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作家过去没有想象可以将文学（文学这个词本身也是最近的）看做是一种言语活动，一种像其他对象一样的服从于逻辑的区分：文学从来不自我反思（它有时反思其修辞，却从不反思它自身），它从来不把自己分成一种可以立即阅读和被阅读的对象。简言之，它在谈论，却不自我谈论。”[10]（97）在传统文学批评当中，过多的关注“创作的人的意识”,即多从文学的外部着手（如萨特给文学下的定义就是如此）。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一个悲剧：“我们的社会，这一刻正局限于历史的过去，而只允许其文学讨论杰出的俄狄浦斯问题：我是谁？它通过同样的方式禁止文学讨论辩证统一的问题：该做什么呢？文学的真实不再处于陈述实践当中，但也已经不在自然序列当中：它是指向自我的一个面具。”[10]（98）在他看来，既然传统的文学批评指向外部忽略内部，那么就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文学内部的结构规则体系，这种体系是逻辑学的，也是科学化的。唯一能达到此目的的做法是借助语言学的分析框架（和雅柯布森一样）。在1966 年写就的《批评与真理》一文中，巴尔特专辟一章论述了文学的科学化的问题。在这篇文章当中，巴尔特认为，文学科学的建立是可能的。文学科学没有建立是因为我们未能充分认识到文学对象的本质。文学科学必须抛弃内容，因为“文学科学如果以确定一种意义而排斥其他可能的意义就会损害自己的声誉”,[10]（73）因此，文学科学只可能是有关内容的“条件”的科学，即形式的科学，“它将关注作品意义多样性生成的本身，也可以说是意义生成（engenderable）机制。它不诠释象征，而只是指出象征的多效价（polyvalence）。总之，它的对象不再是作品的全部实在意义，相反地，是支撑实在意义的空在意义。”[10]（73-74）这个概念对于巴尔特的文本理论构建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它界定了研究的对象即形式；其次，它指明了研究框架：
语言学方法论，因为“语言学可以把一个生成的模式给予文学，这模式适用于一切科学的原则，科学就在于支配某些规律，去解释某些后果。”[10]（7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巴尔特应用语言学理论来构建“文学的科学性”是基于语言学有“支配规律”,能“解释后果”.他进一步指出，“文学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某一意义应该或曾被接纳（这是历史学家的事），而是要说明某一意义为什么被接纳（acceptable），不是依据文字的语言学规则，而是根据象征的语言学规则进行解释。”[10]（7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巴尔特所说的文学科学性与雅柯布森的文学性概念有若干相似性，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都为文学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即形式。不过巴尔特把对象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更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他甚至指出，“作者与作品只不过是分析的起点，分析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语言。”[10]（75）简言之，文学的科学就是关于言语的科学。而这门科学有两个领域：
“根据它处理的符号，这门科学（文学科学）可分为两大领域，第一个领域包括小于句子的各种符号，如古代修辞、内涵现象以及‘反常语义学’（semanticsanomalies）等，总之一切文学语言特征的总和；第二个领域是长于句子的符号，从这些言语部分我们可以推断出诗歌和散文的叙事结构。”[10]（77-78）这样一来，文学的基本单位及其构成关系就给文本提供了肯定分析的渠道。事实上，巴尔特的研究理路也是沿着这两条主线进行的：首先根据语言学理论构建符号学系统，把文本描述为符号的意指过程以扩大外延，接着分析言语的基本形式：神话文本、叙事文本等。贯穿这一历程的核心就是形式与结构。
文学科学并不关注作品的存在与否，只关注产生多义性的源泉。对于文学科学的命名，巴尔特依据其研究对象和方法，把文学科学称作“话语语言学”（linguistics of discourse）。文学科学最终的目的是否定确切的意义，只是研究产生意义的逻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巴尔特关于文学科学性求索归纳为两个特点：第一，他继承了俄罗斯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传统，把文学研究对象框定为文学内部的结构形式，但做了更为细致的描述；第二，他认为文学科学性得以建构是因为其分析方法即语言学是科学性的，它能解释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事实上，若不考虑巴尔特晚期的某些修正，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毕生所建构的理论模式都被困在结构的牢笼之中。美国批评家保尔·德曼（Paulde Man）就曾指出巴尔特形式化倾向的局限，他对结构主义的批评被国内学者昂智慧归纳为三点：“首先，为了把文学研究科学化，结构主义批评试图对文本进行‘简约化',从而忽略了对具体文学文本的阅读；其次，它为了排除文学研究中必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不惜否认作者的存在；最后，由于自身理论的内在缺陷，结构主义批评从科学化走向了文本游戏。”[11]（35）昂智慧认为，巴尔特误解了雅柯布森的文学性概念，忽视了语言的修辞，把形式化发展到了极端，而没有对语言的本质提出质疑。 在这里，昂智慧错误地理解了巴尔特。首先，巴尔特并没有误解雅柯布森文学性的概念，并且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文学性概念的根本目的也不在于提出对语言的质疑；其次，巴尔特科学性的追求不是“相信确定的所指”,而是要弄清楚非确定所指的生成结构。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保尔·德曼对结构主义批评的批判是中肯的。即结构主义不能等同于文学科学性。只能说，结构主义只不过是建立了相对较具逻辑性的分析框架，其朝向文本内部的转向值得肯定，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
四、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
回到“科学性”这一词的界定，如前所述，“科学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泛指一切具有精密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体系，包括严密的思维方式；而狭义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目前，欧洲除英国之外基本上都接受广义的科学概念，而英国、美国则倾向于后者。我国的学科体系中“科学”一词是采用广义的界定方法，因此整个学科体系可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而人文科学在英美等国被称为“人文学”（humanity）。如果我们必须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本分析方法进行归类的话，它最多属于广义科学的范畴，甚至还有些勉强，我们或许称之为“人文学”更为妥贴。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虽然结构主义文本分析提供了一个相对精细和较具逻辑性的框架，但其研究对象-文本一旦进入意指模式，就必然具有价值预设，而涉及价值判断的任何方法都会使科学性大打折扣，严格地说，结构主义方法只是逼近科学性。第二，构成文本的语言（广义上的）区别于自然语言，因为它不可能单个符号在零度的状态下传递所指，也就是说，文本一旦生成，就表明其语言是经历横组合与纵聚合方式的编码（如神话构成形式图片、歌曲等，而纯文学的叙事文本、诗歌文本等更是如此），这种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必然会使其丧失普遍必然性。第三，这种文本分析方法的适用性依然很弱，各种文本结构的变因不仅难以控制，而且也不可证伪，一旦有新的文本结构的出现，它便失去了作用。总之，结构主义文本分析和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只不过是从外部朝向内部的一个关注点的转向，正如一页纸的两面，一面以另一面为存在前提，文本最终不能脱离相对的价值基础。
事实上，巴尔特晚年的解构主义转向也是对其结构主义某些过分形式化的东西进行的修正。巴尔特此时对符号学的界定比前期有所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符号学研究意指过程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明确表示符号学不仅注重内部研究，其接受的“部分”也毫无疑问是修正形式化的证据。文本的愉悦、阅读符码等的提出即是扬弃了文本中心主义的立场，带有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痕迹。然而，他的文化研究还是处于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其方法也带有强烈的结构决定论的倾向，因此，巴尔特对文学科学性的求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一方面，错误地把形式化等同于科学化，另一方面，忽略文本外部导致文学研究失去了本质，最终被囚禁在结构的牢笼当中。
五、结语。
文学艺术研究科学性的追求体现出一种学科焦虑。这种焦虑源于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以及定量分析的理性逻辑的冲击。然而，文学有其独特的学科特性，它不可以用自然科学和物理主义的评价方法来分析和处理最终会让1形式结构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多面性，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视角。然而我们得承认，这种看似逻辑严密的研究框架只不过是徒具科学的形式，并未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事实上，如果文学真正成为物理主义的科学，也就丧失了文学的本性。文学与艺术被学界视作人文科学，而这个科学与物理主义的科学概念相去甚远。随着后现代思潮的不断涌现，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殖民文学、文化批评等越来越趋向一个事实：文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形式结构，而在于多元意义的张力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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