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客观上为中国体育史学的更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社会环境，使体育史学向现代方向的转型成为了可能。经过几年的困惑，虽然有一批体育史学者转型，但仍然有少数中年学者坚持不懈，以及新涌现的一批年轻博士们一直在不断探索，他们置身于变革的时代，热心新史学的建设，逐渐将目光转向更新传统、寻求新的史学方法，深入思考传统体育史学的出路。于是，曾一度陷入危机的体育史学重新为人们所重视。其中，体育思想史、体育文化史、民俗体育史的兴起引人注目。这不仅反映了体育史学研究在艰难复杂的转型过程中的积极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体育现状研究的新思想、新浪潮。
1 当代体育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整个社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体育史学营造了新的生态环境，但同时也使体育史学受到了较明显的影响。受到政府机构改革、体育史课程缩减、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等思潮的影响，体育史学领域陷入研究队伍分散、人员转型、学术成果突然减少的危机之中。
2005-2006年以后，体育史学逐步认清了形势，通过努力转型，认识到体育史学新的历史使命，端正了态度，重新评价和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的体育史学，重整旗鼓，使体育史学开始向理性和求实的方向迈进，并表现出对现实的积极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议论、各种思潮纷呈，如有人称这一时间为体育史学的“间歇期”“衰落期”“低谷期”“转型期”等。
总体上看，由于体育史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积极投入转型，加强新理论学习，并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体育史学，尤其是古代体育文化史、体育思想史和新中国体育研究，都有了明显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在我国体育学界有着深厚的传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体育史研究的“第一波”.当时“成都体育学院以3位老教授（董时恒、孙仲达、李季芳）等为基础成立了”体育史学研究室（后1986年改称研究所）“进行系统的中外体育研究，成为体育史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头雁“.有学者研究指出，20世纪中国特殊的命运和背景决定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中国体育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刻的动机和动力。在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的体育史学界同中国的学术界连同体育界同仁一致，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承担中国的命运、唤起民众的爱国激情和自强自重为己任，力图通过自身民族古老的文化和体育历史的寻觅及展示，来实现自己学科在特定历史背景需求下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1].这一时期出版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中国古代体育史》《中国近现代20家体育思想论稿》等10多部着作，使人们对上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体育史学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看出，一些学者对那段时期体育史学研究重新做出了较为科学的评价，特别对古代体育史、体育史料汇编及体育史学会的积极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老一辈从事史学的爱国热情、敬业精神，也都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和肯定，这对我们从当代新史学发展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体育史学的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2）从体育史学研究的客观环境来看，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政府机构调整合并、科研人员流失转向、新老研究人员接替不上等状况到2006年前后也有了一定的好转。2005-2007年体育史学发展的又一大特点是中国体育通史的编辑完成及高校体育史教材的出版，以上成果推动了我国体育史的研究和发展，为改革开放的中国体育提供了理论基础[2].特别是进入2008年以来，以北京奥运会在我国举办为契机，我国体育史研究形成了奥林匹克研究热[3].有学者认为”当前体育史学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多学科的渗透和交叉。同时将体育文化学、体育社会学以及体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融入进来，进行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证性的研究[4].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投入明显加大。诸如近年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有所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申报指标数量增加，体育人文基地增多（如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已有40余个），各大体育院校、理工科院校的体育人文学科、基地的科研经费增多，图书资料、档案文献、科研设备等基础建设进一步完备。举例来说，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自2008年成立体育文化研究基地以来，受到学校领导和科技部门的极大重视，已先后投入经费10多万，基地3年新增图书近600册，建有50m2的图书资料室1个，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桌椅、书橱等基础设备一应俱全。一些学术期刊也新增了体育文化研究栏目，国内国际体育史专题学术报告会、研讨会频繁举行，这些都给体育史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学术平台和发展机遇。另外，有为数不少的高水平体育史研究着作得以陆续出版。【1】
以上着作都是学者们长期不懈努力、刻苦钻研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挖掘新的材料，尤其是采用了新方法，提出新观点，力求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中国体育通史》一书扬扬洒洒百万余言，是我国体育史大部头着述的创新。丝绸之路体育史研究也是不断有新材料、新发现，让人耳目一新。古代体育断代史、体育文化断代史的研究更有大的突破，为我国体育通史的研究增添了不少史料。这些着作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代体育史学研究的状况，将体育史的研究很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体现出由我国近30年培养起来的一代中青年学者，他们勇于挑战，对传统史学和我国体育史学进行改革与反思，从而使当代体育史学研究出现了新面貌、新气象。
当前，体育史学者们将范式导入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对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新史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们不仅注意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有益元素，一些学者在体育史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查、史料层向的细化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 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以及开拓性建构[5].当然，中国体育史学并非是对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复制，而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吸收、融合。在史学观念上还是具有民族精神的，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体育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应该看作是当代体育史学者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表现。
3）关于我国体育史学发展现状与趋势的讨论也十分活跃。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走向21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学---兼论体育史从寻根史学到参与史学'的变革”,围绕20世纪中国体育史学的传统变革和转变进行了评述。其中，作者对中国体育史学如何从“寻根史学”转向“参与史学”的全过程进行描述，并介绍了《体育文史》杂志1984-1999年体育史学论文的研究现状，认为从1984年至1995年11年间，古代体育史的研究占了61%,而近代体育史和外国体育史的研究只占15.2%,这种情况到1995年才有所转变。《体育文史》杂志无疑是中国体育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也是中国体育史研究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对中国体育史发展作出不小的贡献。
有些老体育史工作者面对体育史学的危机，积极参加讨论。诸如《体育文化导刊》2003年第11期发表谷世权先生的《对新中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历程、现状与前瞻》。该文富有深情地表达了他对新中国体育史发展的怀念，客观地评价了50年来中国体育史的研究现状，并对体育史学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认为，2008年奥运会应是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大显身手的又一契机，他期望届时能再掀起一次体育史研究的发展高潮。《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再反思---兼论21世纪体育史研究的发展方向》[6]《中国体育史学的学术历程与发展》[7]《中国体育史学研究进程综述》[2]等文章也针对危机进行了讨论。
成都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成立了体育史研究室（1986年改为研究所），2008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专门开辟一个栏目，专题讨论我国体育史发展现状等问题。在2008年第7期上，有刘雪松的《30年来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聂啸虎的《中日体育史学在逆境下的奋斗》、郝勤的《体育科学的发展与体育史学的复兴》。作者开篇就指出：一位研究文化人类的先哲曾经说过，不能完整论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也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民族。同样道理，对于体育以及研究体育的科学来说，如果没有自身的历史作为根基与基础，必然是没有希望和未来的。这段话深情地表达了一个体育史学者发自内心的呐喊。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研究所还在所网页上开辟了“体育史在线”栏目。在该栏目“创刊记一”中编导写道：“对于历史与历史学科从来未敢轻视。《体育史研究在线》是我们小小的努力之一。我们深知我们”才“与”识“尚有所不及，但我们不曾想放弃！”这段话真切地表达了编导对成都体育史所的情怀和对该研究所未来发展的期望。栏目虽小，但对中国体育史复兴所表现出的决心却大，事实上其中各期都有好文章发表，诸如第一期上的《体育科学的发展与体育史学的复兴》《体育史学科现状之改进散议》《中日体育史学界在逆境下的奋争》《从学科反思的角度看体育史的发展》等文章，都有独到的见解，其中论点发人深思，影响较大，是当今体育史学研究中优秀的栏目之一。
4）在当代体育史学领域里，计量史学的运用日渐增多，优势明显，历史计量化是20世纪历史学领域出现的最显着的变化之一。“计量史学”即是其学理化的产物[8].21世纪以来，计量史学在我国体育史转型时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20世纪末计算机在我国普及以后，对我国计量史学是一个不小的支持，体育史学界普遍开始运用这种技术方法开展研究。
2001年在四川成都召开的第4届东北体育史学大会，会后程士钧运用信息统计学方法对大会131篇论文进行了分类统计，全文共有6个统计表，结果发现：中国学者在体育文史类学科的科学研究问题上表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势，缺少国外同行长于历史考证和对民族、民俗文化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日本和台湾学者在体育文史领域中表现出明显的传统研究倾向，日本和台湾对学校体育的研究兴趣明显高于中国和韩国[9].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谷世权在《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历程、现状与前瞻》一文中，也使用了历史信息学的研究方法，文章中计量了体育史学会成立后历年的全国体育史学术会议、1982-1999年重要的“官修”体育史参考书以及1984-2001年出版的“私家着作”.文章对新中国50年体育史学发展作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新的观点，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论现代社会的中国体育与体育史学》等，都运用了计量史学的新理论。
在着作方面有崔乐泉的《图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冯国超的《中国传统体育》、王俊奇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唐代体育文化史》、李重申和李金梅的《中国马球史》、崔乐泉主编的《中国体育通史》、谭华主编的《体育史》等，这些着作都对历史事件、人物活动、文献、诗歌、地名等做出定量分析，并通过图表或数理模型的建构、探讨历史问题。虽然我国体育史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的时间不长，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应用方面已有一定的水准，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传统史学方法不可比拟的。
2 当代体育史学与传统史学及西方史学的比较
对中国当代体育史学的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为社会和历史在不断发展、演变，一个问题刚解决，又会出现新问题，刚分析完昨天的事件，今天可能又有新事件发生，所以要全面地分析中国体育史，就有必要把中国当代体育史学与传统体育史学进行比较，将其与西方体育史学进行对比，以便于揭示其共性和特殊性。
1）当代中国体育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范围明显扩大，研究空间也不断拓展，其覆盖面涉及民传、民俗体育、体育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已形成多层面和网络系统。中国传统体育史关注身体运动与健康，具有使命和责任感的特点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发扬，而传统体育史学偏重“寻根史学”,这其中教条主义和政治倾向均有所克服。关于体育史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中国体育史是什么、走什么道路”等问题占有重要位置。目前，我国体育史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
①古代体育史方面，例如中国古代体育通史、中国传统体育、中国体育思想史。
②体育文化断代史方面，例如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唐代体育文化史、宋代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等。
③民俗史学方面，例如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
④武术方面，例如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高教出版社《中国武术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等。
⑤地域史研究方面，例如西藏体育史、丝绸之路体育图录、山东体育史。
⑥运动项目史方面，有中国马球史、中西方球类文化等。
其中一些是传统史学长期研究的项目，例如中国古代体育通史、武术史等，但由于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使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例如中国马球史、唐代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等则都对历史链条上的缺漏与空白做了弥补，使体育史的研究趋向更系统与更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