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的精神真空，对“国家意识”的合法性形成了强烈冲击，并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上下分裂的矛盾现状。俄罗斯哲学在对待“国家意识”的心态上同样充满矛盾，既在反思苏联哲学政治化的教训中竭力使哲学摆脱“国家意识”的纠缠，又在片面强调多元化、自由化导致的无序中呼唤回归“统一的意识形态”.当代俄罗斯及其哲学的“国家意识”困惑启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坚持“国家意识”的引领和研究异质的统一，才能实现哲学引领精神世界的功能。
一、当代俄罗斯“国家意识”:统一还是多元？
所谓“国家意识”是指国家用以引导民众思想和引领社会思潮的某种形式的观念形态。国家通过政治的、学术的、民间的等教化形式，向全社会成员传递一种符合自身要求的政治文化规范，从而将其价值诉求转化为全社会认同的主流意识，使其执政理念内化为民众精神需求，为政权的“合法性”即“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P184）提供基础和依据。因此，以何种思想观念作为“国家意识”,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整个文化体制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精神面貌，也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苏联解体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的精神真空，也对“国家意识”的合法性形成了强烈冲击。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浪潮一度让人们对“国家意识”嗤之以鼻。然而，仅仅几年以后，社会现实却迫使俄罗斯人重新思考“国家意识”的价值，并在此问题上形成了上下分裂的矛盾现状：政治当局在重申思想自由、意识多元的同时，尝试重塑能够引领社会精神风向的“国家意识”;社会各阶层则对“国家意识”保持着高度警惕，试图以各种方式彻底告别统一的、引领性的思想体系。这种矛盾现状在关于历史教科书、宗教哲学教科书的争论中尤为突出。
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俄罗斯社会政治局势的紧张，社会意识自由化、多元化的加剧，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充斥图书市场和校园，引发社会各界对俄罗斯历史教育方针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果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否会引发学生思想混乱？出于对俄罗斯未来的担忧，上至联邦总统下至社会各界，都对如何编写历史教科书发表了意见。政府希望通过历史教科书引导学生按照官方意图认识历史，以培养爱国主义意识，重塑俄罗斯的国家形象，重建引领整个社会的“国家意识”.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则基于自由多元的价值理念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普京总统曾亲自过问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他对历史教科书应持何种基本立场的观点是：教科书虽然不应当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但教科书负有培养学生对祖国历史和自己国家自豪感的使命。普京的话既表明了政府对于历史教科书的立场，树立了评价历史教科书的标准，也提出了培养学生的目标。后来，针对俄罗斯历史教学中观点、立场的多元化状况，俄罗斯颁布了由普京签发的、涉及教科书鉴定和出版规定的《俄罗斯教育法修正案》。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俄罗斯再次爆发了历史教科书争论①.在这场争论的答记者问中，梅德韦杰夫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基本立场：教科书“不应当只提供一种观点”,而应当“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叙述历史“当然应当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接近事件实际顺序及其原因”为宗旨。[2]
在关于国家统一考试的历史习题中，他更是明确要求“不要有挑拨性的问题”[3].其后，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成立“反对篡改历史委员会”的法令②,明示国家将制止一切企图通过歪曲篡改俄罗斯历史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行为。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谋求新的发展战略，俄罗斯人关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持续追问，使俄罗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继续被历史教育问题所困扰，并通过“新历史学家事件”③折射出来。“新历史学家事件”不仅是俄罗斯历史上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争论的延续，而且暴露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对于苏联历史的观点分歧。这与两人的成长环境有关。尽管声称不愿回到斯大林时代，但苏联时期接受的教育和经历使得普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尽管极力强调要尊重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但成长和成熟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生活体验，使得梅德韦杰夫的思想观念无疑更接近西方。
[4]（P20）可见，即便是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也存在着是需要统一还是多元的“国家意识”的理念分歧。
除了引人注目的“新历史学家事件”的争论，诸如“是否必须向学生讲述俄国历史上的耻辱篇章”、“是否应当采用统一的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一方类似于历史上将俄罗斯当作母亲的斯拉夫派，主张通过描写、肯定俄罗斯历史中正面的、积极的东西，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弘扬和培养爱国主义意识。反对者则类似于历史上将俄罗斯当作孩子[5]（P38）的西方派，希望通过揭露、批判俄罗斯历史中负面的、消极的东西，引导人们对历史主要是苏联历史的进一步反省，进一步“非斯大林化”.因此，无论是历史教科书的争论还是“新历史学家事件”,都不过是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争论的当代延续，折射出处于转型阶段的俄罗斯社会对如何正视过去、谋划现在、通向未来等问题的困惑，以及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未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忧思。
这些争论，实质上是政府与反对派为争夺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思想、观念和信仰而角逐的冰山一角。由此看来，俄罗斯是否需要“国家意识”已不是问题，但构建何种“国家意识”、如何构建“国家意识”的分歧则十分明显。政府强调的是国家控制与管理的必要性、迫切性，而让人们接受国家管理的基本条件，就是建立一套既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又能为所有公民自愿接受的基本价值观。为此，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构，颁布相关法令，力求在全社会贯彻并努力使所有公民能够接受这种统一的“国家意识”.但学术界和教育界强调的则是多元与自由的思想理念，担心由政府号召编写教科书可能重蹈苏联覆辙。恢复一门课程只有一本教科书是回到苏联教育体制的第一步，因而学术界和教育界对统一的“国家意识”并不认可。
在宗教教科书问题上，俄罗斯经历了从苏联时期“彻底清剿”到今日“全面复兴”的过程。苏维埃政权诞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持续不断地实施无神论教育，不遗余力地消除宗教的社会影响。国家通过法令宣告的政教分离，不仅剥夺了东正教的法人地位，而且将其驱除出教育系统，规定“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市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①.由此，苏联政府在“世俗”学校中杜绝了以培养宗教信仰为宗旨的相关教育。
然而，作为社会意识的基本形式，宗教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旧俄时期，教会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东正教作为国教承担了国民宗教教育的全部任务。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东正教会为了扩大影响、争夺民心，不失时机地向国家决策层提出在“世俗”学校恢复宗教教育的要求。俄罗斯独立初期，出于向“世俗”学校大规模输出宗教教育实际困难的考虑，东正教会先是利用中央地区几个东正教徒集中的优势，做出了恢复宗教课程的零星尝试。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被叫停的“世俗”学校宗教课程重新开设，并改名为“东正教文化基础课”以便迎合“世俗”政权。20世纪末，宗教课程在俄罗斯的“世俗”中小学中得到了迅速推广，此后，从地区级补充课到州级选修课再到联邦级必修课，地位逐步上升。尽管宗教学校主要负责宗教培养工作，“世俗”学校主要承担宗教教学教育，但近年来，两类学校在教学内容上，已经呈现出交叉设置的局面：宗教学校纷纷开设宗教社会学、宗教文化学、宗教历史学；“世俗”学校则启动了宗教神学、信仰培养学之类的课程。[6]
然而，宗教信仰的普遍化和宗教课程在大、中、小学校的普及化，引发了人们对宗教教育大规模进入俄罗斯“世俗”教育体系“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的忧思，以及东正教会与社会各界对宗教的教学目的、教科书内容的争论。
②对政府而言，出于治理国家、稳定社会、安抚民心、发展经济的目的，需要寻求和借助一种为大众所认可的社会意识。而自苏联解体后，面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俄罗斯政府对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和调整，由解体前夕的承认和限制转为利用和扶持。从叶利钦到普京再到梅德韦杰夫，几任俄罗斯总统都因东正教的积极配合而从政策方面对宗教教科书进入俄罗斯“世俗”教育体系给予了支持。为了稳定社会情绪，叶利钦主动接近东正教会，并利用后者的舆论宣传顺利获得总统连任，作为回报，叶利钦政府为东正教会进入“世俗”教育体系提供了相应的政策保障。普京上任后，东正教会派神职人员奔赴车臣战场，强烈谴责“别斯兰恐怖事件”的宗教极端行为，主动提议将旧俄时期的宗教节日定为国家节日“人民统一日”,等等，在加强宗教信仰的精神凝聚力的同时，也为决策层提供了道义支持和全民统一的力量。作为回报，普京政府继续为宗教课程在“世俗”学校中推广提供方便。而作为苏联末期伴随宗教复兴过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梅德韦杰夫本身就是一名东正教徒，在其执政期间每遇逆境，作为俄罗斯社会道德载体的东正教会便总是最先表态要与国家政权荣辱共存。梅德韦杰夫则不仅在不同场合强调宗教课程对学生精神道德培养的重要性，而且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将《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作为指定教科书，使该课程作为必修课，最终得以在俄罗斯全国的“世俗”中小学中全面普及①.可以说，正是由于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支持，宗教课程进入“世俗”教育系统才有了前提和保证，并最终成为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德育必修课程。俄罗斯政府对宗教的态度表明它充分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凝聚人心的功能。有效利用这种功能，使之在国家政策允许和规定的范围、界限内发挥其服务政权的作用，成为俄罗斯政府构建“国家意识”的一种尝试。
民众则对东正教会掌控“世俗”中小学宗教教育不无忧虑，认为“世俗”学校使用的宗教教科书大都出自宗教人士或虔诚教徒之手，从内容上看，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和教义宣传性质。这种说教式教科书既没有向未来一代公民提供有关宗教的人文知识，也无助于培养孩子们的世界观，反而可能对其形成不良影响。
对宗教教科书的不信任和反感在引发社会与教会之间矛盾的同时，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担忧。在他们看来，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东正教在国民心目中，都没有建立起很高的威望②,依靠政府力量推广宗教课程能否在“世俗”教育中维持长久的生命力是颇值得怀疑的。
而且，由于俄罗斯的无神论者和非教徒人士对东正教会多持鄙夷态度；其他宗教教派对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过于亲密以及教会拥有巨额财产强烈不满；就连东正教会的教徒，也对教会人士和神职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有不信任感，导致俄罗斯东正教对民众的影响力日渐减弱，只有一半的俄罗斯国民表示信任东正教会[7],31%的俄罗斯国民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7%的国民则从不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8].国家以宗教意识为基础构建适应俄罗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国家意识”,不仅可能重蹈当年苏联覆辙，而且有违今日俄罗斯奉行的多元、自由的社会意识理念。
二、放弃还是重拾：俄罗斯哲学“国家意识”的纠结
从苏联到俄罗斯，“国家意识”与哲学的关系经历了前者对后者从“指手画脚”到“束手无策”,后者对前者从“小鸟依人”到“分道扬镳”的历程。今日俄罗斯哲学在“国家意识”的问题上则面临着放弃还是重拾的选择。
一方面，在反思苏联哲学政治化的教训中，哲学竭力摆脱“国家意识”的纠缠。在哲学教学上，通过明示教学目标促使教学内容的价值中立化，以消解“国家意识”的控制。这一点，我们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制定的办学目的和课程设置便可见一斑。该系明确提出，其办学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哲学、宗教学、逻辑和科学方法论以及政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而非“培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该系将其专业设置为4个基础类别①和15个专业学科②,在这15个专业学科中虽然有4个属于政治学科，但都与意识形态无关。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完全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因在于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次，在哲学研究上，秉承“去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自由化的研究理念，解除“国家意识”的束缚。以奥伊泽尔曼③为例，在《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他明确指出，哲学就自己的本性来说，具有多元性，即过去和将来，任何时候，它都不可能有那种最后的、终极的、唯一真理在握的哲学。他尖锐批评那种认为哲学家们（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创造了许多属于自己的体系，而且确信他们终于建立起最后的、真正符合真理的哲学观点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在《作为哲学史的哲学》中，奥伊泽尔曼强调哲学只能以各种相互对立的多数体系的形式存在。[9]
至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规划俄国社会的现实和未来的想法，在俄罗斯学者们看来不过是一种“程式化”的思考问题方式，并不能以它为理论准绳去分析俄罗斯的现实，规划俄罗斯的未来。这样，摆脱了“国家意识”束缚的俄罗斯哲学一度呈现出新的研究景象：先前统一的全国哲学、哲学发展规划、哲学指导中心不复存在；先前名为“一般”（代替了所有哲学）实则“特殊”（高高在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今变为了真正的“哲学一般”（作为众多哲学流派中的一员）。与之相应的，是高度赞扬西方学者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强调它们帮助俄罗斯“实现了从意识形态立场、阶级立场、文明立场的转变”.[10]
在“何谓哲学”的追问中，呼唤哲学独立、反对以任何“国家意识”作为价值标准成了俄罗斯哲学的时尚。由此，俄罗斯哲学在实现哲学对政治从依附向独立的转变中，走上了热捧西方哲学文化和复兴传统哲学文化之路。
另一方面，看似摆脱了因依附政治而受“国家意识”支配的地位，获得了独立发展权的俄罗斯哲学，却又面临新的困境：没有“国家意识”引领的哲学研究很快陷入了“有序”与“无序”、“有中心”与“无中心”、“有系统体系”与“无系统体系”、“有统一评价标准”与“无统一评价标准”的两难境地。而那种以“绝对自由”为由，将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等同，将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理解为消除“国家意识”,甚至将“脱离意识形态的自由理解为脱离逻辑性、条理性的思想自由”④,导致俄罗斯哲学在力图摆脱人类两千多年形成的理论框架和体系的过程中，抛弃了相应的评价标准，致使俄罗斯哲学出现各种乱象：众多质量低劣的哲学专着和教科书面世；每个人都可以自我标榜为哲学家；某些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如墙头草般随风摇摆。更主要的是，作为社会精神导向的哲学，其价值主导的多元化、自由化，不仅没有为“处于‘精神分裂状态’”[11]（P294）的社会如何走出“精神严冬”指出方向，反而因自身的不知所措为混乱无序的社会思潮拨火泼油。
由此，今日俄罗斯哲学在“国家意识”问题上面临了更深的困惑：
首先，不得不从主体角度承认“国家意识”的价值，呼唤回归“统一的意识形态”.有学者指出：“没有一种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没有高尚的精神原则和个人行为的道德规范，国家就无法进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改造，无法实施深刻的民主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12]
当然，这里的统一并不是指靠政权的行政措施、建立在理论权威基础上的统一，而是指适应社会、国家需要的统一。俄罗斯哲学开始承认，哲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其作用在于“通过最高价值和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对比”,“赋予社会变化以一定意义”.[13]
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及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界，我们可以发现，学界在消除、克服“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等对立思维定式，并力求通过“去意识形态化”、多元的哲学研究与教学，去寻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与未来发展途径的同时，这种“去国家意识”中仍然饱含着浓烈的“复兴俄罗斯”意识。这种意识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俄罗斯“国家意识”的体现。只是它不再采用苏联时代直接的形式，而是以间接、隐晦的形式显示自己而已。
其次，不得不从客体角度，受“国家意识”支配。考察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可以看到，虽然俄罗斯现政权既不再向哲学界下达指令，提出要求，也不再要求哲学为政权出谋划策，辩护论证，学界从研究课题、办刊办报到发表文章、出版着作，都完全是自主的。至于学者们站在何种立场、持有何种观点、参加何党何派更是自己做主。从表面上看，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似乎完全脱离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但是，哲学的这种主动“脱轨”,或政权的这种主动放手，仍然是有条件的。1994年，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部制定和颁布了全国统一的哲学教学“国家标准”.所谓“国家标准”,即“一个人获得某项教育水平应掌握的最起码的知识面”.就哲学系的毕业生而言，“国家标准”指该生在毕业时，应掌握的最起码的哲学知识。按照这个“国家标准”,各高校可以按照自己制定的大纲来讲授哲学，至于采用什么教材，用什么观点讲授，决定权则在学校和讲课者。但是，这里的“自由”取材和“自由”讲授，仍然以“符合该‘标准’的要求”[14]（P43）为前提。
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哲学这种对于“国家意识”价值的有限承认，并不等于它心悦诚服地认可“国家意识”具有对哲学研究的引领权，也不表明它对此问题始终态度如一。20世纪80-90年代，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理论界还是社会大众，对“国家意识”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哲学界普遍认为，如果承认“国家意识”将使思想重新被禁锢、理论自由重新被扼杀。此后，俄罗斯哲学先后经历了“西化为主、传统为辅”或“传统为主、西化为辅”的“无主题”状态。21世纪以来，俄罗斯哲学所竭力回避的“国家意识”,以强势之态“入侵”了哲学领地，迫使当代俄罗斯哲学不得不面对政治现实顺势而为，在貌似“多元”实则顺应现实中，开始了接受以复兴俄罗斯传统哲学文化为标志的“国家意识”引导。尽管这一“国家意识”并没有以强制方式迫使学界接受，但却不能不对俄罗斯的哲学研究产生影响，不能不使得俄罗斯哲学再也不能置“国家意识”之身于度外。因此，无论俄罗斯哲学的研究者们承认与否，21世纪俄罗斯哲学对俄罗斯民族哲学资源的重新挖掘（关注的是欧亚主义、俄罗斯思想、宗教哲学中所体现的民族自我意识），对西方哲学文化不改初衷的热衷（关注的是它的“普世价值”和观念，对俄罗斯“走向富强”到底会有哪些作用），对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研究和重新评析（关注的是这些理论中，在构建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中，有哪些东西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对应用哲学一如既往的兴趣高涨（关注的是这些离社会生活最近的理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起到何种具体作用），其理论内容都多少与普京的“俄罗斯思想”（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等）不无关系。
三、当代俄罗斯哲学“国家意识”困境的启示
苏联解体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主动放弃“国家意识”,不能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苏联自赫鲁晓夫起就开启的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大门，对于后来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指导，对于意识形态失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也曾有过试图重新强化这一指导的尝试和努力，然而，此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僵化、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长期的自我淡化和否定、思想界多年来的多元化暗流涌动、民众对国家高压性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不满反感，以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锲而不舍”的渗透等原因，使得官方所有的尝试和努力最终都化为乌有，不仅无法遏制戈尔巴乔夫最终大张旗鼓地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①,而且在极短的时间里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因此，苏联主流意识形态中近40年之久的“去马克思主义化”、“去社会主义化”,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苏联剧变虽然迫使教条化、乌托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体，并为俄罗斯哲学彻底抛弃“国家意识”提供了机遇，但“抛弃”却使当代俄罗斯哲学始终处于“无主题”状态。长期的“国家意识”缺位使当代俄罗斯哲学因缺乏核心价值游走于两个极端：盲目西化、迷失自我或者迷恋传统、热衷复古。当代俄罗斯哲学的这种矛盾表明，以抽象概念体系为特征的哲学总是特定社会关系的诉求和反映，本身就内含“国家意识”,反映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任何社会现实（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既对哲学的生存发展提供相应的条件，又需要哲学为其提供思想引导和理论支撑，因而现实离不开哲学；由于任何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形式，都要反映现实并服务于现实，哲学要进入社会领域发挥社会实践功能，都必然要经过现实的“过滤”,都必然受到现实的干预而打上“世俗”的烙印，因而哲学离不开现实。在哲学与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上，任何以“国家意识”之名用意识形态取代哲学的“哲学研究”,或者任何以“思想自由”之名拒绝“国家意识”引导的“哲学研究”在现实社会中都是不存在的。
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多样化、个性化已蔚然成风。哲学研究繁荣的同时，也提出了是否应当以及怎样坚持“国家意识”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必须对那种将“国家意识”对于哲学研究的引导作用视为只能靠意识形态化了的政治方式才能实现的观点，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时至今日，仍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理解为解读政治文献、提炼宣传口号，也即为政治服务。如若照此逻辑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丧失哲学的批判精神、人道主义、超越意识等特性。我们又必须看到，无论是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现实都对哲学产生着深刻影响。中国正在经历的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呼唤着能够引领时代精神的哲学文化。哲学不能甘做时代精神生活可有可无的点缀，而要与时代脉搏息息相通，以其独有的批判精神融入“国家意识”的塑造中去。这就是我们在考察了当代俄罗斯哲学在“国家意识”上的困惑后得到的启示。
参 考 文 献
[1]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 张盛发：《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缘起与发展：2003年至今》，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3期。
[3] Начало рабочей встречи с Министр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Андреем Фурсенко [Электронныйресурс],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сайт],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2009-03-18.
[4] 闻一：《光荣与梦想--重读俄罗斯》，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6] 戴桂菊：《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宗教教科书问题：症结与实质》，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3期。
[7]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итоги двух лет церковного служени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 Пресс-выпуск №1676, Мockba, 2011-01-28.
[8] Россияне о религии，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2012-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