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4年，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人文北京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对北京城市发展所做的新的定位，也是北京在未来几十年全面发展的方向。按照这一定位要求，就文化建设而言，北京不仅要进一步明确城市的文化战略、调整城市文化功能布局，而且要在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构建智慧城市的基础上，发挥首善之区的表率作用，建设宜居文化。在这一年度中，北京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相关指示精神，在人文北京建设与研究中，直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与新的进展。
一、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
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设立的总目标，在这一命题中，文化是重要的内容，它涉及文化体制改革等诸多重大问题，关系到文化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北京的诸多学者在这一宏观性的视域中，结合北京文化的发展实际，对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探讨。
第一，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是个系统性工程。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整体统筹，分步实施。高小平从国家战略高度阐释了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意义，指出这一转变意味着党和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中在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正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变。
而这一转变的根由在于新的生产力要逐渐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对这一转变，祁述裕指出着力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和文化善治转变，需要协调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中，形成国家的文化治理体制机制。金元浦在描述文化治理新体制机制形成时，将其概括为“顶层设计、辩证施政、历史理性、改革激情”。他认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在顶层设计中统筹文化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注重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多元的发展中努力寻求发展文化和发展产业之间的关系，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平衡点。在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战略中，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应发挥文化中心的示范性作用，在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的建构中发挥表率作用。余钟夫指出，北京处于现代化的“后过渡时期”，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要在符合城市发展性质和国家总体改革方向上率先探索。
第二，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在于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是规范北京市乃至我国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安排，符合实际发展的文化体制，能有效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激发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在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陈少峰认为，改革任务就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在这一改革中，面临着来自行政阻力、内容产业乏力的困难，因此，应通过转变职能、合并部委、压缩审批权等方式，发挥市场的作用，形成真正的服务型政府。陶东风在阐释这一问题时，认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包括以顶层设计为核心的文化治理的制度建设和以制度执行为核心的文化治理能力建设。
在此陶东风着力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指出突破计划体制的惯性束缚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因此，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是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正是基于此，张晓明、章建刚等指出，随着文化体制改革逐渐涉入深水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正在从政府主导的启动阶段走向依靠市场内生动力发展的新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换挡期”。
与陈少峰、陶东风等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同，熊澄宇、王家新等认为在改革中应注重文化建设主体的重要性。熊澄宇在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中，较为侧重文化主体的多元性建设。
这种多元性表现在管理的多元性、创意的多元性、生产的多元性和消费的多元性四个层面，其中管理的多元性侧重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意的多元性侧重于文化内容的差异性，生产的多元性侧重于企业的性质及类别，而消费的多元性则与市场发展水平、区域空间以及消费水平等密切相关。与熊澄宇不同，王家新对文化主体的讨论则是以文化企业为具体的对象，剖析了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
王家新在对当前各地文化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分析时指出，北京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成立了文资管理专门机构，但专业化管理仍处在起步阶段，与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四管”相结合的要求相比较，仍有较大差距。
可以说，在这一大的改革转向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亟待思考的问题。一些论者结合北京实践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黄茹、陈博群等分析了北京文化资源的评价及开发利用的问题，陈默、李震宇等分析了北京文化创意企业发展模式创新问题，江光华对北京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的财政政策等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政府职能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中，一些论者也提出了政府在体制改革后的文化发展中仍需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徐丽、崔燕等从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的角度，指出北京缺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新型人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意品牌和跨国企业集团，因此在增强文化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和治理能力，发展文化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仍应主导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
注重政府作用的原因在于，文化创意产业属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就决定了其在发展中需要政府的保护与扶持，以在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北京市层面，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现实的需要出现的新的课题。由于这一课题本身的复杂性，目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也就是说，对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研究尚有较大的生长空间，随着实践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二、北京文化金融体系建构与模式研究
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需要金融的强力支撑。这不仅是产业自身进一步提升发展的需要，也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越界”与“扩容”的必然趋势。2014年3月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从整章建制的角度大力推进文化与金融的创新发展。从全国范围来说，北京作为文化市场、文化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为文化金融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以依赖的土壤。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和产业运营模式，文化金融在文化和金融领域产生的突破成为了研究的重点。
第一，文化金融体系的建构研究。文化金融作为文化和金融领域的新生事物，体系建设关系到其长远的发展。程立茹、周煊在阐释这一问题时以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环境为切入点，指出在政策层面呈现出“宏观政府规划非常到位，中观平台运作有所脱节，微观企业环境有待优化”的特点，且根据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文化金融存在的问题，从首都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实施重点项目导向战略、通过减税代投方式加大文化龙头企业的税收扶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来完善文化金融体系，推动了文化金融的创新发展。
在文化金融体系的建设中，基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现迅速、文化金融市场活跃的特点，央行与北京市共建文化金融合作区，在合作实验区建设、金融机构与文化企业对接平台、文化产业信用体系、全方位的合作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建设与完善北京文化金融的体系建设。正如任何事物的出现都存在两面性一样，文化金融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范玉刚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文化产业的风险特征与完善投融资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论证中，范玉刚从文化产业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文化资产信托、文化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公私联合融资等几大方面，阐释了文化产业高风险视域下文化企业的融资创新。
第二，文化金融创新路径与模式的分析。文化金融的出现，改变和丰富了文化资本市场，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模式，文化金融为文化和金融两大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李东兴在对文化金融发展模式的分析中，首先梳理了北京现阶段的文化金融模式，即财政拨款、银行贷款、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民间资本等5种类型，且在对北京文化金融存在的问题，诸如平台建设滞后、服务创新模式单一、市场融资门槛过高、缺乏针对银行的激励机制等分析的基础上，对北京文化金融的创新发展进行了探讨。
闫冰竹、艾亚与之角度不同，他们在阐释文化金融的发展现状时还紧密结合了北京银行在首都文化金融中的发展实际。闫冰竹分析了文化金融品牌在产业运营发展中的作用，指出“文化创意+金融创新”的发展之路是满足文化企业金融需求的最新探索，并从战略定位、产品创新、提升效率、增设专营机构、平台建设、丰富内涵等方面探讨了拓展文化金融的方式或路径。艾亚分析了北京银行关于“文化金融”之路的拓展。在论述中，艾亚阐释了北京银行的产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创新、服务团队创新等文化金融创新模式，并以北京银行融资支持文化创意企业的案例为阐释重点，分析了文化金融在产业运营中的具体操作，比如电影《步步惊心》、动漫作品《魁拔》、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等。案例分析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一结合不仅使得理论的阐释更具有说服力，也使得在理论论说的过程中能更好地把握产业发展的动态。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金融的路径创新与模式探索中，互联网金融作为文化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开始发挥出重要的推动性作用。互联网金融是近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作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金元浦、范玉刚等结合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具体的产业案例，阐释了互联网金融对文化金融体系的建构性作用。金元浦指出，互联网金融逐渐改变了传统金融的运营模式与发展方式，对中小企业的文化融资有重要意义。
他认为互联网金融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中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之源，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势完善了融资的硬件设施，强化了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在互联网金融融资平台支撑下的提升发展。
第三，文化金融与行业发展关系的分析。如果说，以上论者是在一种较为宏观的层面对文化金融做的分析，魏鹏举、向勇、何群等则针对某一具体行业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魏鹏举、向勇等以艺术金融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分析了艺术金融对产业的推动作用。魏鹏举认为在文化金融日盛的时代背景下，艺术金融作为一个先行先试的经济领域，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探索艺术金融的实践模式。
在论证这一问题时，魏鹏举认为艺术金融发展的关键是对艺术品的价值进行评估，在北京乃至全国由于艺术品交易市场发展尚不成熟，艺术品交易在信用登记、确认、惩诫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因此，构建完善的艺术品交易市场是发展艺术金融的关键。而向勇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则更进了一步，他阐释了艺术品金融化发展的两大趋向模式:艺术品投资基金、份额化交易。北京是艺术品投资基金较为活跃的地区，而这一模式的发展有助于资本和资源的优化整合;份额化交易是艺术品金融化的中国式创新，在这一模式创新中北京文化产权交易所是中国最大的产权交易桥梁、纽带和中心，与深圳文交所、上海文交所、天津文交所等一起承载着能普及至个人投资者的类证券化的艺术品产权交易工具的作用。
与魏鹏举、向勇等选取的行业不同，何群在阐释文化金融时选取了时下更为火爆的影视行业。
何群在分析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时指出，大量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对产业本身的发展形成了“双刃剑”。
何群认为北京银行、基金等大量资金进入影视业，有效地缓解了影视业对资金的需求，但由于投融资机制不健全，大多数投资“雷声大，雨点小”，非专业资本的大量进入使得影视业出现了泡沫，其应有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种趋于行业“越界”与扩容的发展，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且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行业以高端的创意型行业为主，比其他行业有更为强烈的金融财政需求。江光华从此视角，分析了北京文化产业在与科技融合发展中的财政金融政策。
江光华首先从理论的层面指出了金融财政支持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必要性，这源于国家战略、高科技文化产品的外部性需求、文化科技创新的高投入高风险、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良性运行等层面，并从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带动作用、示范园区的表率作用、财政政策对社会资金的引导、制定资助和奖励制度等方面对促进与完善北京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的财政政策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
通过以上对文化与金融关系的梳理，不难发现，北京的文化金融已经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实践阶段，与产业相适应的文化金融体系已经开始在市场的运营中逐步建立。不可否认，文化金融对北京的文化发展而言，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且由于其本身就是一个产业越界融合发展的产物，对文化金融的研究与认识，可以说目前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对其运行、操作的规律仍有待于进一步发现、分析和研究。
三、北京文化消费现状与问题研究
文化消费是当前北京乃至我国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只有通过文化消费拉动内需，才能真正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挖掘出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性支撑。2013年北京市正式启动了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希望以此带动北京的文化消费，激发文化市场活力，由此与北京文化消费的相关话题也成为诸多论者讨论的重点，对北京文化消费的讨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消费整体状况分析。文化消费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在具体的市场运行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和多元的特点。王亚楠、高书生等在《中国中心城市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中从区域文化消费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中心城市文化消费的整体性状况。他们在对地区中心城市的文化消费进行分析时指出，北京的文化消费占全国城镇份额在近年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但在指出北京文化消费这一整体性趋势的同时，论者并未做更深一步的分析。
与王亚楠、高书生的视角不同，周冲等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则突出了北京文化消费的阶段性。周冲认为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从整体上把握北京文化消费的现状与需求，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性前提。
周冲指出北京文化消费在30多年的发展中存在三大阶段:1978—1992年的起步期、1993—2003年的发展期、2004年至今的调整期，他认为在文化产品和设施日趋丰富和完善的背景下，北京的文化消费取得了较大进展，且趋向网络化、科技化发展。陈智国在分析中亦认同此观点，他指出在北京以网络游戏、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兴消费得到了快速发展。此外，北京在文化消费的规模化发展、特色文化消费平台打造等层面也较为突出。
应该注意的是，随着4G牌照的发放，在未来几年中网络文化消费在北京文化消费乃至整个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攀升。意娜以4G时代对北京网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为题，分析了4G对北京文化消费市场的提升作用，指出4G时代的到来，将进一步扩大北京网络文化服务和消费的高端化发展，如有助于促进商务办公移动化等，且在80后、90后群体日益成为网络文化消费主体的背景下，北京网络文化消费将有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从不同层面对北京文化消费状况的整体性把握，说明了北京文化消费的复杂性，具有多层次的内涵，体现了文化消费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蕴涵的张力。
第二，制约北京文化消费的问题分析。从整体状况来看，北京的文化消费在人们整个的消费中所占有的比重并不大，文化消费成为制约北京文化快速发展和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的“短板”。金元浦在考察了中西方文化消费整体状况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及我国的发展实际，认为一个新的文化消费的时代正在来临，他还分析了消费券在促进北京文化消费中的作用及不足。
金元浦认为这一举措能够为企业搭建更为宽广的销售平台，能以更加便利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惠民服务，同时也指出这种拉动内需促进文化消费的方式，可能存在有效供给和真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消费券的发放应根据文化艺术消费具体实际，在适当的阶段以不同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周茂非、江林等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同样注意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文化消费的提升受制于市场上文化产品的良莠不齐，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精品生产不足之间存在着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北京应根据地域、年龄、收入的不同对消费群体加以细分，充分了解不同文化群体之间需求的差异，从而在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与需求之间形成无缝对接。与上述论者稍有不同的是，何超琼从艺术交易的角度，分析了北京文化消费和文化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何超琼在借鉴沪港两地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北京长期以来并未形成围绕文化产业发展的“辅助产业链”，缺乏有公信力的专业的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等多种原因共同制约了艺术品消费和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发展。
第三，扩大北京文化消费的对策建议研究。正是从宏观上看到北京文化消费在实际发展中的不振，张慧光、刘绍坚等为破解文化消费中存在的障碍，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张慧光认为应通过积极引导，充分释放北京文化消费市场的潜力，使文化消费成为北京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刘绍坚则更为系统地从理论研究、实践推动等多个层面进行了阐释。
刘绍坚指出，促进北京的文化消费，首先应加强对文化消费的理论研究，全方位地总结文化消费的构成要素、驱动要素、制约因素等，为北京文化消费乃至全国的文化消费增长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促进文化消费的政策措施，加大对文化资源的统筹与整合，充分利用文化消费季的承接作用，加强文化消费季的品牌化建设，将文化惠民卡打造成促进文化消费的平台。
客观地说，提升北京文化消费的水平与质量，拉动北京的文化内需，既是一个消费观念培育的文化问题，又是一个关于人们收入水平及支付能力的经济问题，且与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是否具备便捷、完善的文化消费条件与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从这个层面而言，扩大北京的文化消费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系统性工程。
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研究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城市，需要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示范作用。从一种较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文化金融、文化消费等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路径和手段，建设富有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才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对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城市的研究，近些年已取得了较多成果和较大进展，在本年度新出现的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建设富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城市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是北京市在2012年提出的新的城市发展目标。作为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性的命题，金元浦与戴德鲁等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中国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中，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在城市面临急剧扩大、功能升级换代的需求的背景下，主动打破原有城市框架与局限，重新规划、设计城市格局，以适应新形势下城市发展的要求。向勇等以城市的意象为视角，阐释了城市的文化意象在构建世界城市中的作用与机制。
他指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混杂”，出现了所谓同质化的现象，且在现代城市空间的改造中城市记忆的断层化日渐突出，因此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须保护城市文化多样性、创造归属感和安全感、保持城市活力，以此来建构北京的城市意象。李建盛在北京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则突出了城市公共艺术的作用。
他认为北京的公共艺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从单一性向多样化的文化和美学转变，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中北京的公共艺术应具有国家首都视野、国家视野，能够体现和传承文化名城文化，具有北京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美学水准，注重多层次的结构和多样性。
如果说构建城市意象和发展城市公共艺术的世界城市研究，是从提升城市文化内在发展品质的角度而言的，那么陈少峰、李嘉珊等较为注重北京文化“走出去”的动力机制研究。陈少峰认为实现文化发展的国际化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发展目标，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策略上不仅要注重以交流促传播的方式，即注重文化在推广中的体验性，而且应实施品牌化的发展战略，注重塑造与推广大型文化品牌和品牌项目，尤其是体育文化在对外交流与传播文化中的作用。在传播主体上，陈少峰特别强调了企业的主体性地位，注重发挥市场在海外文化资源配置与传播中的地位。李嘉珊在文化走出去的研究中从具体的文化行业出发，分析了“北京京剧”的传承与传播策略。
李嘉珊指出“北京京剧”已经成为北京文化的名片，进一步塑造“北京京剧”的文化名片，有助于生动地呈现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文化品格，其具体路径选择体现在加大内容创新、找准市场定位、增强市场运营意识、扩大网络营销渠道、开发衍生产品和促进与现代科技的融合等。
第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在北京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已发挥着支柱性的作用，从整体来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已经进入到纵深阶段。在新近关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讨论中，北京与其他国际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是值得关注的两个命题。洪涓、刘甦等比较了北京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际，梳理出两城市在发展中的相同点与差异，在细致分析伦敦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从人才培养、政策支持、集聚区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层面阐释了伦敦对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启示。
可以说，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在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融入世界文化创意产业体系，且在拉动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发展转型、改造城市空间、完善城市文化服务等层面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经济等实践层面发挥带动作用的同时，张京成、刘光宇注意到文化创意产业仍然具备意识形态性。他们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文化业态，在具有不可否认的商业属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因此提出了要在保持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兼顾商品属性的观点，并认为应通过改变和创新宣传方式，将意识形态与文化产品有机结合，利用产品的消费传播正能量。
第三，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辖区内有丰富的历史遗产，有效发挥历史文化资源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历来是北京文化研究的主题。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邱运华从一种较为宏观的视野，探讨了北京文化现代形态的发生及其论域。
邱运华认为自清末至20世纪中叶，北京文化的现代化经历了“三个彻底”，即彻底失败、彻底绝望、彻底否定，向以新社会运动、新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三新”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标志着现代形态的北京区域文化的框架基本形成，也构成了新北京文化建设最为直接的资源。与邱运华对北京文化整体性变革的分析不同，陈名杰以“曹雪芹西山故里”项目为具体研究对象，对盘活北京文化资源为文化资本，创建北京文化新地标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他提出要通过产业化、品牌化、科技化、国际化的路径，推动包括曹雪芹和“红”文化在内的海淀西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如果说邱运华、陈名杰是在城市发展的实践层面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进行的阐释，那么胡洪春则选取具体的文本，通过对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中对北京的书写，尤其是对八大胡同的描写，剖析了隐匿在历史更迭中北京城市的文化记忆。
可以说，通过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多层面剖析与认识，论者们进一步明确了北京在城市发展中对传统历史文化传承、转化的方式和作用。
从整体来说，人文北京的研究随着新的形势、新的实践、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并取得了新进展。无论是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还是文化金融、文化消费，之所以能够在新的条件下突显出来并成为年度的热点问题，源于发展思路、发展路径的转化。正是在这一悄然的变革中，需要以一种新的架构、新的思考来指导和阐释实践，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人文北京的研究在新的形势与需求下具有了无限生长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周晓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实现现代化》，《光明日报》2013年12月4日，第04版。
［2］祁述裕:《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与善治的转变》，《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
［3］金元浦:《文化体制改革向何处去》，《人民论坛》2013年第23期。
［4］余钟夫:《北京要率先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市管理与科技》2013年第6期。
［5］胡欣欣:《专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陈少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构成文化改革两大任务》，《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3月4日，第023版。
［6］陶东风:《激活社会与市场的活力》，《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2期。
［7］张晓明、章建刚等:《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换挡期”》，《中国文化报》2014年5月14日，第006版。
［8］熊澄宇:《文化多元要全方位考量》，《中国文化报》2014年4月5日，第001版。
［9］王家新:《关于完善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思考》，《财政研究》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