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体育史学也开始从封闭状态中摆脱出来，认识到固守自封的害处，于是加强了对外的学术交流，通过近20年与国外体育史学界的广泛交流，确实增强了体育史学的发展活力。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受到挑战，并不断将西方史学作为先进文化引入中国，早年在台大历史系任教的姚从吾教授在上课时常喜欢讲“兰克主张”,讲“往事曾经如何如何”或“如实直书”（wiees eigentlich gewesen）写出来的学问就是历史学，这是20世纪初期欧美主流史学界的主张，强调“公正”及“因果关系”,而文辞优美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当代中国着名的人文学者钱锺书在浸润中西思想多年后，对于史学的看法也有其值得注意之处。钱氏指出史学之“体”有四，分别是“微而显”“志而晦”“婉儿成章”“尽而不污”,而史学之“用”则为“劝善而惩恶”.总之，钱氏的史学观乃历史文章可美，历史真相可求，历史可得善用，依据不同的史学层次及功能，可以兼具真善美[13].这些史学思想受西方史学影响很大。
在体育史学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体育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也经历了东西方的碰撞与冲突，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21世纪初更是针对如何根据我国的国情，吸收和引进西方史学一直是大家探讨的问题。体育史“间歇期”后，通过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所能提供的条件，通过浩瀚繁多的因特网上的体育信息与国外学术界进行交流，不断加深我国学者对西方体育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如通过网上的国外体育史资源了解到“北美体育史协会（NASSH）”,该协会网站包括协会简介、协会公告、协会奖、协会出版物、会议信息、最新信息等几个大栏目。还有“英国 体 育 史 协 会 （BSSH）”“国 际 体 育 及 运 动 史 协 会 （ES-SHPES）”等。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体育史学者也向国内学界介绍西方的体育史，如《德国体育史学研究评述》[14],该作者对20世纪至21世纪德国体育史进行了较详尽的评述，指出“在一定时期内，有的德国学者用西方体育中心论和德国体育中心论来研究世界体育史，得出不尽合理的研究结论。但是，总体而言，德国在体育史学研究方面人才辈出、成果显着。”国内学者在关注西方体育史进展的同时，也积极对新史学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做出客观实际的评价，但不难看出，国内体育史学者在引用和学习西方新史学进行研究，并非全盘西化，而是有批判性地吸收，在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还是中西结合。说的具体一点，大家既讲究史学严谨和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力图再开放一些，努力做到中西、古今，各学科之间的多层次立体的融合与创新[15].
4）21世纪体育史有诸多新特征。其中信息化和网络化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国内体育史学者已经预见到把握信息革命是体育史转型和现代化的有利时机。于是，比较史学和计量史学等新方法得到广泛的运用。如孙越的《中国体育史学研究综述》一文中，就对国内外体育史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焦点进行了比较。程士钧的《中外体育文史的差异》，对中、日、韩、台湾体育史学研究做了比较。张晓琳和孙浩然的《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第8届东北亚体育史学术大会综述》[16]一文对亚洲中日韩体育史学术走向及特点做了评述。在近10年的国内体育史研究中，无论是着作还是论文都大量运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在体育史文章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波动曲线、数学模型、计量统计、比较分析等方法。这种方法对处理卷跌浩繁的古今文献和档案资料极其有效，如近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国说古代奥林匹克》《中国体育思想史》《中国古代体育通史》等，都是大部头的史学着作，其中计量学、图表在书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与上世纪体育史学不同的是，计量史学已经广泛应用到体育博物馆、体育史研究所档案管理、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学术统计、体育史信息传输等研究中。计量史学加上网络的普及，加速了体育史学的迅速发展，使体育史学在现在史学研究过程、史料的收集范围、体育史网站的发布、体育史学术和研究动态、成果的形成方式等都在发生变化，通过网络可以随时阅读一些网站的资料及文章，比如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网页上“体育史在线”栏目，可以查阅国内外及我国台湾等地的体育史学研究动态。虽然，早期狂热的量化史学原来所宣称的能找到客观资料及精确的意义的可能受到质疑，但在体育史学中，至少量化史学能有效地克服思维、感觉、情绪等历史研究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偏差，在揭示体育史发展趋势方面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5）体育史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向，相比20世纪体育史学，当代我国体育史研究范式的建构和史学观点的多元化，21世纪在我国史学界、文化界都受到世界新史学和新文化浪潮的冲击，社会转型也在加剧，我国体育史学逐渐从“寻根史学”“反思史学”向西方史学新范式转变。
20世纪，中国体育史学曾长期作为革命史、政治史的工具，在学术性和科学性2个方面都受到不少限制，这种状况到上世界8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变，但真正的完全转变还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此时体育史才真正出现“百花齐放”的景象，作为官方舆论工具的体育史学几乎少见，学者们相对地感到学术自由，再不必自觉与不自觉地承担中国的命运，以此来实现自己学科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学术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当前体育史所处的社会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有相似之处，80年代至90年代，体育史学界曾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各大体院体育史课程开设、体育史教材成果面世、体育史会议不断，一部部学术着作出版，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当下，新一轮的社会转型，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扑面而来，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特定环境里，体育史学必然会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然而，21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复兴才仅有10年时间，在许多方面还需不断探索，后现代史学建立起来的否定“大写历史”:注重历史学中的“他者”;以及与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史等史学流派相比，在研究的细致程度和微观史上还存在一定距离，尤其是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科学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一批涌现出来的青年体育史学者，还需加强史学功底的培养，在知识不断更新的同时，思想上还需要解放一些，更要进一步拓宽视野，只有打牢扎实的学术基础，体育新史学才有望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总起来看，21世纪以来的中国体育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问题研究的新动向，正如有人所言：“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出版，这标志着在新世纪的大门槛上，我国体育史学界已开始坚定不移地从寻根史学转向了研究问题的史学.”与此同时，中国体育史学的核心期刊《体育文史》杂志设置了《论坛》《调查与思考》《体育大市场》《文化视点》等栏目，2000年又将《论坛》栏目改为《改革与发展论坛》，专门刊登有关当代中国体育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做出强劲参与当代中国体育改革发展进程的态势[1].
3“史学革命”巨浪的余波
50年来世界史学的变化可谓波澜迭起，20世纪在史学领域，历史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表示了某种不满。随着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相继到来，激发一场史学革命，史学界对专注政治、外交史和军事史的狭隘性发起了挑战，面对这种国际性的史学潮流，中国体育史学界同样受到了西方新思想、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强大冲击，并作出反应。
尽管一场史学革命已近尾声，但中国体育史学研究仍处在这场革命的延续状态，这既代表了当代体育史研究的新趋向，并且21世纪中国的社会新环境将继续影响到体育史未来的道路。
1）尽管理论与观念多元化发展是中国史学界的大趋向，但是在体育史研究领域，还有为数不少的中老年学者强调史学的传统范式，谷世权先生强调体育史工作者要沉心做学问，不要急于求成，要有“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要好好做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希望大家“要学习前辈唐豪和苏竞存（通读二十四史）那样的治学精神”,体育史学界普遍认为，当代体育史要关注历史，更要关注现实，并把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自然生态环境各方面联系起来，尽最大努力对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发展做出合理的判断与解释。
2）中国体育史的研究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一些过去研究的“空白点”和“雷池禁区”也逐渐被填补和涉足。例如，50年来群众体育、运动健康观的发展、群众的休闲生活方式的演变，甚至有人对唐人的体育观、健康生活方式展开研究。一些学者对“文革体育”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突破，陆续出版了《唐代体育文化史》《宋代体育文化史》《辽金元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等着作，而这些工作还在进行中。此外，有一批学者在西方体育运动史、体育思想史、中国学校体育史、地域体育史、民俗体育史等方面也卓有成效。另外，有些学者还关注少数民族体育史，考古与体育史的关系、社会与体育史的关系等研究，值得一说的是，今年在新中国体育史研究方面成果累累。如《新中国体育五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等，还有西方体育史、武术史、运动史及养生史也逐步受到重视。总体上看，目前中国体育史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一些过去难以涉及的领域和少有人关注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人民群众的健康观、休闲生活的微细变化，也正在被体育史学者们纳入研究视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