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摔跤发展的优势和瓶颈

　　武术何去何从？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就国际体育发展来看：跆拳道已经把“踢”技发挥得淋漓尽致，拳击早已成为“打”坛霸主，“拿”的伤害事故率又难以控制，我们只能在“摔”上做文章。虽然国际式摔跤及柔道都是“摔”的集中体现，但因缺乏观赏性一直是运动会的冷门项目，甚至差点被“摔”出奥运会的舞台。通过对中国式摔跤的文化考察，我们发现，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有着很大的“升值”空间，只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命运不济”,遭遇冷落而衰微。从历史学和文化学视角切入，分析中国式摔跤发展的优势和瓶颈，是本研究的启缘。

　　1 中国式摔跤形成的历史轨迹

　　从现有体育史料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古代的摔跤活动是近代中国式摔跤的先驱。在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摔跤的形式和叫法都不一、规则不一。《角力记》目录言:“训诂既殊，方言且别。”意思即说，角力这一概念，由于时代不同，解释也不同；由于地区方言的差异，各地叫法也不一样。[1]

　　摔技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存在的技击运动或竞技运动，作为中国式摔跤更是脱胎于我国的古代摔跤运动。在古代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跤术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李季芳等人认为，古代的摔跤运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蚩尤和黄帝之战”.“蚩尤氏有角，与黄帝斗，以角抵人”（《史记·乐书》），这种徒手的角斗可以看作是“角抵”的起源。[2]部分学者认为，“这种用头冲撞的作战方式，就是摔跤的最早起源”.[3]殷周时期作为军事训练项目登上历史舞台，迎合了战争的需要，该时期的摔技并无特色之处。但至秦汉时期，随着战争中兵器的大量使用，摔跤的军事作用锐减，开始成为宫廷娱乐项目。陕西西汉墓出土的“角抵透雕图饰的铜牌”,明显表现为角抵和拳术分离，印证了该历史时期中国摔跤活动的文化形态。

　　之后的两晋南北朝，由于国家崇尚文弱，摔跤活动开始在民间大肆流行，却被士大夫称为“下技”,《晋书》云：“相扑，下技也”;唐代，由于帝王的喜好，宫中设“相扑棚”,出现了一批摔跤名手；两宋时期，由于社会繁荣，市井之地的民间体育活动十分活跃，甚至出现了关于古代摔跤运动的专着---《角力记》；清代，如唐代一样，由于帝王的喜爱，设“善扑营”专习“布库”（满族摔跤），开始出现“摔跤”一词。清代的摔跤技艺已形成体系，技术十分成熟，主要体现在：一是史志为鉴。乾隆年间编成的《五体清文鉴》中《武功》类有“撩跤类第一”和“撩跤类第二”,详尽的记载了当时“撩跤”的招数；[4]二是历史推理。清廷衰落后，宫廷中的“官跤”走向民间，开始和民间的“私跤”相融合，统治力的下降，使得武技在民间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得以滋生漫长，成就了中国式摔跤技术体系。

　　2 近代以降中国式摔跤发展的阶段及特征

　　2.1 清末民初：植存于民间自由成长

　　近代以来，中国式摔跤技术体系的日臻成熟，开始在民间盛行。清末，由于清政府的弱软无能，刺激了民间武事活动，民间武术团体蜂拥而起。“清廷在严禁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的同时，对民间武术的传习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5]

　　尤其是道光以后，民间习武的主题变为“反帝、反封建”,甚至出现了一些教门、结社、拳会等组织。随着清廷的衰落，“善扑营”中的布库手失去了官方的依赖，开始步入民间，并在民间广泛传播摔跤技艺，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中国跤技的传承。辛亥革命后，随着“善扑营”的解散，一些布库手开始在各地卖艺以图生计，当时逐渐形成了以河北的北平、天津、保定为主要传播区域的传播范围，且三个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技术特点，显示了中国跤强大的生命力。

　　由于植存于民间自由成长，虽然中国式摔跤扩大了传播的范围，但因缺乏组织性，中国跤的整体发展令人忧虑。吴图南先生感慨：“惜乎，自清末迄今，（中国跤）已渐失传。其中奥衍，亡其大半。”[6]在这些国术大师眼中，令之痛心疾首不过技术的流逝，如此感慨实是发自内心肺腑。而技术体系确是中国跤生存之基，发展之本。因此，民间自由成长的这段历程对于中国跤而言，可谓得失兼有。

　　2.2 民国中后期：曾以国术自居

　　至民国中后期中国式摔跤受国民政府的泽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民国五年，《新武术·率角科》的问世。民国年间，马良在山西陆军学堂任教习，即以所编之拳脚科、率角科教授学生。[7]后“曾以所编之新武术，并各种武术教授其所统官兵嗣，渐推行于北洋陆军各镇协，并刊印《柔术教范》（后仍改名率角科）”.[8]

　　（2）1927 年，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中央国术馆设立摔跤科，国术比赛中都设有摔跤比赛项目；1933 年，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首设摔跤项目，赛事的成功举办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式摔跤的发展。民国年间，改武术为国术，这是在热兵器时代对武术的再认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中国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功不可没。尤其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全国范围内设雷比赛，促进了各地武术流派之间的交流。中国式摔跤作为比赛交流的重要科目，其技术体系逐渐得到完善，该时期的国术大师善摔跤者比比皆是。

　　2.3 解放初至 80 年代初：伴随挫折走向成熟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的体育方针是“改造旧体育、建立新体育”,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式摔跤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中国式摔跤被列入竞赛项目；1956 年，当时的体委颁布了《中国式摔跤等级制》；1957 年颁布了《中国式摔跤规则》。这些都是新体育思想的影响下的产物。但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总体发展缓慢。1956-1965 年，政治领域中出现了极左思潮，经济工作中盲目“大跃进”,以及美、苏反华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压力，使这一时期体育发展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接踵而来的“文革”则彻底抹杀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直到文革后期，国内各项体育赛事把中国式摔跤作为重要比赛项目，新规则下的中国式摔跤运动蓬勃开展，中国式摔跤也在挫折中长大成熟。

　　2.4 80 年代后：遭遇冷落而衰微

　　1980 年，国家体委就提出按照“以奥运会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对全国和地方的运动项目设置。1983 年第五届全运会取消了中国式摔跤比赛，这给本来发展迅猛的中国式摔跤当头一棒。1984 年奥运会上，中国取得的佳绩令国人振奋，接着中国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9]显然这样的目标是针对奥运奖牌而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遭遇冷落。

　　1988 年，北京率先解散了中国式摔跤专业队。自 1993 年以后，各地省市，自治区中国式摔跤专业队相继解散，每年例行的全国锦标赛也时有时无。[10]1999 年，一年一度的全国中国式摔跤比赛停办。失去了生存土壤和奋斗目标的中国式摔跤孤立无助，犹如都市流浪的孤儿，无人问津。

　　3 中国式摔跤发展的历史诘问

　　3.1 优势存在

　　首先，中国式摔跤以礼德为先，宣扬“以武会友”,练跤时要求“点到为止”,从而避免了比赛中伤害事故的发生，也契合了现代竞技体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中国式摔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武术的影响，对武术运动的踢、打、摔、拿功夫进行了改造。具体的说，在中国式摔跤运动中去掉了踢和打等致伤的技术，保留了拿、摔，并在长期的运动实践中，形成了全面、系统的技术体系。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希望把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项目的代表推向世界，但问题颇多。如果按照传统比赛的模式进行，伤害事故就会频发，这违背了竞技体育的规则，也失去了人性化；如果发展竞技武术套路运动，武术的技击的本位文化特征也就难以体现，程式化的套路也成了体操的附庸。中国式摔跤独特的技术特点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的接轨点。

　　其次，中国式摔跤具有技巧性、表演性和娱乐性，既符合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需要，亦满足了大众健身体育的需要。中国式摔跤讲究“一力降十会，四两拨千斤”,既追求力量美的塑造又追求技巧智力的开发。力量美可以满足现代社会个性张扬的文化开放，技巧的使用则可以满足当代社会智力发展的需要。跤界有句话，“大绊三百六，小绊赛牛毛”,可见中国式摔跤绝非使用蛮力，有着极强的技巧性；同时，摔跤训练有很多力量素质的练习，可以塑造人的形体。

　　再次，中国式摔跤较之国际古典式摔跤、国际自由式摔跤、柔道等奥运会项目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四者技术相似，但柔道中的寝技与自由式摔跤按肩相仿，这种反关节技术的使用容易伤害运动员。而中国式摔跤讲究点到为止，将对手摔倒即收手，这也是东方文明的展现。国际式摔跤主要是力量的角逐，观赏性较差，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而中国式摔跤则是技术和力量的完美结合。

　　3.2 历史与理念误区

　　首先，受奥运争光计划影响，中国式摔跤遭遇冷落。中国式摔跤有过辉煌的历史，但进入 90 年代，受奥运争光计划的影响，由于中国式摔跤不属于奥运会项目而被冷落，摔跤专业队相继解散，中国式摔跤从此无人问津，自由发展。1999 年，一年一度的全国中国式摔跤比赛停办，中国式摔跤进入有史以来发展的低谷。

　　其次，“墙内开花墙外香”是对现在中国式摔跤发展误区的一种写照。中国式摔跤在中国逐步走向衰落，但旅法华人袁祖谋却把中国式摔跤带到了巴黎，并 1992 年举办了第一届巴黎市长杯中国式摔跤国际邀请赛，获得了很大成功。并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这一赛事正在成为该项目最有影响的国际赛事之一。中国式摔跤出现“墙内开花墙外红”的现象，值得每个体育研究工作者深思。

　　再次，中国式摔跤的文化内涵正在消亡。比如，摔跤运动员上场前亮跤衣以示礼让和光明磊落的举动，在现代仅有摔跤比赛中已经取消。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中国式摔跤看成一项身体活动，重要的是它蕴含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通过对中国式摔跤的推广，应该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最高理想。把中国式摔跤的技术属性和文化属性隔离开来的做法是不可行的，这也是中国式摔跤发展中的误区。

　　最后，为了趋炎附会于西方体育而弄巧成拙。现在的中国式摔跤在竞赛规则方面借鉴了国际跤的场地规格、礼节、得分标准等，这种做法显然过于附会于西方的体育需求。无可厚非，体育运动的融合性取决于文化性,“不破不立”的观点我也同意，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融合的前提必须建立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失去了民族性也就无从世界性。中国式摔跤应该根据自身技术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其民族特色的摔跤规则，而不是生吞活剥，全盘引进，否则它的推广和传播也将成为一纸空文。

　　3.3 思路指向

　　通过对中国式摔跤的发展优势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该项目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由于国家体育政策导向的问题，中国式摔跤在国内遭到了冷落，而在异域他乡的法国巴黎却在政府部门的关怀下开展的如火如荼。试想，若干年后，只要法国人把“中国式”三个字去掉再冠以其它名号，也许中国式摔跤就会像蹴鞠更名足球一样，从而改变自己诞生的国度。

　　2004 年，韩国就曾抢先为端午节龙舟竞渡申请加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起了国内哗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对中国式摔跤进行抢救式发展。就中国式摔跤的发展战略研究而言，早在民国时期章伟川就曾提出三项建议，一是统一摔角名词；二是编订比赛规则；三是训练裁判人员。[11]提出相关政策和体制，要求必须从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来发展这项运动，并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12]应从以下几点着手致力研究。

　　首先，管理部门的“为”与“不为”.现在北京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摔跤俱乐部，这对中国式摔跤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存在一个问题，这些俱乐部大都是 60、70 年代摔跤界老人自发组织，完全是凭着对中国式摔跤的满腔热血，俱乐部甚至对学员不收取任何费用，可谓用心良苦。在中国式摔跤重新露出苗头的初级阶段，政府管理部门要给出服务，做到“有为”,其他方面交给社会和市场，管理部门均可“不为”.

　　其次，对中国式摔跤进行全面挖掘、整理。中国式摔跤的技术体系已经相当完善，在当代社会作为竞技比赛的中国式摔跤还是应该有所取舍，形成中国式摔跤的竞赛技术规则和赛制体系；另外，中国式摔跤的文化研究和理论研究严重缺失，我们必须对中国式摔跤的历史文化做深入挖掘性研究，突出中国式摔跤的民族特色，失去了民族特色也就失去了对外推广和传播的基础。

　　再次，继承与变革。我国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产生都依赖于迷信活动（如神灵崇拜、图腾崇拜、祭祀等）。对于这些不科学的文化含义我们要勇于抛弃，而对于蕴含的传统礼仪文化和道德文化要积极倡导。变革并不是要抛弃民族情感和风俗习惯，而是在尊重民族情感和风俗习惯的前提下融入社会发展新风尚，保持民族传统体育与时俱进，与现代社会和谐发展。

　　最后，统一中国式摔跤各种跤绊的名称。中国式摔跤跤绊繁多，由于长期生长于民间，同一种跤绊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叫法，甚至同种跤绊有很多别名，如：大得合又叫涮葫芦，满族语叫得合勒。另外，从出版的中国式摔跤技术教程来看，出现同一用词而用字不同的现象。这些技术用语的不规范给中国式摔跤的学习者带来了不便，直接影响了中国式摔跤的推广和传播。

　　4 结语

　　“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中国式摔跤当前的存在状态。作为一项中国古老的强身健体技艺，在神州大地传承了几千年后突然遭遇冷落，而同时却在海外的法国巴黎受到无比青睐，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者，我们不得不发出诘问，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所在。自近代以来，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中国式摔跤的发展历程可谓一波三折。有过民间散漫发展的历史形态，也曾身授了“国术”之尊位，当然也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沉痛打击，最终在奥运战略体育发展的背景下走向了衰微。

　　参考文献：

　　[1] 翁士勋。《角力记》校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29.
　　[2] 李季芳，周西宽，徐永昌。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4:297.
　　[3] 刘秉果。中国古代体育史话[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38.
　　[4] 金启孮，凯 和。中国摔跤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42.
　　[5]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01.
　　[6] 吴图南。国术概论[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社，1984:51.
　　[7] 马子贞。棍术（上）[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8] 马 良。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余年记略[C].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成都：四川出版社，1988:8-20.原载：《体育与卫生》第三卷第三期，1924-9.
　　[9] 谭 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16.
　　[10] 苏学良，李宝如。京跤史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50.
　　[11] 章伟川。统一国术对摔角上的三项建议[C].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成都：四川出版社，1988:29-31. 原载：《勤奋体育月报》 第一卷第十二期，1934-9-10.
　　[12] 苏学良。中国式摔跤的战略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3（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