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University0fCalifornia) 哈斯商学院 (the Haas School of Busi-ness) 教授戴维·C． 莫韦里(David Mowery) 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经济学教授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 出版了他们卓有影响力的著作《革新之路: 美国 20 世纪的技术变迁》。该书总结了美国在 20 世纪技术变迁的原因与结果，描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他们认为，美国的成功得益于其在传统工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比如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R＆D的体制化等等。在他们看来，保证美国经济增长的是美国企业的制度安排和对政治干预的排除，而不仅仅只是技术创新与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的积累。概而言之，确保私人产权、自由从事商业活动、根据市场安排确定价格、企业成为经营主体和创新主体等等，这些都是保证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特色。该书作者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见解。
反观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由于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使得中国经济在短短 30 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来自于中国政府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尽管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但是，从经济结构、经济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性等方面考量，我们的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显然存在许多亟待变革的问题。可以断言，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亟需转型升级的关头。本文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如何实现转型升级为例证，力图探寻当下经济转型升级的变革动力所在。
一、理念创新与内容结构的转型升级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是北京市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战略举措。自 2006 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分 4 批认定了 30 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截至 2013 年底，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的 742 家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 1407. 8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总收入的 14%; 从业人员达到 14. 8 万人，占全市的14. 1% 。
但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总产值和净利润不够理想，投入与产出比存在不对称现象。尤其是缺乏拥有著名品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集聚区内的企业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虽然在一些集聚区里已涌现出一批全国知名的文化创意企业，但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都市相比，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数量和引领带动能力还很有限，尤其缺乏具有行业主导权的“文化航母”，难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和国际化水平的整体提升。部分集聚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创新能力以及管理与服务水平较差，缺乏市场主体建设意识，行政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 尤其是一些传统文化产业集聚区，只注重园区的硬件建设而忽略园区的软件建设;大多数园区普遍存在管理人才匮乏、人才培养严重欠缺等诸多问题。因而，如何解决这些经营管理问题、提升集聚区的经营水准和市场竞争力、实现集聚区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已成为北京市众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应当承认，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的理论基础是源于近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 的“规模经济理论”。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阐述了企业集聚的三个优势，说明了企业倾向于集聚的原因: (1) 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尤其能提供不可贸易的特殊投入品(例如一种特殊的区域激励文化) ; (2) 为有专业技术的工人提供了一个公共市场，有利于劳动力共享(集聚之后的规模效应有利于集群之间的成员流动) ; (3) 独特的非正式信息扩散方式有助于知识外溢。
显然，产业集聚区的建设不是简单地将产业聚集在一起就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应。首先，它是按照一定的要素体系，将相互关联的产业或企业根据其自身发展要求，结合区位选择集聚在特定城市空间的特定产业组织的实体。其次，相关联的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方式。它是由具有共性或互补性而相互联系的企业依托相关的功能服务平台支撑在空间上的集聚，并形成强劲的、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要特别强调产业的“关联”特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不是孤立的、简单的单个企业的集中，而是相关联企业的产业链接与要素融合。
对照马歇尔的产业集聚理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明显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集聚区的建设基本上是依靠政府行为推动建设的。北京大多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都是按照一定的行政区划空间来布局建设的。除了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等特色资源聚集区是自发形成的集聚区之外，其他的大多数是全新规划建设形成的集聚区和对原有资源改造利用形成的集聚区。比较典型的有中国(怀柔) 影视基地、北京市 DRC 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798 艺术区等。
其次，在建设理念、产业形态、运作模式等方面明显存在认知上的误区。上述类型各异的集聚区大多数存在经营业绩不佳、持续发展困难的现状，亟待产业转型升级。许多集聚区的管理者将文化产业等同于传统工业产业; 把集聚区作为迅速提升区域 GDP 的工具; 将金融、资本、土地、空间获取作为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 将有形产品生产作为主要产品形态; 将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 将传统的大生产方式作为主要推进方式……文化产业是一种全新的精神产业，它是基于个人创造性的自由发挥的产业! 2001 年英国出台《创意产业图录报告》(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Documents) 。这份官方报告将创意产业正式定义为: 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干，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
文化产业在产品形态上是一种符号性产业。它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综合性产业。它与传统工业最大的不同在于资源依赖对象已经不再是强大的金融、巨大的空间、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它主要依赖人力资源。文化产业注重个人创造力、推崇创新、强调文化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作用。优秀的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更多的是“无耗能、无排放、无污染”的非物质产品。文化产业是服务于人的心灵的产业，它是提供精神产品的产业，而不是依赖大量的自然资源进行物质生产的产业。文化产业本质是“人与符号的互动”。有专家认为: “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源于符号，符号是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媒介。符号的魅力在于它的意义和延伸。一个符号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或象征意义，并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人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文化动物 (cultural animal) 和符号动物(symbolic animal) ，其最大奥秘在于人类构建出的‘意义’和‘象征’世界。”
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目的不是增加 GDP，而是要改变人类的需求方式，摆脱过去那种“以实物需求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创造一种“以追求内容、文化、感受、体验等更接近于人类实质需求———幸福感为核心”的需求模式。要像我们古代先贤们那样，在那个时代物质生活并不丰富和宽裕的环境下，依然悠然自得地创造出至今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文化遗产。
文化产业在产业观念上是对传统产业的重构与拯救。它既是一种新产业，还是一种新理念、新思维、新思潮，它强调要用这种全新的理念与思维去反思传统产业，反思传统的发展模式。人们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资源环境，将不得不改变目前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发展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将不得不创新人类自身的资源观与发展观。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产业资源观。尽管地球上的石油快没了，铁矿石不多了，电力紧张了，但是，只要人的创造性能够得到极大的发挥，人的智慧潜能能够不断地挖掘，一定会有新的能源被我们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传统工业发展依赖更多的是自然资源，它需要大量的土地、矿产、煤炭、石油、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厚的资金。而文化产业则主要依靠“人的创意”以及崭新的观念来寻找自身文化资产与发展潜力，并以此来创造全新的符号经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创造出全新的“创意经济”。
只有人类更多地消费精神产品，才能更好地保护稀缺的自然资源，才能治理好被污染的水资源、被破坏的森林、草原等生态环境……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必须突破认知上的误区、破除“唯 GDP论”。虽然“经济的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为更强烈的文化需求和更广泛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可能，但文化产业的价值在很大层面上是改变人类现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它倡导的是人类精神上的自由与快乐，它传承的是中国古代圣贤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它要改变人类目前的“以实物需求为核心的增长模式”与消费方式……所以，“唯 GDP 论”的产业价值评判政策需要改革。集聚区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硬件厂房，它的核心目标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服务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的政策体系，改变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官本位管理体系。目前，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以政府权威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模式危害极深。
这种以权力为导向的产业运行环境势必导致政府与企业效能低下，形成各种腐败。所以必须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果没有清晰的界限必然导致权力寻租。政府应当完全退出市场，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改变过去那种以行政区级别为特征的产业管理模式，尤其是那种“按照行政级别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的资源配置体系。杜绝当前许多企业和机构忙于“升级别”“抢优惠”“捞补贴”的乱象。
实践证明，一个缺乏公正公平的政策平台，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社会失范的状态，难以使文化产业乃至经济和社会活动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二、技术创新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不可否认，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创新。但是对于创新的理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科学家却有着不同的认知。我国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乃至科技政策的决策者，对创新的理解，往往集中于首次科学发现和首次技术发明上。在他们看来，“创新”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现和发明以前没有过的东西，只有在世界上首次做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才能称得上是创新。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尽管有很多经济学家把创新解释为科学技术的创新，例如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马尔萨斯等，都把技术发明和创新看做是对扩大市场最有活力的贡献。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也强调通过对产品和工艺的引进、传播、吸收和不断改进而形成的技术创新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但是，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采取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只有“实现新的组合”、实现“创新”，才能带动“发展”。只有通过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打破原有的经济均衡，经济才能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到，熊彼特的创新是“新的组合”，而并不局限于新技术的产生和突破。熊彼特并不否认技术创新的价值，在其经典论述中实际已将创新区分为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两大类别。在管理学经典文献中，技术创新被细分为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而组织创新则可细分为企业内分工形态的创新和企业间分工形态的创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那些科学家们所描述的“创新”，即所谓技术发明(invention) 和科学发现(discovery)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 。“只有一项发明(invention) 被成功地进行了商业化，才能称之为创新。他们所强调的创新指发明或创意的“首次商业化”———这可称为原创型创新。比如，在美国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中，90%以上都因为种种原因不会在商业上获得应用，那么，这些专利所代表的，也就只是技术发明，而不是技术创新。此外，即使没有新技术或新工艺，企业家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改变组织形式，也能实现创新。换句话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创新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显然，熊彼特的创新理念十分丰富，既包括产品、工序方面的技术应用与整合，也包括对组织分工与组织之间整合的机制创新。熊彼特把创新归纳为企业家精神的灵魂: 创新是开启资本主义发动机，使其不断运动的基本推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新的工业组织形式。
由此可见，一种技术发明或新技术引进，算不上真正的创新。如果一项新的技术发明，不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无法体现出来，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不是创新，哪怕这个发明在科学上有重大的意义。同样，一个在科学上没有多大意义的新方法与新组织形式，只要通过应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是不折不扣的创新。看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既需要经济因素，也需要非经济因素，尤其应当关注制度因素以及各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区别。比如，演化经济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社会技术系统演进的结果。除了经济因素外，历史、制度和社会因素也十分重要。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 任何“产业转型升级”，不仅仅只是“产业”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关系到产业主体———人的创造性发挥的问题、人的生产方式结构问题和人的生产机制与社会劳动制度等诸多问题，尤其是人的生产理念与生产制度创新。
随着国际创新浪潮的汹涌，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社会、经济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越来越紧密，经济对科技的依赖越来越显著，“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趋势越来越突出。
许多“传统产业”由于创新了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优化了经营手段与管理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成为典型的“品牌创意”企业。例如阿里巴巴、京东商城、雕爷牛腩、三只小松鼠等品牌，都因为善于进行“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的创新”而带来“产业优化”和“转型升级”，使得企业几乎一夜成名。①对照上述企业，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无论是在产业业态、产品内容、工艺流程，还是在企业组织形式以及新技术的整合应用方面，都存在许多需要创新的空间。
在文化创意产业的业态创新方面，目前北京的大多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还是传统的文化产业业态占主要份额。会展业、休闲娱乐业、商业服务业、工艺品及饰品礼品业、广告与出版业、古玩及艺术品交易等文化产业占据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绝大部分份额。而原创类的、具有现代数字化特征的文化产业，如电影业、文艺演出业、广播电视产业、新媒体产业以及现代设计与电子软件产业等蕴含丰富内容创意的“原创型”产业，目前在北京市的文化产业中所占比重还严重不足。已经建成的 30 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里，还没有一家是紧紧依赖互联网技术、具备全新业态特征的数字媒体产业园区。
而从当前国际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来看，世界优秀的文化产业集团在产业形态、产业经营以及盈利模式方面，明显呈现出“产业业态数字化、产业空间国际化、产业地位主体化”的鲜明特征。相比之下，北京文化产业业态和技术支撑与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当下的世界先进文化产业大多是基于现代网络技术的数字技术产业，特别是新媒体产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主要产业门类。以我国广告产业为例，当前的众多广告主都在舍弃传统媒体，“2012 年我国互联网广告收入高达753. 1 亿元，同比增长 46. 8% ，超过了报纸和杂志的广告收入之和，其中，百度的净广告收入破 200亿元，高达 223. 1 亿元，基本超越央视成为中国媒体的‘吸金王’，需要强调的是，新媒体的利润和利润率远远高于报纸，百度一家的净利润为 110. 51亿元，有可能超过中国平媒的净利润之和。”
腾讯总裁马化腾说，现在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将更多的实体、个人和设备连接在一起，互联网不再只是新经济、虚拟经济，而是已经成为主体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时代大趋势。企业家如果认为互联网与自己所在的行业没有关系，或者想结合互联网但没有考虑移动互联网的特征，未来都可能在竞争中被边缘化。所以，今天的国民应当尽快适应移动互联网的产品特征和精神，转变思路、跟上形势。马化腾十分强调互联网时代的产品特征，提倡企业家要采取立体式、放射式、复合式的互联网思维。因为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类的传统生产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甚至改变了人类的商业逻辑……无数例证告诉我们: 未来的竞争都是跨界的。实体经济正在部分地被虚拟经济取代，最典型的例证是:
电商已经开始取代许多类型的实体商店。李宁实体店关掉一千八百多家，电商的销售额已经超过实体店的销售额。有专家估计，未来 3 ～ 5 年全国有近 80%的书店将关门，有近 30% 的服装店、鞋店将关闭。我们已经看到: 机器人把工人废掉了，富士康机器人一上，38 人的车间只要 5 人。云端网络电话已经推出，只要有流量就可以向全球通话，有视频通话、传真机等功能。未来 5 ～10 年的商业模式也许主要是“OTO 模式”: 线下(实体店) 体验，线上(厂家系统网站) 购买，由厂家亲自发货给顾客。聪明的企业家会将线上销售系统及物流仓储系统外包交给第三方公司解决，自己全力做好产品，然后顾客介绍顾客(直销) ，厂家直接给顾客广告宣传费。
因此，科技创新与业态创新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应当充分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商业模式和营销模式创新，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这是从根本上改变文化产业集聚区经营现状的关键措施。
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内容生产方面，北京许多集聚区还停留在大量的有形产品的生产上，严重欠缺代表文化软实力产品的生产。
当前国际文化产业竞争激烈，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原创能力的高低成为竞争制胜的根本动力。
过去以 GDP 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标准，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已经显得很不科学了。关于中国文化竞争力的强弱以及未来发展问题，澳大利亚报纸曾经提出过三个令人深思的疑问: “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来留学? 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电影、听中国音乐、读中国书籍? 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时，更多地选择中国品牌? ……”
三、制度创新与产业主体创造激情的迸发
推进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的动力究竟何在? 我们认为文化企业的制度创新、以人为主体的生产系统协调创新的理念确立、全社会的创新系统构建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所在。
制度创新经济学认为，以往被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在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寻找。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通过对西方经济史所作的考察，发现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原因。”
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而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的生产性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创新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根据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制度可分为有效率的制度和无效率的制度。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激励他们努力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经济活动。对文化企业来说，制度创新是文化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世界文化产业的竞争，根本上还是企业制度的竞争。企业制度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保障，一个好的制度能使文化产业有效合理地运行，相反，一个滞后的制度则会让文化产业的发展杂乱无章、效益低下。文化产业制度体系的核心是企业制度，文化生产力结构的基础是企业结构，企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结构、社会公共政策和政治制度，一个文化产业采用何种企业结构会对其盈利模式与商业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的国有文化企业采用“单位制”，从生产到销售、从决策到资金来源等都要依赖行政化的配置，导致企业员工工作效率低下，创意消失殆尽。企业的架构与行政架构类似，企业行政化、官本位化、科层化，严重损害企业的竞争力。目前，国有文化企业在许多地方垄断着绝大多数经营领域和资源配置权(融资渠道、稀缺资源的准入许可证等) ，中小微文化企业难有平等的话语权和资源配置权。中国的文化企业制度创新首先要推动中国文化企业建立适应全球化竞争的科技研发制度、法人治理制度、人力资源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从制度上保证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同时还要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而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最为关键。在激励机制中，要重视战略性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文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员工的招聘、记录、薪酬的发放等具体的事务性操作上，而是积极参与企业经营发展策略的制定与形成过程，同时基于文化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形成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有效规划及具体措施安排，这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机制是文化企业创新的强大动力和源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从激励对象和激励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在激励对象上，制定创新激励政策时，绝不仅限于某一部分人，创新激励面不仅要包括员工也要包括管理层，不仅包括创新部门的员工，也要包括企业内部的其他员工，甚至对企业外部的公众，对任意愿意为企业创新做贡献的人员都予以考虑。在激励内容上，建立创新的激励机制，把创新与职工的晋级、晋升、收入、奖励、荣誉挂起钩来，让创新发明的人得到实惠，保护职工创新积极性。而目前我国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仍不够健全，很多企业员工都在提高个人竞争力，而不是在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个问题值得对我们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进行深思。例如，海尔集团在激励方面不仅包括物质上的激励，也含有非物质的激励。物质上的激励包括: 企业领导人采用薪酬加奖励的办法、科技人才实行科研承包制、营销人员实行工效挂钩制、一线人员的收入与其劳动数量和质量挂钩以及建立健全有效的福利和保障机制; 非物质上的激励有立体式的精神激励和企业家的行为激励等。在竞争机制中，确立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都应是市场的主体，都应遵循市场规律，参与竞争。
文化企业同一般企业一样，也应该是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文化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增强文化企业的竞争意识，改变主要依赖政府政策和主管部门的生产和营销方式。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建设和规范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构建公平统一的竞争环境。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产品市场是文化产品和要素实现合理流动的基本要求，只有理顺市场关系，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产品市场，才能冲开阻碍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的束缚，才能刺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促进文化企业的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化企业才能开发出创新型、效益型、国际化的优良经营模式，并且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焕发出核心的竞争力。
文化产业是典型的个性产业，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才能让人难以忘怀。但愿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的探索过程对于全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发展有着具体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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