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体育运动从整体到个体主义的蜕变及“超越”品格的价值

　　“现代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难被界定为一个仅仅有关时间迄始的概念，更多的是在社会背景、运动方式方法、思想理念等层面上对其进行界定和分析。

　　在“现代体育”这一宽泛的概念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几近成为现代体育的一种代表性符号，其中透析出一种“超越”的品格。但是无论这种超越的品格，是“超越自己”“超越身体极限”,还是“超越纪录”等等,都已然被世人习以为常，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追求“超越”已成为了体育人和体育运动应当具备的一种精神。

　　哲学有着追问“习以为常”的品质，在体育哲学中，追问现代体育为何有着“超越”的品格，是古已有之还是诞于当代，不仅要有哲学的思辨，历史的重释也颇为关键，而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同时具备了哲学思辨和历史重释两重特性。

　　哲学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有着多种追问的方式，悉数身体在不同的时代的不同的被解读方式便是其中一种。法国着名人类学家勒布雷东以“身体史”的视角区别了对身体的整体论和个人主义式的解读，既区别于将身体漠视的近代哲学以来的观点，也区别于对身体进行机械主义解读的方式，而反思了人对人身体的认识，人对人身体所形成的知识。认为人类身体不再单纯是机械性的肉体，而是整合了社会理念和社会现实的整体，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身体整体论和身体个人主义进行了区分，认为“在以整体论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人是不可分割的，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与群体当中”,在以身体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身体在西方社会内部的孤立见证了一种人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分离的社会秩序，身体作为社会、思想观念层面上的个人化因素，从主体上游离出来，被视为主体的属性之一。但是传统社会（勒布雷东更多地指向了古希腊和罗马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区隔也并非泾渭分明，在现代社会同样会存在着整体论的踪迹。

　　如若将勒布雷东对身体整体论和身体个人主义的区隔投射到解析现代体育的“超越”品格的形成过程之中，以哲学人类学的方式追问“超越”品格在现代体育中的形成，凸显历史条件变迁和体育运动中身体谱系这两个相辅相成的两个要素，给予现代体育“超越”品格一种新的诠释。

　　1、“超越”品格的历史溯源

　　从19世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肇始之时，顾拜旦就曾在巴黎索邦大学的演讲中叹惋了在大众之中已经失去了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竞赛者”.他不仅试图恢复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竞技精神，更努力让奥运会有着“宗教的神圣气氛和浓重的文化气息”“与运动会紧密相连的各种形式的艺术博览，是竞技与精神、道德成为一体”.但是是否正是由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某些因素而催生了现代体育中的“超越”品格却是值得回归到思想变迁的本身去进行评述的。

　　1.1 古希腊时代的“完美”品格：身体整体论的繁盛

　　固然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充满着古希腊神话的隐喻，既包含了一种身体的神性化，也包含了古希腊时代的享乐主义的踪迹.但是将所有泛希腊化的比赛认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的，完全能屈就于神话的解释却是有失偏颇的。古姆布莱希特首先便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一观念，同时反其道行之，重新解释了古希腊运动中的神话隐喻，“将希腊众神视为运动员”,“他们的神性人格魅力建立在他们拥有我们视为‘完美’的身体条件上：他们要么无比灵巧，要么强壮如牛，要么力大无穷，要么魅力十足，有时似醉非醉，有时清醒异常”.可见“希腊众神与人类之间的界限与一神论中的神和他的信奉者之间的界限相比，具有更强的可渗透性，致使追求身体的完美成为了通向接近众神的一条客观之路”.

　　在具体的训练和竞技层面上，这种神性与人性，抑或说是自然性与人性的共通则更为清晰。英国体育哲学家C.Jane和Darwin转述了Pindar的记载，体现了这种共通。在人的运动行为和自然神性上，Pindar记载了“赛跑、铁饼和掷标枪、搏击、摔跤和战车比赛都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其中的“摔跤、拳击和战车比赛都是与大地相关”,模拟着人格神宙斯在大地上动物如公牛和骏马的行为，“投掷性的如铁饼、标枪却与天空相关”“模写着宇宙的一种秩序”,如太阳的东升西落，流星滑落等等.即便在判断比赛公正和输赢中，这一自然性与人性的共通也得到彰显：“在古希腊时代，体育比赛必须在一个公开的场地上，在日光下进行，这是为了让神来见证比赛的全过程。拳击比赛都是没有现代拳击比赛的‘重量级’概念”,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体现“这种无差别的比赛才能展现最有力量和最强壮的人且不受制于体重，才能代表太阳这一‘生命之源’的力量”“在摔跤中，一个失败的身体姿态是某一方的背部触及了地面，因为这个时候，失败者能感受到太阳的力量，而此时毫无疑问，获胜方正是代表了和行使了太阳的力量”.

　　同样在古希腊时代的身体整体主义视野下个人的运动成绩并不是关注的重点，而是因为运动员的身体与其他社会机制的种种关联，形成了整体的荣誉。这里引述一段歌颂古希腊赛车冠军的诗---《给赛车冠军特隆·冯·阿克拉加斯的歌》便可以发现其中端倪：“而当我赞美特隆在奥林匹克运动回上的胜利时，那不过是不知疲倦地奔跑的骏马的装饰品”,可以看出，古希腊对运动员的在体育场上获得的成绩，“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而更多的却去歌颂神的参与，“运动员的家谱和他们出身的城邦的历史”,去描述比赛的整体状况.

　　从上述对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涵的神话隐喻出发，所揭示的自然神性与人性的契合说明了古希腊体育运动者的训练和竞技行为，是追求与神性的契合，实现身体与宇宙、自然和群体更为“完美”地融合，而非超越。可见现代体育中的“超越”品格无法在身体整体论盛行的古希腊时代产生，亦并非直接来源于古希腊的竞技运动。

　　1.2 “超越”品格之肇始：中世纪体育运动中身体整体论与个人主义的交织

　　身体个人主义在体育运动中的形成意味着身体整体论的逐渐淡出，也意味着区别于古希腊体育运动的现代体育逐渐成形，在历史延展层面上，中世纪时代的体育运动则成为了身体整体论和身体个人主义此消彼长的中间阶段。

　　勒布雷东认为在中世纪文明进程是一个从古希腊的身体整体论逐渐向现代体育的身体个人主义的流变过程。在中世纪早期“都是当地民间传统与基督教义规范标准的一种混沌交融”“人没有从置身其中的集体与世界的经纬网络中独立出来，而是淹没在他的同类之中，他的特点也并没有因此将他成就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但从16世纪开始“标志着批次差异及主体封闭的身体---在学者阶层出现了”“少数经济及思想领域的统治阶层”“资产阶级与改革派”开创了“以人为本，理性看待自然的新生世界观”的个人主义观念，而“在百姓阶层，个人始终从属于社会及世界这一整体。肉体的分界线并不界定个体单子。关联的大网将动物、植物、人以及不可见的世界统统汇总到一起，共命运，同呼吸”.可见，中世纪时代，身体整体论与身体个人主义是共存的，但是身体个人主义正在逐渐取代身体整体论的统治地位，而这一点在中世纪时代的体育运动的代表---比武大赛中得到了彰显。

　　在13世纪以前，中世纪比武大赛是“非常粗野残暴，有些几乎与真正的战争无异”“目的是模仿战争的方式锻炼参赛者适应战场上的各种情况”,而“在13世纪以后，比武大赛向庆典和仪式型转变，参赛者往往借此表现自己的勇敢和武功技能”“到了14世纪，比武大赛各项程序已经十分完备，也非常复杂”.比武大赛同时具备了社会交往、经济收入、娱乐、规范等现代体育所称道的特性，个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的巨大的作用，无论是社会理念还是自然、宇宙都不再对人的身体产生操控作用。但是即便如此，“竞技者代表既存的社会关系参加对抗：或是代表同一个村镇集体，或是效忠同一个领主，或是代表同一个年龄层，或是代表同一个生活方式下的社会群体。竞技者从来不会以‘独立的身份’出现也不会自由选择阵营或球队”.所以人仍然受着身份，即一种集体因素的作用。

　　虽然在中世纪的体育运动中，交织着身体整体论和身体个人主义，但是“个体的身体”这一观念正在体育运动中逐渐地被打造出来，为现代体育的“超越自我”形成了对象。但是现在体育的“超越”品格的实现，更有赖于在现代体育中对古希腊游戏传统的发扬和现代体育“超越”内涵的进一步被诠释。

　　2、现代体育的“超越”品格：身体个人主义的繁盛

　　2.1 从“sport”到“αθλοπαδια”:古希腊游戏传统的延续

　　希腊学者古里奥尼斯认为古希腊体育运动只有在整个社会都处于身体整体论时代才能存在的，而现在体育是起源于古希腊的游戏传统，这点在现代希腊语对“sport”一词的翻译中便可见一斑。对于当代希腊人来说，英文“sport”是一个舶来词，而在希腊现代的“文人雅士”的努力中，将其翻译成为“αθλοπαδια”.古里奥尼斯认为，其实“αθλοπαδια”是由两个单词“αθλο”和“παδια”拼接（古里奥尼斯极其垢弊这个词，认为这是一种婚配、杂交出来的残废的单词）,分别是对应着古希腊时代的体育和古希腊时代的游戏。

　　对于前者，古里奥尼斯认为体育运动是用“睿智的、独特的”方式驯服人的“攻击性本能”“是通过比赛，以文明竞争的方式追求第一或胜利”,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人与自然和群体的和谐共存，但更强调一点“成了人类，从未在其他物种身上看到”;但是对于后者，“从古希腊人看来，游戏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是不能进入体育场这样的大雅之堂的”.在游戏中，参与者“用尽所有力量去战胜别人，浑身是汗，紧张的脸都变形了，非要决一雌雄不可”,“胜利是他们唯一的目标”,古希腊人“从未想过要将体育同游戏混合”.但是在中世纪这一整体论向个人主义转折的时代，古希腊的体育运动佚失了，但是“游戏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一对语词层面上的究源透露出现代体育和古希腊体育运动不同的内涵，古里奥尼斯无不悲观的说“追求卓越的竞技场，转变为足球场，那里上演着不择手段、以胜利为唯一追求目标的冲突式竞争，只要球员遵守了一些表面规则，以平等竞争和某一条法规的片段解读为借口，欺诈、虚伪、讽刺甚至背叛都可以一一登台”.所以也不奇怪，为何古里奥尼斯如此尖刻地认为，现代体育sport,或“αθλοπαδια”是以古希腊体育之名，行游戏之实。而正是因为这种源于古希腊游戏的现代体育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古希腊体育运动“完美”品格的“超越”品格。在这一游戏过程中，人的自我无比膨胀，人的身体不再与世界、宇宙、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而以自我的一个附件存在着。

　　2.2 现代体育“超越”品格的现代诠释

　　秉承着古里奥尼斯对“现代体育”的解读，虽然言辞有几许悲观主义的色彩，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为解析古希腊体育与现代体育之间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示了在古希腊游戏传统中身体个人主义逐渐繁盛这一思维径路。而在挖掘了现代体育的古希腊根源后，在现代性的层面上对现代体育的超越内涵进行诠释也是展开分析的一个必要途径。

　　（1）个体---“超越”群体与身体

　　如前所述，在盛行身体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相割裂，身体与个体相割裂，身体是一种生理性的肉体，是个体的附件，而个体自我却在本体论上成为人之为人、个体之为个体的关键。维加雷洛和埃利亚斯现代体育中存在的对本土性的超越和体育中对暴力的控制即印证了这一点。

　　作为人类学的研究，维加雷洛首先引入的是20世纪初世界杯的创办给足球带来的震动。因为在当时，“对于英国人来说，只有国粹---本国的郊区和绿茵才是真正的足球运动，只有足球故乡创立的一丝不苟的技术和战术规则才是最终的足球模式”,但是“世界杯足球赛粉碎了这一体育地区观，粉碎了这种严格的地理归属性，世界杯议案忽略了甚至破坏了这种乡土运动方式。体育要建立自我的普遍性和跨民族交流的体制”.由此可见，地域和民族传统这种群体性因素已经不再是现代体育的要素，现代体育所追求的国际化发展也正是在这种超越的基础之上，现代体育中的个体不是属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个体，而更多的是一种普世性的个体。虽然毫无疑问，现代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员往往代表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个民族，但是这种民族性、地区性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中身体、个体、社会、群体紧紧绑缚的群体性，而是一种在国际化、普世化意义上的民族性、地区性，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国际竞争。由此可见，个体在此层面上超越了“群体”.

　　作为社会学家的埃利亚斯是为数不多将体育作为研究对象的着名社会学家之一，他比较了现代摔跤运动和古奥运会中的暴力成分，发现现代摔跤运动对身体暴力有着严格的控制，且不说这项运动有着“高度的组织性和规范性”,同时在具体的比赛中“掐扼或半掐扼，或在一定情况下的双方互相反夹都是属于在自由摔跤中的违规行为，用拳头、脚和头去击打都是被禁止的，双方运动员的接触扭打，不能超过9分钟，并且是被分为三段，每段为三分钟，每段中间都有两次暂停，同时这些都是被一个裁判员、三个评判和一个计时员来控制”.但是在古代奥运会来说，就有较大的不同，“选手可以使用身体的任何部分进行搏斗，包括手、肘、膝盖、脖子和头：在斯巴达，他们还使用脚。角斗士们还会去挖对方的眼睛……如果一个人成功将对方绊倒在地，那么他会自动的坐在对手的身上，然后击打他的头部，面部或耳朵。.....人们从来不会说这些选手是非常野蛮的，即便他们带有非常可怕的伤痕，死亡也并不罕见”.乍然一看，觉得这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暴力和流血在现代体育中被拒斥，但是维加雷洛却人问这种对“运动本能的粗暴和攻击行为”的削弱和制止却是“见证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重大决裂。它（现代社会：笔者）更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性，倡导个人隐私和关注个人”“个人对自身的思考产生了变化，更加追求惬意、安全和自身发展，更加渴望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价值。传统的依附关系---人与人之间、群体凝聚力之间---产生了变动。人体接触不再那么直接，而是拉开了距离。其中，身体被更多的看成个人所属，是不可侵犯的”,足见在现代体育中，个体在此层面上超越了身体。

　　（2）体育技术---“超越”体育技艺

　　在现代体育的身体个人主义色彩中，自我从身体中脱离出来，不仅仅造成了个体对身体和群体的超越，同时也造就了体育技术从体育技艺中脱离出来，甚至超越了技艺而存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技艺是将作为质料和题材的东西”改变成“作为一种存在物而存在”的知识,法国人类学家莫斯认为“我们称之为‘技艺’的行为和活动的整体，一般来说其大部分都是手工的。这个整体是被组织起来的，传统的，通过协作达成共识的物理的、化学的或者有机的目的”,比如航海家、医生、建筑师。而运动员就是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质料，运用训练的技艺等手工的手段将其改变为适合竞技这一题材的存在。而“从工业时代以来，手工制作活动走向衰落”,技艺中的技术和艺术走向了分裂，“技术则同成批生产产品的操劳的机器操作活动联系起来”,莫斯将其认为是一种“工具技术”,更多地指向那些“现代的、复杂的、精巧的、基于知识的可观现象”.

　　而在当前技术一词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现代体育运动中体育技术也成为了一个制胜的因素之一。但是在现代体育中，技术也有着概念层面上的困扰，运动员和教练员本身既可以拥有诸如“起跑技术”“后蹬跑技术”等技术，但是同时也可以受到生物化学等科学技术的影响，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这种形式的技术的影响也日益增加，所以首先这里要做一个在概念层面上的澄清。诸如“起跑技术”“后蹬跑技术”等提法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一种身体的技艺，按照莫斯的理解，以“体育艺术”为代表的身体技艺，仍然集结着“集体与个人的实践的理性”,可以说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技艺”的遗存。但是后者，在现代体育中存在的科学技术手段则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工具技术的表现。但是在现代体育日渐繁盛的今天，这一工具技术已经逐渐超越了身体技术，虽然我们丝毫不能否认科学技术手段为体育技艺的提高带来很多的正面的效果，但是其消极效果仍然是不可否认。古里奥尼斯就尖锐批评了这种工具理性带来了追求数字性纪录的思想，在技术作用下的违禁药物成为了绝佳手段，而人的身体却在这种科技撕裂般的作用下被抛在一边,按照维加雷洛的说法，“兴奋剂似乎是一些最平凡和最日常做法的延续。在弘扬个人主义的社会，不少演员就认为可以无限度的改变自己的身体，根除原有的体征”.同样维加雷洛也发现“体育技术挑战了原有的体育表演形式”,进而“扮演了决定性作用”.他较为系统的阐述了体育技术在现代体育中的应用，从最为简单原始的自行车变速器，到今日即便一个普通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跑鞋气囊、减震器，直至媒体技术对体育比赛的改变，发现技术已经日益让身体的技艺在体育中退隐，而心智的力量正在逐渐侵占。所以，国内有学者会惊呼，体育中的“技不如人”,在实质上是“科技不如人”.

　　可见，随着身体个人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繁盛，个体与身体割裂之后，个体的最佳代表---心智，所形成的体育技术已经超越了体育中身体的技艺，成为一种现代体育的主导。

　　（3）“优秀”---“超越”人类极限

　　现代体育追求“优秀”,是有别于古希腊体育中对“完美”的追求。现代体育运动更多的关注了个体的运动成绩，鼓励个人对自身极限的超越，从而形成人的优秀。法国学者Queval认为现代体育的“优秀”有着三个先决条件。首先便是对“优秀”是基于“比赛结果的公开、客观的评价”和“对个体表现永不满足的主观性评价”相结合。对于这一点，有现代体育比赛体验的人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体育比赛中的优秀运动员，他的比赛结果一定是需要公开向所有人展示的，有着客观标准的评价，但是他一定是抱有一种超越原有纪录和成绩的主观心态去参与，否则也称不上优秀二字。其次，现代体育中的优秀更是一种“表现”的优秀，但是这种“表现”的优秀并不非常在意过程，而在意是否“产生了成绩”,是否“完成了壮举”,没有结果的过程是不被认可的，在其中深深蕴涵了现代社会才有的“进步的线性逻辑”.Queval将“进步的线性逻辑”认作为“优秀”的第三个先决条件，而这种“进步的线性逻辑”是来自于蕴涵在现代史观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即强调了历史是单线性向上的发展。在“进步的线性逻辑”下，现代体育对“优秀”的定义便是超越前人或自己的纪录、水平。在这种“优秀”的意识下，现代体育就会自然而然的崇尚“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任何人类极限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是被挑战，都是值得藐视的。

　　3、结论：哲学人类学追问下的体育中的身体研究

　　通过对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涵的“完美”品格、中世纪体育运动的过渡性以及现代体育中“超越”品格的现代诠释，可以挖掘出在现代体育中深藏的古希腊游戏传统，由此梳理出在身体整体论到身体个人主义流变的过程中古希腊体育运动传统的旁落和游戏传统的保留。诚然，这一说法是一家之言，对现代体育“超越”品格的解释，对古希腊体育运动传统的发扬仍在众说纷纭之中，本文的研究意旨在解析这条发展路线的同时，凸显一条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解析体育中身体问题中的应用及其反思价值。

　　随着在社会学、人类学与哲学现象学中对人类身体进行的重释，各个学科都已经开展了积极的探讨，体育学科也不甘人后，身体问题俨然成为了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人类学中炙手可热的一个议题，但其研究现状仍处于莫衷一是的情况。如何在体育运动中更为清晰地理解人类身体，体育哲学的探讨是首当其冲的，而如何定位人类身体，则是其中重中之重。在当代中国，在体育领域中，以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重释主要呈现出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本体化视角，即将身体视为一个实体性本体，如肉体，体育运动便是在这种肉体层面上的身体的行为,或将身体视为一种关系性本体，在体育运动中，身体实现了社会的价值模式、人对自然的理解等关系的融合，其中也不乏身心一元论的观点,这种本体化视角的特点就是无论将身体认为是一种实体或者一种关系，都是亘古不变的，这一观点是明显不符合哲学人类学对知识变迁的理解，也不符合人类知识存在着历史演进，交相辩难的特征；第二种是人类学、社会学视角，其主要的思想来源是福柯等后现代解构主义学者的思想，尤其是其中对身体概念的解构，认为人们对身体的理解是来自于社会权力。这一观念落在体育之中，表现为多关注在体育内涵变迁的过程之中，身体是如何被理解和解析的.在这里值得反思的是第二种人类学、社会学视角，从表面上看，它们也试图解构、质疑原有的知识，在历史的过程中去剖析身体的概念，已有了哲学人类学的色彩。但是在国内的人类学、社会学维度中有着浓重宏观色彩，大多是大跨度、高屋建瓴的方式，动辄从古希腊谈起直至现代体育，动辄涵盖体育之本质内涵，以一种“界限清晰的政治有机体”的“群体生活”方式来看待体育，继而分析其中的身体概念内涵。但是根据现代人类学家莫斯对“技艺”的分析，体育运动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清晰边界的社会现象”,并不是“那么严格地归属于确定的社会有机体”,不同时代、民族、社会的体育运动形式“通常都处在一个整合的体系中并相互关联”.推广莫斯的理论到体育之中，可以认为体育是一种“体育文明”,大跨度的逻辑分析方法并不能全面地分析体育运动中的身体问题，而微观的问题式研究却是更为值得发扬。

　　所以，以哲学人类学的方式追问体育中的身体问题，不能单纯以大的文明进程的方式来进行归纳，也很难得出其中清晰明确的逻辑变迁过程，而应该以问题统摄的方式，从某一个特定的问题出发，剖析其中牵扯的、相互关联的社会事实，从问题角度出发构建一个社会观念演进的历史。如果说本文在哲学人类学追问的维度下有所尝试的话，便是以现代体育中“超越”品格为出发点，剖析其中存在的多种社会事实，由此引发对本体化的身体概念的质疑，梳理出从古希腊到现代体育中存在的身体整体论到身体个人主义这条变迁之路，凸显出针对身体的一种社会观念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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