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辨最终总是要同现实的人生发生关系，这是大多数人认同的道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马克思认定，理论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其成果能够打动人、能够说服人，让人按学理指示的方向自觉行动；并认为，能够打动人、让人信服的理论也必是贴近现实的理论、贴近大众的理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4年，这段话因此可以视为马克思在学术理论领域内起步时的一种宣示，从后来的情形看，这确实成为他毕生的秉持。
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还是阐释巴黎公社起义的意义及呼唤人的审美感觉的提升， 都围绕着人类解放与社会进步这个主轴，马克思的学术思辨具有鲜明的务实品格。
中国的治学传统也以“学以致用”相标榜，宋代理学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掷地有声，让所有以天下为己任、欲有所为的中国学人深受鼓舞，引导他们关心书斋外的世界， 使终日操持的学问，能够在人们的治、平实践中发挥作用。 王阳明的心学晓畅明白，绝无半点学究之气，所谓慎思明辩，重心即在“笃志力行”. 明中叶以后，思想界热中于空谈性理、天命，学术与实际相脱离，有感于此，顾炎武写下《与友人论学书》，大力阐发“博学明善”之道，极力将学人的视线引回周遭的现实。
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长期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 对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做了片面的理解，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学术遂沦为诠释现实政治的工具。 改革开放后，反对工具理性的呼声很高，对学术作用的认识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也因此得到一部分学人的肯定，学术研究稍稍逾越知识、艺术的樊篱，便有“意图伦理”和“工具理性”的嫌疑。
在我看来， 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不能为人认同，但人为地阻碍学术向学术外世界的自然溢出、融入历史发展的合力也一样存在偏颇。
据此来看，文学学术重塑其务实品格有其必要。 文学与人生的紧密关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创作源于大众的审美需要，创作应和了大众的爱憎情感，相应地，文学学术也必须以专业的视野了解大众的当下关注与困惑。 作为学人，对相关问题进行跟踪研究，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提供专业的建议，给予思想者的提示，也是份内的责任。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问题层出不穷，文学学术应当关注当下的审美实践，不能将学术狭隘地理解为纯思辨的抽象和智力游戏。 虽然纯思辨的抽象也是人类认识的需要，但正确把握当下呈现的文学现象，分析其利弊得失，为时代服务、为大众服务， 对文学的发展既能提出微观的分析批评、又能贡献宏观的规划与设计，这也是文艺理论家可以有所作为、发挥作用的领地。
欧洲思想界曾经长期被经院哲学所霸持，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理论自觉， 倡导务实学风，反对经院化的学术，他们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思辩终止地方， 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与生活关系密切的文学，更应注意观察与分析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审美实践，脱离当下繁富的审美活动，对时代的审美实践不置可否，不愿涉入是非，最终只能沦为少数人的自说自话。 我们不能让过去那种专以罗织罪名的爆破式、棍子式批评再度猖獗， 但在审美文化颇多失范的当下，研究文学的学术岂能不闻不问？ 文学学人如果意识不到文学艺术研究当下关注的迫切需求，那是麻木不仁，与学术研究需要的思辨敏锐、需要的问题意识是背道而驰的。
学术务实的实质就是要关注相关领域内的问题，目前审美实践中以下三个方面出现的问题尤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审美意识淡化，文学创作日渐萎缩。 小说、散文、诗歌的传统领地正在不断萎缩，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不少成了滞销书。 正规出版社已将出版文学作品视为危途。 文学出版物码洋的锐减，反映读者摒弃了通过正规出版物进行审美阅读的传统方式。 怀有审美兴趣的读者宁愿阅读未经专业检验、品位不高、随意率性的网络作品，从快餐类的娱乐品中获得审美的满足。 我们必须认识到拒绝文学经典，拒绝从审美活动中寻获有益人生经验的负面效应。 读者的流失如此严重，文学似乎真的走入了黑格尔命定的那个怪圈，难道这位哲人关于文学艺术消亡的预言，真会在我们这一代变成现实？
第二，低俗作品成泛滥之势。 舞台表演是艺术审美的共公空间，参与运作的个人或团体理应自律，遵守相应的规范，但现实情况却令人忧虑。着名相声演员姜昆对当下舞台审美文化的低俗时尚，也表现得忧心忡忡。 可能有人会认为姜昆近期对演艺界的批评炮火针对郭德刚，有同行相残之嫌，但郭的相声格调不高，是事实，在圈子外也已引起很大争议。 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二钗》本是严肃的抗日题材， 居然也要以床戏招徕观众。 不少严肃的影评因此发出了“只以床戏搏眼球，艺术家的道德底线在哪里”的追问。 赵本山的不少小品喜欢拿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说事，其趣味也不敢恭维。 诚然性关系的复杂化、性关系的混乱是伴随现代化而来较为普遍的负面现象，艺术家加以关注是理所当然的，渡边淳一不就是因为对现代人性关系的细致描写与深度思考而获得了国际声誉的吗？ 但喜剧小品因为它的舞台局限，很难在它有限的出演时长中进行有深度的透视，予人以正确的剖析，要言之，性关系的复杂化并不是小品最佳的题材。 不宁惟是，为了制造笑料， 此类小品对观众低俗的趣味还有较多的迎合，与提倡道德正能量更是南辕北辙。 有人因此悲观地认为，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缺失了希望，无论是情感积累还是文化积累都很稀薄。
第三，文学批评缺失。 在文学审美出现许多问题的当口，文学批评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中的失语或缺席更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惕。 批评沦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奉承。 多数时候，严肃的、富含睿智的批评被低俗的众语喧哗所淹没，因批评低俗作品和表演招致围攻的情形也屡见不鲜，正直的批评者被人视为不懂人情世故、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 应当知道，摒弃改革开放前的棍子式、爆破式批评，并不能因此放弃作为专业的批评工作者的道义责任，放任那些庸俗的、充满低级趣味的作品在当今的文学舞台上滋长漫延，批评家的良心又在哪里？ 批评声音的微弱，批评的圈子化，批评蜕变为相互捧场， 逐渐成为今日批评的常态。
文学学术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直面文学的当下现实与大众的审美需要，有所作为。 总的来说，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正确框范其价值取向，是新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各个不同学科共同面临的课题， 在由此形成的历史合力中，艺术审美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 因此，怎样为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创造合适的外部环境，应当是文学学术当下思考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