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经过改革开放和多年的发展，体育史学界对体育文史中许多颇有争议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看法。以往那种单一的、武断的评价模式得到改变，逐渐被理性思考所代替，由一批中老年学者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思、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11].有学者提到：“以往，我们笼统把体育史划归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甚至更多地视其为社会学科,除了向学生传授体育的历史知识以外，更多地是在探索和揭示体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联系。”其认为“这是有失妥帖的、轻重不分的嫌疑，这可能也是导致目前高校体育史学科走向衰退、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14].又比如对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问题、武术进奥运问题争论激烈，对新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反思迭起，对政府体育部门以及社会体育团体在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中的作用，都逐渐引起体育史学界的关注。
学者们更多的是从中国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来思考的，其中一些新认识来自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以上，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随着对新中国体育史、社会体育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学者们对当代中国体育的现状、中国体育史的走向以及体育史的创新与发展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在这一基础上，学者对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各时期体育史做出了更全面、更为客观的阐述，更为公正的评价，注重“参与史学”,甚至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合理适用，都将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未来。
4）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研究来看，原来那种追求历史的社会科学化风气也逐渐削弱，历史研究变得更加分散、零碎和多样。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史学”“小历史”“微观史”“日常史”等引起我国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已将其运用到社会史的研究中，所以，在我国今后的体育史研究中，将从微观到宏观两方面有大的突破。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乃至体育大国，近年国力飞速发展，在世界，尤其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中占重要地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各国之间的交往频繁，互相影响加深，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为更高层次研究不同时期的世界体育史、邻国体育史成为可能，况且各国体育史网站的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优越条件。因此，在对本土体育史研究升温的同时，对别国和世界体育史的研究增多，有学者已经围绕“西方体育运动的历史变奏”---《体育史与体育哲学：从古代社会到当代世界》进行评析[17].有学者围绕德国18~21世纪体育史学研究进行评述[16].于此同时，古代微观体育史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李重申、李金梅、夏阳合着了《中国马球史》，该书不仅宏观地论述了马球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并对马球的球杖、球服、场地、马球子、马球赛场仪式都细致入微地做了研究。还有刘秉果的《汉代体育》，这不仅是一部体育断代史，书中对养生、帝王将相的狩猎和日常生活中的娱乐都有深一步的刻画。又有《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该书运用了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化史的多种手段，围绕中国古代人体健康、娱乐生活、生殖崇拜、宗教、家庭、习俗等文化形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另外，有些学者将研究目光转向文学艺术与体育、考古与体育、哲学与体育，甚至对古代建筑、墓志铭、竹简、浮雕、丝绢、岩石、壁画、文字史、边疆史中的各类形象符号进行了广泛的收集，从而使体育文化史的研究有了一定规模。
5）比较史学与计量史学等方法在体育史研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量化史学的重大分水岭，有学者指出量化史学及心理史学曾被视为2种对传统史学方法最具有挑战性的新东西，但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它们未来的命运恐有变化。不过，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史学辅助科学的冲击基本上应该是正面的。在笔者看来，它并未完全颠覆既有的方法及理论，有些现象可能还是使用量化或其他趋向较有说服力[18].21世纪初，由于我国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网络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技术在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历史、文化发展的特殊作用，使计量史学在我国快速兴起，我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体育史和东北亚体育史会议几乎都应用了计量史学，尤其在回顾性、综述性体育史研究中，计量史学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比如张宝强、刘博的《建国以来我国的体育史研究与探索》、张晓琳和孙浩然的《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第8届东北亚体育史学术大会综述》[16]等、王俊奇的《体育史研究的进展与前瞻》[19]、崔乐泉的《体育史学与体育社会学关系辨析》[13].计算机的应用解决了体育史学在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上的困难。目前，计量学在体育史的文献收集整理、档案管理、科学研究、信息资料，甚至在体育史教学、讲座等各方面得到普遍应用。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以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为特征的新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因此，计量史学在今后的体育史研究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有可能引起一次信息革命与史学革命的升级，计量史学也将成为体育史学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着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早就肯定历史统计学的方法是一个好的治史方法，“可以应用到史学的全部”.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统计的方法，“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都搜集起来，分别布局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20].
比较史学是当代中国体育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又一特点，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史学界就开始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如 “中西方体育起源之比较研究”[21],尤其在《中西方球类文化》[22]一书中，作者指出：“中西方文化属于不同类型的2种文化体系，没有对中西文化之真切而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就很难作出让人信服的分析和判断……通过中西方球类文化的横向比较，辨析中国球类文化与西方球类文化的本质区别，从而进一步阐述中国体育文化的本质。”其次，比较史学方法在体育史教材，论文中处处可见。尤其在古今体育史、古今奥林匹克运动史，东亚各国体育史研究中运用较为普遍。如郑国华、熊晓正的“竞技运动何以能在西方产生---从中西体育文化历史比较的视角”[23]、程士均的“中外体育文史研究的差异”、还有“中外学校体育史比较研究”“东西方体育文化研究”“齐鲁体育文化之比较研究”“中国古代的体育文化比较研究”“中日大学校园体育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学者作了不同形式的比较研究。例如郑国华和熊晓正在2006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竞技运动何以能在西方产生---从中西体育文化历史比较的视角”,文章指出：“中西方体育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由于其演变和转型的路径不同，风格各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中西体育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上，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理念的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观和以勇敢、竞争、自由、平等、节制、谨慎为核心理念的西方体育文化道德价值观成为了中西方体育文化选择的趋向，同时也决定了中西体育的基本方式。”由此可见，当代我国体育史学者通过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形态、不同民族风格、不同体育观念的比较研究，在探讨历史矛盾运动规律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历史运动特殊性的认识，因此，在比较史学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史学思维模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成都体育学院郝勤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学》一文中指出：“具体而言，21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学将在以下方面同传统中国体育史学划清界线：
①它意味着中国体育史学界将更多地将自己的视线从遥远的时空转向身边的体育改革发展的现实，对当代体育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类问题予以更多更强烈的关注。
②它意味着一种开放性的外向性的史学观，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体育发展经验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③它同时又是本民族传统体育传播者和开发者。
④在研究方法上，21世纪的体育史学将打破学科的壁垒和篱笆，更多地借鉴和采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
4 结束语
在中国体育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体育史学也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温故而知新，温故也可以创新，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体育的好奇心最终导致了现代体育，包括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一样。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用历史的、整体的、发展的眼光去审视体育的过去，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体育，认清体育发展的未来趋势，以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18].因此，我国为实现“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温故知新是很有必要的，也即需要在对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做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体育强国”的发展道路和统一的目标。总而言之，我国体育史学为实现振兴中华体育文化和民族精神做出努力，进行了一场中国体育史学的革命，也确立了21世纪中国体育史学走外向、多元、参与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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