然是个家庭地位较低的童养媳妇，却一直受到夫家的厚待，即使产下了私生子牛儿，夫家人也没有嫌弃萧萧母子，反而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牛儿“平时喊萧萧丈夫作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这种生存方式的描写，背后所隐藏的是赞美质朴生活、肯定本真人性等深层意蕴。但是，和赞美、肯定同时并存的，还有另一种颇为悲凉的意蕴。萧萧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实际上是被外在偶然因素随意拨弄的悲喜剧，在封闭自足的乡村文化体系中，女性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传宗接代的生殖功能，萧萧以生下儿子为条件换来了被家族和乡村重新接纳的幸运。但是，对于自己的实际生存状态，萧萧始终茫然无知：先是顺应青春欲求接受了“花狗”的引诱，然后便是听天由命地等着夫家惩处发卖，最后是怡然自得地抱着孩子观看又一场幼夫长妻的婚礼。理性的缺失使生命堕入了无意义的蒙昧轮回，另一个童养媳嫁过来的场景给萧萧带来的只是看热闹的好心情。也许，这并不是因为萧萧遗忘了自己昔日的伤痛，而是这伤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她只是被动地顺应着自然本能的驱使和乡间生活的规范，对自身的独立价值和情感需求始终无知无觉，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难以消弭的心灵创伤。在现代社会里，这种蒙昧麻木的生活状态和个体意识的全面缺失只能使乡村文化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尽管揭示出了乡村生活的严重弊端，却并没有因此对其加以全盘否定，相反，我们从萧萧的故事中，仍然能够感受到叙述者对乡村生活的诗意观照和脉脉深情。如此，一面是对封闭自足自然平和的生存方式的欣赏认同，一面则是对处于这种生存中的人们精神状态的反思质疑；一面是深深的遗憾和忧虑，一面又是浓浓的怀念和眷恋；一面是乡村生活的热情赞歌，一面又是乡村文化的悲凉挽歌。正是这种不确定且相互矛盾的隐在意蕴铸就了小说《萧萧》的无尽魅力。
三、篇章之“秀”
有了复杂含蓄、难以尽述的深层意蕴做底，文学篇章才更能彰显出动人心目又强烈持久的显在审美效果，这就是篇章之“秀”.具体说来，意蕴之“隐”对篇章之“秀”的造就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语言词句的生动精妙。如果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件艺术成品，那么词句所发挥的就是最基础和最直接的造型作用，它不仅承载着传达创作主体微妙情感和复杂思想的重任，而且担负着激发接受主体审美再创造热情的使命。所以，杰出的作家都深谙语言锤炼之道，他们会努力根据特定的语境及所要表达的感情揣摩和把握每个词和每句话的情调、色彩、冷暖、节奏感，精心选择最合宜的词句，以保证文学语言的表现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语言词句的生动精妙并不单单取决于作家的语言储备和精心锤炼。在文学作品这个表情达意的有机结构整体中，语言词句和深层意蕴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深层意蕴好像是一种潜在的气流，把每个词和每句话都笼罩在一种难以言说的氛围之中，影响和决定着所有语言词句的内涵和意义。翻开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语言词句之所以令人感到生动精妙，并不是因为其自身的特殊属性，而是因为其内在属性和文本的深层意蕴相互融合所滋生出的情感和意味。虽然我们可以将这些词句对文学意蕴的贡献和作用分析出来，但是，离开了隐在的深层意蕴，语言词句的生动精妙也就不复存在了。换言之，正是复杂含蓄难以尽述的深层意蕴赋予了语言词句新的内涵，使其经历了一个从文学作品所使用的符号到文学作品有机成份的转化过程，任何语言词句，只要成功经历了这个过程，就会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独立意义，成为一种生动精妙足以表情达意的“活”的存在。我们仍以《风筝》和《萧萧》为例。在《风筝》中，当“我”向“弟弟”忏悔往事希望得到宽恕的时候，“弟弟”的反应是：“’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在《萧萧》中，当牛儿迎娶童养媳的时候，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无论是描写“弟弟”反应的句子还是描写萧萧看热闹的句子，无论是“惊异”这个词还是“一个样子”这个词，其本身都谈不上“独拔”“卓绝”或是“警策”,但是，这两部作品复杂含蓄难以尽述的深层意蕴决定了这些词句的丰富内涵和传达生命复杂感受的特殊能力，使它们成了个性化心灵体验的生动载体：与“惊异”一词相联系的，是忏悔者的失落、觉悟者的孤独、健忘者的麻木、清醒者的痛心、怀乡者的幻灭；与“一个样子”这四个字相联系的，是封闭自足的乡村生活，是蒙昧轮回的生命状态，是理性精神的彻底缺失，是习俗力量的强大惯性，是无视个体价值的麻木和病态，亦是不思改变的被动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宁静与安适。看似简单的词句因了深层意蕴的介入而成了生动精妙的“警策”之语，足以引起读者的情感震动。
其二，审美感受的强烈持久。举凡耐人寻味又动人心目的佳作，大都是不确定的精神意蕴和强烈真切的审美感受的有机统一。换言之，正是多重感悟、启示所造成的丰厚审美弹性，赋予了作品饱满动人的艺术生命和耐人寻味的多维度体验空间。这种艺术生命和体验空间呈现出的巨大感染力足以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和持久的感动。李商隐的诗歌《锦瑟》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诗中典故和意象的堆叠与活用，使该诗呈现出迷离恍惚难以尽述的精神意蕴，但是这种丰富复杂、朦胧含蓄的精神意蕴却传达出了一种真切强烈的审美感受：对逝去时光的迷惘彷徨、无限惆怅。又如海子的诗歌《抱着白虎走过海洋》：“倾向于宏伟的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陆地上有堂屋五间/一只病床卧于故乡∥倾向于故乡的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扶病而出的儿子们/开门望见了血太阳∥倾向于太阳的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左边的侍女是生命/右边的侍女是死亡∥倾向于死亡的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纯粹梦幻式的画面组合和富有神话色彩的场景拼贴使作品意蕴的表达方式趋向于寓言化、象征化甚至谜语化，但是，谜语般的精神意蕴却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辐射力，将读者笼罩进一种宏阔超拔的精神气象中，使读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种难以遏制的激情，在激情中生发出真切强烈的审美感受：宏伟、故乡、太阳和死亡这四种倾向交织出了生命本身的复杂内涵，而母亲怀中的白虎则仿佛是生命中灾难和创生的咒符，给她的形象笼罩上了一层神秘而悲壮的色彩。抱着白虎的母亲，承载着崇高和苦难、新生和毁灭、希望与绝望等种种对称又对抗的力量，内心燃烧着对炽热生命的渴望和对精神超越的不懈追求，向死而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成为生命之源和意志之源的聚结点，复杂的生命感受和坚定的生活信念就在这个聚结点上融为一体。再如老舍的小说《断魂枪》，对时代变化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和生命价值无从寄托的xuwuzhuyi气息交织在一起，对现代潮流的认可尊重和对传统文化的依恋痛惜纠缠在一起，这种深层的心理冲突造成了文本内部的紧张感，共同铸就了一种既悲凉迷惘又执着愤激的复杂意蕴。正是在这种复杂意蕴的作用下，沙子龙这个过时江湖侠士才能激发出读者真切强烈的悲剧体验和审美感受：他失意彷徨又矜持孤傲，内心痛苦却神态超然，为了扞卫昔日走镖事业的光荣，他不愿像王三胜那样，将功夫当作挣饭吃的手段和炫耀的本钱，宁可自居为与世无争的客栈老板。出于对时代变化的清醒认识，他拒绝了孙老者的学艺请求。在他看来，昔日威震西北的“五虎断魂枪”只能与走镖事业同在，既然走镖的行业已日薄西山，那么“五虎断魂枪”只有自觉淡出新的时代才有望维护它最后的尊严：“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小说的意蕴是丰富复杂难以尽述的，但是末世英雄的执着和苍凉却是具体可感的，荡气回肠的强大审美效果即由此而生。
要之，幽深微妙的深层文学意蕴和动人心目的显在审美效果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因果关系：难以尽述的文学意蕴渗透在字里行间、灌注于形象世界，就好像古代禅宗所说的“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体匿而性存，无痕而有味，鲜明的理性认识和确定的价值判断虽然已经隐去，但是无限丰富的文本内涵和多维度的感受空间却造就了强烈持久的审美效果。文学意蕴的“隐秀”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1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页。
2（3）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2、633页。
3黄侃着，吴方点校：《文心雕龙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4（5）黄侃着，吴方点校：《文心雕龙札记》，第191-192、192页。
5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第633页。
6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98页。
7张戒着，陈应鸾笺注：《岁寒堂诗话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8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页。
9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