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抽象结构如何表征具体目标对象，是当今科学表征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范·弗拉森把该问题表述为理论模型如何与现象相联系，并引入数据模型来协调二者的关系，提出理论模型由于与数据模型结构同构而表征了现象。但范·弗拉森否认结构的实在性，反对现象本身存在结构，从而导致数据模型与现象之间无法同构，产生“实在性丢失”问题。对此范·弗拉森采取“语用等价”策略，即对表征者来说，数据模型与现象在语用上是一致的，数据模型由于测量实践而表征了现象，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同构就相当于与现象同构。本文通过分析语用等价策略的源起动机、论证过程、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推进方向，阐明语用等价策略是衔接语义观和语用观，消解实在性丢失问题的临时策略，它引导着科学表征问题的探讨转向对测量实践的关注考察。
关键词： 范·弗拉森; 科学表征; 结构; 实在性丢失; 语用等价;
Abstract： How an abstract structure represents a concrete target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in recent philosophic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Van Fraassen restates it as an issu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henomena;and he argues that a theoretical model’s relation to the phenomenon may be mediated by a data model that is isomorphic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But he refutes the reality of structures in the phenomenon and thus is subject to the “loss of reality” objection since there is no isomorphism between the data model and the phenomenon,which means the theoretical model does not represent the phenomenon but the data model.In response to the objection,van Fraassen provides his “pragmatic equivalence” strategy,i.e there is no pragmatic difference,for the users of models,between the question whether a scientific model fits a physical system and the question whether a model fits data extracted from it.By analyzing the motivation,arguments,and unsolved problems of the strategy,this article will conclude that it is a temporary strategy bridging the semantic and the pragmatic view of scientific theories/models,which reminds us to focus on the practice of measurement in discussions of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Keyword： van Fraassen;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Structure; Loss of reality; Pragmatic equivalence;
模型在科学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模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表征世界，关于模型如何表征世界等问题的哲学争论近些年来层出不穷。其中对科学模型的一种重要理解是把它看作是理想化的产物，甚至认为模型就是数学结构，如范·弗拉森(Bas C.van Fraassen)就主张理论是抽象数学结构模型的集合，而结构就是理论量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会出现“理想化困境”，很难跨越抽象数学结构和具体事物之间的鸿沟。范·弗拉森把该困难表述为：抽象实体(比如数学结构)如何能够表征自然界的具体事物?([1]，p.240)
作为科学理论语义观的代表，范·弗拉森坚持以结构同构性来说明理论模型与目标现象之间的表征关系，他认为高层级的理论结构由低层级的理论结构所例示，抽象的理论模型最终由于与具体目标现象的数据模型同构而表征了现象。[2]然而其反实在论立场又导致同构性关系缺失了数据模型与实在之间的关键一环联系，为此范·弗拉森引入语用的表征观来沟通模型与目标现象，提出“语用等价”(pragmatic equivalence)策略。本文将考察范·弗拉森语用等价策略的论证过程及可行性，进而评价其在科学表征哲学研究中的理论地位。
一、科学表征中的结构与“实在性丢失”问题
通常科学哲学的讨论会关注理论、现象和实在三个方面，科学理论设定了一些底层的物理实在，通过阐明这些底层实在如何能够产生出可经验观察的现象，理论为现象提供了解释或预测。但在量子力学中，这种对科学理论的讨论方式并不那么奏效，因为量子力学理论并没有阐明量子状态的测量结果是如何从更底层实在产生出来的，而只是给出了测量结果的频率分布。而量子力学理论仍然是成功表征了量子态的，在其表征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并非它所设定的实体，而是它所具有的特殊数学结构。推而广之，大量科学理论都表现为数学方程，方程的解提供理论的模型，模型包含特定的结构，这些结构对于理论的成功表征至关重要。所谓结构S是指由非空个体集合A与定义在A上的非空关系集合R和操作集合O所构成的系统，即S=<a1,…，an,R1,…,Rn,o1,…,on>。两个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可以用态射来刻画，其中同态和同构表示系统间的结构相似性。模型系统往往被视为相似于目标系统，于是模型与目标之间的表征关系似乎也可以刻画为一种结构相似性。然而这种刻画的困难在于，确定同态或同构关系的前提是两个系统各自具有的所有元素和关系都已明确，从而能够相互建立对应关系，这对于数学系统来说是容易的，对于物理系统来说却不容易，因为数学系统是得到良好定义的结构，而物理系统却没有唯一的方式分割成元素并定义其上的关系。如何看待结构与物理实在之间的关系呢?
一种思路是主张结构是实在的一部分，数学结构之所以能够表征物理对象，是因为物理对象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结构例示了特定的数学结构。发源于约翰·沃勒尔(John Worrall)的结构实在论属于这个思路，其中认识论的结构实在论会主张实体和结构都是实在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通过科学理论只能认识到物理世界中的结构而不是实体；[3]本体论的结构实在论则主张结构就是最基础的实在，实体反而是从结构派生的，基础物理学理论表征的就是世界最基础的结构。[4]而另一种思路则是采取结构的反实在论立场，主张结构并不是实在的一部分，数学结构之所以能够表征物理对象依赖于结构的使用者，即进行表征活动的人。
范·弗拉森虽然在1980年的《科学的形象》一书中，提出建构经验论(constructive empiricism)来取代传统的科学实在论，[5]但他早期的思路其实是介于结构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一方面，他认为理论模型的表征目标是可被经验观察的现象(“拯救现象”)，模型之所以能够表征物理世界是因为模型结构当中存在部分结构能够与经验现象的结构同构(或者说现象“嵌入”到模型的“经验子结构”当中)，我们通过科学理论可以认识到可观察世界的结构；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超出可观察世界之外的实在的结构是不可知的，接受一个科学理论仅仅是相信它的经验子结构与现象同构，即相信它具有“经验适当性”。
二十年后，范·弗拉森彻底走向结构的反实在论，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其竞争对手科学实在论也在变化，即由原来对实体及其性质的探讨转向对结构的探讨。在范·弗拉森科学表征学说的新进路经验结构主义(empiricist structuralism)的思想中，结构发挥着基本的作用，所有科学表征的核心都是数学结构。范·弗拉森在其2006年的文章[6]中奠定了经验结构主义的基础，并在2008年的着作《科学表征：视角主义的悖论》中进一步阐发。经验结构主义是作为结构实在论的一种替代策略提出的，它的口号是“我们所知道的只有结构”，([1]，p.238)而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实在之中。
范·弗拉森反对现象本身存在结构这样的本体论承诺，而主张现象的结构只是科学家在测量现象后所呈现出来的结果。他区分了现象(phenomenon，可观察的对象、事件或过程)和呈现(appearance，测量结果的内容)，([1]，p.283)二者的区别，就类似于珠穆朗玛峰和从不同视角观察到的珠穆朗玛峰之间的区别。一个现象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观察测量，且不同的观察测量方式将会有不同的测量结果，这些结果只提供了现象的呈现视角。在呈现层面，又可区分出数据模型和表面模型。([1]，pp.166-172)数据模型与原始数据密切相关，它们表征科学实践中一些操作的结果，比如对于病人体温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在不同时间、地点对不同病人进行测量，所绘出的关于这些病人体温的相对序列图表就是数据模型。这些数据是高度离散的，经过理想化处理后就变成表面模型，表面模型用连续范围内的值取代了相对序列。比表面模型更抽象的是理论模型，理论模型能被众多表面模型所例示，且理论模型还能抽象出不同的层级。对经验结构主义来讲，科学表征有两极：一极是经验现象，另一极是理论模型。前者是具体的物理对象，是科学表征的目标；后者是抽象的数学结构，是科学表征的媒介。范·弗拉森把经验结构主义的核心概括为下面两个论题：
(1)科学把经验现象表征为嵌入到特定的抽象结构(理论模型)中；
(2)这些抽象结构只能用结构同构来描述。([1]，p.238)
根据这两个论题，如果理论模型的子结构能够与表面模型并最终与数据模型的结构同构，那么该理论模型对于数据模型所来源的现象就具有经验适当性，从而可以说理论准确地表征了现象。但是这里存在一处断裂，就是数据模型与现象之间不能建立起同构关系，因为现象本身不具有结构。于是理论模型“拯救”的好像不是现象，而是现象的呈现--数据模型。“……你说唯一的‘匹配’是在数据模型和理论模型之间。因此理论并没有直接处理可观察现象，这些事物、事件和过程，理论直接处理的仅仅是关于现象的某些表征。经验适当性不是对纯粹简单现象的适当性，而是对被描述的现象的适当性!”([1]，p.258)范·弗拉森认为这是经验结构主义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并将它命名为“实在性丢失的反驳”(the Loss of Reality Objection)。
二、范·弗拉森的“语用等价”策略
正是由于“实在性丢失”问题的出现，导致范·弗拉森以往所要回答的模型如何表征目标对象这个大问题分裂成了两个问题：
(1)模型何以能够准确表征?这个问题针对的是理论模型与呈现之间的关系，范·弗拉森的回答是经验适当性，这是个二元关系问题。
(2)模型何以能够表征实在?这个问题针对的是模型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由于范·弗拉森坚持模型有结构而现象无结构，因而需要引入模型的使用者来沟通模型与现象，从而变成三元关系问题。
其实“实在性丢失”的问题在范·弗拉森早期的建构经验论中已经出现了，那就是理论模型中的经验子结构之外的其他结构何以能够表征不可观察的实在世界。但毕竟在范·弗拉森当时的理论中，模型的一部分与实在的一部分已经通过同构建立起联系，基于其经验论立场，剩余部分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模糊化处理了。他当时采取的是一种“语用选择”策略，面对经验适当性相同但结构却不兼容的两个理论，科学家根据特定的目的、偏好、简便性等语用因素作出选择。对早期范·弗拉森而言，回答了理论模型何以能够准确表征，也就顺带回答了理论模型何以能够表征现象。
而在范·弗拉森后期的经验结构主义中，“实在性丢失”问题更加尖锐地突显出来了，因为模型与实在之间已经无法通过结构建立起联系，经验适当性只能说明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之间的关系，而在现象与呈现之间却出现了鸿沟。这时范·弗拉森不得不专门重点回应这个问题了，为此他采取了“语用等价”策略，通过引入模型的使用者，使得现象与呈现在表征者的视角中变成一回事。
范·弗拉森的语用等价策略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自我定位。科学家为了特定目的使用某个理论模型来表征目标系统，则他必须在由理论所提供的逻辑空间中定位目标，这好比我们要想用地图来导航就得先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逻辑空间(或状态空间、相空间等)是由理论中的变量所构成的坐标空间，比如某科学家S想要预测某自然公园里鹿群在未来几年的增长情况，于是他使用了一个鹿群增长理论T来表征他要研究的那群鹿P，假定理论T包含鹿群数量和鹿群增长所经历的时间这两个变量，它们就构成一个二维的逻辑空间L。而S要实现其预测目的，就必须确定鹿群P在逻辑空间L中的坐标，这不仅要确定当前时间的鹿群数量这个点，还要确定鹿群的初始数量和初始时间以及增长的边界条件，从而在空间L中划出一片区域来定位S所要表征的目标系统P。([1]，pp.75-84；164-165)
第二步，测量。科学家需要使用某个数据模型来进行自我定位，数据模型把目标系统表征成测量的结果所呈现的样子。S要在逻辑空间L中定位他所研究的鹿群P，则他要使用到一个数据模型D，比如这个鹿群一段时间以来数量变化的图表。这个图表是通过测量得到的，因为要想把P定位到L中的一片区域，就要求把P表征成能够在L中定位的状态集合，即用逻辑空间的两个坐标量去表征鹿群，这需要在特定时间抽取鹿群的样本统计推断出整个鹿群的规模。S经过长期仔细的经验研究之后，把不同时间测量出的鹿群规模画在图表上，就得到了P的数据模型D。([1]，pp.179-184)“现象本身是什么样的并不会决定它的数据模型具有哪些结构--这取决于我们如何选择性地注意这些现象，以及我们决定注意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程度上表征它们。”([1]，p.254)科学家基于特定理论所提供的逻辑空间，根据特定目的设计观察或实验方式，对现象有选择地进行测量，所收集到的数据结果就是与现象直接相关的。
第三步：语用重言式。如果科学家所使用的理论模型能够准确地表征他的测量结果，那么对他而言这个理论模型也就能够准确地表征目标系统。对S来说，“现象是如此这般的”和“在我看来现象是如此这般的”是一回事，因此“理论T是否匹配鹿群数量增长的现象F”与“理论T是否匹配鹿群数量增长的图表D”这两个问题没有差别。一旦S发现他表征鹿群的数据模型D能够嵌入到理论模型T中，那么S可以同时断言以下两个陈述：
(A)理论T对于现象F是经验适当的。
(B)理论T对于被S所表征出来的现象F(即数据模型D)是经验适当的。
(A)和(B)这两个陈述的真值条件是不一样的，毕竟现象不同于对现象的表征，即使(B)是真的也有可能(A)是假的，从而语义上并不相同。但是S自己不能同时既否认(A)又承认(B)，否则就会导致语用上的矛盾。因为对S来说，他所能观察到的现象都是通过测量呈现给他的，S断言(A)或(B)的前提是他已经采用了特定的数据模型D来表征现象F，而他采用D来表征F就意味着他相信F是D所呈现的样子。假如S怀疑现象F不是图表D所呈现的样子，那么S就会重新测量来构造出他认为更真实的图表D*来表征F。所以如果S相信理论T的经验子结构与真实表征F的D同构，那么他也肯定相信T的经验子结构与D所表征的 F同构。假如S既断言(B)又怀疑(A)，那就相当于S既承诺了F是D所呈现的样子，又否认自己相信F是D所呈现的样子，从而陷入摩尔悖论(Moore’s paradox)，即断言“p，但我不相信p”这样的摩尔句在语义上无矛盾而在语用上却自相矛盾，在现实中某人不可能同时既断言命题p，又否认自己相信命题p。因此范·弗拉森把“(A)=(B)”称为“语用的重言式”(pragmatic tautology)，这个陈述在语义上是偶然的，在语用上却是必然的。即使“(A)=(B)”实际上也许是假的，S也不可能断言“(A)≠(B)”。([1]，pp.254-257；259-261)
经过以上这三步，抽象的理论结构成功表征了具体的经验现象。理论为测量实践提供逻辑空间，科学家针对特定现象的测量活动获得了数据模型，从而在逻辑空间中定位了现象。测量的过程就是现象被表征的过程，通过测量，数据模型直接表征了现象，同时理论也表征了数据模型。如果理论模型能够与数据模型建立起同构关系，那么根据语用重言式，这对于采用数据模型的科学家而言就等价于理论模型与现象建立起同构关系。科学家不会再去怀疑现象本身可能不具有这个结构，从而实在性丢失的反驳被消解了，它变成一个不会在科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这就是范·弗拉森巧妙的语用等价策略，可称之为“维特根斯坦式转换”。([1]，p.254)
值得注意的是，在范·弗拉森的科学表征观中，现象本身就是最底层的实在了，但是会对范·弗拉森提出实在性丢失反驳的形而上学家所说的实在未必指的只是现象，可能是更基础的形而上学层面。尽管范·弗拉森在语用上把现象与呈现等价，但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在范·弗拉森那里无需回答，因此他是“消解”而不是“解决”了实在性丢失问题。他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强调从科学家的视角看世界，而一些形而上学的更深层次问题就不是科学家能解释的。范·弗拉森无论是早期的建构经验主义，还是后期的经验结构主义，都隐含着一个论题：在可观察世界(现象)和不可观察世界(理论所设定的底层实在)之间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使得他部分持实在论立场，而部分是不可知论的立场。这一点将对评价其语用等价策略产生重要影响。
三、语用等价策略的可行性分析
近些年来，范·弗拉森的“语用等价”策略逐渐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本文尝试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对该策略展开综合的批判性分析，并探讨解决实在性丢失问题的可能。
首先，摩尔悖论是语用等价策略中必须使用到的环节，范·弗拉森认为建模者不可能既采用特定数据模型来表征现象，又否认现象就是这个数据模型所表征的那样。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建模者采用了某个数据模型来表征现象，是否必定会相信现象就是该模型所呈现的样子?正如某漫画家被委托把撒切尔夫人画成像是热衷酷刑的德古拉形象，并不意味着漫画家自己相信撒切尔本人就是德古拉式的，他也许对她的任期和个性一无所知；同理，科学家把目标系统表征成测量结果所呈现的样子，并不必然使得他相信目标系统本身就是这个样子。[7]更何况，在某些坚持模型虚构论的哲学家看来，科学家使用模型表征目标系统时并没有真正产生关于实在的信念，而只是“佯装相信”目标系统仿佛像是模型所表征的样子。[8,9]模型也许只是一个姑且使用的道具，科学家在断言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同构的同时，仍然可以怀疑理论模型与真实的目标系统不同构。如果科学家没有在数据模型的表征中产生相应的信念，那就不会陷入摩尔悖论，从而得不出“语用重言式”。
范·弗拉森可以对信念的形成条件作出约束：科学家确实并不会每当把目标系统表征成数据模型所呈现的样子，他就相信目标系统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科学家已经相信他的数据模型“准确地”表征了目标系统，那他就会相信目标系统是这个数据模型所呈现的样子。然而，目标系统和数据模型之间不存在嵌入关系，科学家是怎么判断他的数据模型已经“准确地”表征了目标系统呢?范·弗拉森认为这是个实践问题，需要诉诸测量和建模过程的特征来说明，科学家是严格遵循了规范的测量程序而得到了精确的数据。([1]，p.255)[10]但这样就会把语用重言式的适用范围变窄了，因为科学家在实际的表征活动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不总是能够作出精确的测量。而为了实现特定的表征目的，比如说大致预测未来鹿群的规模，他可能只需要采用手头上最好的那个图表来表征鹿群就行了，并不必要相信他的数据模型就是准确地表征了目标。[11]所以，要么范·弗拉森坚持论证建模者在采用某个数据模型的时候总是会相信该模型的表征准确性；要么他需要深入讨论数据模型的使用与信念之间的关系，对于不会出现摩尔悖论的情形还需要修改他的处理策略。
其次，“现象”与“呈现”是范弗拉森科学表征观中的核心区分，而他之所以强调二者的差别是因为他坚持物理世界本身并没有自然的实在结构，我们不可能“在自然的关节处进行独一无二的雕刻”(carving nature at the joints)，([10]，p.552)“现象”作为可被观察到的实在对象、事件或过程，也是不具有自身结构的。而在说明理论结构的经验适当性时又只能诉诸同构关系，于是就需要突出最接近现象并且也具有结构的“呈现”，即通过对现象的观察所形成的表征。二者看似语义不同，毕竟同一个现象可以由多个不同的视角来呈现，呈现是“多”，现象是“一”。然而，如果承认多个呈现可以对应同一个现象，那么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去判断哪些呈现对应的是同一个现象呢?
由于范·弗拉森认为科学家的测量是在理论所提供的逻辑空间引导下进行的，因此哪些呈现表征了同一个现象其实只能依据所采用的理论来确定。然而不同时期不同范式的科学理论会按不同的标准去确定呈现和现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使用不同理论的科学家所能观察的“现象”都不一样。[12]假如有什么现象能够被观察到是依赖于科学家所使用的理论的，那专门区分出不依赖于观察者的、不同于呈现的“现象”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现象”也许只是多个视角的“呈现”所重合的部分结构而已，这样科学理论最终表征的“现象”也是具有结构的特殊“呈现”，那范·弗拉森就没必要担忧呈现和现象之间缺失同构关系了。但这相当于把现象的实在性都丢弃了，而且实在性丢失问题将从“呈现/现象”之间转移到“现象/实在”之间，范·弗拉森需要说明现象何以具有实在性。所以，为了维持其对现象世界的实在论立场，范·弗拉森要么承认现象也存在结构；要么对测量活动中理论与现象之间关系进一步分析澄清，避免陷入解释循环，以保持呈现和现象之间的严格二分。
再次，语用等价策略前两步的主题还只是抽象数学结构和现象之间的表征关系如何建立，但到了第三步变成理论结构是否准确表征现象的问题。有些学者指出范·弗拉森出现了话题转移，语用重言式是在建模者讨论准确表征关系的语境中才成立的，似乎表征问题和准确表征问题混在一起回答了，而在建模者讨论纯粹的表征关系的语境中是否也存在语用重言式并不清楚。[7,13]范·弗拉森可以主张他是在解决了表征问题的基础上再解决准确表征问题，他强调“与现象的结构关系当然不是使得模型成为表征的原因，而是使其成为准确表征的原因：是模型在使用中的角色赋予了其表征角色。”([1]，p.309)经过前两步的测量和定位后，数据模型与现象之间、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之间的表征关系已经建立起来；第三步语用重言式则是在表征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理论模型与现象之间是否也具有准确表征关系，这里范·弗拉森试图在重言式里直接用数据模型替换掉现象，而只考虑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之间的准确表征关系。但在语用重言式里能够省略掉数据模型与现象之间关系的前提是，在之前的测量活动中二者的准确表征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在前两步的讨论中却只是保证了二者的表征关系建立起来而已。所以这里仍然存在一处话题转移，即数据模型的表征关系切换为数据模型的准确表征关系。
范·弗拉森的经验结构主义最终针对的是准确表征问题，在他看来成功表征应该是准确表征，而准确表征又应该是适当表征。然而，是否只有在准确表征的时候模型才能成功地表征实在?在非准确表征的时候模型不能成功表征实在吗?语用重言式能否在谈论其他类型表征的语境中也成立?范·弗拉森以及不少学者在“成功(successful)表征”“正确(correct)表征”“准确(accurate)表征”“适当(adequate)表征”等概念的使用上存在混淆，有待澄清。比如“适当表征”要求同构或嵌入关系，属于“准确表征”；但“准确表征”却未必是“适当表征”，如数据模型对现象的准确表征不是适当表征。“正确表征”涉及真，要求与实在一致；“成功表征”的范围更广泛，表征达到了行动的初始目的就可以说成功了，这与认知主体的意图以及语境等更多元因素相联系。这些表征概念各自蕴含的要素宽窄以及与实在的关系不尽相同，可能不是语用等价策略所能全部处理的。
尽管语用等价策略面对不少问题，有学者认为范·弗拉森只要再往前多走几步，“实在性丢失”问题可以推进解决，而不只是消解掉。比如尼利达·金泰尔(Nélida Gentile)提议类比常识知识和科学知识，模仿间接实在论说明知觉的思路去说明科学表征。间接实在论认为我们不是直接知觉到外部世界的对象，而是经由感觉材料等中介，从中推断出能尽可能准确地表征外部世界的经验信念。类似地，模型也是科学家与世界之间的中介，科学家正是通过从测量获得的数据模型，间接地推断出客观世界某方面的部分或近似知识。[12]
数据模型的建立预设了一些关于世界的前科学描述，这些描述是通往实在的最后桥梁，它们的真假也许有助于确定特定现象是否被特定模型所表征。抽象理论模型的经验适当性依赖于具体层次的模型所表征的某些方面，而对现象的成功表征则依赖于由数据模型所假定的基本描述为真。[14]范·弗拉森也强调对特定现象的表征涉及关于该现象的断言，并且表征的适当性取决于这些断言为真，[2]但他没有进一步探讨在解决实在性丢失问题中这些断言所发挥的作用。米歇尔·吉恩斯(Michel Ghins)则在数据模型和现象之间增加一个分析环节，他认为要表征目标现象首先要对该现象作初始的抽象，使得现象能够被看作是具有结构的系统。初步抽象出的现象结构还处于常识水平，可以直接根据感知经验来确定，比如“某物体是个三角形”、“不同的物体有冷热之分”等等。在此基础上，再确定测量单位进行赋值，建立起测量结果之间与现象结构之间的同构关系，如水银温度计的液柱高低与被测物体的冷热结构相对应，而液柱的读数就作为测量结果进入数据模型。于是理论模型最终不只是与数据模型，而且是与现象的初始抽象结构建立起表征关系，而现象的结构则通过一些前科学的谓述性断言(predicative assertions)的真值而与实在相联系。[15]
但范·弗拉森否认“成真者”的形而上学，以避免增加过多的本体论承诺负担。他认为断言某对象具有某种性质或者结构的陈述是真的，并不意味着承诺自然中有这种性质或者结构。比如“雪是白的”是真的，是因为我们用肉眼观察雪所得的结果是白色；“这个桌面是正方形”是真的，是因为我们用直尺和量角器对桌面边缘进行测量所得的结果例示了欧几里得几何中正方形的结构；如果我们更换观察工具去测量雪或桌面，也许会得出其他结构。雪和桌面是真实的物理对象，但我们无需承诺自然界中存在“白”或“正方形”。([1]，pp.248-249)吉恩斯则主张采用一种最小意义的真的符合论，即至少承认存在使得陈述为真的事实，并且在事实和真陈述间有某种符合关系，至于事实和符合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则可以留给形而上学家去详细解释。有些事实的存在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来确定，如行星在运动，独立于我们的愿望、语言和模型而存在的事实决定着某些谓述性断言为真。([16]，pp.37-41)谓述不同于表征，当某人谓述某物时，他并不是把目标对象表征为具有某个属性，而是直接把这个属性归属给目标对象本身。如果模型成功地表征了一个具体对象，那么表征的成功是派生于谓述性断言的真之上的，这些谓述性断言以其具体性直接识别出目标对象及其所具有的某些属性，为模型的表征提供了坚实基础，这样实在性丢失问题就被解决了。([16]，pp.22-35)至此可见，范·弗拉森最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他对可观察世界的常识实在论与对结构的科学反实在论这两个立场之间的张力。
四、语用等价策略的理论地位
借用詹姆斯·阮(James Nguyen)的说法，“范·弗拉森的语用等价论证是他2008年这本书中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但是该论证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该论证贯穿整本书始终，与表征、测量和经验主义等更广泛的讨论纠缠在一起”。[7]
科学表征问题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基础问题和核心问题。类似于逻辑实证主义时期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一样，科学表征问题就是带着历史演变痕迹的、当代版本的科学理论结构问题，只不过范·弗拉森把“科学理论是什么”换成了“科学模型是什么”，他认为科学理论就是模型的集合。范·弗拉森是科学理论语义观的代表，由于坚决拒斥以往把科学理论看作语句集合的句法观，他主张“纯粹的”结构主义模型观，认为模型是数学实体，它们所具有的纯粹就是结构。[17]这区别于部分结构主义的混合进路，该进路认为模型不是纯粹的数学结构，而是“结构”加上“语言诠释”的混合物。[18,19]尽管部分结构主义也是科学理论语义观中的重要进路，但范·弗拉森认为只有纯粹结构主义才能彻底区别于句法观。而如果坚持纯粹的结构主义，那么在说明模型与目标系统之间的关系时就只能采用结构相似性。
结构相似性是对称关系，两个系统只要各自的元素、关系和运算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一对应关系就是同构的，同构没有方向性，还不能完全说明模型对目标系统的表征关系。因为表征关系是非对称关系，总是由模型指向目标，而不是从目标指向模型，于是引入使用者来说明表征关系的非对称性就是一个重要思路，语义观和语用观的结合成为趋势。但具体怎么用语用因素来说明表征关系，不同学者采用的策略会不同。比如罗纳德·吉尔(Ronald N.Giere)强调的是建模者的意图在相似性关系中的作用，[20,21]但他不会采用语用等价策略。而范·弗拉森后来完全走向结构的反实在论，认为目标系统的结构只是模型的使用者赋予的，于是模型与目标系统之间的同构关系不能在客观上衔接上，就只能转而在使用者主观的视角内衔接上了，这就出现了语用等价策略。
可见，范·弗拉森的语用等价策略是其反句法观和反实在论这两大立场贯彻到底所产生的策略，在科学表征问题的讨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正如吉尔的评价，范·弗拉森后期的科学表征学说是其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更成熟阐述，与当今科学表征主流观点区别最大的是他对一般表征的解释强调完全语用的观点。[22]范·弗拉森说：“除非在某物被用来、被召来、被拿来表征某物为如此如此的意义上，否则没有表征”，([1]，p.23)“我将会给‘使用’概念以无上荣光，强调的是一般意义表征的语用而不是句法或语义”，([1]，p.25)“外在于或独立于我们的实践，并没有表征这种东西”。([1]，p.249)这种做法，也就是吉尔所说的，“没有表征者就没有表征”。[22]运用语用等价策略消解实在性丢失问题，正是语用表征观的一个集中体现。
本文认为，语用等价策略是短期策略，它暂时把语义观和语用观衔接了起来，前述批判性分析表明范·弗拉森还没有完全消解掉实在性丢失问题，抽象结构如何表征具体现象的问题仍然有待推进解决。但是，语用等价策略最重要的理论价值不在于它对特定语句所进行的语言学分析，而在于它将科学表征问题的探讨从辩护的语境转向了发现的语境。以往对科学表征问题的讨论大都是沿着已经存在的理论模型如何表征目标对象这个方向走，模型是已经被建好了的模型，所以建模者在表征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可以退居次要地位，只需要重点关注模型与实在之间的二元关系。而范·弗拉森的语用等价策略则用建模者的测量实践来沟通模型与实在，相当于反过来，沿着如何从现象中建构出模型这个方向走，建模的过程就是表征的过程，这是一个涉及实在、建模者和模型的三元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呈现如何表征现象，或者说测量活动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因此范·弗拉森的语用等价策略将会把科学表征问题的探讨引向对科学家测量实践的考察分析。通过深入分析测量结果与建模者对现象的信念之间、建模者采用的理论与测量结果之间、测量结果与理论建构之间、测量准确性与成功表征之间、建模者对现象的常识描述与测量数据之间等的关系，有希望揭示出抽象结构的具体来源，这也是理论模型表征能力的最终来源，不管是持结构的反实在论还是实在论立场，都是科学表征问题研究所绕不开的重要方向。所以，即使语用重言式不能适用于所有语境，语用等价策略中关于测量的讨论也有可能生发出更丰富的内涵，从而演变成新的语用策略，以更好地说明理论如何经由数据模型表征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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