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体育文化研究道路上看“百家争鸣”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从社会科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到开始向人文科学转向，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一个大趋势。由于国内学者一般不会刻意去区分社会学与人文学的差异，因此这种转向对于国内的体育学研究其实是非显性的。即使是国际三大学术检索中的SSCI和A&HCI在不少领域都有重叠，其中尤以对体育史学究竟属于社会学还是人文学争议颇多。但西方体育文化研究的路径还是比较清晰，大致可以分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国后现代主义学派三大类。笔者目前正从事一个相关课题的研究，而且近年来我的研究方法大抵起源于人文科学而非社会学路径，因此对这三大学派的研究路径有些许了解，下面就将这三大学派的研究路径进行介绍，与大家分享西方体育文化研究的路径。

　　1、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洲文化学者对源出于卡尔·马克斯理论的学术流派的新称谓，也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简称西马学派。它的代表流派是法兰克福学派。事实上，马克思以降的绝大多数德国和少数其他欧洲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提法无异于重新拾起了一面理论大旗，能够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等益发强大的理论体系分庭抗礼。

　　西马学派体育文化研究的主要观点是通过批判各种社会现象，来分析体育文化价值和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质性和量化分析大体分庭抗礼。其实，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弗洛姆、本雅明等人物在体育文化领域都有相当多的思想建构。具体到体育文化研究领域，诺贝特·埃利亚斯、埃里克·邓宁、冈特·吕申等德国或德裔学者在对体育社会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为体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理论研究。除去法兰克福大学以外，近年来，德国科隆体育大学、汉堡大学、布莱梅大学和美因茨大学等一批体育学者在体育文化研究领域都有比较突出的贡献。

　　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文化研究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跨越了国家的界限，成为目前国际体育文化研究的一股中坚力量。尤其是大量北美学者扛起了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文化研究的大旗。他们的学术观点迥异，有些甚至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观点相悖，但这些理论都具有左派理论传统的批判精神，对社会中出现的大量体育文化现象展开批判，他们的研究路径大多是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据不完全统计，在目前的国际体育文化研究领域，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学派。美国体育文化学者摩根1994年出版的专着《左派分子体育理论：批判和重构》以及卡灵顿等2009年出版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体育》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作品。

　　实际上，在西方体育文化研究中，葛兰西的霸权主义体育观和福柯主义身体美学体育观都显着地承继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观点，在理论上应当隶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但学者们一般还是按照思想家的出身将他们对号入座。这样，福柯就因为自己的法国学者身份被囫囵地划入了法国后现代主义学派的阵营中。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虽然在研究者数量上占据优势，但由于研究方法较为陈旧，理论体系相对保守，因此在近年来备受后现代主义学派的批评。即使是在社会批判这个老本行上，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力量也渐渐不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这与英语实际扮演起世界语功能的英语帝国主义现状和德国哲学在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式微等大环境都有一定的关联。

　　2、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中国学者惯常用“伯明翰学派”来提喻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事实上，业已消亡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只不过是庞大的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代表流派而已。霍加特、霍尔、威廉斯、汤普逊等文化研究领域的翘楚在体育文化领域也留下诸多笔墨，这些理论深刻影响了后续文化研究者。包括许多目前仍然活跃在体育文化研究领域的英国和澳大利亚高端学者如约翰·萨登、阿伦·汤姆林森、大卫·洛弗、加里·万内尔、雷蒙德·鲍耶、休·奥德内尔等。

　　今天，英国文化研究的体育流派实际上包括了拉夫堡大学、德蒙福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不列颠大学和爱尔兰科克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从事体育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基础理论可能千差万别，但作用在体育文化研究中却有趋同性。例如，他们研究的重点大都集中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问题上，这与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在观点上，虽然他们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都具有批判的性质，但在具体的分析路径上多采用的是更为典型的人文学方法而非社会学方法，重理论轻数据，重分析轻统计。

　　英国学者贾尔维的《体育、文化与社会》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作品之一。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地缘上受到英联邦国家影响式微的影响。因此，在英联邦国家以外的地区，这一学派的体育文化学说并没有显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在与美国体育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仍然显得不够开放，尽管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显然已经被排除在主流体育文化流派之外。在当代西方的主流体育文化期刊中，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的研究大都囿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跟其他国家的融合不多。

　　3、法国后现代主义学派

　　后现代主义迄今仍然是一个颇富争议的概念，尽管在学术界早已成为研究热点。毋庸置疑，法国学者在后现代主义的推演中贡献很大。事实上，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科中，法国后现代主义学派的学者也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熟知的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当然是对体育科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事实上，20世纪不少着名的法国学者都曾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罗兰·巴尔特、让·波德里亚、让-佛朗索瓦·利奥塔、保罗·利科、雅克·德里达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者的代表人物都在体育研究领域有过不少探索，有的甚至直接针对社会中的体育现象以及生成原因着书立说。因此，在今天的国际体育研究领域，法国后现代主义学派的影响是强大而深远的。

　　今天的法国体育文化研究依然兴盛。不少法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仍然对法国传统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体系趋之若鹜。他们对其它学派业已摒弃这些传统理论的事实于不顾，坚持利用这些理论武器从事独立性很强的批判和实证研究。这使得法国学术界在今天的国际体育文化研究领域依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法国学者特拉维和马克莱新近出版的《体育文化》就对法国体育文化做了比较精炼的梳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后现代主义体育文化理论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虚无飘渺，玄之又玄，即使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而言也是如此。加上法国和法语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不断下滑，以及近十几年来法语国家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牌学者，因此后现代主义体育文化流派的前景不容乐观。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思想家的大量体育理论和思想仍然没有被引介到中国，因此这其中有不少有待展开的工作，也有大量可以挖掘的重要资料。

　　4、其它流派

　　除去以上三大学派以外，在世界各地还有大量体育文化的研究阵地。例如北美，尤其是美国体育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学术上的兼收并蓄，美国体育文化很难说有一种固定的、程式化的研究模式，他们吸收了三大学派的精华，寻求新的学术点。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绝大多数从事美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起点是源自传统的三大学派。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他们有大量的创新和发展。量化研究是他们的利器，即使在人文学科领域，依然有大量的美国体育文化研究学者运用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展开研究，实证研究至今仍然是北美体育文化学者不可多得的方法论。美国学者卡什摩尔主编的《体育文化：A-Z导引》和希拉托的《理解体育文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由于体育在北美国家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北美体育文化研究也堪称国际体育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但另一方面，欧洲三大传统流派对于北美体育文化研究动辄使用统计法等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来反复验证同一结果的研究路径不屑一顾。

　　尽管在当下的西方学术界，北美体育文化研究是毋庸置疑的统治力量，但学术观点的过度碎片化和多样化也是阻碍风格形成、特色鲜明的重要掣肘。

　　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有着传统的体育文化研究力量。他们在学派血统上靠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但在很多具体的研究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体系，在国际体育文化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北欧国家的社会体制跟其他西方国家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民族的相对单一化使他们的体育文化研究带有比较鲜明的地区特色。此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体育文化研究也有着良好的传统，意大利学者斯帕利诺的《体育、道德与文化》是这一地区体育文化研究的代表作品。

　　东欧国家的体育文化研究处在比较明显的转型期。虽然很难说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流派，但不少个体研究者具有令人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与此类似的是拉丁语国家的体育文化研究。由于体育在拉丁语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这些国家的体育文化研究带有鲜明的项目特色，足球文化的研究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体育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亚洲体育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以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一大批体育文化学者本着西学东渐的原则，发展了一大批具有族群和地域特色的体育文化研究。不少学者在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和本国本地区先哲思想的基础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成为了国际体育文化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不少西方学者也对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和日本的禅宗思想趋之若鹜，国际体育文化理论体系呈现出日益东方化的趋势。不难想象，随着亚洲逐渐成为国际体育的重要一极，亚洲必将成为下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体育文化研究地区，这从近年来西方主流体育文化学界的核心刊物中不断开辟的亚太专栏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