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与原因分析
新世纪以来，随着反本质主义问题的提出，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现象，就是对“文学是什么”的本质问题的回避，而代之以“什么是文学”或“文学是作为 × × ”的经验性描述或知识性阐释。这些教材中将文学本质的论述归于本质主义问题，并进而从反本质主义的角度放弃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追问。比如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中，就明确提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论点。
“作为在大学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我们深切地意识到文学理论与教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 以各种关系‘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环境的变化保持不断创新的姿态。”(第 2 页) 王一川在《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中，也避开文学本质问题，而直接谈及“文学的含义”“文学的观念”以及“文学的属性”等问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上篇 文学是什么》中，同样没有明确涉及文学本质问题，而多是从现象入手，谈论了文学的功能与机制、作者、文本、文类、叙事话语等问题。这些文学理论教材在编写中有意回避文学本质问题的做法表明，一方面文学理论界力求改变有关文学是什么的一般性规律的表述的传统做法，力图从普遍规律的把握与揭示转向对文学现象的关注; 另一方面，这一做法也体现出部分学者要求进一步扩大文学研究范围的理论尝试。但这却是建立在对文学本质问题回避或否定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做法是值得重新反思的，在反思过程中重新认识文学本质对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为此，本文将在探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反本质主义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论述文学理论中文学本质问题的理论意义。
如上所述，文学理论教材中对文学本质问题的回避是与反本质主义理论活动密切相关的。自陶东风于 2001 年在《文学评论》2001 年第 5 期上发表了《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并明确提出反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本质主义开始，国内学术界每年都有几十篇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文章。这一反本质主义思潮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对本质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对我国学者影响比较大的有伊格尔顿、卡勒等人。比如伊格尔顿在检讨了文论史上诸多有关文学的定义后说: “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是一种形式的、空洞的定义。
……如果说文学是一组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以某些共同的内在特性为标志，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文学并不存在。因此，从现在起，当我再在本书中使用‘文学的’或‘文学’这些字眼时，我给它们加上了一个隐形的叉号，以表明这些术语并非真正合适，不过我们此刻还没有更好的替代者。”
在此基础上，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说: “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
简言之，伊格尔顿从消解文学本质的角度，乔纳森·卡勒从大文化或文学现象的角度，共同举起了反本质主义的大旗。伊格尔顿等学者有关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中的理论观点，是与同时期西方思想界后现代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为此，对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点的简要述评是必要的。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大多数学者将“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看做是同义词来加以使用。为此，本文在谈及后现代主义时，也多从解构主义谈起。解构主义是 20 世纪 60 年代首先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提出的，其理论观点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里达从结构主义出发又超越结构主义。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这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造成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绝对性与封闭性。因此，他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强调了去中心与非中心的观点。同时，他在批判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了解构主义理论。
解构主义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流派一样，在反对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中，坚决反对主体性与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主体性与人类中心主义是主客二分的前提。福柯等人进一步将这些观点向前推进。比如他将尼采的“上帝死了”换成了“人之死”，从而将近代以来的主体性问题彻底消解。于是，无主体、无中心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也应该看到: 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人的消亡并非表现出对人的仇视或者彻底地否定人的存在。解构主义不是对先前所有哲学成果的全部解构与消解，它反对的只是现代哲学理论中所强调的本质主义下的单一性解释。在此基础之上强调多义阐释。解构主义所提出的“解构”“并非是捣毁、毁灭，解构并非洪水猛兽。解构是一种重建，是一种创造，解构造就了一种新的思维风格。”
这种思维风格的形成，是解构主义在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过程中完成的。“后现代主义多提倡多元论，批判现代的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的思想解放。”
具体到文学理论中，比如J·希利斯·米勒认为传统文学也是在强调作者的独特地位基础上的单一性阅读。而当代文学阅读则是在“作者已死”的前提下，读者自由阅读的结果，是一种多义的阐释(“作者已死”是解构主义理论在文学中的重要体现) 。这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自由性与想象的广阔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文学模式的变化(因为传统文学是单一的，而当代文学是多义的。阅读与理解由过去的一元而走向多元) 。
当然，在看到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它思想的偏激与消极性影响，特别是打着反对本质主义的旗号对本质问题的消解。后现代主义在批判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概言之，“后现代主义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但是后现代主义在反对现代主义思想方式的这一种错误时，否定了人认识同一性和本质的可能性，否定了建立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本质主义的错误不是因为没有本质，而是因为在追寻同一性和普遍性的时候忽视了差异性和特殊性，甚至用同一性和普遍性压抑差异性和特殊性。……差异的、特殊的东西是第一层次的在场，而本质的东西是第二层次的在场。认识本质不能脱离观察特殊的变化着的东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错误不在于企图建立知识的体系，而在于企图把知识的体系建立在玄想的概念和原理之上。科学理论需要清晰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能殃及科学的这两个基本要求。人类要使得经验知识发挥更大的效能，就必须建立理论的体系”。对此，西方后现代主义者也在进行着较为深入的理论反省。正如罗蒂在晚年所说: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
除罗蒂等人有所认识之外，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已开始着手改变后现代主义过于偏激的理论观点。
综上所述，借鉴西方理论，修正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不适应文学发展的理论成分，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但要注意的是，在借鉴的同时也应考虑到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本身的适用范围以及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在对待后现代主义理论问题上，既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完全接受。而应在分析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基础之上，深入其理论内部剔除错误内容，寻找合理因素为我所用。而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借鉴后现代主义理论时，过多地注意到它的合理之处，而较少看到它本身的理论缺陷。具体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体现为人们在借鉴后现代主义理论时，过多注重了它的方法论作用与理论的冲击力，而未看到它对文学理论研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那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冲击。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忙于追赶西方潮流，而自己的学术建设则显得仓促、薄弱。往往一个理论发展阶段刚刚起步，就被另一种西方思潮所打断，然后又匆匆追赶新的浪潮。……未及建构，就被解构，这就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代命运。”
二、文学本质问题的理论价值
对“文学是什么”的本质的探讨，是文学理论走向理论自觉的基础。从时间上讲，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是 19 世纪才开始出现的(“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其源头在哪里? 它恐怕还并不像有些学者认定的那样是苏联人的‘发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其实乃创始于德国，源生于并比较完善地表述于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肇始于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以及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传统中的其他批评家的实践”) 从理论形态上讲，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对“文学是什么”本质问题的确立以及知识形态的完整构建。于是，从 19 世纪开始，文学理论寻着文学本质，不断抖掉自身附着的外在因素，在走向理论独立与自觉的过程中，完善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建构。以此作为参照系，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也是围绕着对“文学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的探讨不断完成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到“文学是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的探讨已不再体现为政治的需求，而转入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围绕“文学是什么”这一主题，各类理论呈现出多彩的场面。具体体现在: 第一，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各异的理论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与自身理论的建构。比如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重新阐释。再比如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资源，结合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成果而建立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第二，在主体性理论基础上，从强调文学理论的独立自在性出发而采取的“向内转”策略。于是，文学理论逐步从各种社会外在因素的影响中独立出来。比如，鲁枢元在 1986 年 10 月 18 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鲁枢元描述了“向内转”文学的特征，并以此为起点强调了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独立自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并以此构筑起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小说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小说写得不那么像小说了，小说却更接近人们的心理真实了。新的小说，在牺牲了某些外在的东西的同时，换来了更多的内在的自由。
…… 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似乎已成了我们的文学最富当代性的色彩。”第三，文学理论的进一步自觉化体现为“审美化”因素的强化。“审美”作为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越来越取得大家的认同，而其背后暗含着的是文学理论远离政治的理论诉求。第四，“人文精神”的讨论体现出远离政治的文学理论，开始以自觉的理论形态，重新回归社会，干预生活，充当社会价值平衡器的要求。第五，文学理论自身反思意识的增强与批判意识的强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的反思意识不断增强，比如对中国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反思，对西方文学理论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的思考，对文学理论学科定位问题与学科命名问题的思考，对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的思考等等。上述文学理论形态的变化，一方面在于文学现象的不断变更，这就客观地要求文学理论做出不断的理论调整，以适应文学现象的变化;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研究者不断从现象走向本质的理论诉求以及从差异性与特殊性中寻求一般性规律的理论探索过程。因此，“文学是什么”的本质问题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就“文学是什么”的探讨，对于全面认识与把握文学现象，并在理论的层面完善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文学的本质是文学本身所固有的，且区别于其他反映人的物质生存与精神需求的学说的根本属性。如何把握文学这一本质属性，关系到从方法论上对文学现象的把握以及理论的发展。长期以来，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谈论对事物的认识与把握时，更多是注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并有无限向理性方向推演的趋势。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上，更多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与终极性。这种做法只是对辩证认识过程的一种曲解。从方法论角度来讲，从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总结概括并形成一定的文学理论的过程，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是一种思维抽象的过程，但决不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将理性无限发展，最终指向脱离客观事物的精神性的终极本质属性。
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过程中的第一个具体是感性的具体。它是感性认识阶段的最高形式，在感性具体中，本质与现象、个别与一般等都处于混沌的状态。第二个具体是抽象的具体。它是各种客观规定性的统一反映形式，是各种观念所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抽象的具体看似主观，而实质上是对客观事物属性完整性的再现或客观地再现客观事物。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一种完整过程的两个阶段。如果从现象中总结概括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与普遍性，并转向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的话，就必须完整地运用这一过程，而不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比如从具体到抽象，只是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体现为从具体现象中总结抽象出最简单最一般的规定性。这个最简单最一般的规定性，是不能直接运用于分析说明具体事物的，否则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中。为此，它还必须进一步上升到抽象的具体。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表现为一系列概念会越来越具体的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与发展，是对前一个概念在内容上的丰富与发展。进言之，这一阶段是具体概念对抽象概念的扬弃，而这一扬弃是在保留前一个概念的基本内容与规定性基础上的新的发展过程。文学本质的认识与把握就应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来进行。
对“文学是什么”的本质的探讨，将会明确文学本质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有利于消除人们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误读。当下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给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以解构排斥建构，以历史代替理论，取消了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也取消了文学理论本身，从而导致一种xuwuzhuyi。……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不意味着文学没有本质和反对一切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
从西方哲学史中有关本质问题的研究中不难看出，西方先哲们有关事物本质，乃至世界本源的探讨，在于寻求有关事物和世界的知识的完善。西方关于本质的探讨，柏拉图与笛卡尔是不能逾越的历史环节。柏拉图在继承苏格拉底关于从人的主观心灵认识与把握外部世界的认识原则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在外部世界之外存在着本源性的“理念”，对“理念”的揭示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笛卡尔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对本质的认识过程中，应重视理性认识，轻视感性认识。他推崇“天赋观念”，强调对真理的认识更多要借助于演绎法，忽视归纳法。如果说，柏拉图的哲学观点还停留在哲学层面来强调精神性“理念”的重要性以及追求现象本源的重要性的话，那么，笛卡尔则从普遍意义上，即从哲学推演到一切知识研究的领域，强调了理性法则的重要性。为此，笛卡尔不仅被尊称为“现代哲学之父”，而且还被尊称为“近代科学始祖”。自此，西方将理性法则、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及一切领域，对“真”的探讨成为知识获得的唯一标准。笔者认为文学是存在本质的。只是这一本质不同于柏拉图式的脱离现实世界的绝对存在。同时，也不同于笛卡尔所理解的，依靠科学方法，强调理性认识，贬低感性认识，以“真”为最终标准来获取心灵、上帝和物质的本质的做法。文学的本质应与文学现象密切相关。从文学现象出发寻求文学的本质的过程，是一个文学知识积累的过程，也是对文学规律把握的过程。从文学的本质向文学现象推演的过程，不仅是文学理论指导文学创作实践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学理论得以检验的过程。需要特别指出是: 对文学本质的揭示绝不仅仅是关于文学“真”的发现。作为人学的文学，除了依靠文学的形式完成对社会规律的揭示之外，还要以其潜移默化的方式完成对人的人格塑造与伦理规范的强调。因此，文学的本质除了具有认识的维度之外，还应该有伦理的维度与审美的维度。这三者共同构成文学的本质。在此意义上，对“文学是什么”的探讨，决非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找寻与积累，而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的培养与塑造。
关于“文学是什么”的本质的探讨，具有极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对文学本质进行探讨，有助于抽象思维的训练。
从思维方式上讲，对于文学本质的探讨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抽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必须从大量文学现象中，总结概括并加以抽象化后，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一般与普遍的文学性质。为此，通过文学理论的学习，使人们逐步养成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一般与普遍的学习能力与思维习惯。
第二，关于文学本质的探讨，有助于避免单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如上所述，对人内心世界的把握不同于对外在客观事物的认识，决不能仅仅依靠科学主义的方法。“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它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学术问题的研究理念。科学主义以信仰科学知识万能为价值归宿，因此，在具体运作上，它倾向于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发展表明，在科学主义方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它一方面日益脱离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在精神世界中完成理论建构后却失去回归现实世界的动力。第三，关于“文学是什么”的本质的探讨，有助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思想，特别是传统思维方式，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有重要理论启示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富有辩证精神，这是近来学术界认同的观点(当然，这种辩证法也是与古典时期相对应的素朴的辩证法) 。与哲学同生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就具有了辩证的特征。这种辩证思维的总体特征体现为整体性思维与包容性思维。整体性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谓整体性思维就是在认识事物时，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地是一个整体。整体之中包含着各个部分，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各部分内部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包容性思维也表现为素朴的辩证法性质。所谓包容性思维是指在研究问题、对待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事物内部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转化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带有明显辩证思维的观点，多指人的内在，而不是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思维。第四，关于“文学是什么”的本质的探讨，有助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认识与把握。比如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当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否定一切，摧毁一切的同时，也就暗含着保留一切、建设一切的意思。从语义学上看，英文 unmaking(摧毁) 一词就同时具有‘恢复事物原样’的意思，要‘恢复事物原样’不从事建构是不行的。可见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二者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都对人类及其生存于其中的地球的命运怀抱深深的关切。”
据此，笔者认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反本质主义主张的提出，对改变传统的相对保守的文学理论形态是有益的。但除了要求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的理论缺陷外，还应特别注意后现代主义思想深处那份浓浓的人文情怀。正是这种情怀，使他们无情地批判现代主义，又是这种情怀，促使他们进一步关注现实与人类的命运，反思自身理论的缺陷。进言之，笔者认为如果不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能从个别过渡到普遍，那么这份人文情怀是很难保持的。而且由于缺乏对普遍的、本质的把握，文学本身就难以上升到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文学创作就失去追寻的目标，只能随着消费需求与享乐观念的不断扩张而描写着感性的体验，难以升华到形而上的高度。对“文学是什么”的本质的探讨，是文学理论趋于学科独立的理论基础。
第四，“文学是什么”的本质界定，是关于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同时也是文学如何成为文学的概念性规定。对本质的认识与相关知识的获得，必须透过大量文学现象而进入理论形态，并在其中完成相关知识的建构。换言之，文学本质是形成有关文学理论知识的重要“参照系”。围绕文学本质的探讨而形成了一系列文学理论知识，并最终形成文学理论体系。
因此，文学理论如何走向自觉，如何完成自身知识形态的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学科独立，对“文学是什么”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是至关重要的。
三、文学本质是历史的、变化的
凡事物都是有本质规定的，同时也都是历史的、变化的。因此，事物的本质规定不是僵死的、不变的，它总是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不断地变化着。
文学理论作为研究一切文学现象的规律的学科，是人们对文学现象在抽象基础上的理论把握，由此而形成的理论同样不是僵死的、不变的。过去，文学理论中有关“文学是什么”的本质问题探讨，过多注重了知识积累，相对忽视了知识在现实中的运用问题。这种过度强调理论形态，客观上强化了文学理论的稳定性，造成了文学理论不变的假象，从而为反本质主义提供了说辞。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文学是什么”的本质问题探讨并没有像反本质主义倡导者所说的，文学理论中僵化的文学本质阻止了文学理论对文学现实的言说能力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改变自身理论形态的能力。我国文学理论中“文学是什么”的本质问题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认识的加深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总是随着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的发展而发展，它永远是生动的、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静止的。”
如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到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再到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文学是显现在话语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识，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同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认识的能力、局限和模式，因此，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超越时代的局限发展着，文学理论也总是在发展着。在文学理论中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和阐释，只标志着那个时代对文学的认识。由此可见，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相对固定的，而在文学理论学术史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则是变动的。”
进言之，文学理论中文学本质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应该说，反本质主义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理论见解，对文学理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文学理论只有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才能分析文学现象的发展规律，更好地评说文学创作。如果只是强调文学理论的变化，那任何时候都无法真正地认识文学现象，把握文学规律。同样，文学理论只有随着社会与文学形式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身理论形式，才能更好地指导文学创作实践，并在指导创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理论自身。因此，正确认识与把握文学理论中文学本质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差异性与普遍性、静止与运动的辩证关系应该是我们反思当下文学理论如何发展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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