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思想探究
【绪论】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观的特点研究绪论
【第一章】黄药眠的生平与学术创作
【第二章】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理论的主要观点
【第三章】黄药眠生活实践论的实践维度
【第四章】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色
【余论/参考文献】黄药眠生活实践论的内涵与价值研究余论与参考文献
第一章 黄药眠的生平与学术创作
本章通过对黄药眠先生生平与着作的阐述，以及对其创作历程与学术分期的把握，分析其美学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谱系，寻找其文艺理论研究在哪些方面具有文艺美学的学科品格和理论特点，分析其“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形成的个人语境与时代语境。
第一节 生平与着作
黄药眠 （1903-1987），原名黄访、黄恍，广东省梅县人，中国现代政治活动家，着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新中国第一位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全国首批两个文艺学博士点之一的创建者（另一个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蔡仪先生），曾担任中国文联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文艺界的重要职务。黄药眠先生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的、多方的成绩和贡献，他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建国后全国高校中成立了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主持制定了第一个高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大纲，第一次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课程。
1.主要经历与着作
黄药眠于 1903 年 1 月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日趋没落的家庭，在梅县念完中学后，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1925 年毕业后第一份职业是中学教师。
1927 年在上海参加“创造社”,任该社助理编辑，开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革命道路，之后辗转莫斯科、上海、延安、武汉、香港、梅县、桂林、成都、昆明从等地从事革命工作。期间坐了四年国民党的监狱，生过一场大病，创办三份刊物，参与创建一所学院，创作众多小说、诗歌、文论。
1949 年全国解放，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后，一直在北师大担任教授，并担任过政协委员、常委，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常委，在全国文联、作协等担任领导职务。1987 年 9 月 3 日逝于北京，终年 84 岁。
作为着名的作家，黄药眠先生在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等方面的创作作品都是极为丰富的，小说类有《暗影》《再见》等小说集，诗歌类有《黄花岗上》《桂林的撤退》等诗集，散文类有《抒情小撇》《面向生活底海洋》《黑海，美丽的黑海！游苏漫记》，通讯报道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朝鲜--英雄底国度》《粤北会战记》。此外，还有一本名为《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的自传。
黄药眠先生一生担任过教师、编辑、作家、翻译家、政治活动家，开展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时政评论、新闻采编、文学翻译等工作。
黄药眠先生着述甚丰，除文学创作之外，在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也有大量创作，留下许多极具学术价值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论文、着作，论文集有《沉思集》《初学集》《迎新集》和《黄药眠文艺论文选集》，论文有《战斗者的诗人》《论约瑟夫的外套》和《论走私主义者的哲学》等。此外，还和童庆炳先生合作编写了一部《中西比较诗学体系》。
2.社会与文学活动
黄药眠先生社会活动事迹。黄药眠中学时期，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他以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当地反帝反封建示威和抵制日货的活动，担任过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秘书，是非常活跃的学生会骨干。青年时期，追求民主与科学，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1927 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28 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共产主义的革命之路。1929 年前往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担任英文翻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1933 年回到中国上海，被委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一职。当时的上海布满白色恐怖，被叛徒出卖的黄药眠先生很快遭到国民党的逮捕。1937 年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积极努力下，在牢狱呆了四年的黄药眠先生被保释。恢复自由后，他前往延安，在新华社工作，从事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化工作。1938 年因病前往武汉，后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被迫前往桂林，与同事共同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并担任总编辑一职。皖南事变之后，黄药眠先生撤离到了香港，继续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同年，香港沦陷，黄药眠先生返回家乡广东省梅县，在东山中学担任英文教师。
1943 年黄药眠先生再度回到桂林，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1944年日军南侵，他撤退到了成都，为《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文艺副刊撰稿，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以后，黄药眠先生再次前往香港，担任《民主与文化》的主编，并兼任《人民报》的主笔。为了培养中国革命的后续力量，黄药眠先生多方奔走，与众多友人一起创办了着名的达德学院，并亲自出任文哲系主任一职。在当时，黄药眠先生还负责民盟南方总支部的宣传工作，担任了《光明报》的主编，兼任了中华文协香港分会主席的职务，在香港进步文坛声名鹊起。
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其声名甚至传播到了海外。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在香港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爱国民主运动。1949 年春，黄药眠先生受邀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黄药眠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是民盟高校领导体制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六教授成员之一。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黄药眠先生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联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作协顾问以及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黄药眠先生学业、学术经历。黄药眠先生幼时，由其继父请一名叫钟雨荪的童生启蒙教学。黄药眠先生的小学是在梅县一个文公祠读的，教材是《论语》之类的，自己读过《唐传征东》《唐传征西》《三国演义》等古典作品。后来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并改学名黄访，开始学的都是古文，包括《滕王阁序》《进学解》《赤壁赋》《史记》等，后来学了算术和自然。小学毕业后，他进入省立第五中学（即梅州中学），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曾到该校讲学，但黄药眠先生对此印象不深，对楚辞、庄子、泰戈尔和冰心的诗歌更感兴趣。受新文学运动影响，黄药眠先生萌发了文艺创作的冲动。1921 年中学毕业后，考虑家境原因，他考进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读书。大学期间，黄药眠先生思想先进、学习刻苦、阅读广泛，学习了很多外国的文学名着。当时创造社的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在青年当中影响很大，黄药眠先生也受其影响，开始了新诗创作。大学毕业以后，分别在广东大埔县白堠村中学和潮州金山中学任教。1927 年正式加入创造社，担任出版部助理编辑，并在上海艺术大学和暨南大学附中兼课。正是这段时间，黄药眠先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翻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在诗歌和文艺理论上崭露头角，创作了大量诗歌，发布在《创造月刊》《流沙半月刊》《洪水半月刊》等刊物上，凭着诗歌集《黄花岗上》，黄药眠先生在当时文坛奠定了自己浪漫派诗人的地位。期间，他发表了《文艺家应当为谁而战》《非个人主义文学》《梦的创造》等“革命文学”的文艺论文。
1929 年，黄药眠先生被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这期间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他触动很大。1938 年前往桂林工作，主要负责西南大后方抗战文艺理论的导向工作。在该时期，黄药眠先生创作了大量长篇时评和文艺理论文章，主要有《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和《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提出抗日文艺要坚持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观点。黄药眠先生在当时发表了《论诗歌的手法及其它》《目前中国的诗歌运动》《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论诗的美、诗的形象》《论诗歌的创作方向》《诗人在历史上的足迹》《论诗的创作》《论屈原的诗》等大量诗歌批评的文章，对当时文学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总体上看，黄药眠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文章显示出其鲜明的民族立场，大部分都是分析抗日形势、呼吁国民抗战的。之后因为战争关系，黄药眠先生辗转香港、梅县、桂林多地，创作了大量散文、时评、文论，包括文艺论集《诗论》散文集《美丽的黑海》《读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论约瑟夫的外套》《论美的诞生》等文章都是该时期所作。这个时期黄药眠已经开始呈现出相对明晰的文艺美学观，确定了自己文艺理论家的地位。1945 年后，黄药眠先生主要撰文争取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并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包括散文集《抒情小品》，长诗《桂林的撤退》，小说集《暗影》《再见》，政论集《民主运动讲话》，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走私的哲学》等。
全国解放后，黄药眠先生在北师大潜心学术，在 50 年代初中期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论文集有《批判集》《沉思集》和《初学集》，着名的论文《论食利者的美学》《论文学的人民性》《论小说中人物的登场》《谈人物的描写》《我也来谈三千里江山》《问答篇》《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关于中学文学教学的几点意见》都是该时期发表的。这一时期也是黄药眠先生学术思想的成熟期，奠定了其文艺学科创始人的地位。被打成右派后，黄药眠先生的学术研究进入沉默期。在平反恢复学术研究后，他积极参加了人性论、美学、朦胧诗等问题的讨论，并出版了长诗《悼念》《黄药眠抒情诗集》，《黄药眠散文集》，文艺论集《迎新集》等。《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是黄药眠的自传，也是其最后一本着作，该书记录了黄药眠先生前半生的革命经历。
黄药眠先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建立在当时的历史发展现实中的，很多都具有强烈的革命主义特质，但始终没有脱离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个性十分鲜明、充满思辨色彩、极具时代特性，许多创新思想都显示了一定的超前性，极具学术价值.
第二节 创作历程与学术分期
黄药眠先生一生波荡起伏，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波折的几个时期。黄药眠先生的文学创作是十分丰富的，对其学术分期和概括，要结合个人历程与时代背景共同思考。在社会大转折的背景下，其文学活动不仅也反映着个人的思想变化，也照应着历史的脉络。对于黄药眠先生的学业和学术活动，前文已有交代，考虑到黄药眠先生的文艺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基本是抗日战争以后形成发展的，下文将其学术思想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讨论。
1.抗战时期：坚持民族立场，关注文学中国化、大众化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的民族灾难时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彰显集体性格与精神的特殊年代。黄药眠先生身处民族危亡时期，深知坚守民族大义、奋起抗争之重要性。作为文人，他毅然以笔作矛，刺向敌人心脏，唤起民族觉醒。1939年 2 月 2 日，他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论敌人的文化进攻和我们的对策》一文，深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本质与策略，特别是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对敌人的文化侵略进行了坚决反击。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真正打败中国，仅仅从武力入侵、地狱占领是肯定不够的，必然在民族意识的精神上使用阴谋诡计：
“制造汉奸理论。很显然的要使中国人做汉奸，除了威逼利诱外，还得替汉奸们制就一副做汉奸的理论底武器，为了这个缘故，敌国上下现在正在狂吹着：‘日满支合作，以协助为主',’以道义为日本的立国精神‘,’对支事件已入到建设时期‘,’协助中国收回租界‘.他们这些’和善‘的言辞。显然的，一方面是想企图欺骗我们一部分落后的群众，以引起我们内部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想把这些’诺言‘送给中国的汉奸们，作为上台的政治资本。”“第二提倡尊孔复古……要我们死读经书，死记孔子所说的过时的教条……”“给慈善、研究的美名实行在中国内地建立文化据点”、“收买文化汉奸……”
黄药眠先生拆穿了这种极具欺骗性的文化侵略意图，并号召要加强抗日的文化建设，从文武两条路线上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反击。在这篇极具揭露性、斗争性的文章中，黄药眠先生还对如何加强抗日文化建设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包括坚持民族意识、驳斥汉奸文化，加强中国文化的理论研究，建立全国性的文化组织，扩大文化运动范围，提倡节约、共赴国难等，概括起来即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加强中国文化建设、依靠群众力量、全民一致对外，也就是“中国化与大众化”,这是当时黄药眠先生和许多中国文人共同的号召。黄药眠先生等人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声，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五四”以来到当时左联的“革命文学”都属于精英运动，而且都是西化思想，而抗日的斗争是全民的运动，主要依靠的是广大工农的力量，因此，当时抗日文艺的方向需要转到“中国化与大众化”.黄药眠先生在当时还特别指出两点，一是要坚持和继承“五四”民主精神，注意五四以来已经中国化了的文艺成果，与其向封建主义文学寻找新鲜血液，不如向拜伦和玛耶可夫斯基学习；二是要坚持中国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他在《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又名《中国化和大众化》）中指出：“真的，如果从本质上说起来，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的问题。假如一个作家，他能够随时留心到最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态度、习惯、姿势和语言，加以选择和陶炼，如实地写了出来，那么他这个作品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大众化。”
黄药眠先生除了表达对抗日文化的强烈关注，其文艺思想也一直在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提出了在诗歌上要大众化，将诗歌融入政治中，他在《目前中国的诗歌运动》中提出要“诗歌大众化作为创作实践上的指针，把创作出真正能为大众所了解的作品作为创作最大的方向和准则。”
为此，他还对诗歌中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诗人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进行创作，参与社会运动。此外，黄药眠先生在 1940 年发表了《文艺与政治》一文，对当时非常关注的文艺政治化问题，也辩证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文艺不过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它为整个政治环境所决定着，比方现在我们对日寇的抗战，所以我们就有抗战文艺，这些文艺作品，都是配合着抗战，而且是和抗战有关的。”“如果我们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看作为奴仆对主人的关系，用政治的力量来加以命令，或者把文艺作家都看成为一般政治活动的人物，那又是错了。因为文艺虽然和整个政治动向相配合，然而它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而在其发展上亦自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性。如果我们用极端的功利主义去衡量文学，那么我们就常常会把文学限制在一个极端狭小的范围里面，同时由于政治的过分干涉文学，结果就是忽视了文艺的特殊的内在规律性和对创作过程的缺乏理解，以至把奉命创作出来的东西代替了真正的艺术”.5以上的观点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因为类似的说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才有人提及。这一时期，黄药眠先生还发表了《论敌人的文化进攻与我们的对策》《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又名《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文艺家的团结》《文艺与政治》《青年与文艺》《论战地文化工作》《怎样学习文艺》《论文艺的肃奸运动及其他》《文艺工作者当前的几个课题》《论诗歌工作上的几个问题》《目前文艺运用的主流》等数十篇文章表达对抗战文艺的思考，这其中的很多文章对于改善当时文风、促进思想启蒙、分析抗战时局、激发抗战热情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内战时期：坚持阶级立场，提出主观和客观论
1945 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全国上下庆祝来之不易的大胜利时，有一些曾经屈膝于日本侵略者的汉奸文人继续流露出墙头草的本性，在原来逃避历史责任之后，又妄图逃避历史的审判。当时，在如何处理这些历史罪人的问题上，国内产生了分歧，部分人对他们产生了同情心。对此，黄药眠先生坚决发对，他呼吁必须严惩民族的叛逆者。1945 年，他在《论文艺的肃奸运动及其他》中指出，坚决不能原谅敌人的附逆者，并指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制造了无数的灾难，抗日的胜利是英勇的战士们用生命换来的，不能让为国牺牲的战士们的血白流；而当危亡时，汉奸文人却向敌人谄媚地苟活，卑劣地献上自己的灵魂，毫无气节地出卖自己的国家，现在抗战胜利了，这些人无耻、迅速地转向，面对这种拙劣的表演，国人必须黑白分明、看清他们的嘴脸，不能让他们肮脏的手触摸抗战胜利的果实。对于当时许多人试图原谅汉奸文人的“温情主义”,黄药眠先生给予了坚定而理智的驳斥。
抗日战争之初，全国一片欢腾，国人心中对和平充满渴望，黄药眠先生也是如此，他在 1946 年发表了一个名为《到和平之路》的小册子，表达了对和平的期待，对战争的原因、以往国际和平事业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文人应当如何为世界和平奋斗提出了建议。但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却打破了国人的期盼，企图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对此，黄药眠先生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有力反击。他写了多篇文章揭露蒋介石政权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并号召文人要主动担当、争取自由，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敢地站在政治斗争的前线。内战时期，黄药眠先生撰写了《从参政会质询案看国民党政权的社会本质》《用我们的力量争取和平》《民主的伪装卸下来了》《法西斯作风与师道》《和平的关键在于民主》《是独裁者杀死了他们》《民主运动讲话》等近百篇关于民主问题的文章。
这一时期，黄药眠先生不仅发出了对民主的呼声，作为一名“左派”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主动进行理论探索，对当时讨论激烈的人性和社会性、主观和客观等命题发表了许多极具价值的观点。当时舒芜发表了《论主观》一文，表达了“主观作用是以客观因素为质料的衬机构成”、“主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等观点。对此，黄药眠先生在 1945 年发表的《论约瑟夫的外套》论文集中，对舒芜和胡风的观点一起进行了批评。黄药眠先生认为，对于人的主观和人性不能抽去它的具体的历史内容，他还指出：“我们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没有组织完密的大脑，我们就不可能有思想。但假如只有大脑，而我们不从事劳动，不去不断改造客观世界，那么这个大脑也就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成为有体系的思想。……真正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并不否认主观是人类的精神作用。人类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人的主观（即思想认识和感情、感觉等）是受着客观的历史环境所制约的……总括起说，就是无论是一定阶级的主观亦好，无论是一个人的主观亦好，人的主观是为历史社会所赋予的具体的生活条件所规定。具体地说也就是社会存在规定了人们的意识。”6黄药眠先生的这些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论文发表后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同。他的主观和客观论受到当时文学界的重视，茅盾专门撰文进行了积极的肯定和评价。黄药眠先生在 1946 年发表的《论文艺创作的主观和客观》中，对冯雪峰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冯雪峰“忽视了主观战斗力量。
他只是把主观看成为静态的客观的因素之一，他只是把主观加入到客观去斗争，而没有把这个斗争看成为人民的斗争，我们的斗争。不把革命的阶级战斗力看成为在特定条件下的决定的因素，而只是在那里空谈客观的现实，这正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而黄药眠先生“认为作家对于主观和对于客观问题的看法是依照各个作家之阶级立场、生活经历、教养和秉赋，以及思想和感情的倾向而有所不同，我们绝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作家，他们除了自己以外就没有别的立场了（虽然这种作家在客观上有他的阶级根源，在主观上，他同某些社会阶级也有着相同的倾向，但是他自己是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些）。”8简而言之，黄药眠先生认为作家的写作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同时要有积极的、主观上的能动性。对于许多文人的主观问题，黄药眠先生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物质的第一性，精神的第二性，始终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人的主观思想受到社会历史制约。在此基础上，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的理论，黄药眠先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还做了一些说明，他认为对于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自我改造，既要肯定其原来经历所赋予他的对文学的敏感和技术，也要在思想等各方面向大众化转向，才能发挥积极的效力。这一时期，黄药眠先生在自身扎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上，相继还发表了《论主观在作家创作上的作用》《论忧郁》《论风格的诸要素》等文，对美学许多问题发表了自身看法，视野宽广、角度独特、分析到位，体现了他扎实的理论素养和鲜明的个性。
3.新中国时期：参加美学大讨论，提出“美是评价”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举国欢腾，黄药眠先生受邀回京。这一阶段是黄药眠先生文学创作和理论创作的高峰期，在诗歌上创作了《悼念》等，发表诗集《英雄颂》，创作散文诗《黄河，我要你唱出一首英雄的新时代的史诗》《五年计划颂》，发表散文集《朝鲜--英雄的国度》等，翻译《伊萨可夫斯基诗选》，出版理论评论集《初学集》《沉思集》和《批判集》。这一时期是黄药眠先生奠定其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开创者身份的重要时期，包括创立新中国高校成立的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主编《文学概论教学大纲》、编写《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其大部分关于美学、文艺学的理论文章也都是该段时期创作的。
这一时期，黄药眠先生发表了系列文艺理论文章。1950 年，他发表了《论美与艺术》，讨论了美和艺术的关系，对美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并从生活实践的角度强调了美的典型因人而异；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论小说人物底登场》，被誉为“中国现代叙事学的开篇之作”,包括后来的《谈人物描写》等都是黄药眠先生对叙事理论的主动开拓，这两篇文章充分体现了黄药眠先生对文学理论的创新和超前的探索；1956 年，为了批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相关思想，黄药眠先生撰文《论食利者的美学》，并以历史和生活的具体事物为例，对其文艺美学思想展开了批评，拉开了 20 世纪 50 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序幕；1957 年 2 月发表《问答篇》，以对话的形式，对文学理论的目的及发展现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属性和本质、形象和典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57 年 6月，黄药眠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美学讲座”上所做《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的演讲中，提出了重要的“美是评价”观点，并全面阐释了区别于其他学派的美学观点；影响最大的是 1976 年发表的《论食利者的美学》以及《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当时并未发表，现改为《塑佛篇》）两篇文章，阐释了其“美在情感评价”美学观的全新观点。
建国后一直到“反右”运动之前，黄药眠先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创作都处在一个高峰期。在被打成“右派”后，黄药眠先生虽然暂时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但他从未放弃对文学的思考和坚持，后来整理出了哲理短论集《面向生活的海洋》。1980 年，黄药眠先生终于平反，回归正常学术研究，并陆续创作了《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关于当前文艺理论问题的几点意见》《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我又来谈美学》等文艺理论文章，对文艺理论的现状和发展、形象思维、内容与形式、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探究，鲜明地表现了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并始终坚持美不能离开人类主体实践的观点。他在最后一篇学术论文《简论美和美感》中，探讨了美学研究的发展问题，强调“今后美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方向，应向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发展。宏观方面，应对美学领域的问题作出更高的哲学概括；微观方面，则要深入探讨审美的具体心理机制。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美学放在牢靠的科学基础上面。”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那场着名的“美学大讨论”,还有必要简单介绍下，因为黄药眠先生是那场世纪大讨论的发起人之一和主要参与者。1949 年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要求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要对五四运动以来残存的自由主义进行清除和批判。
作为西方美学思想的朱光潜先生成为被批判者之一。1950 年的《文艺报》邀请黄药眠先生发表了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性文章--《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之后还发表了《论美与艺术》，对朱光潜先生的“唯心论美学”进行批判，同时从生活实践的维度解释自己对美的思考。1956 年，朱光潜先生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随后有许多文艺家对之进行了批评，而黄药眠先生对朱光潜先生的批评文章《论食利者的美学》成为美学大讨论的导火索。当时黄药眠先生担任着北师大中文系主任，他以“北师大美学讲座”为平台，相继邀请了数位当时国内着名的美学家进行演讲，主要包括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吕荧等人，这四位先生的理论观点后来被总结为“四说”或“四派”,即朱光潜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统一”说、蔡仪的“美是客观”说、李泽厚的“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说和吕荧与高尔泰的“美是主观”说。虽然当时的总体氛围是相对自由的，各家都围绕各自观点展开了辩论，但大环境中仍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属于知识分子意识改造的一部分，因此各家的观点还是围绕“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问题展开。对于四家的观点，黄药眠先生分别给予了评价，对李泽厚、蔡仪和高尔泰的评价相对低一些，而对朱光潜的评价则稍高一些，大概是由于朱光潜对其《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中的一些思想有所继承。在这场论战中，许多人都只记得蔡、高、朱、李四派，忽略了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的黄药眠先生，这应该得到纠正。对此，童庆炳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黄药眠先生提出了非常具有价值的“美是情感评价”说，应该算作“美学大讨论”中四派之外的第五派，对黄药眠先生在那场意义深远的讨论中所做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三节 黄药眠文论的文艺美学特性
黄药眠先生着作丰富、个性鲜明、思想独特，有众多学人从美学、文艺学等角度对其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但本课题认为其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文艺美学的学术品格，因此有必要从文艺美学角度对黄药眠先生的美学和文艺学理论展开分析和研究。
一、文艺美学学科发展的基本历程
文艺美学是一门研究文学和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的学科，从 20 世纪70 年后在我国兴起，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新学科，是中国文艺学对世界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中国现代文艺美学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时期，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先行，到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黄药眠、李长之、伍蠡甫、王朝闻、吕荧、蒋孔阳、王世德、王元化、王梦鸥等不断深拓，如 1935 年李长之最早在《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中提出和命名“文艺美学”,我国台湾学者王梦鸥在 1971 年则首先以“文艺美学”
为书名撰写专着，他们为文艺美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文艺美学阐述具有开化性意义，他们以西方哲学、美学作为思想起点，结合我国现代文艺思潮开辟了文艺审美的新世界。他们的文艺研究不仅注重文艺活动的美学意义，还将这种文艺的美学本质阐释为人生的价值，为现实苦难的民族和国民提供人生的价值的思考与探索，切实改变了文艺美学研究的方向。黄药眠先生正是在这种学术语境之中观察文学与美学，文学与现实之间本质的关系，践行文艺美学的探究。这些学术前辈的辛劳耕耘对文艺美学的前学科发展影响深远，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学科的谱系学源头。但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我国学者的文艺美学探索曾出现某种中断，文艺学与美学研究之间出现严重脱节，且存在简单为政治功利服务的弊端。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恢复被中断的文艺美学的理论探索，胡经之借用王梦鸥《文艺美学》之书名，率先在全国首届美学学会中构想建立“文艺美学”学科，此举立即获得当时长期钻研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的周来祥、杜书瀛、童庆炳、朱立元、曾繁仁等学者的拥护与响应，他们纷纷创建各自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并撰写文艺美学专着，确立了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的学科地位。此后，文艺美学研究又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大批中青年学人踊跃着述立言，推动了文艺美学全方位、多向度的拓展。新时期文艺美学学科确立于八十年代诸大家，繁荣于九十年代中青年学者，新世纪后又由青年美学新秀推动学科转型，这段学术史见证了几代学者的成长崛起，历经了学科确立、学科多元化和学科后现代化等学术更迭，不断更新和扩充着本学科的理论范式。
二、黄药眠先生生活实践论思想的文艺美学特性
黄药眠文艺美学思想深耕于我国传统文学与美学研究，其文艺美学思想有着较深刻的理论学术渊源，受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兴的中国现代文艺美学思潮的强烈冲击。本文认为，从学科基础、学科品格、理论渊源、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等方面综合考究，黄药眠先生的生活实践论思想都是完全契合文艺美学学科内涵与品格的。
第一，在学科基础上，文艺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学作为学科发展的前提，将其放在学科基础的层面上。作为学科本身则从美学的视角，对文学与艺术展开分析，更关注作品和生活现实。而传统的美学、文艺学、艺术学一般从哲学的视角，讨论美、文艺与艺术的哲学与社会学本质，更倾向于纯理论的研究。黄药眠的生活实践论思想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非常关注生活实践与社会现实，注重对具体作品的切入，一方面从审美评价的角度对美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二，在学科品格上，文艺美学学科将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实践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等相统一并贯穿其中。黄药眠先生的生活实践论思想中也充满着这种文艺美学的新的时代精神，特别强调文学的“中国化”,倡导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拥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充满人文关怀和科学品质。
第三，在学科理论渊源上，文艺美学学科广泛吸收着各类优秀文论资源。中国当代的美学注重从西方文论和近百年来我国美学的成果中汲取营养。文艺学除了借助西方理论资源，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艺术学也是借助西方理论，兼顾各门类艺术。而文艺美学不仅涵盖了以上三种学科的所有资源，而且更具广泛性和独特性，包括我国古代美学与文艺学优秀思想、中国现当代理论、西方理论等，而且非常具有时代性。黄药眠先生的文艺美学思想同样具有这种特质，强调广泛吸收各类优秀文论资源，特别是对我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的许多优秀思想多有吸纳，不拘一格，充满时代特性。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文艺美学学科有所突破。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在保留原有美学、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产生了新的突破，是在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下，以美学的、特别是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点，对各类新的研究方法有广泛的吸收。黄药眠先生生活实践思想始终强调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既要求基于生活实践基础之上，同时也强调个体审美经验的重要性。
第五，在学科体系上，文艺美学学科更具理论内涵。区别于美学、文艺学、艺术学，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不是艺术美的本质或者文艺的审美本质，而是艺术的审美经验，从而构建了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黄药眠先生生活实践论思想对艺术和审美多有探索，并在生活实践论基础上指出美就是典型，且典型并非一成不变，而根据个体生活经历、审美经验而有所不同。
本文从生活实践论的角度探讨黄药眠先生的文艺美学理论研究，主要还有以下两种考虑，一是黄药眠先生是现代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其大多数的文艺理论思想都是从生活实践文艺美学的角度展开的分析，其文艺美学思想中充满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生活论的思考和继承；二是黄药眠先生的文艺理论涵盖很广，既有文学理论和批评，又有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关注，还有数量庞大的文学创作，因此需要对其思想做全景式研究，并纳入文艺美学的理论视野之中，探讨其文艺理论的内涵与特征。
总体来说，黄药眠先生不仅是我国着名的文艺理论家，还是一位着名的美学家，他不仅写过许多美学方面的专题文章，而且在他的文艺理论作品里，对美学问题也多有涉及。事实上，美学是一门艺术哲学，本身就与文艺理论密切相关，而区别于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的文艺美学，其与前三者有时也很难完全划清界限。虽然黄药眠先生自己曾谦逊地表示并没有专门研究美学问题，而且黄药眠先生所处的时代文艺美学学科并未发展起来，但从他的美学与文艺理论论着中，还是可以很清晰地呈现出文艺美学思想的总体轮廓、基本观点、发展线索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来。因此，非常有必要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黄药眠先生的理论思想进行总体探究，而且从该维度展开讨论也是非常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