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各种社会文化汇聚集中的场所，刘易斯·芒福德甚至明确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也因而成为人类文化形式内容最为多元、交流融合最为频繁、变化更替最为明显的空间。同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也逐步渗透到城市的各个领域，反映在历史、建筑、环境、制度、管理及市民心理等种种元素所构成的城市体系当中，成为每个城市所特有的自身文化，并且能够被人们作为一种特色或个性来对城市进行识别。文化从而成为城市发展所高度重视的关键要素，其传承和发展也演变成为城市生长的重要环节。
实际当中，由于历史年代、经济环境、技术含量、市场偏好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各种文化存在着强势与弱势之分，导致它们在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着兴衰更替。城市当中更是如此，由于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型的文化不断产生和引入，对传统的文化造成直接压力，传统文化往往由于缺乏商业化手段而失去市场; 缺乏工业化技术而导致低效; 最终由于无法适应新一代城市人的欣赏趣味与消费偏好而逐步萎缩。但是，传统文化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是城市成长的精神土壤和根基所在，被认为是城市的“软实力”。传统文化的衰落与缺失将使城市发展丧失自身的特色，直接影响城市的竞争能力。
2007 年由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城市规划国际论坛”发表《城市文化北京宣言》指出“……城市文化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文化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涵……城市文化建设担当着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重任”。可以说，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实力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态环境和文化实力的竞争，后者是保护和弘扬城市个性特色的关键所在。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城市、团体、人群开始关注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由谁来负责? 有关主体的讨论是这一领域的热点。目前对此的主要手段有立法保障、行政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市场化运作、民间传承等，涉及到政府、企业与民间力量。由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责任主体为之建立一个整体性的保护制度，而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最大占有者，它比其他任何组织都更有优势来整合各种资源推进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因此在上述三者中，政府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主导者，徐和平( 2011) 在对美、欧等地城市更新运动中城市景观文化取向进行比较分析后也提到政府在城市文化保护与发展中的核心角色。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依托企业，走向市场也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流路径。相比之下，对于民众及民间力量的研究关注则相对薄弱。虽然相关文献都指出了普通市民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化保护不能光靠政府唱主角，民众尤其是传统文化持有人在其中的作用十 分 明显，民众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但对于民间力量在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中主体地位的讨论则相对较少。实际上，传统文化的产生、传承、发展都是以社会民众为基础群体进行的，民间力量的作用相当突出，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民间力量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绝对的核心主体角色。
正是鉴于这一现实状况，本文拟对香港元朗天后诞的实例进行分析探讨，力图构建以民众为主体的城市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机制，揭示民间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主体性。
2 研究案例
2. 1 案例选择
对于一个群体而言，节日可以构成其传统文化的集体纪念活动，传统文化能够通过节日形成这一群体的集体记忆，从而提供一个历史文化坐标体系，使得群体形成共同的历史和遗产认识，从而保持群体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可以说，节日以其高度的公共性、有组织性和历史性而特别适用于文化记忆的传承和交流。
从历史时期的小渔村发展到现今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可谓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典型。随着香港现代大都市的迅猛发展，加之东西文化的汇集交融，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变异、更替、衰落等威胁更为突出。但时至今日，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节日习俗仍然在香港随处可见，花市、龙舟、舞狮、飘色，等等，甚至部分文化习俗例如长洲太平清醮期间的“抢包山”更是由于成为香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而发扬光大，香港城市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效果之良好引人关注。
鉴于此，本文选择元朗地区的天后诞传统节庆活动作为研究案例，对香港城市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由于香港最早的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因此对天后( 即妈祖) 的信奉是主流的地方文化习俗。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诞期，香港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元朗( Yuen Long) 位于香港新界西北部，属于香港城市近郊，区内约有140 个村落，散布于六个乡区。在城市拓展和人口迁移的推动下，元朗目前已经成为香港市民集中居住的区域之一，显示出较为纯粹的城郊社区特征。
虽然日趋现代化，元朗居民仍然保留了很多传统习俗，天后诞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元朗最盛大、最热闹的传统节庆。元朗每年于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上午举行天后宝诞会景巡游，巡游从元朗鸡地( 地方名) 集合出发，经教育路到元朗大球场汇演，最后到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大树下天后庙酬谢神恩，各花炮会还设有盆菜、晚宴及投花炮等庆祝活动。
与长洲“抢包山”转型成为香港城市旅游的重要活动不同，元朗天后诞还保留着地方传统习俗活动的本色，政府参与管理的程度较低，基本上由元朗当地的民间社团、地区村公所、学校和各村花炮会共同组织，以市民为基础的民间力量在这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当中的作用显着，也成为本文将其作为研究案例的原因所在。
2. 2 案例分析
笔者自 2010 年开始对元朗天后诞进行跟踪调研和资料分析，并进行了相关的对象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由于市场知名度低等因素的影响，元朗天后诞主要还是由本地市民和社会团体自发组织，政府相关部门给予一定的协助，表现出明显的民间传统文化习俗活动的特征。
2. 2. 1 历史悠久，传承性强天后诞早期只是居民的零散祭祀活动，自 1963年元朗市民开始有组织地举行天后诞巡游庆祝仪式，并以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大树下( 系地名) 天后庙作为巡游的终点，一直坚持到现今，已经具有 50年的历史传统，所有这些都构建起元朗天后诞的悠久历史。如今，天后诞已经是元朗地区每年一度最为盛大的传统文化活动，在笔者对参加巡游的表演者和现场观赏的市民进行调查访谈时，82% 的访谈对象都对天后诞的历史传承赞不绝口，“每年都有”、“历史传统”、“很久”、“长期”等词语出现的频度最多，真实反映出元朗天后诞的悠久历史。
传统文化发展最关键的是一代代人的传承，而人们的现场体验和亲身参与则是这种传承最为有效的保障。元朗天后诞的传承发展也显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6%的表演团体每年都参加巡游活动，大量表演者的参与使得文化传承有了现实的载体，2011 ～2014年期间都有3000 ～4000 人参加了巡游活动( 表1) ，展现出元朗当地居民对于这一活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更为突出的是，不少表演团体非常注重吸收青少年参与其中，天水围区张煊昌中学自 2010 年开始就连续参加了5 年的天后诞巡游活动;2011 年新界工商业总会的飘色表演也吸纳了不少青少年; 2012 年水蕉新村青年团也是由当地青年作为表演主体。所有这些都给元朗的青少年提供了亲自体验地方传统文化的机会，只有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化传承和发展才能够拥有良好的基础。【表1】
2. 2. 2 参与众多，民间为主以民间力量为主体是元朗天后诞的最大特点，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天后诞的巡游活动都是由元朗地区的民间社团、村公所、学校和各村花炮会联合组织并举办的。其中，社团和村公所专门负责策划巡游路线和活动指南; 各村村长担任巡游当天的大会负责人，活动所涉及到的所有事务都要向大会负责人汇报，由其统一协调解决; 花炮会和学校则作为巡游活动的主要表演单位，承担游行活动任务。整个天后诞活动事务基本上全部是由当地的民间组织组织安排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维持巡游活动区域内的治安工作，起到协助配合的作用。
当地居民、团体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2008 ～2014 年 5 年期间，参加巡游表演的社会团体基本上保持在 30 支队伍上下( 表 2) ，显现出元朗天后诞广泛的社会覆盖率。只有参与的人群数量增多，更多的人对此形成了解和兴趣，传统文化才能够拥有更多的爱好者和支持者，才能真正实现良性的传承和发展。在笔者的调查中，87% 的被访元朗居民喜欢天后诞这一传统文化习俗活动; 66% 的被访元朗居民愿意到现场观看巡游表演活动，进一步反映了天后诞在元朗地区的深厚群众基础。【表2】
2. 2. 3 特色鲜明，支持度高一年一度的元朗天后诞巡游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活动，人们多以“唯它最有声有色”来描述这一盛会，充分体现了天后诞的鲜明特色。
天后诞巡游当天，每个巡游团队都准备了别出心裁的表演活动呈现在大众面前，虽然一些现代新型文化如步操乐队、服装秀等被纳入其中，但龙、狮、麒麟等传统节目仍然占据了 70% 以上的比例，飘色、英歌舞更是岭南地方独有，地方传统文化的独有特色在元朗天后诞活动中得到了良好的保留和传承。
在笔者对现场观众的调查中，89% 的被调查者认为天后诞巡游活动是元朗地区传统文化的代表。
鲜明的特色和传统的内涵使得元朗天后诞吸引了大量市民的关注和支持。实地考察中，笔者在巡游的前期准备、农历三月廿二日晚的拜天后娘娘、最后的还花炮仪式等环节中都能亲身感受到市民百姓对天后诞活动的认真程度。而在问卷调查中，88%的被访观众对天后诞活动表示满意; 49% 的被访观众表示明年会再来观看天后诞巡游活动，较高的支持度解释了元朗天后诞这一传统文化活动长盛不衰的原因。
3 基于市民的城市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机制
3. 1 动力分析
与政府、企业牵头进行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相比而言，以市民为基础的民间力量所主导的传统文化传承表现出较为纯粹的无功利性，分析其原因在于不同主体的行为动力存在着差异。
3. 1. 1 文化认同———民间力量 民间力量进入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程中，其根本动力来源于其对于地方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得他们对于地方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能够容易地产生认同与亲近，即所谓的文化认同。在笔者的调查访谈中，当被问及为什么参加天后诞巡游活动时，接近 90% 被访者的回答当中都包含“我们的”、“元朗盛事”、“本地的”等词语，充分体现出他们对于天后诞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
这一认同源自于市民对于地方文化资源的珍惜与维护，直接推动元朗市民、社会团体等民间力量不计回报地积极投入到每年一度的节日活动当中。笔者访谈了解到，大多数表演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志愿进行演练。他们通过这一方式表达出自己的地方文化价值取向，并通过巡游表演将天后诞这一传统文化借助共同的历史记忆、集体经验、文化符号等在更大群体中进行传播，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图1】
3. 1. 2 文化责任———政府部门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是一个地方、城市、群体的共同财富。正如前文所说的，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管理服务机构，承担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其职责所在。对公共利益与公共财产的责任驱使政府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承担着主要角色，现阶段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是其中的典型体现。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以政府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其一是覆盖范围，政府部门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保护与传承的数量，往往会制定一定标准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级别等进行界定，从而筛选出部分价值高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而那些未入选的就不在这一范围之内。其二是保护方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政府部门经常受到有限投入的限制，导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得不到充分保障。
3. 1. 3 文化投资———企业组织现实当中也有不少企业介入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中，少数企业出于社会责任或慈善的初衷，但大多数企业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投资项目，通过文化投资挖掘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最终实现获利目的。
不可否认，以文化投资为驱动的企业介入行为在为企业带来经济利润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功利化的市场经营行为非常容易陷入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歧途，不但不能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文化，而且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破坏与衰落，众多学者所说的“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就是对此的典型描述。另外，企业为了实现利润，往往会寻求市场价值高的传统文化进行投入，而那些缺乏市场价值的传统文化则无人问津，同样存在着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
3. 2 机制构建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由于驱动力的不同，政府、企业、民间力量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和范围存在着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驱动导致的行为目的功利性不同。企业的功利性最为明显，其介入更多的是一种经济行为;民间力量的功利性最弱甚至无功利性，其介入更主要是基于文化认同价值观的地方归属感表现，更多的是一种自觉、自愿、自发的行为; 政府则介于两者之间，但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受到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
结合现实情况来看，所有传统文化的发展最初都是始自民间的传承，民间的代代相传才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后期政府和企业出于各自目的介入这一进程，并且借助各自的强势地位逐渐占据形式上的主体。从根本上来说，民间力量( 在城市中即指市民) 实际上发挥着核心的影响和作用，甚至是引导政府、企业进入的关键因素。笔者借鉴元朗天后诞的实际案例，构建如下机制，进一步揭示基于市民民间力量的城市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 如图 2 所示) 。【图2】
( 1) 城市传统文化在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多样因素影响下正面临着弱化的威胁，这种威胁有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衰落或消亡;( 2) 城市居民( 民间力量) 出于地方归属感对于传统文化有着较高的认同，往往会自发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性的传承工作，使得传统文化得以保持或恢复;( 3) 一旦传统文化引发公众兴趣和市场需求，政府、企业就会分别在公共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刺激下参与到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之中，与民间力量形成互动，使得传统文化得到强化发展;( 4) 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将会增加城市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和地方归属感，又进一步刺激市民加深文化认同，从而形成新一轮刺激，民间力量进行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动力更加充足，形成良性循环。
4 结论与讨论
借助香港元朗天后诞实例分析发现，以市民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在城市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当中发挥着基础性核心角色作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保持与恢复重现其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发政府、企业等主体参与这一进程，从而推动城市传统文化的强化与发展，避免衰落或消亡的结局。这一“自下而上”的机制与政府、企业主导的“自上而下”机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无功利性，正是这一特性保证了前者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使得诸多传统文化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能够得到延续发展，尤其对于那些缺乏市场价值的传统文化而言更为关键，这也是民间力量在城市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进程中值得重视的原因所在。
鉴于传统文化在城市快速发展背景下面临明显冲击的现实，本文仅仅讨论了民间力量在城市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对于其在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并没有论及。实际上，民间力量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而言似乎更是主流，本文所构建的“自下而上”机制在乡村范围内也应该有其作用空间，这也是后续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致谢: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陈咏琪参加了前期调研，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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