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山西素有“民间歌舞的海洋”之称，其中舞蹈的种类大约二百四十一种。山西民间舞蹈历史悠久，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肢体语言言说，不同阶段虽有差异，但也有其共同之处，即山西民间舞所独有的地域特征，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离开不山西民间舞蹈与民间文学同出一源，民间舞和民间文学，一个诞生于人本身的肢体姿势，一个萌芽于人发出的语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晚于姿势。然而，语言和姿势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为民间文学与民间舞的出现奠定基础。民间舞与民间文学相辅相成，民间舞的发展中汲取民间文学的素材，民间舞除形象性外，思想性进一步加深。
关键词 : 山西民间舞;民间文学;同出一源;异曲同工;
一、山西民间舞概况
山西素有“民间歌舞的海洋”之称，其中舞蹈的种类大约二百四十一种。山西歌舞历史之远，可追溯至远古，尧舜时期颇为流传《击壤歌》。我国早期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唐风》、《魏风》，收集了许多山西地区的民歌。
但是山西民间舞在历史长河滚滚向前中，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独特社会特征，以及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在舞蹈艺术方面，差异性逐步显露出来。这种差异，为不同特征的文化所制约，反映着一定社会阶段的政治意识、经济水平和社会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山西民间舞明显显示出它们的差异，从而展现了山西民间舞的丰富多彩。
古代的山西民间舞，以道具作为辅助，发展为集表情与审美于一体的“道具舞”。陶埙、石磬、编钟等现存文物印证着夏商周时期先民的活动轨迹、商代的铎舞舞具等，这些舞蹈都依据舞具作舞，展现出古代人民丰富的舞蹈活动。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山西的民间歌舞形式更加丰富。虽然明清戏曲艺术繁荣，但民间歌舞仍然兴盛。在民间一些重要传统节日时，民间舞者表演于田间地头、神坛之上等，走街串巷，歌舞此起彼伏，劳动的辛苦在节日中尽情地释放，好不热闹。现代的山西民间舞，以“黄河派歌舞”为代表。如《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黄河水长流》。
山西民间舞在不同阶段虽有差异，但也有其共同之处，即山西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特征。动作夸张、表情丰富，黄河歌舞继承了传统民间舞的基因，可以说是对山西民间舞的再发展，所体现的黄河乡土风韵的时代特征，向世人展示了汉民族文化的朝气与活力。
二、山西民间舞蹈与民间文学同出一源
山西民间舞同民间文学，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舞蹈与文学相同，都来源于劳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劳动是人类生活排在首位的基本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因而，劳动不断地完善和改良着人类的机体，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舞蹈与民间文学，山西民间舞与民间文学亦如此。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民间舞与民间文学虽然都产生于社会劳动。但文学的产生晚于舞蹈，这是由于，舞蹈在语言之前就已经萌芽了，原始先民首先运用肢体动作进行交流情感和沟通思想，某种意义上发挥了语言的功能。原始先民丰富的肢体语言，即是舞蹈艺术产生的源泉。以形象性为突出特点的舞蹈艺术，在人类的社会劳动中起源、发展，而民间文学是通过语言的形象化来进行创作的，运用形象的语言描述社会生活现象。可以说，人类拥有语言，民间文学就开始产生了。原始先民在劳动中发出声音，流露出真实的情感，成为最原始的歌谣。鲁迅曾指出，文学起源于“杭育杭育派”的劳动口号中。
简单来讲，民间舞和民间文学，一个诞生于人本身的肢体姿势，一个萌芽于人发出的语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晚于姿势。然而，语言和姿势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为民间文学与民间舞的出现奠定基础。正如摩尔根在其着作——《古代社会》中所说：“语言和姿势，在野蛮时期两相提携而并相发展与繁荣，甚至到了开化的后期，其形态虽已变化，而在二者之间依然保持不可分离的结合。”山西民间舞一些综合性表演形式的节目（如山西临汾曲沃的《任庄扇鼓》），就是“语言”和“姿势”相融合的产物。今天的一些概念，如：歌舞、载歌载舞等，就阐释了歌中有舞、舞中有歌的形式以及“语言”和“姿势”的亲密关系。总而言之，一些传统的山西民间舞包含了舞蹈、音乐、诗歌，三位一体，根植于民众的社会劳动中。
三、山西民间文学与民间舞蹈之异曲同工
山西民间舞类型颇多，上世纪以“黄河三部曲”最为着名，它是黄河歌舞艺术的代表，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经典作品，其创作之成功与民间文学密不可分。
“黄河三部曲”，是山西地区创作上富有独特性的一种民间舞，分别为《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黄河水长流》。一九八七年七月，由山西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黄河儿女情》在第五届华北音乐舞蹈节中，璀璨夺目，引起舞蹈界的极大关注。这部作品中有大量的山西民歌，形成独特的民间舞蹈风格，彰显地域特色，乡土气息浓郁。《黄河一方土》是“黄河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诞生于1989年，舞蹈编导有冯玉梅、王秀芳、岳丽娟、唐俊桂，民俗文化丰富，情节贴近生活。《黄河一方土》旨在选择一些代表性强的民俗融入作品，反映特定历史时期民众的观念与愿望，将传统的民族精神与现今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使民众在审美历程中，潜移默化地认同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凝聚力。另外，地方性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作品节选了女性人生中几个重要的阶段，讲述了闺女到婆姨的人生经历。在浓重的民俗氛围中，共分为三个篇章，九段舞蹈，反映了生活在黄河流域这片土地上民众对故土、对生活的热忱。其中不乏也有时代气息，都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同时期山药蛋派第二派文学作家们的创作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山西文学界兴起了山药蛋派。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二代作家群不断壮大。第二代作家群在山药蛋派老作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他们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了解农民，由于扎根农村生活，与农民密切联系，文学作品多以反映农村题材为主。这代作家深受前辈的影响，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注重作家的社会责任，重视文艺的社会效应，强调文艺作品的道德导向作用与政治功利性。将农民作为作家创作的背景，将农民作为作家的关注点，这种文学创作风格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确立，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发展、成熟，八十年代达到辉煌时期。九十年代继续发展，时代赋予其全新的创作特色，使得山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的位置不可替代。艺术形式方面，继承传统民族文艺的精华，择取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作品风格昂扬向上，积极健康，饱含现实生活色彩，紧扣社会生活，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第二代“山药蛋派”的重要作家韩文洲评论其作品：“我在创作上力求自己的作品有这样的特色——时代感、艺术美、乡土情三者的有机结合。”第二代“山药蛋派”作家中的突出贡献者义夫，深入接触农村生活，广泛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为其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作家》这部作品描述了新时期旧知识分子对社会无所适从、分裂的一种人生状态。新与旧的冲突中刻画了书生扭曲、悲惨的人生。因而，我们发现山西民间舞于同一时期的文学流派创作思想相一致，集乡土情与时代感于一体。
另外，民间舞属于形象性突出的艺术，民间文学属于以语言为表现方式，前者通过舞者的肢体动作来进行言语，后者运用语言直接进行表述，二者之间，各有特点，前者形象，后者简明，二者结合，达成“简明形象”。如果民间文学通过舞蹈艺术的“形象”来进行再创作，作品便再一次升华。这是民间文学本身没有的，这种情况在民族文化发展中多有范例，山西也不例外。山西民间口头文学的一些作品，通过民间舞蹈艺术的升华，从而其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得到了提高。
例如，有人曾提出：“王秀芳作品的主要思想是对身处社会底层的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深情地关爱和悲悯，对他们美丽人性深情地赞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王秀芳经常下乡学习民间舞蹈，吃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这种经历使其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次回忆这种经历都饱含泪花。“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烽曾谈到：“我这个作家不是浪漫派，没有多大的想象力，下乡少了，觉得写出的小说就没有光彩。”作家马烽所有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中国农村多年来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每个阶段农村的工作、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思想，读者都可以通过他的小说来感受。例如其作品《结婚现场会》，马烽、孙谦共同写出的农村三部曲，作为电影文学剧本。当时山西民间舞于民间文学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田野，来自农民，若将文学作品通过舞蹈艺术进行表演，其社会效应将进一步加强。
依据民间舞与民间文学这种密切的联系，笔者认为民间舞与民间文学相辅相成，民间舞的发展中汲取民间文学的素材，民间舞除形象性外，思想性进一步加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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