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之后，文艺学界也试图将文学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走向一条追寻文学科学性的道路。从 1914 年伊始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等思潮无不如此。应该说，文学界科学性的追求与上世纪物理主义统一科学的使命是一致的。他们一方面反对主观式的批评，一方面探索一种准科学式的分析方法。换句话说，是追求一种所谓的文学“理性”.然而，物理主义统一科学的失败留给文学理论界一道思考题：文学科学化能走多远？
当代加拿大文艺理论家诺思洛浦·弗莱（Northrop Fry）曾经说过：“文学是人文科学的中央分水岭，它的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鉴于文学自身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结构，批评家必须在史实上求助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而在观点上则求助于哲学家的概念框架。”[1]（15）此观点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学史的研究；第二，类似于黑格尔《美学》中所谈到的概念，文学艺术最终必须让位于哲学。同时，这个观点也引发了另一种思考：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门“科学”?
事实上，文学理论史上关于“文学科学性”的追求从上世纪初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喧嚣尘上。那么，文学是一门科学吗？文学科学性的具体表征是什么？本文认为，文学不是物理学概念上的“科学”,文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形式化其结构，恰恰相反，文学的科学性应该体现在表征多元意义的张力场上。本文将回顾俄罗斯形式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的文学科学性追求理路并探究这两种文学思潮在文学准物理科学性追求失败的原因。
二、文学性等于科学性吗？.
现代文学理论中的科学性追求始于俄罗斯形式主义，而俄罗斯形式主义又肇始于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言学理论。1914 年，雅柯布森和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Boris Tomashevsky）为代表的学生组织成立了“莫斯科语言学学会”以及后来在彼得堡成立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其目的是促进语言学和诗学的融合。“他们的理论研究的中心，并不是要建立某种独特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而只是认为文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按照科学的方法和观点来研究文学的特殊性。”[2]（261）俄罗斯形式主义努力想摆脱主观哲学以及美学为主导的传统诗学，即传统的以文学史研究的方式研究作者的背景、生平、社会环境等，建立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
雅柯布森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literacy），即它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3]（192）此处的文学性指的是文学语言技巧。文学的这种科学性，法国批评家托多洛夫（Todorov）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一个抽象范畴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研究的对象已经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手段”.
在他看来，人们对文学科学的误解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所谓“自然科学”的排斥（托多洛夫认为这只是科学的手段）；第二，唯美派的反对亵渎。[4]（377-378）雅柯布森把文学研究的对象框定为“文学手段”,即文学作品的材料以及将这些材料组织成为审美客体的艺术程序。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对此评价颇高。他说：“‘文学性’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不在于为界定文学提供一种标准，而在于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提供了一种工具，人们利用这个工具，能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究。”[5]（86）雅柯布森的文学性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吸收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语言学理论，那么为什么吸收了语言学理论的“文学性”概念就变得“科学”了呢？
雅柯布森对此有过论述，在他看来，诗学本身就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诗学研究语言结构的问题，正如对画的分析要涉及画的结构一样。
既然语言学是一门关于语言结构的普遍性的科学，诗学就应当被视为语言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6]（171）因此，他不认为文学的科学性是打了语言学是科学的擦边球，文学涉及价值判断的评价不能代替语言艺术的学术分析。为了描述文学科学性，雅柯布森重新定义了语言的基本功能，而诗学研究只是其中一项，即诗性功能。而语言的六种功能对应着六种基本要素，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
我们不难看出，雅柯布森的理论取向是 强调语言学对诗学的指导作用，他重视语言问题，但并非因为语言学的科学性而使文学性概念具有科学化倾向。简言之，以雅柯布森为首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只不过徒具了“科学”的形式而已，而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事实上，形式只不过是文学的一极，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一极，换句话说，文学最重要的东西并不在于形式。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评论是恰如其分的：
“毫无疑问，形式主义本身一方面是针对旧俄国艺术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内容美学的激烈反应，另一方面又是实验精神、对语言学问题的浓厚兴趣、改造旧的艺术心理和艺术程式等的极端表现。”[7]（16-17）可以说，雅柯布森等人借鉴语言学理论指出文学研究的目的“文学性”揭示了文学或语言历史的内在规律，使得确定文学系统中的每一种特殊的变动特征成为可能。但是，文学作品的形式不是语言艺术审美的全部，巴赫金进一步评论道：
“文学作品的形式不可归结为修辞手段的总和。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不是几何的机械的概念，而是有目的的、有目标的概念。形式不仅是实有物，更是预设物；而手法只是形式目的性的物质体现之一。每一修辞手法或所有修辞手法的总和，都是一部作品、一个学派、一种风格实现完整而统一的创作任务中的功能表现。”[7]（9）如何界定“科学”这一概念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他们力图找出一个本质主义定义，但毫无疑问是失败的。我们只能笼统地说，科学是描述客观规律的学科体系。值得一提的是，“科学”一词在近代日本以及欧洲，从词源上讲都更接近自然科学。尼采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人类活动，旨在发明一种自然规律。哲学家保尔·卡尔·费叶拉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则认为“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最终解决所有人类问题，或者发现隐藏在我们感觉经验到的日常世界背后的某些真实世界的隐藏真理。”[8]（12）因此，科学是一种描述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的学科知识体系，其结论必须通过实践检验和逻辑论证。科学方法包含以下重要元素：严谨的观察、构建假说并验证之、对新信息新点子的开放性、自愿接受他人的经过验证的成果以及质疑和探究。科学法则是用来描述自然界中发生了什么的不变的、恒定的自然事实。从不同的特定的事件中发展出普遍的原则的方法称为归纳；其逆向过程称为推理（deductive/ deductive reasoning）。科学的核心有几点是必须具备的：第一，客观理性，即以充分实践为基础；第二，可证伪，即人们可以论证这门学问的适用性；第三，普适范围，去除其相对错误的部分；第四，普遍必然性，即能解释普适范围内的所有事实。
不难看出，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基本概念“文学性”并不等同于狭义的科学性，它只不过是一种模仿科学方法的方法，最终并不能摆脱文学独特的意识形态性、主观审美判断以及历史的痕迹。换句话说，如果文学成为准科学，那么它就丧失了它的本质，最终只不过成为科学的附属品而已。因此，与其说文学性等同于科学性，倒不如说文学为追求科学性而自掘坟墓。
三、结构的牢笼：罗兰·巴尔特对文学科学性求索的局限。
法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指出，文学有三种构成之力量：科学（science）、模仿（imitation）、以及符号过程（signification）。模仿即文学再现现实，符号过程即意指模式的建立，而科学，在他看来，“文学存在于科学的间隙当中”.[9]（463）而且他把符号学定义为研究“记号的科学”,这直接源于“人文科学的脆弱性”.[9]（469）然而我们仔细考察之后发现，其实巴尔特对文学性科学的求索也是发展、变化的。前期的他为找到精细的文本分析方法而借用语言学的理论建构符号学模式，呼吁“零度的写作”;后期的他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这样的转捩历程说明巴尔特在对待文学的科学性方面是复杂的，具有双面性。总而言之，巴尔特的研究理路体现出他对精密逻辑分析框架这种“准科学方法”的追求和崇拜，最终使他局限在结构的牢笼之中。
在巴尔特看来，文学和食物、图像、电影、服饰等一样，是一个意指系统。文学的意指系统是从“出色的意指系统即语言系统中生成的”,[10]（152）传统的文学批评忽略了文学形式本身，而对文学的逻辑性的忽略使得批评家们没有思考过“元文学”（meta-literature）的问题，和元语言相对应，元文学即谈论文学本身的文学。那么，这一做法就是忽略文学作为一种言语活动的本质。他鲜明地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