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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形意拳演变的因素分析

来源:学术堂 作者:陈老师
发布于:2016-12-19 共1924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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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形意拳产生和演变过程探究
【第一章】形意拳发展问题探析绪论
【第二章 第三章】“形意拳演变”文献综述
【4.1 4.2】 影响形意拳演变的因素分析
【4.3】多种因素促使形意拳技术体系不断演变
【结论/参考文献】形意拳变迁历程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4 研究分析与讨论
  
  4.1 形意拳历史追溯与发展脉络

  
  明末清初,山西永济尊村姬际可(1602-1683),字龙峰,少林习艺,终南山受岳家拳经,创得形意拳。后由姬际可将形意拳传于其弟子曹继武,根据记载,曹继武本来是官府中人,但由于仕途坎坷,最终辞掉了官职。后来遇到了山西祁县的戴隆邦,戴隆邦谦虚好学得到了曹继武的倾心传授,成为了戴氏形意拳的第一代传人[1].后来由于朝廷颁布了禁武令,为了能够将形意拳很好的保留下去戴隆邦回到了老家祁县小韩村,由于受当时社会禁武的影响,加上对宗族内部珍贵遗产的保护,固告诫子孙,戴氏心意不外传,只能在宗族内部代代相传,将拳严密封锁起来。戴龙邦留下的祖训,在戴龙邦的逝世后,其子亦是戴氏心意的传人戴文雄谨遵祖训,将戴氏心意封锁、三十八年没有公于世人面前,因此,外界流传“只见戴家人打人,不见戴家人练拳”就可以反映出世人对于形意拳的了解甚少,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戴氏心意拳的技艺之高超,戴氏受当时社会特定现实的影响,使戴氏心意没能在横向上广为传播和发展,却为戴氏心意的保留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直到现在,祁县仍然保留着完好的传统戴氏心意拳的门派和传承方式。戴氏心意的外传,是到戴文雄时,将戴氏心意传给外姓人,河北深县的李洛农,这些后来都在形意拳名师李广亨所着的《心意拳精义》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戴文雄收李洛农为徒,打破了心意拳不得外传的祖训。
  
  李洛农在习得戴心意后,刻苦练习,不但将戴氏心意完全继承,还在以后的多年间,协同自己的弟子们不断对戴氏心意拳进行改革和研究,终于完成了形意拳到心意拳的蜕变,形成了技法、拳理都区别于戴氏心意的形意拳。而伴随着晋商的崛起,走镖行业与形意拳紧密结合,李洛农在为太谷富贾孟家护院期间,经孟家主任推荐,收车毅斋为徒,车毅斋是戴氏心意到形意拳演变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他与师傅李洛农共同对“心意”和“形意”的演变进行了充分的理论论述、并协助李洛农一起创编了“五行生克拳”后改名为“形意五行炮”.此后,车毅斋又在形意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防御为特点的车氏形意拳,李洛农在山西的另一弟子宋世荣发展了形意拳的内功,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车氏形意。这一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对形意拳的研究和发展达到了对最鼎盛的时期,在李洛农返回河北后,广收门徒,教授形意拳,培养出一大批技艺超群,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弟子,河北形意门人对形意拳继续发展和研究,同时,也促进山西河北武术的交流的密切,共同的智慧的结合使形意拳在这一时期成为历史最为繁荣的时期。
  
  4.2 影响形意拳演变的因素分析

  
  形意拳自脱胎于心意拳后,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里,由李洛农以及其弟子的钻研与整理,形成了独具一格,拳理拳技都非常完善的新拳种。形意拳自戴氏心意拳而来,却在日后的时光里将心意拳重新创造和融合,可以说使形意拳之所以是形意拳而不再是心意拳的原因主要是在技术上的革新和提倡的入世精神都有别于心意拳,这是由于形意拳所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人的思维模式、传承的方式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因此,欲看清形意拳演变的原因,就必须从外到内,逐渐对形意拳所存在的生存环境和内在人文因素进行充分梳理,对形意拳演变的技术特点和形意拳精神的形成进行提炼和总结,才能对形意拳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行较为详细而全面的归纳。
  
  4.2.1 时代背景的改变促使形意拳发生演变的原因
  
  a.动乱的社会环境是形意拳产生的外在原因
  
  清朝末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长期闭关锁国,科学技术落后,导致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大量入侵,工业化科技化的发展,不断的给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产生冲击,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人们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开始追求更多的利益,拜金之风开始产生,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已经形成,社会在侵略者不断冲击下,使得民不聊生,自身的安全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中国就是各种矛盾碰撞对立的混乱局面。各地的民间组织发起的民族起义不断,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环境中,武术做为抵御外强,保护自身财产和安全的重要方式在这一时期开始蓬勃。
  
  其次形意拳产生的山西境内,在元朝以来虽然经常遭受战乱的侵扰,但大多时候战争发生在西北部的边境地区,腹地很少受到侵扰,因此到了清末时期,山西人口迅速增长,这也导致人口的增多和耕地的有限之间产生的了矛盾,形成了人稠地少的局面,人口的富余加上商业的繁荣对镖师需求的不断增加,就使剩余的劳动力选择加入习武行列,山西的习武人不断增加,而习武者当中又大多以习练形意拳为主,这就为形意拳的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习练人数基础[1].
  
  明清时期在历史上就是武术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尤其是清末社会的动乱和一直以来清政府的禁武和清政府的腐败导致的各种农民运动四处频发,而这样的反政府团体大都以武术结社的方式存在,秘密结社在当时可以说是横向的促进了武术的交流和传播,也为形意拳的广泛传播和交流开辟了另一种途径和融合方式[2].
  
  b.尚武精神的提倡是形意拳发生演变的内在动力
  
  晚晴民国时期,中国闭关锁国长期固步自封,导致科学技术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加上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日益腐败,面对列强的侵略表现出的无奈和软弱,使中国陷入到内忧外患的局面当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3].1910 年,孙中山先生对“尚武精神”的提倡和唤醒,使大批武林人士纷纷响应。在清政府统治的社会里,尤其是清末,中国封建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权,用程朱理学的道德规范、用儒家思想来淡化人们的尚武精神[4],个体的软弱导致了民族软弱,才有当时对中国人的污蔑。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因此,“强国强种”的思想在武林界刮起了狂澜,形意拳受到这样情绪浪潮的感染,对拳种不断的改造和发展,以期更多的人习练形意拳、提高国民体质,因此,在这一时期形意拳进入到了最为繁荣的阶段,加之,形意拳一直以来培养门人勇于担当道义的民族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也吸引了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到形意拳的行列,同时形意拳门人力挫侵略者、涌现出的高尚爱国主义气节使形意拳真正的做到了以民族荣辱为己任的“大义”之拳。
  
  其中车毅斋力挫摆擂挑战的日本武士的事迹在当时广为流传、在太谷县志中也记录车毅斋这一爱国事迹,1925 年“车君毅斋纪念碑文 ”上记载:“日人奋然临,毅斋慢然应,倭败色沮愿师之,毅斋婉谢焉,人问其故,毅斋曰:岂可使吾国绝技而传之外人耶 ? ”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1].
  
  1918 年,形意拳门人韩慕侠凭借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技艺,击败了前往北京挑战的俄国大力士康泰尔,这场较量,是给污蔑中国人“东亚病夫”的西方列强一次响亮的回击,为中华民族争得了掌声和荣誉,一时间,所有听闻此消息的人都觉得扬眉吐气,而这一战,也使形意拳一战成名,名声大震,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形意拳,习练形意拳的人数也迅速增长[2].
  
  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太谷的形意拳门人吴华亭在日军入侵太谷时,依然努力维持着药铺,使太谷专制的“龟苓集”和“定坤丹”可以维持销售,此时的山西商业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1943 年,日军捏造吸毒的罪名,将太谷 20 多人进行逮捕,并随即准备将这些人活埋,吴华亭得闻此消息,立即联络太谷的各药铺,并以药铺为担保,经过周旋和四处奔走,将这 20 余人最终救下,使得 20 多个中国人幸免于难。此事后,日本人以各种理由向吴华亭索要“龟苓集”和“定坤丹”的成药配方,吴华亭认为药方是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珍宝,怎可以轻易透露给外人,不管日军如何威逼,吴华亭都未曾透露药方半字,恼羞成怒的日军,竟然剁掉了吴华亭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并把药店烧毁。吴华亭在面对日寇的侵略中,表现出的民族气节扞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保护了中华传统宝贵遗产,其义举被广为传颂[1].
  
  1938 年,由于日伪汉奸告密,告知在车毅斋逝世后其弟子们在其碑文中记录了车毅斋力挫日本武士的事迹,其中有一句为“倭败色沮愿师之”,被日本人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因此欲毁掉石碑,车氏弟子刘俭全力保护石碑,在汉奸举报后,日军蜂拥而至,刘俭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刘俭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逮捕,这期间,日军对刘俭实施了严酷的刑罚,逼迫刘俭交出车毅斋纪念碑,刘俭深知这块石碑对形意拳门人的重要性,宁死不屈、受尽日军的酷刑,却丝毫未透露纪念碑的消息,后来,还是在友人吴华亭的帮助和四处周旋下,将刘俭救出了监狱。
  
  1938 年,太谷县被日军占领,日军为使自己的势力更为强大稳固,打算在太谷建立“保卫团”.经过伪县长的推荐,日军选定了形意拳大师宋世荣之子宋铁麟出任“保卫团”团长,宋铁麟得到此消息说:“国难当头,我堂堂中华武士,没能为国捐躯,已是憾事,岂有委身为倭寇效劳之理!”宋铁麟断然拒绝,并在此后离开太谷,直到太谷解放日军离去,宋铁麟才返回太谷。
  
  结合晚晴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而乱世又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当爱国主义浪潮不断袭来、激发了形意拳门人不断的对自己的拳种进行适应社会需要的改革和完善,也使多年的习武经历和高超的武艺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定成度上推动了形意拳的发展,综合以上对于形意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的描述,得以知晓,形意拳的产生并非是偶然现象,它感受当时社会养分和主要基调的感染产生,必然又会携带着浓重的当时社会文化的痕迹反馈于后世习练之人,不仅仅是技术层面,更主要的是传递着一种精神以后来人。
  
  4.2.2 经济的发展促使形意拳发生演变的原因
  
  a.晋商的崛起促使形意拳拳师数量增加
  
  明清时期是中国商品经济开始复苏和逐渐活跃的重要时期,尤其在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以后,清政府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形成多个极具规模的商业区,到了康熙年间各是迅速发展。山西也逐渐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中心。晋商的的资本在明代前期就开始积累,到了中后期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清朝末期,随着商业政策的开放,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此时的晋商资本可以说是大幅度的递增。晋商的崛起在晚晴时期发展到了最为繁盛的时候,这样的繁荣和资本大量的积累,使晋商具有更深厚的资本去开拓市场、而山西表里山河的地貌特征,导致山西道途艰险,交通运输非常的不便利,而商路漫漫、中途经常涉险,遭到匪患的威胁,为晋商的发展带了很大的困阻[1].庞大的资产,在商业运行中为经商者带来了烦恼,在清代票号产生以前,资本流通几乎都是金属货币[2],少量的银钱可以随身携带,大量的银锭转移就得靠车载马驮,加上当时清政府在外强的侵犯和民间秘密结社的不断冲击下,使得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治安比较差,政府基于对这样的社会现状的考虑,允许商人在运送货物的途中雇佣巡役来保护商业运行过程中商品和人身的安全,但政府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并非对于商人利益的负责,因此,为保护商人货物和资产运输、以及人身安全的专门机构就显得极为紧缺和必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镖局这一对货物押解的组织应运而生。商人对拳师的需要大量的增加,动乱的社会环境和山西商业贸易的繁荣,促使了镖局业的发展和繁荣,走镖又需要技能高超的拳师,作为山西极具代表性的形意拳在这一时期为适应保镖业的需要,必须不断丰富拳种自身的技术体系,培养更多的人才,才能为浩浩荡荡的晋商贸易之路提供安全保障,因此,晋商和形意拳是相辅相成的,自这一时期,形意拳受到晋商的鼓励与支持,很多形意拳高手都被山西富贾聘为自家的护院拳师。
  
  由上可见,晋商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形意拳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3],形意拳借助了晋商这一载体,使得形意拳有了更大的舞台,使形意拳的繁荣发展成为一件必然的事情,形意拳作为晋商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晋商为形意拳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的发展环境,可以说,这一时期晋商的崛起在客观上增加了对形意拳师的需要,同时又促使形意拳的技艺不断完善和提高。
  
  b.形意拳与走镖结合促进了形意拳技术的交流和提高
  
  心意拳是在乾隆年间传于戴龙邦,当时的走镖业开始兴起,而戴龙邦受宗族意识的影响又加上清政府禁武的的规定,因此决意不外传心意拳,且无心致仕,因此才使戴氏心意一直神秘于人,才有流传的“不见戴家人练拳, 只见戴家人打人”由此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心意拳较强的技击性,被人们肯定。据文献史料记载称;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的不安定,常有强盗、土匪和地方势力为患,因此在当时一般富户和商家就会雇镖师来保安宁,俗语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地方镖局的存在就会对匪患起到一定的镇压作用。戴家的心意镖局的出现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加之戴龙邦及他的两个儿子戴文量和戴文雄武艺高超,曾被誉为商道上匪患最为猖獗的三条路线以过人的武艺打通了晋商商旅中的三大死穴,为晋商南北的通行和长途平安的运营提供了安稳的环境,被传为佳话,也为自己的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戴氏心意响名远播[4].
  
  清末时期,山西境内商铺林立,“金太谷,银平遥,吃不完米面的榆次县”可以说是当时山西经济的缩影,那时候,山西几乎垄断了当时所有重要的经济项目,平遥、祁县、榆次城内经营绸缎、茶叶、颜料生意的店铺随处可见,票号银庄不计其数,晋商在当时的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空前的商业经营和大量的银钱积累,成为晋商从事国内乃至国际金融交易的基础,当然,这也为货币的运输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于是,对习武之人的需要就显得极为紧迫,随着晋商的经营内容的不断丰富,经营范围也一再扩大,镖行千里、万里都是常事,而且所到之地,大多荒无人烟,而这些人烟稀少的地方正式匪患最为猖獗的地方,很多商人都会遭受劫难、甚至丢掉性命。因此,晋商就将武术看待的十分重要,高超的技艺可以保障人、财、货物的安全,是商业正常运行的基本安全保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形意拳技艺的不断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形意拳的发展[1].商业的不断繁荣,是山西商贾富户的数量不断增加,对保镖护院拳师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样的供不用求的局面吸引了更多的武林人士涌向山西,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家武学思想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一方面,习武者的不断增多为晋商提供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另一方面,晋商又为更多的习武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生存的保障,而在平时走镖的途中、护院闲暇时间,习武者之间又可以进行武学的切磋和交流,这也是刺激形意拳不断演变的思想来源之一,使得形意拳在这一时间广为传播,发展之迅速[2].
  
  走镖押解的过程,也促使形意拳的技术产生和变化,李洛农担任太谷孟家护院期间,同商贾孟侼如,以及弟子车毅斋等在处理完太谷镖局镖务外,共同对形意拳进行了研讨和革新,结合走镖的需要,根据戴氏意拳重“意”不重“形”的特点,在换拳不换谱的基础上,对心意拳加以改革,李洛农改心意拳为形意拳,就是对镖师们多年走镖实践经验的总结,俗话说,上一次战场,抵得上十年功,在形意拳镖师走镖的过程中,大多处在人烟稀少,匪患猖獗的地方,与土匪打硬仗是常有的事,这对镖师精悍的武艺和实战能力要求颇高,就是在这样的经历和经验中,才促使形意拳朝着简单实用性强的方向不断的演变。
  
  4.2.3 共同的精神追求促使形意拳发生演变的原因
  
  a.形意拳以民族大义为追求的环境中产生
  
  形意拳的出现和形成要追溯到明末清出,当时正直明政权崩塌和清政府崛起之时,民族矛盾异常激烈,姬际可在少林学艺十年,而少林正是云集反清志士的集合地,姬际可素来敬仰岳飞的精忠报国的精神,遂以反清复明为己任,与云集在少林寺的江湖义士共商反清之事,此后,少林寺遭到清军的查抄,姬际可也被驱逐和追捕,姬际可便前往终南山,潜心将所有精力投注于创心意六合拳中,也就是形意拳的始祖,姬际可在这样的环境和精神动力的驱使下创立了心意六合拳,在很多的文献资料中,都追溯形意拳始祖为岳飞,这样的历史根据虽已经被多数学者推翻,然而这样的冠名和举动在很多方面都是为了宣扬形意拳携带着的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道义的的一种尊崇和追求,因此,形意拳人拜岳飞讲武德、重义气、侠肝义胆,可以说,这样的以民族大义为己任的精神力量,成为每一个习练形意拳的首要追寻的精神源泉和动力支持[1].
  
  b.形意拳对晋商精神--仁、义、礼、智、信的继承清朝时期,随着山西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从戴氏心意戴龙邦起,就为形意拳与走镖相结合打下了基础,在日后自李洛能创立形意拳起,在山西所收徒弟,很多都从事走镖行业,并在日后成为一代有名的镖师、他们在走镖途中的事迹也家喻户晓。这里面有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如车毅斋、贺运亨、李广亨、李占元、李复祯、布学宽、李存义等在他们从事保镖行业期间大多有勇有谋。
  
  “清咸丰年间,山西武术活动日益发展,尤心意拳为重”形意拳门人在秉承李洛农担任镖师时的优良作风,在镖行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事迹,形意拳与晋商走镖业相结合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也是形意拳最为繁盛的时期,这种以商养武,商武结合如此紧密的时期,在客观上促使心意拳技术的不断提高,同时晋商文化的精神也对形意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形意拳迅速成为中华武术一大优秀拳种[2].
  
  文化,是从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适应的制度与组织机构。晋商能够存在 500 多年之久,并在当时享誉海内外,与当时严密的组织与管理和特定的商业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晋商的发展史融和了晋商千百年来的丰富经营理念和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并把中国千百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融于商业运行和经营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以诚信为本的交往和经营核心,追求创新,注重管理的本土文化。可以说,形意拳在与晋商相交融的岁月里,已经于不经意当中与晋商文化悄然相结合,成为了晋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展示晋商文化的一种载体。在李洛农创立形意拳,150 年里,形意拳发展为中国四大名拳,与晋商文化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关系。就像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
  
  在晋商交往和生意经营过程中,无不是在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和价值取向--“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又在保镖的过程中融进了形意拳人的价值观念里,可以说,形意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沐浴下,不断的汲取着中国文化的养分,才得以不断成长,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拳种之一。
  
  c.晋商“信”文化对形意拳的渗透在晋商进行的商业活动中,诚信,作为交往的核心理念,要求人们诚信交往知行一致,反对敲诈行为,这也突出表现在,晋商尊奉关公,即是取关羽的“信”为所追从的精神,以至于从关公所散发的精神、道德、行为又在深刻的影响着镖局文化和形意拳文化,在镖局里面,形意拳师拜关公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晋商和形意拳共同信奉儒家的精神信仰,也是促使形意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山西被首先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以后的数年间,形意拳人讲诚信也成为形意拳门的规训,是形意拳则徒的重要标准。
  
  d.晋商“智”文化对形意拳的渗透
  
  孔子曰“知人者智”,形意拳与八卦、太极、同为重悟性和感觉为世人所尊崇,感知,即是感知天地,把天地间的东西都感悟到自己身上,形意拳中讲“智”是对武学造诣更高一层次的追求理念,形意拳讲究“后发制人”,而这种后,并不是后滞,不是等对方动手我再动手,而是当对方有了动手的意念和征兆的时候我就动手,在李洛农所着《形意拳拳谱》中记载“盖夫体育一途,创自达摩老祖师,迢至宋朝岳飞……”李洛农拜岳飞之前,讲形意拳是由达摩所创,可能就是一种对参悟重要性的参拜,就像形意拳大师薛颠曾对形意拳的悟性做出以下诠释“言以离奇,实习则明”就是说,你没有见过,但是我练到了[1].智慧的重要在经商交易之间又是无所不体现的,多少晋商名仕智慧的体现又同时影响到形意拳镖师们,这样的“智”在习武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是僵死的模仿和死学,形意拳人崇拜岳飞忠肝义胆,同时向往达摩参悟的能力,可以说使山西地域中原传统文化熏陶下最具有风格特点的表现。
  
  e.晋商“义”文化对形意拳的渗透
  
  “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指人们社会行为合理化的标准,这些标准有表现为各种合乎礼的行为。晋商能在几百年当中,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团体,为山西积累了庞大的财富资本,除了正常的交易技巧外,更重要的是源于晋商所追求的“礼、义、利”三者统一为标准[2],这也是晋商文化中的重要核心的体现,在商业运行的过程中,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的实现作为最高追求准则,形意拳师每天与晋商一起生活,在日常的交往中,彼此交流和生活,认识和行为准则,在潜移默化间相互影响,因此,形意拳人也融合了晋商的精神文化追求和做人的准则,形意拳在当时将这样的“义”表现在对待雇主,同行之间,乃至对待劫匪。
  
  尽量不伤及劫匪的性命[3], 就是之中“义”的表现,这样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与晋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f.晋商“礼”文化对形意拳的渗透
  
  晋商在寻常的商业运行活动中,对“礼”的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保证商铺与商铺之间、掌柜和伙计、总号与分号之间内部和睦相处,协调一致发展的重要道德准则。“礼”的核心要求是寻求社会秩序与政治的和谐,晋商在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后,有很大一部分都用来投入社会的公共事业,例如修缮祠堂、救济灾荒、铺路修桥等[4].在受到晋商“礼”的道德规范的熏陶下,也影响到了镖师之间、师徒之间。在平遥,太谷,祁县的县志中,也记载过很多形意拳镖师行侠仗义,维护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将这样的的规范融入到日常的行为规范中,长久经年,这样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形意拳人所传递和弘扬的精神之一。
  
  g.晋商“仁”文化对形意拳的渗透“仁”作为中华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了每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了一种普遍精神,孔子曰:“仁者,爱人,即以人之道对人”,山西作为中原地区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渗透最深的地方,在这样的传统精神价值的影响下,晋商行为中,绝不趁人之危,形意拳镖师在谋取利益时,也以公平正义为前提,绝不损人利己,形意门人李仲轩在《逝去的武林》中对形意拳的“仁”有着这样的描述“形意进入了高功夫,必定慈眉善目。什么是慈眉善,即这个人感知了天命,思维和常人拉开了距离。练武人不信仙,不信佛,就信一个善有善报。尊重师长可以学到好东西,帮助别人可以增长豪气,气概不凡,心智就提高了--这就是善保”.可见,在形意拳的发展当中,以“仁”为精神追求的传递从未中断,这与形意拳镖师与晋商的紧密结合是分不开的,这样耳濡目染,形意拳越来越成为晋商文化的外在表现,成为代表晋商精神的重要标签。
  
  h.近现代形意拳“经以世用”的价值导向清末民初是社会变革最为严重的时期,列强入侵,社会动乱,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历史上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时期,在这风云交汇的时期,有志之士开始为国家的兴衰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力量[2],尤其是形意拳传回河北地区之后,河北紧邻京师,地处军机重地,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最为严重,也更早的被唤起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一系列社会变革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此风云交汇之际,经常行走于京津地区的形意拳门人,对国家的发展和变化开始有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先知意识,在亲眼目睹了“洋体育”在中华大地日渐兴起,这些武术家们开始强烈的感受到,西方文化正在来势汹汹的冲击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在经过认真的反思后,许多武术家对形意拳传播的导向思想开始进行革命,朝着经以世用的方向来传播和发展,他们破除门户畛域,将形意拳带入学校之中,以学校教育替代传统师徒传授。如形意拳家刘奇兰之子刘殿琛任教北洋法政学校时,教授全校生徒,翕然从之,课余练习,未或稍懈。李存义甚至赶往上海传艺于上海南洋公学。更有大量形意拳师传拳参与其中,希望以此来救国救民,靳云亭、刘殿琛、黄柏年、骆兴武、郝恩光都曾担任军队教习。尚云祥更是应宋哲元将军之邀,担任过着名的二十九军警卫营的武术教官一职,将“五行刀术”等技艺传入军队[3].形意名家创办的众多的组织社团,皆强调“强国强种”、“传习中国固有之武术,锻炼国民之体魄”等经世致用之思想,成为近代形意拳传承的一大特点i.“形意拳精神”是促使形意拳演变的精神源泉
  
  清光绪六年,形意大师车毅斋收刘俭为徒,在拜师仪式上,车毅斋根据“六合自古双传,多少玄妙在其间。设若妄传无义男,招灾惹祸损寿年”的古训,宣布了形意拳的传承规矩。三传:
  
  “忠孝仁义者传,疏财仗义者传,主持公道者传。”六不传为“欺师灭祖者不传,忘恩负义者不传,凶恶狡诈者不传[4].”自此,形意拳人将此三传六不传定为门规,从车毅斋所指定的门规可以想见,形意拳在传承的过程中,将先辈之人所弘扬的精神和对社会道义所尊崇的价值取向,融进了形意拳人的思想培养里,以此道德规范来选拨形意拳的传人,也是在形意拳的传播中为人才的选拔指定了较高的道德门槛,自此,形意拳门名家辈出,享誉海外,与对于门人道德准则的高要求是离不开的。可以说,形意拳门人在日后的生活行事中,都是在不断地践行这样的准则。民国三年,车毅斋去世后,其弟子李存义和同门的师兄弟李复祯、吴华亭、王风翙、步学宽、宋铁麟、刘俭等对于形意拳门人辈次的排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最终决定从李洛农第二代传人开始,以“华邦为唯武社会统强宁”十字为形意拳的辈次。从这十字中,同样可以看到形意拳门人所遵循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与形意拳创史之出尊岳飞为师,有着一脉相承的以民族大义,忠孝节义为准则的价值取向,因此,形意拳所传递的,并非只是单纯的技击动作,在形意拳形成和传承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促使形意拳人学拳的目的以社会的大义为己任,并不断严格要求自己,这样不断融合文化价值的过程,才是拳种形成的巨大精神动力,也是在拳种在传播过程中国寻求共同归属感的必要原因。
  
  可以说,正是由于形意拳所弘扬的爱国主义以民族繁荣为己任的“入世”精神价值观,才使形意拳在几百年间成不断的繁荣和强盛,也是形意拳门人共同的价值导向,在和平年代,形意拳以保护家业为己任,在生逢乱世的年代,以民族大义为准则,这样的价值观念,无疑成为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国人为之向往,加上形意拳与晋商精神的融合,更使形意拳成为“义拳”,可以说,形意拳的在中国动乱的几百年里,不断的壮大和繁荣,与其秉承的社会价值观对门人的精神领导是分不开的,无论在什么年代,习练形意拳的初衷,除学习形意拳拳种理念和技术以外,更多的是被形意拳所传递的这种“华邦为唯武社会统强宁”的强大精神动力所吸引,所以,正是这样的价值观念对形意拳人多年来的约束和要求,才吸引了更多仁人志士加入到形意门,也同时要求形意拳门人身负重任,不仅对拳种不断发扬,同时要以民族的荣辱兴衰为己任,才在漫长的形意拳发展历史中,不但传,而且统。
  
  4.2.4“关键人物”促使形意拳发生演变的原因
  
  在形意拳演变的历史上,是多种因素共同的作用下,才使形意拳技术体系不断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必须落在开宗立派的宗师上,以及对其理论和观点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并不断的融合更多的认识,对其进行艰辛的探索和实践的“关键人物”,在形意拳的演变历程中,是很多人智慧的结晶,包括后来李洛农弟子车毅斋和宋世荣在形意拳的基础上,分别演绎出的车氏形意拳和宋氏形意,再到李洛农将形意拳传回河北的弟子李存义、郭云深、尚云祥、孙禄堂等对形意拳技术的深一步探讨,共同组成了形意拳庞大而丰富的体系,而这些关键人物,不仅在武学造诣上,秉承了形意拳的武学精髓,也在武德的宣扬,以及形意拳门一直提倡的抵御外诲,以民族大义为己任的精神信条中,对形意拳的精神在这当时特殊的时代做到了最大化的践行。
  
  a.李洛农个人经历对形意拳演变的影响据农民国十二年孙禄堂编着的《拳意述真? 形意拳家小传》中对李洛农的记载为:“李先生讳飞羽,字能然,世称老能先生,或曰洛能、洛农、老农,皆一音之转也[1]据《车君毅斋纪念碑记 》记载: ”拳术,中国绝技也。有少林内外家之别,吾郡则自咸同年间此术独盛。一曰王长乐弟子,一曰戴文雄弟子。长乐,交人。戴氏小字二闾,则祁人也。戴氏祖传心意拳,少林外家之派,外传李老农。[2]“ 李洛农祖籍河北深县,从碑文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李洛农前往山西习形意拳之前曾习练少林拳,少林拳的技术风格讲究刚劲实用,少林武术的风格主要体现一个”硬“字,攻防兼备,利于实战,招招势势非打即防,没有花架子用。因此,对形意拳开始了对”形“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李洛农对少林武术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而影响到形意拳的演练风格较戴氏心意更显刚劲有力,拳架更为整齐舒展,更具观赏性。李洛农在习练心意拳之前本身习练少林拳多年,武术造诣已经很高,从而对心意拳的认识和体验难免会融合之前已经具备的对武术的认识,因此,两种新的认识对放生新的革命,这也就是创造的初衷。
  
  同时,李洛农打开门户,广受门徒,并且还无保留的教授,培养了大批形意名家,为形意拳的打下了广泛的习练基础,使更多的人认识形意拳,李洛农可以说是形意拳传播的第一人,正是他开放的眼界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才使形意拳传播的如此之广,可以结合到更多武术造诣极高的人的智慧,对形意拳加以探索和改良。
  
  b.车毅斋对形意拳传播产生的影响
  
  在李洛农的传人弟子中,有很多成为日后的名家巨匠,为形意拳的演变和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其中车毅斋、宋世荣、李存义、郭云深等影响最大。
  
  车永宏,字毅斋,自小习练习武,是在太谷乡绅孟侼如推荐下,李洛农的第一个弟子,拜李洛农为师后,潜心习练形意拳,并在李洛农归冀后,独自撑起太谷镖局,在李洛农 78 岁重返太谷之时,于众弟子和孟侼如重叙旧情,在亲见弟子们演示拳法和车毅斋新编的套路时,肯定了车毅斋等创编的单练、对练等套路,并对其中一切拳法和步法的改进予以了肯定,并感慨”青出于蓝胜于蓝“,李洛农对新编套路的意见和看法也被弟子李广亨写入了”笔录“备忘。车毅斋不仅致力于拳学的创造和钻研,在二十多年的保镖生涯中,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远至俄罗斯的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等地,为太谷第一商贾大家洸村曹氏”三多堂“以及上庄村王氏”四隆堂“、祁县乔氏”在中堂“等等保回镖银数以千万从未出过任何差错,成为晋商镖队中的杰出镖头之一[3].在走镖途中,曾多次遭遇强盗的抢夺,无论人多人少,车毅斋都能以形意拳将敌制服,此后无论哪一路劫匪,只要看到镖车上插有”山西车二“的旗号,皆闻风丧胆,不敢造次。到了清光绪年间,车毅斋已经有了”北侠“的美名,他的重要事迹也被记载入了《清侠传》中。
  
  车毅斋晚年时期,正直清朝没落的时期,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是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中,许多有志之士身逢乱世,尤其是习武之人,更是满腔的热情,大举尚武救国的大旗,力求改变国家危亡的命运,以期国富民强,在这样大环境的思想浪潮中,车毅斋的爱国主义思想被燃起,在当时,很多外国人在中国摆台设擂,甚是骄纵不可一世,车毅斋听闻天津正有此事,便邀约了太谷,祁县的商人乡绅一同前往天津,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挑战。与车毅斋进行较量的是日本的剑道选手,在当时,日本的剑道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但车毅斋并没有胆怯,而是怀着热忱的爱国情怀,与日本剑道武士进行了剑道比试,最终,车毅斋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超高的技艺战胜了日本武士,此后,车毅斋先生的威名被广为传唱,其爱国主义情怀和临危不惧的精神也成为后人争相传颂的美谈,在太谷县志中也记录了此事”日人奋然临,毅斋慢然应,倭败色沮愿师之,毅斋婉谢焉,人问其故,毅斋曰:岂可使吾国绝技而传之外人耶?
  
  “车毅斋先生在民族危亡之时所表现出的高尚民族气节,也正是当时社会所追崇的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每一个习武之人所追求的目标,更是形意拳门人一直以来所秉承的以社会和国家大义为准则的价值观念,可以说,车毅斋的事迹,也影响了整个形意拳门人的风气,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形意拳,了解形意拳,并同时表现出对形意拳精神的崇拜和追求。
  
  c.李存义对形意拳传播产生的影响
  
  李存义(1847 年~1921 年),字忠元,河北深县南小营村人,自幼好武,学过多种拳术,李存义为人厚道,轻财好义,一身正气。与大刀王五,八卦程廷华为密友。后拜李洛农八大弟子之一的刘奇兰为师,学习形意拳,还受师叔车毅斋、郭云深等人的指点,擅长刀法,武林人使刀一般用天地,但李存义用刀独树一帜,练习使用刀尖名扬武林,因此人送外号”单刀李“,”河北门神[2]“.1900 年即清光绪二十六年,5 曰 28 日,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由闯入北京,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此后,八国联军发动了华北战争,正任义和团总教练的李存义得知此消息后,热血满腔,愤然说道:”此洋人行动威胁京师,决不能让洋人得逞,否则我中华又遭一大辱。“此后,李存义亲自安排布置方案,兵分两路,一路去正面进攻八国联军,另一路拆除英军所经铁轨,进行拦截和袭击。在周密安排下,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京郊一带交战。面对侵略者,在义和团总教练李存义的指挥下各个英勇无比,挥刀、舞戟把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愤恨全部发泄了出来,李存义提出以近距离的作战方式来应对侵略者的长枪长炮、致侵略者无法发挥长枪长炮的优势,李存义带领义和团人奋勇杀敌,八国联军被义和团员杀的溃不成军、敌人望风而逃,在途径廊坊时又遭到义和团和清军聂世成部队的围追阻截,侵略者彻底被击溃,这就是清末抗击敌寇的着名战役--廊坊之战,在此战役中,义和团员表现的英勇无畏,和爱国主义热情,在清末衰败的社会环境里振奋了人心,高涨了爱国热情,而形意拳大师李存义在这次战役中做为首领成为更多人敬仰的对象,被誉为民族英雄[3].
  
  在后来,义和团遭到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李存义由于在反抗八国联军的抗争中表现突出、声望极高,清政府开始悬赏捉拿”天津单刀李“,李存义无奈到山西太谷车毅斋师伯处避难,到了太谷,车毅斋得知李存义来由,便派弟子李复祯保护李存义,并与孟家商量,遂送李存义到孟家在山东的庄园护庄,李复祯与李存义一起来到山东,在这一年里,二人彼此交流了自己的武学经验,都受益颇高,李复祯又将李存义所学形意拳中落下的马形、鸡形、鹞形、燕形、鼍形、鲐形六形为其补足,而且还教授了新创编的套路”杂式捶“、”八势“、”五行炮“”挨身炮“等单练和对练套路,使李存义对形意拳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全面,河北李洛农第三代弟子姜云樵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到:”北方自李洛农传形意拳时,仅五行连环十二形半数而已,至郭云深先生仍之。后由李存义先生及同门某公赴太谷寻同门前辈精斯术者,乃尽得其所学而载之归,至是形意又一变。“此后,李存义技艺大长,学技而归,重返回河北后(民国 1921 年)创办了在北方当时最大的传授武术的民间组织--中华武士会[1].李存义任会长,亲授形意拳,培养了大批形意拳名家,在国患当头的时代,这样的组织的出现是随着社会”强国强种“思想下的具体实践,随后,李存义还在上海精武体育会教授形意拳,这无不展现出李存义在国难当头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人格。在当时为形意拳的传播和推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形意拳的习练者迅速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形意拳的蓬勃发展。
  
  d.郭云深对形意拳传播产生的影响郭云深(1829 年-1900 年)字峪生,河北深县人,自幼习武,后拜李洛农为师,是李洛农八大弟子之一,是清末着名的形意大师,遂以”半步崩拳“绝技闻名于世,对形意拳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见解,培养出许多技艺和武德双馨的弟子。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三,郭云深最后一次到太谷,与师兄车毅斋交流武学,切磋技艺,也是在这个时候,与车师兄一起商定了十二形的排列次序,将李洛农此前传授的六象排在前,后将车毅斋传授的六象排在后,最终将十二形次序排列为:”龙虎“二形排在前,”鹰熊“二形排在后,即形成”龙虎“为开,”鹰熊“合演,此后”鹰形“和”熊形“不在单独演练,也是形意拳演变历史中国的重要事件,重新排序后,改革名次为:龙虎相交,猴马纵奔,鸡蛇伏斗,燕鹞同禽,鼍鲐戏水,鹰熊合演[2].车毅斋和郭云深在山西和河北两地的形意拳交流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车毅斋先后为师弟师侄门补足了十二形,并传授了自创的拳械单练、对练套路,使形意拳技术体系逐渐完善,传播的内容更为丰富。
  
  郭云深返回河北后,结合从山西汲取回的形意拳精髓,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对形意拳的习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形意拳理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总结,遗着有《能说形意拳经》一书。
  
  对形意拳理论的论述,其要点如下:”形意拳有三层道理,有三步功夫,三种练法。三层道理是:
  
  一练精化气,二练气化神,三练神还虚。三步功夫是:一易骨,二易筋,三易髓。三种练法是:
  
  明劲,暗劲,化劲。“郭云深在论述形意拳理论时,特别强调桩功,指出三体式(形意拳基本桩法)为万形之基础。这些理论对于后人学习形意拳有着重要的帮助。
  
  e.形意拳门”关键人物“对形意拳产生的影响在形意拳的发展史上,这些颇具名望的大家,对形意拳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无论是在技术的探索上,还是在武德和为人处世中,都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正是由于这种对于武学过人的执着和痴迷,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才成就了其极高的武学造诣,同时,这些形意名家,谨遵形意门对传承者的要求,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多次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成为后人歌颂和追捧的精神楷模。这样的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可以说对于形意拳的发展和强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个人影响力和光辉事迹,成为了更多人选择形意拳,并对此忠贞不渝的热爱动力之一,并产生一定的归属感,对于形意拳产生发展的时代而言,每个有志的中国人,都希望能够尽自己一份力,为国家兴亡做出自己的贡献,怎奈报国无门,而形意门人在对待外国列强的侵犯和羞辱的时候,坚决予以抗争,也反映出当时很多人的夙愿和追求,因此,这样的”关键人物“,是形意拳光辉历史中最夺目的一环,也是形意拳之所以名扬海内外最有力的重要证明。
  
  4.2.5 文武结合促使形意拳发生演变的原因
  
  a.文武结合促进了对形意拳理论研究
  
  与文人的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形意拳理论上的完整和技术体系的建立。在形意拳发展和革新的道路上,李洛农和孟侼如是两个不得不提的关键人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太谷富户孟侼如聘请在当时早已名声大噪的形意拳师李洛农为护院拳师,孟侼如自幼精学史经,文武皆通,在李洛农担当孟家护院十五年间,一直待为上宾,一日三餐均有人服侍,并经常与其同桌共饮《车益斋纪念碑记》中曾记载”李老农为吾世丈孟侼如先生座上客“.此时在民间也一直传为佳话。孟侼如当时除处理孟家商铺的事物外,几乎大部分时间都跟随李洛农一起钻研武学,习练戴氏心意,讨论戴家拳的拳法拳理,不数年,便掌握了心意拳、劈、崩、钻、炮、横五行拳和是十大形,对拳法也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加上在向李洛农学习形意拳之前孟侼如多年习练少林拳,因此同李洛农一起把对心意拳的练法和少林拳的练法进行了比较,找出了两拳种各自的特点和不合理之处,产生了对心意拳进行改革的想法。
  
  一日孟侼如请李洛农来到自己的化银铺来参观,李洛农看到剪银师傅的步势和架势时,便对身旁的孟侼如和车毅斋说:”师傅们剪元宝的这种步势稳健,架势起落自如,不如我们练拳时采用这种步势和架势如何?“孟侼如笑一笑说:”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来让你们来看这步势架势好不好?“孟侼如告诉李洛农说”这步势工人们称作‘坐银剪步',我觉得把它用于拳术之中比用虎步起落快捷而利索。“此后经过两人长时间的研究和反复比较试验,这也就是后来改心意拳以弓步为基本步法,后改”形意半马步“最早的雏形,随后,在二人共同协商和努力下根据心意拳”身法“中以”鸡腿、龙身、熊腰、鹰膀、猴背、虎豹头“的要领,按照”六合,八字,九歌“的要求改形意”三体式桩功“.一改过去心意拳”蹲猴儿势“为桩功的特点。可谓是形意拳区别去戴氏心意的重要改革。
  
  以上事例体现出,在形意拳产生的过程中,单凭一己之力是很难形成新的拳种,不同认知背景的碰撞,使得问题的解决就更为有力,孟侼如本身出自书香门第,精通史书,后孟侼如为李洛能收徒提出了”三传,三义务,六不传 “的武德规范,让大家共同遵守 .”三传 “为”为国为民者,尊师尊长者,作仁作义者,可传 “;”三义务 “为”维护正义扶助贫弱,协助师友 “;”六不传 “为”欺师灭祖者,为非作歹者,忘恩负义者,害友欺名者,懒惰怯懦者,不传 “ ,使形意拳在传承人的选择上,有据可循,也是日后形意拳门人名人辈出,清末涌现出许多为民族大义做出自己贡献的,无疑不是形意拳对门人人格的培养和道德的约束所成就的。
  
  再如李洛农的弟子宋世荣,在开创宋氏形意拳的过程中,以内功见长的宋氏形意。是受到《易筋》、《洗髓》、《内功四经 》等典籍的影响,经过长时间在内功方面专心研究,又结合太极、八卦等武学的特点,才独创出内功精深、发劲独特、别具风格的宋氏形意拳[1].此后,宋氏形意对于门人的选择中,文化水平的高低成为一项重要的则徒标准。包括车毅斋创造车氏形意亦在大量武学研究的基础上,又同时结合多年的习练实践的经验,才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并被后人认可和传承,尤其是在形意拳与晋商相结合后,因为商人在拥有一定经济基础后,对后人的文化教育都非常重视,晋商家族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学而优则贾“,这说明,从事商业大多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文化功底深厚的晋商形意拳高手对拳种的创新研究也有独到之处,给形意拳注入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技术上的完善,理论上的丰富,晋商精神的灌输,才逐渐使形意拳风格显着,特点鲜明,社会影响力日渐扩大[2].
  
  b.近现代形意拳相关着作的出版是形意拳理论体系完善的标志
  
  形意拳在山西与晋商相结合,形成了形意拳在山西独特的发展模式,而自李洛农自山西返回河北后,形意拳在河北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变化,河北形意拳传承者在个人文化素养上已经有了大规模的提升。自刘奇兰后,形意传人中精通文墨、熟谙拳理者甚重。加之民国以降,国内国术研究渐入佳境,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大批形意名家纷纷开始着书立说,这其中就有孙禄堂、刘殿琛、薜颠、姜容樵、黄柏年、靳云亭、李存义等杰出人物。 他们不但武艺出众,而且大多文采俱佳,将形意的拳理、 拳法、技术、战术梳理总结成书,或配上精细插图,或运用新兴照相技术,在发展形意拳理论的同时也推广了拳术的传播。
  
  4.2.6 传承方式的改变促使形意拳发生演变的原因
  
  a.宗法血缘传播方式不利于形意拳传播和技术的横向交流”不是郭云深,谁识车毅斋;没有李洛农,怎显戴龙邦“,母以子贵 ,师以徒荣。在形意拳的发展和研究的过程中,李洛农师从戴家毋庸置疑,在戴氏心意拳发展后期,大约到了 1845 年,河北李洛农慕技而来,而戴家的子孙对于继承戴氏心意拳已显得力不从心,使戴氏心意在传人的数量和质量上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戴家的落寞和无奈也使得”拳法不出戴家门,拳谱不离戴家“的家规被打破。另一种说法,据李广亨《心意精义》中曾记载,在道光十六年,河北深县李洛农变卖家产不远千里来山西祁县一心投戴家学习心意拳,经过艰难的求学过程,于道光十九年正式被戴文雄收为徒弟传授心意拳。 民国十四年的《车君毅斋纪念碑记》 载: ”戴氏,祖传心意拳,少林外家之派,“外传李老农[1]”李洛农师从于谁从戴家习得心意拳说法纷纭,此文不予考证,只明确一点,李洛农的出现使戴氏心意“不传外人”的传统被打破,才有今天所看到的形意拳的母体有据所循。
  
  形意拳从李洛农起,广为传播,形成中国最优秀的拳种之一,而在这之前,形意拳还是“心意拳”的时候,只在农村的宗族内部狭小的传播,形意拳起源于民间大众之间,受当时社会环境和思维模式的制约。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的社会制度根植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严苛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君主专制,使得社会气氛和人的思想都处于相当封闭和保守的状态,形意拳作为一种带有暴力性的技击术,被政府禁锢和镇压都属于正常现象,在过去,底层人对政府和封建统治者进行反抗,都需要这样的技击术作为最直接的手段,因此,清政府会一直实施“禁武”的政策,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意拳的传播,只可能出现在家族内部小范围的传播,这在一定成度上阻碍的拳的传播。心意拳处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和人文氛围中,固守和保守的传承方式是一种本能思维的体现。
  
  成尧《国术摘要》说:“夫专制甚,则人民对于国家之观念浅,身家之观念深,一技一艺长, 辄用以自卫,严守秘密,不肯出而问世。”
  
  归罪于专制,也有一定的道理,很长的时间,中国人国家意识薄弱,是因为中国人更注重宗观念,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先有“家”再有“国”国家首先是以千千万万的家为基础才得以形成的,人们对于宗族的认可和保护,远大于对国家的担当,而且也有着明显的排外性,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戴氏要将自己的武艺秘密传承,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对于宗族文化的保护,而这样的传承方式在当时社会来说,也是最有效的传承方式,心意拳作在当时名噪一方,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被戴家视为极为珍贵的家传秘诀是很想当然的,可以说是保证本家族可以经久不衰的重要支撑技能,这样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以“小家”为重,轻社会“大家”的处世哲学观念[3].在这样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保守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保存了心意拳的原始性和古朴性,因为较为封闭的习练环境和与外界鲜有交流的情况下,心意拳的发展就会朝着更为深刻和精湛的方向探索,所以在传承的角度来说更为纯粹,因此更使其风格显着。在过去的时代在宗族内部师徒之间狭小的范围内纵向传播,保持和维护了心意拳在统一性上避免了大树伸出的枝蔓彼此偏离的现象,同时,也维护了宗族内部的利益。
  
  其实,其他门派的形成也是基于这样的传播方式而逐渐形成的。可以说,封闭是有封闭的道理和原因,社会基调和文化背景决定了形意拳的传承方式。
  
  b.地缘、业缘为主的传播方式使形意拳广为传播李洛农从戴氏习得拳术后,一改此前习气,淡看血缘关系,又少了教门羁绊,广收门徒,推广拳术,封闭守旧的传承方式被打破,由于吸取了戴氏心意在传承人在后期出现了后继无人无奈外传的经验,李洛农选择广收徒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的不断繁荣,从戴家学拳起,李洛农就随戴家一起走镖、保镖,而走镖过程中的艰险更需要更多武艺高强的同伴为伍,培养一批能够技艺精湛,并可以忠心不二的门徒,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说因为有了镖局的出现将徒弟之间的关系连接的更为紧密,因为走镖的过程时常会遇到残暴的劫匪,和生死存亡的恶战,因此,在闲暇时一同生活,一同习武的师徒之间,到了战场上,就成为彼此最好的搭档,甚至是有力助手可以使自己免于一难,在危机时刻拯救自己的性命,因此,这样彼此作为生命保障的关系,使在保镖的过程中培养了如此微妙的情感,这样一来,师傅在教授自己的徒弟功夫技艺时,就是摒弃过去“留一手”的陋习,尽量倾囊相授,这样做更是为了在生死攸关的走镖途中多一层生命和财产的保障[1]. 逐渐开放的社会氛围、走镖与形意拳的结合,使得形意拳的传播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2],可以说,形意拳的传播因为有了走镖这一载体,让多年窄小途径传播的形意拳有了公开传承的民间组织,这对形意拳传承的历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成为形意拳传承史上的重要标志,较过去来说,形意拳的传播在村落之间传播、家族内部传播,传播范围非常的有限,并且,很难对自己的功夫掌握程度进行检验,而形意拳与走镖结合之后,每一次保镖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形意拳技术水平高低的检验,无意中,促使了形意拳技术不断的提高,使形意拳的门人致力于对形意拳的探索和研究,为使其更为完善,技艺更加精湛而做出努力。总体来说,传承方式由过去狭窄的血缘传承到以走镖为载体的以地缘业缘为传播,对形意拳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镖行所到的地方就会将形意拳带去,扩大的形意拳的传播范围,走镖过程对实战经验的不断积累,又重新反馈于形意拳,很大程度上的促进了形意拳在技术质量不断的提升。
  
  4.2.7 影响形意拳演变因素归纳
  
  从形意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在形意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一、符合时代当下价值观的需求;二、与时俱进的传承方式;三、文武结合是拳种形成体系的重要条件;四、开宗立派的“关键人物”是拳种发展的重要环节;五、晋商文化和镖文化对形意拳文化产生的影响。六、高尚的精神信仰是拳种文化的最终归宿。以上因素共同碰撞和结合,才使得形意拳在这一时期机缘巧合的发生了巨大的演变,也是这些条件的同时出现,才能为形意拳发展提供给适合的契机,更多的武林志士投入到形意拳的研究和探索,参看形意拳的发展历史,在中国武术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拳种之一,它的发展模式无疑是值得所有拳种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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