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西方文论到比较文论
一、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
张隆溪于 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就读研究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系统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发现新时期的文学学习离不开文学理论，而受当年极左思潮影响，文学理论主要呈现出机机械反映论，资料又十分匮乏，所以开始研究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中就已提到：“在长期的封闭之后，我们一开始自然以介绍国外的文学研究为主，所以从 1983 年 4 月到 1984 年初，我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多篇评介西方文学理论的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986），在国内算是比较早对西方文论的介绍和评论。”①张隆溪一直强调文论的重要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是他研究西方现代文论的开创之作。
（一）以术语带动阐释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体系繁杂，流派众多。张隆溪没有大篇幅地翻译各代表人物的复杂理论或是论证过程：“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详述他们那繁冗的分析”②。对于接受新的知识，张隆溪十分重视文论中重要术语的翻译和解释，以点带面，更好地帮助阅读者理解。在翻译和阅读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解释核心范畴。在这个方面，张隆溪翻译的一系列术语，为后来的文学理论撰写提供了参考。
张隆溪对于每个术语的选择和翻译，清晰地体现了此流派的理论核心。在“诗的解剖--结构主义诗论”第二小节介绍卡勒的理论时，选用了“程式化期待（conventional expectations）”术语与前文耶奈特的“阅读态度（attitude de lecture）”结合起来，很好地引出了对于“程式化期待”的解释：“读者读诗时自然会取得一定的态度，做出一定的假设”③让本来陌生的术语，清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
紧接着下文就依次阐述了“程式”的三个特点：‘非个人性（impersonality）'’整体性（totality）‘’诗必有意义（significance）‘,这样就把卡勒“程式文论”的轮廓大致勾勒出来。这一点，其实同时也是为了让读者对术语的理解更加立体，而不仅限于字面上的解释。
在“谁能告诉我：我是谁--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第二节介绍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时，当讲到了他治病时用的“疏导疗法”时，联系起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疏导“和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讲悲剧对于情绪的”净化“,颇有一些共同之处，而西文里是同一个字--catharsis,即让郁积的情绪得到发泄以获得心理健康。”
在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时，联想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也是在证明着关于人的精神的历史已有了自己的积淀。
张隆溪在术语的选择时，十分重视文论的整体性。若文学流派的理论背景会贯穿发展的因素，也会通过这些关键词反映了他对于文论理路的思考。在介绍结构主义时，虽然分章叙述了语言学、人类学、诗论、叙事学，但是贯穿其中的索绪尔的理论精神随处可见，对这些灵魂术语“言语”“语法”“语言”“有声意象”解释的十分通彻。在形式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影响中，也阐述了雅各布逊的理论变化，对于文学理论内部的分流和变化也给予了充分的认识。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虽然每篇内容独立，但通联而读便可以见出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的大致轮廓。其选择的十一个流派（精神分析文论、英美新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也代表了张隆溪的文学理论观念--由精神分析文论开端，而落脚于阐释学。选择代表着认同，张隆溪这样说道：“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西方是多种多样而且经常变换的，本书所能评介者只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几种，不可能饱览无余。例如在欧美都逐渐发生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评、新历史学派以及从女权运动观点出发的评论等等，都很值得我们注意，然而限于我的能力和我目前的时间条件，对它们的评介都只好暂告阙如，留待他日。”②对于未被选入的马克思主义文评、新历史学派以及从女权运动观点出发的评论，理由归于影响并不是很大，显得偏颇，而“全依我们的需要决定取舍”可能更加符合。 从注重心理分析的精神分析文论开始，又停在了关注读者理解的接受美学。从这些理论流派发展上看，都有了历史的沉淀；从理论流派发展走向上看，都或多或少有极端冒火的局限。结尾选取阐释学仿佛是一个总汇：达到了理解，才可能更好地感悟美。无论是术语的翻译还是流派的选择，《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都体现了张隆溪的文论阐释性倾向；而介绍文论的方式也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立场。
（二）以述评开启理解
朱光潜先生曾在《谈美书简》中总结自己学习的方式：“要就所学习的问题多费心思来把原书吃透，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斟酌表达方式。”④而在张隆溪的这本《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张隆溪使用的这种方法，把自己所学习的文论，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而不是教科书式的选讲。80 年代文艺理论界对于西学理论所抱态度是十分谨慎的，这从当时的主要的文艺报刊对于西学理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有些文学杂志（如《文学知识》）一直到 86 年才开始开辟西方文学理论专栏。在 1985 年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代序中，冯健男开篇这样写道：“他讲西方现代派文学，并不是一味赞赏它，更不是吹捧它，卖弄它，而是给以比较实事求是的介绍和批评。”①“吹捧”“卖弄”这样的词语，更是显出了当时对于西方文学的态度。在 1985 年《读书》杂志第五期上刘梦溪就引用了王行之评论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在新世纪里畅销的原因，王行之指出其生动的讲解，十分有生气，而不是言必符合某某文艺政策而失去了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在 83 年第四期的《读书》编后絮语中：“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行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使我们对域外事物的了解可以比较正确。但是，可能不等于现实。马克思主义需要的首先是全面了解情况，而不是匆匆忙忙地下结论。对自己境外的事和人一概排斥，或者一概迷信，都不是科学态度。”③在经历了文革的浩劫之后，如何在“极左”思想还未尽散之时传递新的理论，或许采取更为委婉的述评方式既给对文学有兴趣、有研究的人打开了新思维，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唯物辩证观指导下进行的，形式的合理更有利于思想的接受和传播。在张隆溪篇首的《管窥蠡测》行文最后，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也必须面对现代文艺和现代文论不断提出来的新问题，同时也积极正视文艺领域中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挑战。”
张隆溪已然发出了作为一个文论家的声音，对于现代文艺的学习和传播不仅是责任，更是一种殷切的期盼。文论建设初期，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古今中西复杂的矛盾与关系，而对于西方文论的引入，如何处理中西文论关系又尤为关键。在中国文评的影响下，张隆溪对于西方艰深文论的吸收、消化与传播更具有中国文论整体性的特色，用述与评的方式把西方的文论转化成一种更平易近人的书写。在介绍一个新的理论时，《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开篇先引入一些着名故事段落或名言，通过这种列举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方式，引导读者发现此文学流派的立足点，然后才介绍这个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包括代表人物、观点和作品。中国文论的大量的实例会出现在“评”这个部分。用大家熟悉的中国文论做结尾，让读者在理解完西方文论后，考虑它与中国文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对于中西文论关系的处理达到了互相沟通与对话的效果。同时，这种整体性的思考方式也为日后“道与逻各斯”的中西比较逻辑埋下了伏笔。
具体来说，张隆溪的论述总是由一个有趣的文学文化现象入手。在介绍精神分析学派时，开头是选用古希腊斯芬克斯之谜，在英美新批评篇中是《旧约》中的一句箴言，神话与原型篇选用了荷马史诗、柏拉图、和屈原《九歌》作为引子，在俄国形式主义篇选用《约翰生博士传》等等。这些难懂的西方文论在张隆溪的叙述中，已然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如在和你对话一般，唤起你的回忆，在你对这段回忆的基础上，展开他的故事--新的理论。这样的安排在读者接受上没有权威式的灌输，没有死气沉沉地转述，而是鲜活的理解。述评的方式把读者与理论拉近了--不论是读者向理论靠近，还是理论向读者开放。
具体到介绍理论，文章一般会分为两到四个部分，这些部分中包括学派开始的时间、地点、主要的人物、主要的观点和书籍、学派的发展等方面，还是以一贯的叙述风格加深理解，而不是仅仅转述。字里行间是客观的描述但却不是没有温度的陈述一种与己无关的理论。在“评传统的阐释学”中，作者用的是“神·上帝·作者”作为标题，张隆溪是这样解释的：“神、上帝和作者都爱用隐喻和含蓄的语言。”,既看到了阐释学的源头，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那一脉相承的问题。
在介绍阐释学的开始，首先说明了人类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地会遇到需要理解和说明的问题，所以阐释现象本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由生活中的现象到理论的建立是在十九世纪初，那时候并不是讲一般的理解和认识过程，而是讲对文字的诠释技巧，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以此开始了对阐释学的发展过程的讲述。第二章讲述了现象学与阐释学，这其实就是在强调在阐释学发展的过程中，现象学对阐释学产生的一种极端的影响，让阐释变为一种意义的复制。最后的一章是在总结中结束的，题为“同一性的幻想”便看出了作者对于传统解释学的态度，重点在于批评把文学当成追求和把握一个永远不变、准确而又绝对权威的目标。最后，举出了对杜少陵诗歌的解释以及欧阳修与梅圣俞关系十分要好，可是欧阳修自己还是记载：“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以此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来作对比和阐释，很生动地说明了把握作者本意的难度和仅以此为目标的局限，完成了理论批评化的目标。
通过引子、述说、评论这样的特色安排，把每派理论由远及近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不生涩、不难懂，反而更能激发起读者进一步了解理论的求知欲望，把理论批评化，如同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故事的趣味性（批评）保证了读者的兴趣，故事的哲理性（理论）保证了读者的思考。通过阐释让理论与批评融合起来，摆脱了权威式地灌输，也拒绝了僵化地接受，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地理论与批评的循环，最终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鉴赏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