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在精神文化上的不同点

　　近些年探析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不管是从哲学视角、历史进程还是审美意识、艺术方面等所梳理的区别，几乎一致认为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所造就分属不同的身体文化体系。历史演进，社会结构重组，中国武术也随着社会历史的现代性而呈现现代化。在现代性的支配下，“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本是两套符码体系和价值观念主导下的产物，但历史不足百年的‘体育’这一舶来词，却使得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武术发生了根本性的价值转换，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向体育靠拢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当前关于中国武术摆脱体育羁绊的研究也盛行，无论是站在文化立场或者是艺术立场亦或市场消费来探讨武术发展也有很多成果。的确中国武术和西方体育都是诉诸于身体运动来体现各自的文化归属，但是这两种文化模式相互之间不能标榜、不能模仿，更不能以彼验此、削足适履，只能借鉴、跨越以及融合。

　　我们面对竞技武术激进，传统武术式微的不平衡发展，似乎把两者沟壑无意识的扩大。琳琅满目的武术拳种，也经不起无人问津的蹉跎。我们祖宗的文化遗存该怎么传承?

　　该怎样借鉴、跨越、融合西方体育的先进性?等等，这些问题还值得深思。

　　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类型的标志，它居于文化结构的核心层面，是最保守最稳定的，所以也称为理念文化。对于中国武术的研究，不仅重视表层的运动形态，更要注重它的制度与观念形态。因此，我们从精神文化视角再比较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之间的“绝缘性”，旨在克服中国武术在发展中的亵渎现象，从而保持中国武术在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个性，逐渐形成重要的“中国经验”。

　　1 中国武术竞艺的“娱己性”，西方体育竞技的“娱他性”
　　
　　中国武术的历史走向与中国民族性格和特征存在着内在关联度，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源自于民族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民族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这种倾向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民族生活方式，使得中国武术摒弃野蛮血腥的搏杀，并在传统文化的哺育下，把技法程式化而创编套路。套路经过艺术的加工，她的表演成分不容忽视，遂成为一种诉诸于身体武动的文化。众所周知，若要在武学上有所造诣，除精湛武技之外，更源于德高望重的武德。因此，本是作为民族生活方式的中国武术，如要比试，也是点到为止，这充分体现了“竞艺”。然而，从中西文化的逻辑起点进行考察，西方文化是以“罗格斯”和“存在”为哲学基础，并以“爱智、探求”为行动准则，从而决定了西方人崇尚力量和智慧。傍海而居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由于海洋的生活环境，冒险性格和抗争意识尤为突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自然和人类是相对立的，人类主宰着自然且属于万物生灵。因此西方体育精神是基于不断地超越自我、超越他人、超越自然，追求身体极限的力量和速度之上，可以说“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和基石是‘竞技’”[2]。

　　基于以上，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归属点不同，分别在“艺”与“技”上进行极致的创新。中国武术的艺术之美，并非仅仅局限于外在观赏的层面，而是注重审美主体用身和心来体悟灵活多变的招式与体验抽象的文化哲理。

　　就以太极拳来讲，它的艺术表现力能把中国艺术展现的淋漓尽致，其求内而不重表，含蓄而不外露的内秀美更是愉悦自身的艺术享受。它的技术以套路和推手为主，通过套路的演练规训内心精神情感，比如感悟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体验形神气韵的动态艺术。太极拳的推手更是如此，它是以他者的技术来检验自己的缺陷，通过不丢不顶、粘连黏随的对抗形式，更能清晰地体验太极拳劲的特点和劲力的变化，这种体验要比套路更直接更时效。这些都是反观自省的表现，是一种个人的完善和自身修炼的实践途径。中国武术不仅在技术的“娱己”，更在道德上的“娱己”。武德是衡量武术人的标尺，它是把社会伦理规范驾驭在了习武者身上，习武者通过社会伦理的内化，再诉诸于社会实现外化于行动。通过坚守内在的表现才可“内圣”，再凭借侠义精神实现“外王”，自我的情绪得到释放，这也是“娱己”的表现。再者，中国武术蕴含的养生术，养生术是拳技之勇在战场式微而从新调整格局凸显出来的，他的健康和长寿思想也是通过身体运动的“娱己”达到的。

　　西方体育由于它的竞技性，所以才会不断涌现新技术。

　　在追求“更高”的理念下，以跳高技术为例，最早的是1864年的跨越式，1895年的剪式，1912年的滚式，1923年俯卧式，1965年的背越式等等，这些跳高姿势的演变，充分表明西方竞技体育为了竞赛获胜，必须进行技术改革，所以西方体育以某种运动项目为载体来比赛技术的先进性。纵观西方体育竞赛项目，凡是新技术的出现，当然这种技术对成绩提高有可行性，这种技术便会群体模仿。参与和获胜是西方竞技体育的两种价值取向，取得胜利人们才认同你的强大和健美，才可获得殊荣，身体在荣誉的驱使下，一次次地挑战着固有的身体极限。笔者认为这正是竞技体育“娱他性”的结果。另外，在当代体育运动中，由于技术的单一性和比赛增多而出现审美疲劳，人们开始从观看技术转移到运动员的性感、健美、强大上来。近些年沙滩排球、钢管舞、跳水、艺术体操等这些项目的高涨，都和女运动穿着暴露和性感有关。甚至在一些运动项目上选拔运动员时，比如艺术体操，注重的不仅仅是技术还要注重身材和容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众多体育赛事的周围，还产生了一大批围绕体育运动而产生的一系列身体事件，如日趋性感的体育服装设计、热辣妩媚的篮球宝贝、容貌姣好的美女主持等”[3]。这些充分表明西方竞技体育在竞技中娱乐他人。

　　2 中国武术柔性的“内倾性”，西方体育刚性的“张扬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这种阴柔文化多体现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层面。比如“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心宁、志逸、气平、体安”等等，这些阴柔意识规训人们多“隐”，使情感含蓄而不外露。中国武术也是如此，以温文尔雅的太极拳为例，她的技法艺术性通常表现在“追求内在美高于外在美，静态美高于动态美，追求封闭的系统胜于开放的系统”[4]。而习练太极拳要求“形不破体，力不尖出”、“有进有退，站中求圆”，技术动作趋向于“拧、曲、圆”的内聚形态。这种阴柔文化还体现在武术教化上，作为“成德成圣，完成圆善”的一种手段。反观西方体育，它是在西方社会的民族心态和社会运行方式孕育出来的，所以和西方社会一样，是在一定规则制约下的竞争。西方体育以崇尚力量，征服自然为特征，以攻击性、激烈性、冒险性、刺激性为手段，追求形体美、追求快速，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的刚性文化取向。

　　中国武术的尚柔性，使人们对身体的坚守，不再是挑战身体极限来向外拓展，而是向内寻求与外在的对应。比如长拳中的八法，“手、眼、身法、步”与“精神、气、力、功”相对应；再如太极拳的“内外三合”，而外在的静态三合和内在的静态三合通过肢体运转，由外在动态三合带动内在动态三合，最终内外合一。“内外合一”的中国武术特别注重“心、神、意、气”的修炼，就以“气”为例来讲，在武术中被视为本根，表现在精神上为气韵、气势，表现在物质生理层面上为气血运转。故武术技术无不强调“气”的调息。再者以“劲”而言，这也绝不是外显的力量，而是充满了力的内蕴技巧。另外中国武术能追随人们一生，绝非外在的肢体运转，因为“拳怕少壮”，衰老是人的自然规律，反而是武术的技法和技法中的内涵，需要过程性的“反求诸己”的体悟，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这些都是中国武术内倾性的表现，这种内倾性促使中国武术的身体运动趋向内敛和深邃。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典型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依靠“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才能完成历史进程。地中海优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古希腊人发达的航海事业、典型的海洋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性，使其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开放的思想成为一种特有的习惯，表现为外拓、张扬，开放的身体文化精神，直接造就了张扬的西方体育文化品质。由此，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人们多喜好‘赤裸竞技’，张扬男性特有的魅力”[5]。

　　西方竞技体育在奥林匹克这个体育大舞台上得到了宣泄，张扬的身体魅力被奥林匹克所认可，这也是西方竞技体育强势发展的重要因素。纵观西方竞技体育不管是身体直接对抗还是间接对抗亦或是身体与自然对抗等等，都是人类竞争形式的续演。他的张扬性体现在力量、速度、高度上的绝对性，以绝对的力量和速度和高度征服对手，克服身体生理的极限，以此获取竞赛结果的胜利和他者对自己拼搏精神的认可亦或获得万众瞩目的敬仰。可以说，西方竞技体育通过身体张扬性的比赛，来宣扬西方文化中人本精神、团队精神、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公平竞争精神等。

　　3 中国武术始终的“平衡性”，西方体育循序的“整合性”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源自于“轴心时代”以后的思想迥异，在人类共同探索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对世界构成要素进行寻觅。中国的思想家从“宇宙”为切入点，西方则是从“自然”为出发点。“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中国得出的结论；而西方认为“火、水、土、气”是构成自然的元素。最终，中国从最初的“阴阳论”逐步发展为“元气论”，西方则从“元素论”逐步发展为“原子论”。两者之间的迥异性由两者各自的思维方式不同所致。

　　对于中国武术的平衡性，其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还有技术上，不仅有静态性还有动态性。在理论上，身与心的平衡是因为心是身的主导，身又是心的躯体，所以身心统一。例如，南拳要求“以形为拳，以意为神”，太极拳的“以心会意，以意调气，以气促形，以形会神”，通过意念和肢体的活动，达到平衡整体效益的价值观。太极拳的健身理念是建立在中医哲学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基础上。在技术上，武术要求身体各个关节相互配合，“一动无有不动，一静无有不静”。比如腰、肩、胯配合是武术技术最难克服的难题，其中腰为轴带动身体转动，肩带动手臂运动，胯带动腿部运动，腰肩胯配合才能顺畅随和，腰肩胯不合则为“操”。静态性平衡是指武术单式的动作，主要体现在静态三合上，即“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尖与脚尖合”。在过去有些拳种在习练的过程中，经常用尺子来量拳架，因此有的被称为“尺寸架”。动态性平衡指的是，在肢体运转中使身体的左右、上下，内外协调配合，形成身体各部分运动的动态平衡。因此中国武术通过身心并育、内外合一、动静相生、阴阳消长等平衡，来获得人体功能的整体优化。

　　西方科学是建立在微观“原子论”的基础上，其认为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元素构成等。所以在西方科学的促使下，人们关乎生命的学问都是从宏观开始逐渐深入到微观，并运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学理从细胞和分子、器官和系统等揭示生命活动的规律。西方科学认为人体的各种运动都是由骨骼肌收缩产生力量作用于骨骼，骨骼绕着关节运动而完成的，在运动系统中又包括骨、关节、肌肉。当然，这只是西方科学对体育运动一个方面的研究，比如心肺功能、能量供应、神经系统等等它都有细致入微的研究。把这些细化的研究理论，付诸于运动员进行选择性的专项训练，这如同西医治病一样“脚疼医脚，头疼医头”的理念类同。另外，科技手段的介入对于运动成绩提高功不可没，比如高科技游泳衣，超轻量跑鞋等，这些科技手段的介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催化着竞技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进程。再者还有营养手段和特殊条件下的训练等等，这都是西方竞技体育训练的一部分。优秀的运动成绩最终由运动员的生理、生化、心里、技战术和生物力学等众多因素综合的结果，通过逐个提高以便突破机体固有的平衡，重新建立新的运动平衡机制。
　　
　　4 中国武术技艺的“重感性”，西方体育技术的“重理性”

　　从中西方对把握客体的方式上看，中国思维模式以内求心灵和生活去体验，也就是说偏重于主体的情感感受以及对世界人生真谛的领悟，并非去归纳和量化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机制；而西方思维模式以明确的概念，理性量化的逻辑推理来探究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倾注于客体与主体间差异的论证。因此中国人对待客观事物的审视，诉诸于感官，客观事物与主体感官的碰撞，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品”，比如“品茶、品书法、品戏曲”等等；西方对客观事物的看法，一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论证，这种论证建立在“实验、逻辑、推理”之上的思维方式，主体论证和客观事物的碰撞，塑造了西方人固有的“科学至上”。

　　中国武术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人们把搏杀格斗进行程式化的编排，在通过艺术的加工最终呈现出套路花法。这种艺术的加工总是采用写意的手法，因此武术套路中往往多呈现“感性”的艺术境界。（1）在浩如烟海的武术套路中就能体现，比如拳种的庞杂性，风格的迥异性，技术的参差性，目标的多向度等等，这些感性的套路导致技术的不统一，不规范，因此很难用客观量化的标准去评价。（2）套路展现人的内在秀美，当然这种内秀美是抽象的概念。内秀美主要体现在中国武术“以善为美”的礼让宽恕、厚德载物的品格。比如太极拳，“她以外在的身体运动去修炼内在的精神意志，学习了太极的阴阳辩证，领悟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太极拳的舍己从人、和合的思想更是体现旨在不战的真诚、礼让、谦逊等中华民族性格最为珍贵的文化思想精髓”[6]。（3）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武术的艺术性不求与自然原型绝对的真实与精确 。反而是“似与不似”之间追求主观上的艺术境界，比如，醉拳，只不过是“寓拳法于醉形，藏机关于跌扑”，还有形意拳、通背拳、白鹤拳、黑虎拳等，“在技法上均具有以形取势，借形显意，以意传神的特点，不仅重其形且更重其意，在技击中强调以形取意”
[7]。因此，中国武术的竞技艺术所侧重的风格迥异性、展现人的内在秀美以及以处理自然原型上均表现出了它是一种“重感性”文化。

　　西方文化强调利用科学理性去征服自然，因此西方体育的演进和发展与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功能有关。比如在远古，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和抵抗兽类的侵袭，开始模仿自然界的动物且有意识的发展个人的跑、跳、投、游等身体素质和技能。斗转星移，这些素质和技能被延续下来，并借助竞技体育来展演和进一步提高。如今，这些技能通过某种艺术手段，比如，田径、篮球、游泳、举重、摔跤等等，来进行竞技。奥林匹克的格言“更高、更快、更强”，笔者认为，这便是人类借助艺术的形式进一步探索自然自身极限。这种“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通过不断改进技术，用精确的量化训练体系（量化的营养配餐、量化的疲劳恢复、量化的运动康复等等），不断突破数字记录来体现，也可以说，西方竞技体育是以物理量的变化为形式，以物理数据确定胜负的物理体育。这种超越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观念，鼓励人们在竞技场上战胜对手，挑战自我，不断拼搏。因此我们观看竞技体育比赛，往往欣赏运动员所表现出的速度之美，力量之美、高度之美、肌肉之美等等。这就是西方竞技体育所展现的形体之美，它是属于写实式的人体艺术，给人们提供丰富的感官享受。

　　5 结 论

　　从精神文化视角再进一步论证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笔者认为是最本质、最深层的。因此在中国武术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不能把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尺度和民族差异混为一谈。中国武术实现现代化只能在中华民族这个特定文化自身的辩证否定，切记不能转换成为一种异族文化来实现现代化。因为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所蕴含的文化模式、环境和个性完全不同，可以说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之间相互借鉴、跨越及其融合已经是历史趋势，但中国武术的文化主体意识、文化个性意识绝不能泯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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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姚 博.奥林匹克与道——中西体育精神之辩[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1）：100~102.
　　[3] 张大志.私人空间的拓展对当代体育文化的影响[J].体育学刊，2012，19（5）：71~74.
　　[4] 邱丕相.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95.
　　[5] 唐美彦，王 岗.身体视角下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差异性比较[J].体育科学，2014，34（2）：82~87.
　　[6] 李 鸿，刘帅兵.太极拳：一种追求生命教化的文化[J].浙江体育科学，2014，36（1）：119~123.
　　[7] 闫 民，邱丕相.象形武术——种用身体表达的动态文化符号[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