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电子废弃物逆向物流网络研究
逆向物流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研究逆向物流网络结构设计，另一部分着重探讨逆向链条中库存管理、配送管理和产品规划管理等活动。逆向物流的各个参与方构成逆向网络，网络中各个主体的数量、位置以及逆向网络流量的确定等是逆向物流网络结构设计的内容（周垂日等，2007）。
Guiltinan于1975年从成本的角度讨论结构特征和设计原则，根据流通渠道企业成员所完成的不同再生或再制造功能和能力，构建了不同的逆向物流回收系统。但是初期的网络设计中没有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忽视了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许多学者开始从环保、绿色经营、绩效、社会责任目标、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角度研究逆向物流系统特征和原则。范体军等（2009）以废旧产品回收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采用大型非线性整数目标规划数学模型和有界变量Benders分解算法，深入研究了废旧产品回收网络系统的优化设计，应用示例的计算结果，证明了所提出的模型和算法的可行性。由于环境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世界上越来越多地生产企业已经意识到采用环保供应链管理（SCM）做法的重要性。
Devika Kannan等（2012）在《基于碳足迹的逆向物流网络设计模型》一文中基于碳足迹的逆向物流网络设计开发了一个混合整数线性模型。提出的模型旨在减少气候变化（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并通过塑料部门的案例研究验证了提出的模型。黄铮（2009）针对废弃物的回收问题，建立了包含工厂、回收中心和客户的三层逆向物流网络优化模型，该模型根据回收中心选路到工厂，回收中心选路到客户所产生的费用和路径，选择出最优回收中心地址和最优化路径。何波等（2007）在考虑了满足公众意愿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以最小化总的建设费用和最小化设施对公众产生的负效用为目标的纯整数规划模型，采用了基于启发式的两阶段分解算法求解，从而构建了一个废弃物回收的多层逆向物流网络。戈珊珊（2011）针对特定的废旧手机进行研究，指出废旧手机的逆向物流网络结构应包含四个层次：回收点、再处理中心、废弃物处理中心、手机生产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手机生产企业为主导的闭环逆向物流网络构建的数学模型，并提出了公司构建废旧手机逆向物流网络的实施建议。王喜（2007）通过对上海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问题的研究，认为其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体系应由回收站、存储站、拆解/检测中心、处理厂等四种设施构成，并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改进的多区位选址模型、多因素综合评判模型的支持下，设计了上海市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体系建设的“1442”模式。
2.4 电子废弃物回收系统主体行为研究
居民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是涉及一项资源回收计划能够成功实施的最基本和关键的问题（陆莹莹等，2009）。陈占锋等（2013）针对居民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采用结构方程研究方法对北京市居民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感知的行为控制、经济成本、环保认知、回收态度、回收习惯和信息宣传这几个变量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显着，而主观规范、收入、学历三个变量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并不显着。胡李妹等（2012）基于计划行为理论、A-B-C理论及问卷调查，探索消费者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回收问卷的实证研究结果，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和环境知识对行为意向有显着影响；情境因素在行为意向对回收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陆莹莹等（2009）考察了影响上海地区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因素、居民回收行为的特征以及偏好，结果显示余效影响、行为控制认识因素以及对待回收经济性的态度显着影响居民的回收行为，而主观性规范对回收行为则无显着影响。梁慧娟（2011）则对浙江省部分地区居民进行了问卷调研，建立了居民废旧家电回收行为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模型，并在模型中增加了道德规范、政策性行为意向及竞争性行为意向三个因素，分析验证了过去的回收行为经验、态度与废旧家电回收行为意向及回收行为之间的关系。Zhaohua Wang等（2011）采用了逻辑回归模型对北京居民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回收设施及服务便利、居住条件、回收习惯和经济效益是北京居民回收意愿和行为的四个决定因素；Qingbin Song等（2012）通过问卷调研，逻辑回归方法对澳门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支付意愿、态度、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家庭收入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每户每月平均支付意愿为2.5美元，澳门每年的总支付意愿为5 023 133美元。这一研究结果可以帮助管理者为电子废物处置制定更有效的环境管理政策。
Maheshwar Dwivedy等（2013）在《印度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意愿》一文中采用了人口、社会经济及个人偏好三组主要的协变量研究印度居民的电子废物回收意愿，并将结果与中国及发达国家做了比较。W.A.W.A. Karim Ghani等（2013）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了公众参与家庭中的食品废物源头分类的影响因素。
除了对回收系统中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外，也有部分学者对生产者、回收者、政府等相关主体行为进行了研究。徐恺，姚云刚（2008）运用博弈理论，引入补贴机制，分析了政府和非正规回收机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解决我国电子产品非正规回收问题的对称和均衡战略；李健，张珊珊（2010）在EPR制度框架下，对政府、电子产品回收市场中合法企业、非合法企业各方的利益进行了博弈分析，研究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并提出了政府推行EPR制度的建议。谢广营等（2012）针对废旧家电回收过程涉及的生产企业、居民、回收处理企业和政府四个主体入手，提取出影响废旧家电回收的30个因素，并经调研和数据分析后认为，居民回收知识，政府补贴及税收优惠，生产企业的回收渠道，居民的回收收益是影响废旧家电回收的四个最重要的因素。
3 电子废弃物物流管理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本文对与“电子废弃物物流管理”相关的文献主要从电子废弃物立法政策制度、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模式、电子废弃物逆向物流网络、废弃物回收系统主体行为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在电子废弃物的相关文献中，立法政策制度占了相当一部分，特别是自2006年起，有关的硕士论文数目较多，说明这一问题近年来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而国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无一例外地陈述了欧盟的《WEEE指令》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简称EPR）这一普遍的政策原则。由此足以见欧盟在电子废弃物立法领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中国的电子废弃物立法明显是在现实电子废弃物问题日益严重的大环境推动下启动的，政策条例的制订缺乏主导性，同时也缺乏与民众的沟通互动，加之更重要的是与之配套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体系尚未建立，条例无法有效实施便也在料想当中。但不容质疑的是，国家有关部门日益重视电子废弃物的管理，并于2014年末发布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2015年版）》，从管理制度、数据信息管理、视频监控设置、处理设施和设备、拆解处理过程规范性以及拆解产物利用处置等方面，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要求提出了详细的规范和指导，对于提高电子废物回收处理整体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
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模式是诸多文献都涉及到的主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对于我国乃至世界发展中国家，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中不能忽视也无法避开的一个话题便是非正规流动回收商贩问题。从国内外现有文献看，不少研究者对回收商贩倾向于采用收编正规化的方式。毕竟在类似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进入城市从事废旧物品的回收利用还是这些农村富裕劳动力赖以谋生的手段，我们无法简单粗暴令其消失。显然，这个问题伴随着我国剩余劳动力问题、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立法政策问题、电子废弃物系统构建等一系列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与此同时，非正规的流动回收商贩问题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一些新的视角。
目前有关电子废弃物逆向物流的文献，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均有涉及，总体以定量分析为主，主要包括数学模型分析、博弈分析以及实证分析。但是大多文献的研究并未与现实紧密联系，因此其实践意义不大。如国内逆向物流还是非正规无序回收以及零售商以旧换新等形式的回收模式，鲜有制造企业回收或联合回收等模式，国家也尚未有强制的法律法规，因此目前对于这些逆向物流模式的比较只能是理论层面的探讨，基本与中国目前的逆向物流现状不符，缺乏现实基础（刘龙青等，2013）。
有关电子废弃物物流管理的研究文献多集中在法规政策研究、逆向物流体系构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推行、回收处理技术等方面，对影响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与行为的研究相对比较缺乏。而实质上，居民作为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的起点，其行为直接关系到整个电子废弃物物流体系运作的绩效，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从理论上探索影响我国居民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的因素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体而言，目前的文献比较多地集中在立法政策制度、电子废弃物逆向物流网络设计等方面，对于居民废旧品回收行为的研究虽已日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现有研究主要针对欧美、日本、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且主要针对生活垃圾回收行为，对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研究较少（代颖，2010）。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非正规回收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电子废弃物物流管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非正规回收处理行为进行研究将成为国内外学者开始重点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陈兰芳，吴刚，张燕，张仪彬。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现状及其关键问题[J].生态经济，2012,（2）：142-145.
[2]陈占锋，陈纪瑛，张斌，王坤，王兆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居民为调研对象[J]. 生态经济，2013,（2）：178-183.
[3]范体军，常香云，陈荣秋。大型废旧产品回收网络的数学模型与算法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9,12（4）：82-90.
[4]何波，杨超，张华。废弃物回收的多层逆向物流网络优化设计问题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7,（3）：61-67.
[5]胡李妹，余福茂。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研究[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8（3）：19-24.
[6]黄铮。废弃物回收逆向物流网络优化设计[J].系统工程，2009,（7）：49-54.
[7]李进。试论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体系的优化-基于ICT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及其拓展的思考[J].生态经济，2010,（11）：174-178.
[8]陆莹莹，赵旭。基于TPB理论的居民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行为研究：以上海为例[J].管理评论，2009,21,（8）：85-94.
[9]王兆华，尹建华。我国家电企业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J].管理世界，2008,（4）：175-176.
[10]魏洁，李军。EPR下的逆向物流回收模式选择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5,13,（6）：18-22.
[11]吴刚，陈兰芳，李云，晏启鹏。循环经济下再生资源规范回收行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0）：109-116.
[12]谢广营，张耀荔，陈静，赫利彦。基于回归分析的废旧家电回收重要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商贸，2012,（12）：248-251.
[13]阎利，刘应宗。荷兰电子废弃物回收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6（4）：60-66.
[14]姚凌兰，贺文智，李光明，朱曙光，黄菊文。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发展现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2,35:410-414.
[15]余福茂，段显明，梁慧娟。居民电子废物回收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11,31（12）：2 083-2 090.
[16]Deepali Sinha- Khetriwal,Philipp Kraeuchi,Markus Schwaninger.Acomparison of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in Switzerland and in India[J].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05,25:492-504.
[17]Feng Wang,Jaco Huisman,Christina E M Meskers,Mathias Schluep,Ab Stevels,Christian Hageluken. The Best-of-2-Worlds philosophy:Developing local dismantling and global infrastructure network forsustainable e-waste treatment in emerging economies[J].Waste Man-agement,2012,（11）：2 134-2 146.
[18]Maheshwar Dwivedy,R K Mittal Future trends in computer wastegeneration in India[J].Waste Management,2010,（30）：2 265-2 277.
[19]Maheshwar Dwivedy,R K Mittal.Willingness of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 waste recycling in India[J].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2013,（6）：48-68.
[20]Marilia Tunes Mazon, Adalberto Mantovani Martiniano de Azevedo,Newton Muller Pereira,Marco Antonio Silveira.Does environmentalregulation foster the diffus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s?A study onelectronics waste regulation on Brazil[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2,52:259-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