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符号语言学与语用研究(2)

　　我们列举的种种涉及了巴特关于服饰、饮食、汽车、家具等大众文化的幽微细致的分析，其基于消费社会和资本神话的“去神秘化”的时代背景自不必说，其将大众文化进行“文本分析”的阐释路向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我们认为，由“知识程度甚高的技术专家团体”或者“可能较为分散、较不知名的群体”构建起来的“语言 系统”,最终将某一类大众文化： 服饰抑或是汽车等等包裹为“流行体制”和“流行神话”,起到了伪装或者诱惑的社会作用，让消费者追逐、猎求，成为大众消费“言语形式”的文化表征。整体看来，巴特这种独具意义的大众文化的“文本意义解析”,不仅揭穿了流行体系和品牌塑造的神秘面纱，进一步让文化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得以显形，而且构建了文化批判一种新的路径，这就是以符号学的理论形态，以文本分析的阐释规约，为大众文化剥皮抽筋。可以说，《符号学原理》以及其他的关于大众文化的分析，这是巴特符号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之一，也是他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巴特对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努力，还表现在他的一部发表于1966年的研究论着《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之中。
　　
　　为了对叙事作品的准确把握，巴特再次引入了语言学的描述层概念。按照巴特的说法，一部叙事作品就是一个长长的句子，因为句子的多个层级的描述本性，让叙事作品的语言学分析成为可能。叙事作品可以在某一层次上，结合到高一级层次里去，这样，叙事作品就具有了意义。
　　
　　罗兰·巴特认为叙事作品具有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三个层次。首先是功能层，功能是叙述的最小细胞，是针对一个故事的整体性言，因为一个故事总是可以切分为具有相关性质的小单位。其次是行动层。叙事作品具有一些基本的系列。一旦构成序列交错的封闭块（或“世系”） 被吸收，就进入了上一层的叙述结构，这就是“行动层”.第三层面为叙述层。巴特谈到：“作为对象的叙事是一种沟通的枢纽。存在一个叙事的给予者，也存在一个叙事的接受者。”[5]（P102）
　　
　　罗兰·巴特将《与天使摔跤》作为自己符号学叙事理论阐释的范本，分析对象是《创世纪》第32章第23 ~ 33节。文本讲述的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 主人公雅各带领妻子、使女前来渡河，所其他人都顺利过河，只留下雅各一人； 一个人来与雅各摔跤（即格斗） ,最终未能胜过雅各，后来对手要求得到雅各名字，在知道雅各名字后要他改名为以色列。雅各将脚下的地方改名为毗努伊勒，大腿也瘸了。故事被巴特划分为渡越 （23 ~ 25节）、格斗 （25 ~ 30节）、命名或改变（28 ~ 33节） 三个叙述序列，他认为这三个序列前后连接、催化，构成了故事的主线，这就是叙述中的功能层。对于行动层，巴特认为，雅各是行动主体，跨越河流、渡口、阻碍渡河的人等构成了行动的客体。雅各的行动表现了一个熟悉的神话叙事片段： 一种障碍的克服。然而，前面的分析都是为了进入第三层面---叙述层，即故事所包含的叙述模式。巴特认为整个故事的叙事都表现出一种民间故事的固有定式---英雄转移、英雄与敌人格斗、英雄标志、英雄的胜利、灾难或某种欠缺的取消，这亦是普罗普总结的民间故事的潜在结构之一。巴特谈到：“在每一阶段都显示普罗普公式和创世纪叙事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平行关系。”[5]（P218）
　　
　　三
　　
　　至此 我 们 看 到： 无 论 是《符 号 学 原理》，还是《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巴特都在意于一种潜在结构和系统分析。我们不仅要问： 如此的分析究竟为何，其目的何在？ 让我们先看一段引文：“目的只是要从语言学中引借一些分析性概念。……我们满足于提出和阐述一套术语系统，希望这套术语系统，能够在大量异质的意指性现象之中，导引出一个初步的秩序来。”[3]（P2）
　　
　　对于巴特来说，他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是合二为一的，与卡希尔、苏珊·朗格等着名符号学家不同，巴特的符号学思想主要来自语言学领域，他选择性地把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等人的理论主张为我所用，并在自己的研究世界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结构”,也是运用这些理论，他完成了对饮食、服饰等众多领域的“结构”分析，找到了这些领域的一个比较恒定的结构系统。从另一方面说，巴特的结构主义又属于完全的语言学式的结构主义。他对结构主义曾作如下判断：“结构主义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就当前的经济学发展的情况而言，语言学已经成为研究结构的真正科学。……所有结构主义者的目标，不管是反思的还是诗义的，都在于对于‘客体’的重建。”[6]（P270 ~ 272）
　　
　　巴特这里所讲的“重建”,也是要得到一个对于客体的“结构”.很明显，巴特的目的在于对一种无所不包的潜在系统的追寻，这也是巴特学术历程第二阶段即“符号学时期”的理论起点，即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去寻找文学或者文化的一种潜藏模式，亦即“深层结构”,从而推导出关于文本的内在结构或者隐藏在大众文化“流行神话”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
　　
　　罗兰·巴特对于客体的重建的努力，在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也能看，其理论主张，巴特认为，叙事性作品总是飞跃在国家、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存在，不管其作品质量的好坏。同时，任何的一部叙事作品，一定保持着一整套的隐在的规则和构成质块，对于叙事作品的研究，就是要挖掘这种规则或者质块。
　　
　　据此可以说，尚处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特并不在意文学的内容和意义，而只是把文学看成自足的系统，他着力建构的也不是这个系统的意义，而是系统本身。他在早期《什么是批评》中就强调了这一理论观念：“文学既要求具有意义，而意义又是闪烁不定、稍纵即逝的，所以文学就只能是一种语言，一种符号系统，它的本体并不存在于它的的信息之中，而是存在于这个系统之中。由此可见，批评建构的仅仅是作品的系统，而不是作品的信息，正如语言学家必须确立能够转达这种意义的形式结构，而 不 必 释 读 一 句 话 的 意 义 那样。”[7]（P19 ~ 20）
　　
　　巴特对于研究对象的科学化、普遍化努力，目标还是要造就一种“公式”,想把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一网打尽。例如，结构主义的叙事研究，巴特不是关注人物的心理，不是“有生命的人”,人仅仅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而出现，所以，巴特叙事学研究的主体是关于人的叙事的“结构”,不是“人本身”.巴特本人也谈到，文本真理的消解是结构分析的代价，结构分析的任务不在于从形式出发以便去感知、说明、或表述内容。他说：“正好相反，在于通过一种形式科学的作用来分散、推迟、化简、摆脱最初的内容。”[8]（P144）
　　
　　需注意的是，巴特符号学形式的叙事阐释，不光是划定了叙事作品中人物的结构属性，还进一步将叙述者和作者进行了区别，巴特的看法是实际作者无论如何都不能成其为叙述性作品的叙述者，两者的身份是一内一外，实际的作者处在作品之外，而叙述者则处于作品内部。因为叙述者在叙事结构方面尚且起着功能性的作用，这构成了叙事作品符号学分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