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学术深湛，藏书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经着名史学家、暨南大学教授陈乐素先生引荐，章氏后人将太炎先生生前三千多册藏书分批捐赠给暨南大学，由暨南大学图书馆收藏。在这些藏书中，有不少经太炎先生阅读并留下大量眉批、封面题签、书中夹条、篇章句读，这些学术成果，经暨南大学罗志欢等人整理后，辑录成《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一书，于2012年10月在齐鲁书社出版。该书精选了章太炎藏书中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太炎先生题签手迹等成果，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从个人阅读史和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一方面记录了太炎先生的私人阅读史，一方面展现了太炎先生的学术精神。
本文将从学术批判及学术创新的角度，探析太炎先生在阅读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学术批判精神。
姜义华先生在《章炳麟评传·序编》中，分析了章太炎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上卓有建树的三个重要原因，其中之一是:章炳麟敢于怀疑，勇于批判，更重视建设，重视真理的揭示。因而，他在思想上、学术上的怀疑、批判、建设，格局都非常宏大而不偏狭。［1］也就是说，太炎先生在学术上的怀疑、批判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笔者在研读《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时发现，太炎先生在阅读过程中所蕴含的学术怀疑、批判意识，与其秉承的“求是”理念相一致。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说道:“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下验动物植物，上至求证真如，皆求是耳。人心好真，制器在理，此则求是、致用更互相为矣。”［2］45在《与王鹤鸣书》中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3］151在《与钟君论学书》中亦曰:“学在求是”［4］279。陈平原先生在《“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学术思想核论》一文中，专门论述了章太炎学术思想内核中的“求是”理念。［5］太炎先生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阅读过程中的怀疑、批判精神，与中国古代先贤们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读书学习和做学问要有怀疑精神。
章太炎先生藏书宏富，据统计，藏书中经太炎先生批注、句读、题签的书籍有60余种、600余册，批语、序跋、题记近800条。［6］5《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中辑录的书籍有46种，辑录的题跋批注近800条，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学、宋明理学、历史学、文学、佛学、医学等诸方面。［7］836其中有大量批注涉及学术怀疑和批判，通过对这些批注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太炎先生的学术怀疑、批判类批注，分为质疑、存疑、指错、纠错等类型，下文将逐一列举批注实例。
一、质疑
质疑，是指提出疑问，待人解答，《辞源》曰“心有所疑，就正于人”［8］3242。太炎先生所读基本是古书，原书作者已经无法回应，但是所提问题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激发学界继续讨论和研究。
太炎先生所藏宋释道原纂《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中，“太炎批语”第16则曰:“秀禅师传法于普寂，见独孤及《三祖碑铭》，而此不言，何也?”［7］46对原文的史料缺漏进行质疑。第20则曰:“禅人不谙史传，以讹传讹，乃杨大年修《传灯录》不为考证，何也?”［7］48”对原文关于东晋许询的年龄记载进行质疑，并反问当时学人为何考证不仔细，以致以讹传讹。
太炎先生所藏宋许叔微撰《普济本事方》十卷与《类证普济本事方(续集)》十卷中，“太炎批语”第10则曰:“宋人常药皆用煮散，分剂甚轻。乃于流黄、水银反恣用之，何也?”［7］77第19则曰:“此方本范汪内补散，但多黄蓍一味耳。而宋世疡医已不复知，何也?”［7］84太炎先生在此，依据他对中医的精熟和对宋人用药习惯的了解，发现并质疑这本由宋人撰写的医书中不合当时常理之处。并且类似的发现和质疑在医书类批注中屡见不鲜，这里简录几则以便观其大概。
太炎先生所藏明吴有性撰《温疫论》二卷中，“太炎批语”第20则曰:“是论超卓，前无古人。然终不能知杂气为何物，则所拟方剂果则可信耶?”［7］309太炎先生在此首先肯定观点可嘉，但是对于其中所论杂气尚有质疑，所以对其所列方剂也产生质疑。太炎先生所发质疑，也许并不是针对观点本身提出的，而是为了“求是”。如果杂气论尚不清楚，那么整个方剂都会受到质疑。
太炎先生所藏宋尹洙撰《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录一卷中，“太炎批语”第1则曰:“自曹、马以来，立君不能辅而代其位者，何啻一世，独责陈氏，何也?”
［7］309太炎先生的质疑体现了对自己原有知识储备的自信和对所读文章记载的疑问，以历史史实拷问原文的不严谨之处，体现出太炎先生追求真实的严谨治学态度。
太炎先生所藏明唐顺之撰《唐荆川先生文集》十二卷外集三卷附录一卷补遗五卷中，“太炎批语”第1则曰:“奏议贵乎闲雅。朝廷尊儒，谓其有修己治人之实耳。言‘躬行’是矣，言‘妙悟’何居?”［7］427“太炎批语”第11则曰:“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文见《周官》。何得云诸侯相与，‘有聘礼无朝礼’乎?”［7］433太炎先生对原文中的一些文字表述产生质疑，并给出自己参照的依据，可以说质疑批判要成理，必须有根有据。
太炎先生所藏清彭绍升撰《二林居集》二十四卷中，“太炎批语”第23则曰:“若上下神只，直一凡夫耳，向之谢过，何为乎?”［7］483“太炎批语”第34则曰:“汉高与雍齿有怨，未尝云齿有罪，此说何据?”［7］488“太炎批语”第44则曰:“‘不知天’、‘何以知人’，此语无根。”［7］494上述几条批语说明，有的与历史史实不符，有的推理不当，有的没有根据。太炎先生阅读时对文句的内涵和意义，时刻用“求是”的镜子来对照，发现问题，即使微小的瑕疵也不放过，这种质疑和批判的精神，是他学术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
二、存疑
存疑，是指有疑问，暂时存而不论。太炎先生在阅读所藏书籍时，发现了一些疑问，但是受限于各种因素而无法释疑，所以保持存疑状态。提问体现了阅读过程中的批判性思维活动，对于疑而不解的问题，存疑本身就是对学术的一种尊重和敬畏。
太炎先生所藏清王先谦撰《前汉书补注》一百卷中，“太炎批语”第1则曰:“秦始皇二十四年灭秦。如皇甫谧说，高祖时年三十四矣。及壮，试吏，其时为楚为秦未可知。”［7］30“太炎批语”第3则曰:“《毛诗》乃通行隶写之本，故不数之，非于其传授存疑也。”［7］30太炎先生对原文中的一些历史表述产生怀疑，但是限于不能考证确定，所以存疑于此。
太炎先生所藏明王守仁撰《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中，“太炎批语”第88则曰:“此语何据?”［7］365这一存疑的表达，是针对原文而提出“志于道”一章中的“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而提出。太炎先生因为不明白这个论断出自哪里，并且这句话的意义是否成立和可靠都是存有疑问的，所以发问“此语何据?”。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中“太炎批语”第2则曰:“东原真有是言否?”［7］471太炎先生针对原文标明引用戴东原所讲的故事，产生疑问，但是无法求证，所以存疑于此。
三、指错
指错，是指出、指认错误之义。指错是根据已知的知识，对照并指出所读文本中的各种错误和问题，既是提出问题的过程，也是学术批判的过程。指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更需要扎实可靠的知识功底，否则何以敢指出错误，又何以能指出错误。
太炎先生在所藏戴震撰《毛郑诗考正》四卷中，“太炎批语”第4则曰:“戴君惑于三家、郑《笺》之说”，对于相关历史文献“忽焉不察，成三家、郑氏之谬，何哉?”［7］10对其中的错误，直接指出，并给予文献佐证。
太炎先生在所藏清张行孚撰《说文发疑》六卷中，“太炎批语”第8则曰:“此段论《雅》、《颂》之体甚核。然益见夏声之义不能括《雅》，《雅》又何必定为夏哉?”［7］17接着“太炎批语”第9则曰:“《雅》既专训夏，《颂》又何以有夏名?明明溷失，奈何看不着是旁义?况已言之，何用纠缠不已?”［7］17太炎先生从原文中发现自相矛盾之处，并指出其中的错误。
可见太炎先生阅读时专深精到。如果不是深入文本的内部，读者难以发现文中前后内容表述上细微的不一致。太炎先生在所藏清黄式三撰《春秋释》二卷中，“太炎批语”第2则曰:“胡、黄二说并失之。”［7］19暨南大学王彦坤教授对这一批注论道:“纠黄氏之偏失，释疑解惑，言之凿凿。”［7］18太炎先生在所藏日本长井江洐撰《江氏周易上经时义》十二卷附《序说》一卷中，“太炎题跋”曰:“是子颇能援引古义，在东方学士中独为娴雅。唯学《易》未得门径，好用匈臆，如爻辰之说，全异旧义。如以爻辰为非，则屏绝弗言可也，何为巧用其名而又异其义耶?八卦方位改易旧常，直谓汉世至今错仞卦位者，尤为荒诞矣!”［7］23太炎先生对原文作者先褒奖其“颇能援引古义”，但是其存在的问题是很致命的，所以也直指其弊。特别是对《易》的研究，原文作者“好用匈臆”，主观臆断，导致“荒诞”。太炎先生所藏清王先谦撰《前汉书补注》一百卷，“太炎批语”第6则曰:“不必依《张骞传》补字。《水经》本非直引，《通考》乃以意增字。”［7］32太炎先生不仅指出原文之缪，而且指出原文所参考的更原始文献本身就存在问题，足见太炎先生读书之功夫。
如果不经过一番读书和知识积累的话，要指出这样的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太炎先生所藏宋释道原纂《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中，“太炎批语”第1至7则，均指出原文中的论述有“附会”之嫌。［7］38—42太炎先生所藏金成无己撰《伤寒明理论》四卷中，“太炎批语”第6则曰:“既云‘躁为热之甚者’，又云‘阴盛隔阳’，自相矛盾。”［7］54太炎先生是卓有成就的中医文献学家，尤其对《伤寒论》的研究，他曾自诩，在他的学问中医学第一。由于太炎先生精通中医文献，所以对中医文献发文指错是常有的事，这一则批注就体现出他对《伤寒论》的精熟。
太炎先生所藏清吴塘撰《问心堂温病条辨》六卷中，“太炎批语”第24和25则，对原文的医学观点只批两个字“诞妄”［7］277，意思是说，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太炎先生在中医文献方面的自信和怀疑批判精神，让他惜字如金，错就是错，简单明了。太炎先生所藏明王守仁撰《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中，“太炎批语”第13则曰:“此语错了。”［7］328“太炎批语”第54则曰:“前云所学所教，唯是五点。此又云水土播植等，亦精其能于学校，自相矛盾。”［7］349“太炎批语”第64则曰:“‘前念不灭，后念不生’，则无生矣。而又云良知‘本自生生’，语亦矛盾。”［7］354太炎先生阅读时，发现错误，直指其谬，不加含糊，这种学术的自信和“求是”的精神凝聚于一人身上，让我们看到的是其令人敬佩的学问。
四、纠错
纠错，即纠正错误，先提出问题，指出错误，并给与纠正。指出错误，已经相当不易，纠错就更加难能可贵，因为随后还要给出与之相对应的正确解释。太炎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对所读书籍中发现的错误，能改则不回避，这是其求是、向真学术精神和追求的重要体现。太炎先生所藏宋薛季宣撰《书古文训》十六卷中，36则批注，均指出原文中的错误，并纠正，大多是以《释文》和《说文》等为依据的。［7］2—6这充分体现出太炎先生小学功夫之深厚，对于一些艰深难辨的汉字，他都能发现错误并给出正确的依据，特别是对《释文》和《说文》的参考，足见其学术之严谨和精益求精。。
太炎先生所藏清齐召南撰《水道提纲》二十八卷中，“太炎批语”第2则曰:“吴淞原自入江，此未审。”［7］27“太炎批语”第3则曰:“吴淞所入尚是大江之尾，不得径云入海。”［7］28太炎先生认为，对地理和事实的描述，一定要严格准确，不可以“差不多”，直指吴淞入海与入江之差别，亦可见其“求是”的精神。
太炎先生所藏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十一卷中，“太炎批语”第1则曰:“疑当作秦丞祖”［7］35。“太炎批语”第3则曰:“秦丞相当是秦丞祖之误。”
［7］36太炎先生在阅读《世说新语》时，发现可疑之处，依据已知文献认为原文有错，并给予纠正，怀疑与释误，一方面要有发现错误的基本功，一方面还要有纠错释误的依据。
太炎先生所藏宋朱肱撰《增注类证活人书》二十二卷中，“太炎批语”第4则曰:“按本论，太阳病发热而渴为不恶寒者为温病。此云发热恶寒则仍是伤寒。虽发于春月，不得竟称温病。”［7］63“太炎批语”第6则曰:“《活人》分中湿、风湿、湿温为三。其所谓湿温者，乃是暑证。”［7］64“太炎批语”第7则曰:“据此证状乃是三阳合病，亦不得以湿名之。”［7］64前面已有阐述，太炎先生对于中医文献十分精熟，他能发现医书中对于病种界定的正误，给予纠正，这几则批注就是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首次将章太炎先生所藏书中的大量批注公布于世，对于学界更加真切地认识章太炎先生的学术精神内核，以及研究章太炎先生的阅读史和学术发展轨迹，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上述简要的梳理，主要从质疑、存疑、指错、纠错等批注中，揣摩章太炎先生阅读所藏书籍时的心路历程，展现章太炎先生学术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以及求是、向真的学术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夫。可以见得，批注中处处闪现着太炎先生精益求精、敢于怀疑、勇于批判的凝重思想。并且所疑所论基本上都有理有据，多数批注中直接录有参考来源，让人更加信服其怀疑和批判的可靠性。特别是太炎先生精通中医文献，对一些中医类书籍中的问题进行仔细的辨正释疑，尽显一位学者的治学功底和严谨求实的风范。
正如梁任公曾经评曰，太炎先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8］141，他是“一条理缜密之人”［8］141。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回归到章太炎先生的学术自述中，他自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2］72，“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2］74。
虽然，文章主要阐述章太炎先生阅读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特质，但是并不止步于此，太炎先生的批判精神具有学术创新的深远意义。朱熹曾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梁启超的解释更加清晰，“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9］80。由怀疑精神而开始的阅读活动，使得阅读和思考更加深刻，一开始就朝着发现问题和寻找创新之路的方向发展，这既是阅读的怀疑精神，也是学术自觉和自由的意识。也就是说，在阅读的过程中先要有怀疑，怀疑后参与学术论辩和研究，这样才有助于学术新成果的创造。当然，并不是所有人一开始阅读都有怀疑精神，这种阅读中的怀疑精神，是与读者的学术自觉、批判意识等互为表里和互为佐证的。一般而言，读书和做学问要始于怀疑和批判，但怀疑和批判只是方法，目的应该是为了创新和超越，这一点也许在章太炎先生的学术创造和成果中都有所体现，笔者以为可以作为另外一个话题专门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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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志欢，易淑琼．走近大师藏书———章太炎藏书及题跋批注学术评议(代序)［M］．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济南:齐鲁书社，2012．
［7］罗志欢主编;王彦坤，李恩庆，易淑琼整理．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M］．济南:齐鲁书社，2012．
［8］梁启超着，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梁启超，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