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实质是农村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国农村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文明的沉淀,富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独特的艺术思维观念,它是传统文明的活化石,同时又是现代精神文明的源泉。山东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文艺和民俗文化资源,文化形态多样,分布区域广泛,具有良好的区域文化基础。下面是搜索整理的农村文化产业论文6篇，供大家参考阅读。
农村文化产业论文第一篇：乡村振兴战略下山东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优化路径
摘要：为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文化引领、创意先行提高农村文化产品供给质量成为助推乡村文化全面振兴的重要施力点。山东农村文化产品以区域文化资源为创意转化基础，目前已形成较为明晰的供给类别与模式，但在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与供需契合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因此，盘活供给思路、加强资源转化、激励主体协同、培育复合型人才、促进技术创新不仅是实现山东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优化的重要路径，还对我国乡村文化全面振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模式;优化路径;
农村特色文化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农村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在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消费需求的同时，既为推动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更为实现农村产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力。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培育形成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产品。2020年，我国如期实现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目标，脱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历史性时期，“聚力做好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11是实现脱贫地区不再返贫的重大战略性行动。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与农村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创意开发农村文化产品奠定了基础。
一、农村文化产品相关研究概述
农村文化产品的创意开发扎根于当地的地域文化资源并服务于当地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相关研究紧跟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呈现出一定的时代性与先进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村文化产品内涵、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等方面。
在农村文化产品内涵的相关研究方面，陈启亮和陶磊认为，“农村文化产品是农村专门用以满足广大农村居民需要的产品，尤其是心理即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方面的产品”22，其中农村文化产品的精神文化属性尤为突出。在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主体的研究方面，崔宏敏以围场县农村地区为例，分析当地文化产品供给的有关问题，认为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四个主体分别为政府、公众、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并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33刘曙东和黄向阳探讨了地方高校在推动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方面的作用，认为“地方高校可以通过直接向农村地区输送文化产品、文化建设人才和加大农村本土文化建设人才的方式，推动校园文化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对接，破解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有关难题”44。在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方式方面，陈惠以产品设计为新思路，分析了扶贫背景下根据地方特色开发农村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认为为乡村开发适销对路的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对于增加乡村地区经济收入、助力农村脱贫具有重要意义。55尹奎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了农村地区旅游和文化有效融合的最佳途径，提出了转移模式、娱乐模式、实验模式、体验模式、存在模式五种旅游产品模式，相应提出了文化休闲型、田园景观型、休闲体验型、科普教育型、历史遗迹型五种文化与旅游耦合的最佳产品类型。66在乡村文化旅游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创意开发乡村旅游文创产品是创新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有效路径。黄向阳认为，解决当前农村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瓶颈，需要发挥农村居民在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中的主体作用，以及政府对农村居民文化产品供给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实现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方式的转型。77
综上所述，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及综合性有待加强，且缺乏从区域联系的视角探讨乡村内及村落间农村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相应路径。基于此，本文立足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以实现农村文化产品的高质量供给为研究主题，系统考察山东农村地区文化产品的供给现状，总结其现有的供给类别与供给模式，并以农村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为指向，提出优化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方案，为山东农村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二、山东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类别与供给模式
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主要是指，为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文化需求，立足于农村文化资源，推动农村文化转化，促进农村文化复兴和农村产业兴盛，以政府为外生主体，以农民为内生主体，以企业、社会团体、组织等为多元参与主体进行的一系列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活动，具有鲜明的精神性、文化性、产业性及公益性等特点。基于当地悠久的文化、丰富的特色资源和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山东部分农村已逐步开发出内涵较丰富、形式较新颖、特色较鲜明的农村文化产品，在满足当地农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了当地文化振兴，并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供给类别与供给模式。
（一）山东农村文化产品类别
当前山东农村文化产品可分为非遗手工技艺类产品、特色节庆类产品、民俗演艺类产品、乡村文化旅游类产品和新技术创新类产品五大类。
非遗手工技艺类产品主要指以非遗手工技艺为主要生产方式，结合现代审美和现代文化价值传承先辈勤劳与智慧的文化艺术产品，具有文化性、艺术性、装饰性、收藏性和实用性等多重价值。例如，菏泽东明粮画作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是利用五谷杂粮的颜色和形状，经过防腐防虫处理后，拼贴而成的传统民间工艺画，装饰和收藏价值突出；临沂费县手绣以香荷包、虎头鞋为代表，体现了沂蒙山区淳朴敦厚的民风和多姿多彩的风俗。
特色节庆类产品主要指以具有鲜明特征的公众性庆典活动作为吸引点的农村文化产品，此类产品具有稳定的周期性、显着的地方性、良好的体验性等特点。山东省乡村节庆产品地域特色突出，且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和范式。例如，泰安宁阳县策划的“山东宁阳禹王文化节”“山东宁阳梨花节”“中国宁阳十字绣艺术节”“宁阳中华蟋蟀文化节”“中华宁阳大枣文化节”“泰安宁阳彩山登山节”等系列活动，促进了文化品牌形成和节日经济发展。
民俗演艺类产品是指展现乡村风尚习俗、历史文化的产品形式，此类产品涵括神话传说、地方戏曲、民间美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娱乐游戏、艺术技能等。现如今，山东省乡村民俗演艺类产品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多以文化活动的形式呈现。例如，临沂兰陵县举办的“锣鼓喧天庆丰年”系列民俗表演活动，通过龙狮贺岁、麒麟献瑞、抬阁背阁、浪跷、高跷年兽等表演，着重展现传统年俗、民俗非遗、农耕丰收等特色文化。
乡村文化旅游类产品将乡村文化内涵融入各种形式的旅游产品中，是对农村文化资源的整合、创新和升级。位于临沂市北部的沂南县致力于将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先后开发了诸葛亮文化旅游区、沂蒙红嫂纪念馆、沂蒙红色影视基地、竹泉村旅游度假区、红石寨旅游度假区。《水浒传》作者罗贯中的故里泰安市东平县也依托优势文化资源，开发出杏花村水浒酒文化体验馆、水浒影视城、武术表演，以及《李逵坐衙》《智取生辰纲》情景剧等系列乡村文化旅游产品。
新技术创新类文化产品指依托互联网技术等先进技术，以数据思维嵌合文化内容生产方式，打造满足游客多样化文化需求的产品。例如，临沭县实施“非遗衍生电商”振兴计划，大力推进“互联网+传统工艺”模式，充分挖掘和利用非遗文化资源，壮大临沭柳编、莫氏绒绣、东盘石雕、朱崔木艺等优秀文化产业，引导贫困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
（二）山东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模式
1. 文化基因：资源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
资源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是山东省各种文化形式在乡村沉淀并融入村民日常生活的结果。因此，根植于文化基因的资源供给是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重要模式。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的书画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巨野县书画人才辈出，特别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诞生了农民书画家这一创作主体。据不完全统计，巨野县农民画师在当地画师中占80%以上，是巨野书画产业的中坚力量。
2. 业态升级：集聚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
集聚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是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组织通过生产要素的整合与嫁接，构建新型文化产品生产场景和组织形态，“优化资源配置与要素组合以实现文化产业链、价值链和服务链的延伸与发展，推动文化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的改革与优化”88。例如，烟台龙口以坐落在东莱街道大李家村的山东泰山管乐器制造有限公司为纽带，集结村里的村民，大力发展文化制造业，形成了全国最大的西洋管乐器生产基地之一，现有生产制造企业42家，是占全国管乐器年生产总量70%的主产区。成立于1987年的山东泰山管乐器制造有限公司以管弦乐器生产为核心业务，利用线上线下平台搭建，不断拓宽销路，培育自主品牌，实现管乐器的集聚生产和业态升级。
3. 产业融合：融合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
融合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具备农村文化产业的强渗透性、高综合性、弱边界性等特性，主要指乡村文化资源在产业融合过程中有意识地融入其他产业，从而有效彰显文化内涵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产品，是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与新路径。沂水县充分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先后推出了《白雪英雄祭》《代号叫麻雀》《黄土梦》等文艺精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化呈现方式创新表达了地域文化。泰安市肥城市将“桃”文化与影视动漫文化产业、“互联网+自媒体”、文化旅游产品创意与开发等形式相结合，实现了单一文化的多元转化，提升了地域文化品牌的知名度。整体而言，山东区域农村文化产业以一二三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为契机，充分盘活农村特色文化资源，积极发挥文化创意对于农业、旅游业、影视文化等产业间的连接作用，推动了农村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实现了产品价值的有效创新。
4. 创新导向：内容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
内容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是文化产品生产者以创意为桥梁，对乡村特色资源进行整合、提炼以及再创作，将大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供给模式。该模式极其注重文化内涵挖掘和文化创意质量。2014年起，邹城文化和旅游部门开始系统挖掘整理礼乐文化，其按照宋代礼制再现了祭孟大典，成立了邹鲁礼乐团，并围绕邹鲁礼乐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多部作品入选国家级、省级展演舞台，如音乐剧《礼门义路》。此外，潍坊市寒亭区以打造“年画胜地”为目标，全力支持年画新创作，创新年画题材内容，创作了“柳毅传说”“嫦娥奔月传说”等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系列木版年画，并推出了年画台历等系列文化创意产品。
5. 渠道提升：平台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
平台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是指，农村文化生产者借助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以先进技术为跳板，创新农村文化产品生产渠道，从而提升农村文化产品竞争实力的供给模式。据调查，菏泽曹县共有淘宝村74个，淘宝镇9个，电商从业人员15万人、网店5万家，是山东最大的淘宝村集群、全国最大的表演服饰产业集群。以“山东淘宝第一村”丁楼村为例，丁楼村将演艺服装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近年来，不仅着力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还形成了“网店+加工厂+网络分销”等多种经营模式。临沂郯城县红花镇的传统文化与电子商务也碰撞出了“火花”。红花镇依托电商平台，将中国结种类已发展到4大类、1000多个品种，辐射带动周边6万人就业，产品出口到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农村文化产品的转型升级。互联网平台的搭建不仅能够实现农村文化产品的“从无到有”“有中出新”，还能打破乡村的地域桎梏，开拓农村文化产品销售市场，实现与其他地区的有效联动。
三、山东农村文化产品供给问题剖析
“乡村文化式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是当前乡村振兴的最大制约因素。”99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没落致使乡村文化发展活力匮乏，当地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缺乏精神寄托，文化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尽管山东广大农村地区基于当地文化资源创意开发出系列文化产品，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供给模式，但尚未形成农村文化产品高质量供给局面，农村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仍然暴露出诸多问题。
（一）供给主体：村民参与积极性弱，主体建设单一
在我国农村地区，农民群众是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当地乡民基于自身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而开发系列文化产品，对于开发区域资源禀赋与满足市场需求具有独特优势。但山东受地域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在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方面则主要由政府主导，基层农村地区则主要是地方乡镇政府作为决策方来决定文化产品供给的种类、数量与形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导致村民在当地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加之受我国传统农耕文明遗留下的“自给自足”文化因素的影响，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有待增强。
（二）供给内容：资源转化效率较低，产品吸引力弱
农村文化产品旨在满足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因而产品的创意性、特色性、趣味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但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乡村文化和乡村人才的空心化现象加剧”1010，导致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主体力量缺失，农村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效率低下。具体表现为产品文化附加值低、产品吸引力弱，大量农村文化产品对于文化资源的转化仍旧停留在简单的加工复制阶段，创意注入不足，产品的开发层级低，对于广大消费者的吸引力较弱。
（三）供给方式：产品传播范围较小，品牌建设不足
受农村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民众思想观念的制约，农村文化产业整体规模较小，发展较为零散，文化产品生产商也大多以小规模企业、作坊形式存在。同时，受交通、地理环境、思想意识、经济等因素的制约，乡村对外交流条件有限，外部经济与信息力量难以引入，导致农村文化产品对外销售受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商、直播、短视频等传播平台赋能产品传播的案例屡见不鲜，对于提升产品传播力度与塑造品牌知名度具有重要作用。整体来看，山东农村文化产品布局互联网的力度较小，在拓展产品传播范围与加强品牌建设方面仍有待增强。
（四）供需契合：需求定位有待精准，供需结构失衡
受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主体较为单一的影响，农村文化产品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方面存在供需错位的问题。政府作为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主导力量，缺乏对于民间消费市场的把握，对于市场的消费需求定位不精准。“乡村文化的需求主体，正在由农民单一主体，向开放的社会多元需求主体转型。休闲需求、体验需求、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产业需求相结合的需求方式正在成为乡村文化的需求主流。”1111而当前山东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内容与品类相对单一，且产品的消费主体仍主要停留在当地民众层面，产品难以打开外部市场，部分区域甚至存在较为严重的供需失衡问题。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山东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优化方案
山东广大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问题主要表现为产品供给结构性失调、创意性不足、吸引力不够等等，其背后原因则是政策供给不健全、供给主体单一化、资源转化效率低、人才支撑力度弱等等。基于此，本部分将从政策、资源、主体、人才和渠道五个方面提出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优化路径方法，为实现农村文化产品的高质量供给提供参考。
（一）政策供给：树立全局观念，盘活供给思路
文化产品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双重价值属性决定了其对于政策供给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所谓树立全局观念，是指立足区域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实际，实现有关政策供给的全面性，盘活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思路。“政府是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引导者与监督者，基层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文化产业工作，把农村文化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研究部署、同组织实施、同督促检查。”1212因此，以产品需求为导向，着力增强政策供给的全面性与针对性成为重中之重。具体而言，立足发展所需要素及拓展空间的现实情况，制定更加微观的农村文化产业政策规划。通过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短期规划”和“文化创意人才培育专项计划”，设立文化产品创意研发鼓励基金等相关举措，从产业培育、人才引流、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出发，针对当前各地市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素供给不足、不均等问题，采取适当倾斜的扶持政策以缩小区域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差距。同时，对于有重大文化产品项目、模式创新的个人、企业及相关组织等进行奖励，充分鼓励多方力量参与农村文化产品的生产创新，坚持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以合理布局产品外销为目标实现农村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
（二）资源转化：树立在地观念，创新引领发展
农村文化产品是基于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文化资源而衍生出来的高附加值产品，表现出资源依附性、创意转化性等特征。因此，实现农村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就应在产品创意生产之初注入地域文化内涵，树立在地转化观念，充分发挥乡村手工艺生产者的带动效应，实现农村文化产品供给内容的优化创新。“传统工艺要创新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复兴传统生活美学，创新是联结传统工艺文化、工艺生活、工艺业态的桥梁。”1313因此，应从实现农村特色文化资源创意转化全过程出发，深入挖掘农村文化内涵、牢固树立资源活化理念，充分发挥农村手工艺者的创意转化能力，实现农村文化产品的有效创新。
一方面，加强区域文化资源普查，深入挖掘农村文化内涵的时代价值。通过与地方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的方式成立“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或采用课题委托等方式，对区域文化资源进行普查，为资源的创意转化提供丰富的素材与基础。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创意赋能效应，实现农村文化产品价值的有效增值。在农村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重新审视农村文化的现代市场价值，将文化资本理念充分注入文化资源转化的全过程，力求实现农村传统文化的重建与再造。推动现有农村文化产品的深加工，延长农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三）主体激励：树立协同观念，发挥协作效应
从农村文化产品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出发，牢固树立主体协同观念，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着力加强各主体间的合作深度与广度，是实现乡村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路径。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合作机制与平台，为农民、企业及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提供协作空间，通力合作发挥主体协同效应。“激活乡村能人的带动效应，是唤醒农民主体地位，促进乡村经济内生性增长的重要举措。”1414因此，应以乡村能人带动为核心，尊重农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注意农民与现代化进程、企业化生产、市场化营销等环节的利益关系，充分激活农民在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中的核心地位。此外，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及灵活的社会组织，积极开拓文化市场，反馈市场需求。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在参与供给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农民需求，灵活调整供给，提高供给的效率及效用。
（四）人才培育：树立人本观念，培育复合型人才
“人本理念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人的认识和对人性的理解以及管理理论的新发展。”1515乡村振兴首先是人才振兴，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是农村文化资源创新创意和农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开发高品质的农村文化产品对人才的创意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管理能力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政府、企业以人本理念为基础，引进、培育和发展复合型人才。
一是实施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可通过设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返乡就业奖励政策和创意创业优惠条例等相关政策，鼓励优质创意管理人才投入到农村文化产品开发中去，实现先进科技成果、创意管理资源和农村文化资源的有效衔接。
二是建立专业的人才培育机制。完备的培训体系对于实现人才数量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建立非遗传习所、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创意设计人才培训班等方式，面向在职人员，提供非遗技艺、创意设计、网络传媒、演艺娱乐、广播影视、数字动漫等多类课程，引入研讨式教学等多种形式，实现人才在工作中的继续教育和能力的长效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才的创意思维和能力。
三是创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行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是帮助乡村留住人才、激发工作人员创意积极性的重要办法。由此，可在优化工作环境、营造创意氛围的基础上，建立农村文化产品开发工作评估标准，依据标准设立绩效考核制度，通过福利、奖金等形式激励员工打开“脑洞”、发散思维，用创意开发产品。
（五）渠道提升：树立开放理念，引入先进技术
树立开放理念是指主动加强与外界的沟通，尤其应注重与周边城市地区的物质、信息交换能力，借力城市发展动力。具体而言，农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拓宽发展思路，创新发展理念，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AI等先进技术在文化资源整理、产品开发、产品营销、产业链条延伸等方面的作用。
一是创新农村文化产品开发方式。搭建乡村文化资源数据库、乡村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和创意对接平台，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实现山东农村文化资源的整理归纳和分类汇总。建立线上办公、平台对接模式，征集优秀研究员、设计师，共享文化资源数据，实现线上研究、设计、讨论农村文化产品开发问题，提高山东农村文化资源利用率和转化率。
二是创新产品供给方式。随着互联网经济红利的逐步凸显，电商平台有效解决了农村地理位置偏僻、信息闭塞等问题，促使产业升级和业态更新。因此，山东农村文化产品供给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积极探索产品供给新方式。通过建设文化服务网络共享平台、开设网络直播教学课程等举措，为山东农村文化产品的宣传、推广和售卖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提高山东农村文化产品内容价值变现效率。
注释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年3月23日第01版。
2(1)陈启亮、陶磊：《我国基层农村文化产品供需及经济影响研究--以FD县为例》，《现代营销（经营版）》2020年第11期。
3(2)参见崔宏敏：《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围场县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优化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年第21期。
4(3)刘曙东、黄向阳：《推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对接--以农村地区文化产品供给为视角》，《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5(4)参见陈惠：《论扶贫视角下农村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研究》，《包装工程》2020年第18期。
6(5)参见尹奎：《以社会学理论探索农村文化和旅游耦合的产品模式》，《农业经济》2018年第8期。
7(6)参见黄向阳：《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方式的转型之路》，《武陵学刊》2011年第2期。
8(1)朱佳俊：《基于全产业链的文化业态创新要素与机制研究》，《科技和产业》2019年第5期。
9(1)李军明、向轼：《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重构》，《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
10(2)严火其、刘畅：《乡村文化振兴：基层软治理与公共性建构的契合逻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1(1)刘年艳：《用传承与创新推动农村新文化建设》，《农村工作通讯》2017年第5期。
12(2)杨莹：《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析》，《农村经济》2017年第8期。
13(1)潘鲁生：《保护·传承·创新·衍生--传统工艺保护与发展路径》，《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年第2期。
14(2)邵明华：《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山东模式》，《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15(3)刘慧：《旅游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农村文化产业论文第二篇：乡村振兴中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及其实践
摘要：随着特色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构建特色文化产业链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作用日益明显，在乡村振兴中越来越占有重要位置。作为文化产业链新形态的特色文化产业链在构建中创意同样不能缺位，但由于乡村高端创意和技术人才缺乏，从而需要外力外脑强力介入。特色文化资源是特色文化产业的基础，更是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的基础，围绕特色文化资源与特色文化产品，构建特色文化产业链更能体现特色文化产业的特质。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也主要表现为接通与延伸，在接通中更需要发挥政府和专家学者的作用；延伸不仅是拉长，而且要注重加粗。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以陕西省袁家村等为典型案例，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有力阐释。
关键词:特色文化产业链;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振兴;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特色文化产业是中国文化产业深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突出依托区域独特文化资源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化业态，更多发生于乡村，既具文化性又具经济性，可贯穿于一二三产业，对优化乡村人居住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专门突出了特色文化产业。随着特色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作用日益明显，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绩，在乡村振兴中越来越占有重要位置。
一、从产业链、文化产业链到特色文化产业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产业链思维在各行各业得到了日益广泛并深入的应用。从文化产业到其深化阶段的特色文化产业都分别形成文化产业链与特色文化产业链，并得到学术界不同程度的探讨。
(一)产业链：一个中国化名词
产业链思想最早源于西方经典经济学家的“分工”理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也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真正得到关注并深入研究而形成较为系统的产业链理论，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产业链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化的名词”[1]。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产业链的重要性，一方面企业(经营者)纷纷在运营中进行探索，另一方面专家学者们则从产业链的内涵、类型、构建以至优化整合等不同层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包括众多产业门类的中国产业链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组成部分。
关于产业链，刘贵富曾罗列了23组国内学者以及美国社会经济学家哈里森·怀特的定义。因专业背景、研究视角和出发点等不同，这些定义有着不同表述，但内在又有一些相同：(1)产业链中包含不同的相关产业。(2)产业链中存在上下游关系。(3)产业链是一条增值链[2]。基此以及实践运行可以认为，产业链是在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中以主导产品为基础，以价值增值为导向，以满足相关用户需求为目标，以投入产出为纽带形成的上下关联的、动态的链式关系。按照相关产业归属关系，产业链可分为不同企业产业链和集团企业产业链。按照产业链中不同企业的地位，可分为王国式产业链、共和式产业链及联邦式产业链。[3]按照产业链所属行业属性，可分为农林畜牧产业链、机械制造产业链、建筑产业链、通讯产业链、金融产业链、餐饮住宿产业链、网络IT产业链、文化产业链等。
(二)依托创意、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三大要素的文化产业链
创意龙头论强调文化产业链以创意为龙头、以内容为核心驱动文化产品制造经济循环。[4]随着近年来IP热全面波及文旅领域，创意在文化产业链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甚至被出版等行业认为是产业的上游环节。[5]文化资源论从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出发，认为文化产业链是不同“主体对文化资源的探索、开发、加工处理以及反馈，最终面向广大消费者的一个价值增值过程”。文化产业链的上游是相关原材料的开发和利用；中游是文化产品的深加工；下游是文化产品的销售和变现。在发展区域文化产业时，从开始就应结合区域文化资源优势，设计策划文化产业链。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可以设计出不同的文化产业链条，诸如文化旅游产业链、会展产业链、传统工艺产业链、民间娱乐产业链、演艺产业链等。[6]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各个文化产业链时而交织，形成哈里森·怀特所提出的功能网链。文化产品论认为文化产业链是围绕文化产品展开的多重环节、不同层面因素共同构建而成的关联体系。在文化产业链体系中，可以向后关联至与生产文化产品的物质材料相关的农业或与工业部门、技术设备相关的工业部门以及创意设计等部门；可以向前关联使该文化产品成为其他产业的基础[7],可以衍生新的文化产品成为相对的文化新业态，也可以作为关联产业的材料或前提。
虽然三种认识对文化产业链解读的出发点不同，但却指向一致，互为一体，主要表现为通过对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生产文化产品以及流通销售等环节形成文化产业链，前后左右关联而达到增值。这在实际上也反映了文化产业链所要依托的三大基本要素：创意、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它们或单独，或组合，或再加之其他要素，只要能使文化产业链关联的任一环节得到发展，就都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链形成是市场自发行为和政府自觉行为的有机统一”,接通与延伸是其两个重要方面。[8]在文化产业链中，原来互不关联但又存在上中下游关系的产业或环节接通后形成合作关系，从而可以产生以前所不具备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方面的功能效益。文化产业链延伸则通常是一个主导文化产业(门类),对产业环节进行劳动力、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投入，使其发展壮大并取得应有的效益。在我国文化产业链接通中，多层区域发展视野，政府和中间组织起着更大作用，往往形成他组织产业链，较多呈现文化产业园形式；在文化产业链延伸中，则多是因市场效益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自组织产业链，很多最终呈现为集团化发展模式。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起到主导作用，自组织模式越来越成为文化产业链中的重要表现。文化产业链延伸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态势。纵向延伸包括前纵向延伸到文化资源或生产资料等环节和后纵向延伸到新类型的文化产品或服务以及衍生品等环节；横向延伸主要是在文化生产和产品销售等各环节的某一环节中业务不断扩展壮大。[9]
(三)文化产业链的新形态：特色文化产业链在乡村振兴中日益突出
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初期，主战场多在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依托理念、人才、创意、科技、资金、政策执行力等优势，纷纷取得了显着成就。随着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人们文化消费需求不断扩大与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大政方针深化实施，文化产业的主体和市场在广大乡村逐渐显露，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日益形成。和城市相比，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乡村存在很多不足和劣势，但其最大的优势是拥有独特而优良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成为必要选择。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特色文化产业成为重要的发力点，基于文化产业链而形成的新形态——特色文化产业链更为适应，日益突出到重要位置。在当前乡村振兴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已如火如荼。
关于特色文化产业链问题学界也较早予以关注，大致有三个层面相关研究成果。在宏观层面，学者们主要围绕特色文化产业集群、集聚等论及产业链问题。姜长宝把构建完整和稳定的特色文化产业链作为实现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之一，提出“整合生产、旅游、商贸于一体，打造完整的特色文化产业链”[10]等观点；林玮认为应多次开发文化资源解决特色文化产业集群产业链较短的问题[11];金颖若提出在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化集聚发展中，可“以产业链竞争代替单项产品的竞争”[12]。在中观层面，更多探讨了非遗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产业链问题。吕庆华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型文化业态融合视角，提出构建“以非遗为中心的新型文化产业链，实现资源到产品、产品到市场的价值增值最大化”[13]。张秉福认为应按照“资源—资产(资本) —企业—产业”的发展思路，集聚和整合非遗项目各环节的资源要素，构建产业链。[14]在微观层面，主要是一些个案分析，诸如认识到唐卡文化产业链在模式和实践中存在整合、外扩以及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等。[15]
从宏观到微观三个层面的特色文化产业链相关研究成果中，不同程度上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都有一定指导作用，但总体上多着眼于产业链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主要将其作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应路径对策，且大多嵌入在相关内容之中，缺乏对特色文化产业链比较系统的解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十四五”时期，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问题亟须得到深入性研究。
二、乡村振兴中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的几个关键问题
特色文化产业链涉及方方面面，但明确几个关键就抓住了精髓。基于对文化产业链的认识以及产业链相关理论，结合特色文化产业的特性以及研究现状等，在当前乡村振兴中要着力明确、抓住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的几个关键问题，以选择正确路径。
(一)强化特色文化产业借用外脑创意创新
特色文化产业属于文化产业范畴，在发展中创意不可缺少，在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中同样不能缺位。创意是文化产业链的三大核心要素之一，也当然是特色文化产业链的要素，甚至可以说是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的灵魂。早在《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强调“创意引领”,“延伸产业链条，拓展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空间”。但是，特色文化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相对而言，尤其是在乡村高端创意和技术人才极度缺乏，产业规模一般不大，多是“草根文化产业”,带有显明的自发性和师徒或家族相沿的传承性，通常并非纯正的“内容产业”和“创意产业”,本身创意含量相对偏低，即使有些业态表现出较强的内容创意性，也更多是世代传承的结晶。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中，一般多是自然而然被动式形成的特色文化产业链，总体上创意也比较薄弱，虽然不排除带有创意性，但和大规模产业集团主动式创意构建创新产业链的状况远不能相比。特色文化产业的龙头环节也多是传承学习而来的技艺技术，虽然有着一定的创意成分，但要有深度的产业链创意创新，自身能力往往不足，必须向外借力，让“外脑”介入。
乡村振兴需要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要求特色文化产业链更快更全构建，以做强做优，向外借力、借用外脑创意创新极具必要。结合当前发展态势看，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由一些对特色文化资源有着较深情结、既懂特色文化又懂经营管理的领军人物及其运营主体精心创意谋划；二是由当地政府支持一些具有“领军”潜力的特色文化产业主体经营者参加国内外相关理论培训交流，开阔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运营管理创意创新能力；三是积极引导各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大型文化企业和中间组织帮扶具有发展潜力的特色文化企业(作坊)创意，加强特色文化产品创意以及设计构建创新特色文化产业链。在发展中，对于特色文化产业龙头环节中的深度文化创意研发以至创新相关业态，则更应通过学术研讨、研发指导、项目诊断等外部介入方式强化创意，甚或引进大学生、创意机构等群体直接进行特色文化产品研发并创新业态。
(二)特色文化产业链基于特色文化资源与特色文化产品
特色文化产业是基于传统、民族的特色文化资源的文化产业[16],和一般文化产业相比，创意薄弱，更加依赖文化资源。特色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强化创意、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园区以及产业链等手段，目的都是为了把相应的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文化产品，以对其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就业创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优化社会治理等。特色文化资源与特色文化产品是特色文化产业生产前后端的基本形态，两者辩证统一，互为表里，成为特色文化产业链的最基本要素。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中，必须对其清晰认知，以便于形成创新链和价值链。
特色文化资源是较为明显区别于他人的凝结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是所有具有精神属性的产品、服务和活动的综合”[17],从开始就有着文化产品的表征。特色文化资源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技艺传承性(以“非遗”为代表)的；还可以是自然的，有些是原生态的，有些则是加工或深加工的；有些完全是资源，有些已是文化产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资源与产品不断交融，特色文化资源越来越为厚实，相关特色文化产品更加丰富，逐渐呈现出特色文化业态，直至现代话语中的特色文化产业。在此过程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特色文化产业链逐步自然形成。鉴于产业链对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带动辐射，在乡村振兴中积极主动构建创新特色文化产业链，更有利于充分利用特色文化资源的文化经济价值。
为了充分利用特色文化资源，几乎在特色文化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哪怕是对原材料的初加工阶段都存在产业链，因为个体乃至某类群体所掌握的资源(包括技术、资金、材料等)究竟有限。到了特色文化产品深加工进一步利用特色文化资源阶段，特色文化产业链更是广泛存在。特色文化产业创意性相对较弱，其更加关注生产，有关特色文化产品生产的产业链可以有更为丰富的业态。虽然在乡村振兴中特色文化产业强调以创意为引领，但基于其特性，在产业链环节中很多业态通常仍是文化领域之外创意性较弱的农业生产、工业制造(手工制作)和服务业等一二三产业。特色文化产业链相关业态可以单独形成产品产业，也可以为其他产业服务，但是都因为服务于利用特色文化资源、生产或销售特色文化产品而成为特色文化产业链中的一环。因此，特色文化产业链中的文化产品和业态很多低学历人群都能生产从事，从而使其在扩大就业创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体现出了更多的优势，对整个区域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
(三)加强特色文化产业链接通与延伸
一般文化产业因其较强的创意性和对高端创意人才的黏合性，面对市场和业态发展，产业链接通与延伸状况总体较好。由于特色文化产业的“先天不足”,产业链接通与延伸相对较弱，但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将特色文化产业作为重要突破口的大背景下，特色文化产业链必须大力加强。
特色文化产业多在乡村，多属于文化产业中的“边缘弱势群体”,很多从业者(甚至是经营管理者)传统思维印痕较深，有些还有着“小农意识”,对社会发展和市场变化嗅觉不够灵敏，创意创新意识不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时有出现，相关的一二三产业各自利用资源、各自延伸，自成体系，在产业链形态上很容易表现出“孤环”“断链”和“短链”,导致不能互补、共同抗击市场风险、形成产业竞争力、共同发展。基于特色文化产业蕴涵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区域政府和中间组织更多应在其产业链接通中助力，或者由发展势头较好的特色文化产业主体通过引领、投融资、兼并等方式和相关产业链环自发式共同构建关键的接通环节，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态势。当前乡村振兴中特色文化产业链接通主要形成了特色文化产业园、专业合作社和特色小镇等几种模式。特色文化产业园更多运用现代文化产业(园)集群化发展理念，多在文化产业氛围较好、特色文化产业已有一定成熟度的地区由政府引导形成。专业合作社相对更为普遍，有的是政府引导性质，有的是中间组织推动成立，也有的是由实力型企业(组织)组建，还有的是相关个体从业者自发形成；或者几种力量都有，共同发起。特色小镇处于特色文化产业园和专业合作社之间，有政府引导建设而成为非常专业极具特色的园区式小镇，也有集各类专业合作社于一体的产业链式小镇。
特色文化产业链延伸是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常见的形态，纵向延伸和横向延伸普遍存在。基于我国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特性及其所承担的一定使命，产业链前纵向延伸着重挖掘利用相应特色文化资源，在生产资料环节深度发展。这可使更多群众参与相关一产或二产，有利于特色文化产业主体扩大规模和增加效益，也有利于扩大周边群众就业甚或创业。特色文化产业链后纵向延伸主要是通过文化创意等，在主体特色文化产品基础上研发、跨界新的特色文化产品或服务以及衍生品。这既可局部实现主体产品自产自销，增加收益，又有利于宣传推介主体产品，扩大影响和市场。在特色文化产业链横向延伸中，不仅仅是生产和销售环节，还包括生产资料环节。特色文化产业链的生产资料环节横向延伸，一方面表现为积极扩大原材料生产满足制作特色文化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可以将其和副产品一起直接向市场销售满足其他产业的需求。在特色文化产业链研发生产环节横向延伸中，需要积极引进高新技术，发挥科技力量，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不断加强创意，丰富特色文化产品类型。在特色文化产业链市场销售环节，既可从传统的销售方式延伸出电商等形式，也可从坐地销售延伸为出门销售，甚至是品牌复制。
通过纵横向延伸，不断拉长加粗特色文化产业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准确研究分析需求侧市场动向，将与特色文化产业相关联的一二三产业彻底打通，实现融合发展，并积极谋求跨界融合发展，成为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表现与趋势。
三、乡村振兴中特色文化产业链的陕西实践案例
陕西历史文化辉煌灿烂，山川秀美，生态类型多样，特色文化资源极大丰富。随着近年来陕西文化产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实施，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日益崛起，快速发展，以礼泉县袁家村等为代表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进行了有力实践。
(一)关中印象·袁家村：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的成功典范
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是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的成功典范。该村拥有典型的关中乡村民俗文化、民间工艺、传统村落等人文生态资源，从2007年开始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乡村旅游目的地。通过发展乡村文化旅游，袁家村成功带动了小吃餐饮业三产以及酸奶、面粉、豆腐、辣椒、醋等农副产品二产的销售和加工，并以食品安全和“前店后厂”等塑造出“袁家村”美食品牌。“前店后厂”既是表示货真价实，也是从餐饮服务业向加工业的产业链前纵向延伸，或者由加工业向餐饮业的后纵向延伸。在具体运营中，则是由一个个小作坊组成专业合作社，形成产业链接通。
发展中袁家村在做精做强原有各类传统乡村美食业的基础上，积极引进酒吧等新式餐饮，还打造了袁家村“回民街”,产业链不断横向延伸。由于最初袁家村仅是一个62户286人的小村子，土地资源有限，产业链更多局限于二、三产业，一产较为短缺。随着袁家村迅速发展，在当地政府领导下，结合村社合并形势，周边10个村子并入袁家村社区，约计1万多亩土地成为产业链前纵向深度延伸至第一产业的生产基地，相关农产品纷纷赋予“袁家村”品牌，一方面供应袁家村一二三产业链，另一方面自行横向延伸发展。在文化创意方面，基于袁家村品牌性，村中已聚集了众多大学生或创意机构的创客，形成艺术街区，专门研发制作乡村文化创意产品，纷纷取得良好业绩。近年来袁家村还积极“走出去”,在西安、咸阳等城市各大商业综合体内开设了系列“袁家村”店，让城里人近距离享受“袁家村”美食，同时直销“袁家村”农产品。“袁家村”品牌还走向省外，通过陕西袁家村策划运营管理公司和山西、青海等地合作，忻州古城“袁家村·秀容印象”和平安驿“袁家村·河湟印象”先后运营[18],成为几个地区知名的乡村文化旅游“打卡”地。
袁家村的成功与坚强有力的领军者、政府支持、外脑参与密不可分。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前，袁家村支部书记郭占武多年在外经商，头脑灵活，在其带领下的袁家村“双委会”班子也极具魄力，在打造“小吃街”时敢于向群众承诺，卖不了的小吃全由村上买单，极大坚定了村民们的信念。很快在村上统一运营管理下，群众纷纷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在袁家村发展中，礼泉县和烟霞镇给予了大力扶持，邀请了西北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协同策划创意，理清思路；在县上安排下，烟霞镇把村委会主任郭俊武特招为镇政府工作人员派驻村里，作为有力支持。为了支持袁家村发展，2016年陕西省旅游局、咸阳市政府、礼泉县政府等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袁家村专门举办了“中国(袁家村)乡村旅游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多角度研讨乡村旅游发展。随着袁家村影响不断扩大，各方面专家学者以及创意人才更是纷纷来到村中出谋划策。这些使得袁家村创意创新源泉不断，以乡村文化为底蕴的特色文化产业链充分发展，在很大范围内“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二)镇巴宣纸与起良汉麻纸：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的积极探索者
宣纸因多在安徽宣城地区集散而命名，在陕西省镇巴县也有从明清时期传承而来的宣纸制造工艺，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起伏。起良是陕西省周至县的一个村子，在明代之前就以制造汉麻纸(也称“蔡侯纸”)闻名。镇巴宣纸与起良汉麻纸均可作为书画专业用纸以及相应用途，技艺先后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均在传承人经营下形成不同程度的特色文化业态，在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经过多年积累，镇巴宣纸技艺传承人胡明富在该县长岭镇九阵村成立镇巴县胡氏宣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占地2 000平方米的宣纸文化产业园，主要为省内外书画家订制生产“秦宝”宣纸。基于前期基础和科学的发展思路，镇巴宣纸文化产业链快速形成，在主导的手工造纸环节不断改进工艺、培训技术，让更多群众参与生产，扩大类型品种和产量，满足不同人群的宣纸需求；在文化产品端积极增加研学旅行、文化体验等项目，并延伸到字画销售；生产材料端更是发挥原来成立的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优势，在县上支持下建成4万亩青檀树基地，青檀树皮用于造纸，树干则成为锨把、拖把等工具的原料。目前，镇巴胡氏宣纸有三大类型近100个品种，年产量20多吨，产值2 000余万元，收藏名家字画2 000多幅，带动群众致富年人均增收3 000元以上，成为当地重要的特色文化产业园区与示范基地。
起良汉麻纸在改革开放后曾中断20多年，该村退休教师刘晓东依靠记忆中的古法再现汉麻纸制作流程，并以全部积蓄、举债建成蔡侯纸博物馆和中国汉麻纸制作技艺传习所。起良汉麻纸以天然野生枸树皮为主要原料，质地坚柔，书画更具表现力和保存效果，深受西安等地书画家厚爱，争相订购。经过几年发展，起良蔡侯纸博物馆也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体验、研学基地，在产品方面已成功研制出以大熊猫粪为主材料的“熊猫纸”,在产品用途上则研究向茶叶、烟酒、食品包装等方面延伸。但是，限于理念、原材料和资金等各方面因素，目前起良汉麻纸特色文化业态仍处于探索阶段，产业链还没有向枸树种植端前纵向延伸，生产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对此，政府等层面有必要出面接通产业链。同时，鉴于起良汉麻纸和蔡侯纸博物馆的影响性及其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潜力，政府也可以派驻专门人员，促进招商引资等，加强产业链接通与延伸，扶持其发展。
镇巴宣纸与起良汉麻纸都是原生态纸，市场供不应求，但原材料生产率很小，手工艺非常复杂，成本很高，在生产环节保证质量前提条件下加强创意提升、高新科技应用成了产业链自发延伸的最大诉求。然而，在世代传承中工艺创意提升逐渐完成，面对当前文化蓬勃发展需求大量产品的时代，仅靠传承人之力很不现实。对此，轻工业院系和机构的专业科研人员介入极为必要。
(三)华州皮影产业：从皮影戏和制作技艺业态交织到“皮影制作+演出+旅游”等融合发展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是皮影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华州皮影戏与华州皮影制作工艺先后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和第一批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面对独特的皮影文化资源和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号召，当地政府致力推动华州皮影产业发展。
按照文化产业链的创意龙头论皮影制作应是皮影产业链中演出业态的下游环节，但是由于皮影戏的一度衰落，华州皮影产业在发展时前些年主要定位于皮影艺术品市场，使得皮影雕刻制作成为产业链中的主导环节。目前，华州皮影产业从事皮影工艺品研发、生产、销售企业13家，作坊30家，从业1 000余人，年产值3 000多万元，而演出产值仅20多万。其中，从事皮影雕刻工艺30多年的省级非遗传承人薛宏权投资运营的华州宏权皮影艺术有限公司规模最大，从业50余人，年产值达500万元以上。该公司在皮影工艺品制作基础上不断扩大业务，不断创意创新，产业链不断延伸，将皮影和家装、广告灯箱等相结合，特别是成立了由6个年轻人组成的卡通皮影剧团，研发创意了芭蕾舞剧《喜儿》、动漫剧《老鼠偷油》等，深受人们喜爱，大大增加了影响和效益。随着卡通皮影演出的成功，他们积极引进激光投影仪、数字调光台等高科技设备，打造虚实景相结合的皮影动漫《哪吒闹海》等，让古老的皮影表演艺术紧跟时代潮流，使皮影演出成为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面对当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趋势，在有关科研机构和剧团协同谋划下，华州皮影产业已逐渐向“皮影+演出+旅游”等综合性皮影产业发展。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宏权公司在4A级景区少华山脚下建成集皮影研发、制作、展览、销售、旅游和演艺于一体的“少华山国际皮影博览园”,皮影产业链进一步接通和延伸。
从趋势看，以华州宏权皮影艺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华州皮影产业链在原有制作销售业基础上除了在区内向文创、动漫演出、旅游业态发展外，还可以动漫皮影演出的形式和省内的华山、兵马俑、曲江等热门景区合作，形成更广的皮影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另外，在现有皮影产业发展基础上，还可以向皮影的原材料端——牛皮以及秦川牛养殖业等延伸或者接通，形成华州皮影产业的全产业链，充分提升“华州皮影”价值链，不断完善利益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四、结语
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要求，更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手段，在乡村生态振兴、人才振兴以及组织振兴方面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从而有助于乡村全面振兴。但是，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重点还是乡村产业振兴，因为“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19],产业兴旺是关键。这就必然要求在乡村振兴中大力进行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作为文化产业链的新形态，虽然在创意方面存在不足，但却更适合乡村，而且更有利于依托特色文化资源等优势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态势。在目前各地乡村振兴中所形成的特色文化产业链，龙头或上游业态大多是对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并进一步“通过一二三产业间的要素多向流动和资源互补整合来拓展乡村产业的功能边界，催生新兴的特色产业形态，推动乡村产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20]。在陕西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几个特色文化产业实践案例中，即要么依托独特的乡村人文生态资源，要么依托独特的非遗文化资源，对此予以了生动阐释。当然，特色文化产业链要在乡村振兴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还必须强化创意，并不能以“创意薄弱而自豪”,在几个案例中袁家村创意最强，从而取得的成就最大；其他相对薄弱，成就就相对较小。同时，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中不仅仅是强化创意创新，而且要注重政府、专家学者等外力外脑的帮扶和指导，要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最大程度地释放文化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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