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苏联的体育援助情况研究

　　新中国是相对于旧中国而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种习惯称谓，它象征着崭新的精神面貌，凸显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接受了苏联的体育援助。这是一种主动的战略行为，也是中国谋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新体育的一个必要步骤。然而，随着体育援助工作遍布相关部门、触及各个领域，深入不同层次，转移到新中国的不仅是硬件设备，还有技术、观念、管理方法，甚至体制和机制等，这些软件系统并没有随着援助的终止、体育专家的撤离而消失，在苏联停止援助后仍然影响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至今尚存若干“苏式基因”的痕迹。随着体育事业高歌猛进的发展，中国同样面临着不断增多的对外体育援助任务。因此，立足当下、审视历史、以史鉴今，以期为除弊兴利的中国体育改革和中国对外体育援助工作提供启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在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和吉林省高校图书馆联盟查阅到 1945-1960 年之间，涉及中苏关系并与冷战、外交和对外援助相关的着作20 余部。在国家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查阅解密后的中苏关系档案多部。在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查阅到涉及苏联与新中国体育援助、体育交流的着作和年鉴 10 多部。特别是北京体育大学校庆 60 年出版的《北体情怀》一书[1],记载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建校元老和参与创建体育专业学科的老专家们，在建校初的困难时期，对苏联专家给予援助的深情回忆颇为深刻，故有感而发。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系统等电子数据库，以中苏关系、体育外交、体育交流、对外体育援助、对外体育交往、援外体育教练为关键词进行“篇名”和“全文”搜索，查到相关的报纸、期刊和学位论文共计 500 余篇，查阅的年限为 1949-2014 年，对 2000 年以来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精读，对 2000 年以前的文献进行了泛读，本研究直接参考的文献 23 篇。

　　2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历史背景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国内战争随之爆发。在国际上，继丘吉尔1946 年发表了有关“铁幕”的激烈演讲之后，挑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局面，国际政治逐渐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冷战格局[2].1947 年 3 月 12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函国会，建议对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进行遏制，并保证对所有参与反共包围圈的国家提供援助。

　　“杜鲁门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马歇尔计划》，是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对欧洲提供巨额经济援助的复兴计划，目标直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1947 年 9 月底，苏联做出了反应，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宣布，国际政治的力量已经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的”阵营，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的”阵营[3]75.在中国，虽然斯大林还坚持《雅尔塔协定》和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只与国民政府保持官方关系，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根据现实状况，站在发展的高度，审时度势地将外交战略定位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在 1949 年 7 月 1 日党的生日前一天，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热情洋溢地论述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训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

　　同时，他对“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想法，给予了批评和论证，还对“一边倒”外交政策与国际援助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 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5]

　　《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与苏联承诺对新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密切相关，更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直接对立有着根本的联系[6].1950 年，《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以苏联政府和新中国政府之间的条约方式签字，苏联也完成了从援助国民党政府向援助共产党政府的过渡[7].

　　3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历史过程

　　苏联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建设最好的榜样，在具体实践上的表现为全面宣传、学习与仿效苏联模式。达拉索夫是苏联功勋体育家，擅长冰球，曾担任过卡基尔的足球队长，成为首位来华访问的苏联体育专家。他随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与首都体育界进行了两次座谈，发表了一次演讲。主要介绍了苏联体育的建设情况，如体育师资的培养、体育宣传、大众体育等问题，并特别介绍了苏联实行的“劳动国防制度（ 成年组） ”和“准备参加劳动国防制度（ 未成年组） ”,阐述了体育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体育与卫生保健的关系等理论。

　　1950 年 7 月，苏联体育专家戈尔节拉则受邀在北京清华园举办的首期“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上做了演讲，主题是“关于苏联体育运动的性质、目的和组织形式”[8].戈尔节拉则还就苏联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苏联体育的宣传与出版，苏联体育社团情况分别做了介绍，使参加学习会的全体人员对苏联体育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由于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体育领域的师资、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奇缺。因此，根据中共中央与政务院1952 年发出“以培养工业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指示，以及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中央决定在全国建立体育学院[9].1952 年 11 月，中央体委成立，建设体育学院的具体事宜便由其主要承担。

　　在中央体委和教育部的支持以及贺龙总理的关心下，上海、北京、武汉、成都、西安、沈阳6 大体院相继建立。

　　1954 年，新中国开始了体育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中央体育学院（ 现北京体育大学） 首先设立了研究生部，开始培养研究生并开展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使我国的体育教育工作能迅速走上正轨、不断提高质量，中央体育学院先后聘请了 10 位苏联专家前来任教，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指导，并承担了 8 门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任务。上海体育学院聘请的 3 位苏联专家也分别担任了院长顾问、教务顾问和竞赛顾问，他们帮助制订教学文件、培养体育师资，到上海市各大中小学、工厂和农村深入了解情况，指导体育活动的开展。

　　受到体育援助的学校还选派一批优秀教师随专家学习，并在专家指导下有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各个专业的教育计划、教学大纲、主要教材、教学组织与制度、教学作业的方法与方式等一系列教学文件。苏联体育专家对我国体育院校的建设、教学秩序的健全、师资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全面的推动与促进作用[10].为了迅速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新中国选派了部分年轻运动员赴苏联学习深造。1955 年 5 月，中国选派了 9 名青年举重选手去苏联学习，其中有陈镜开、黄强辉、赵庆奎等人，苏联选派了着名教练普斯特沃依特和奥西波夫负责中国青年举重队的训练工作。

　　中国运动员虚心好学，刻苦训练，较好地掌握了推举、抓举和挺举技术，理解了竞赛规则，丰富了比赛经验，运动成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回国前与苏联运动员进行的友谊比赛中，先后有 8 人 36 次打破 18 项全国纪录。苏联教练员对中国运动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预言将在他们中间出现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奥西波夫教练还在赠给陈镜开的照相簿上写道： “祝你在最近两年内，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举重运动员，并创造挺举世界纪录。”[11]仅仅过了 7 个多月，陈镜开就以 133 kg 的成绩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掀开了中国体育的崭新一页。

　　1955 年 6 月 10 日-10 月 21 日，中国派体操队赴苏联斯大林体育学院学习。苏联体委选派了优秀体操教练员普洛特金、阿历山大洛夫、伊万洛娃、维列耶姆，以及技巧教练和钢琴伴奏师来指导中国体操运动员进行训练，苏联着名的体操运动员朱卡林、季托夫等也常来与中国运动员共同训练。学习期间，中国体操选手对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运动技能形成理论有了初步了解，系统地学习了苏联体操训练中关于多年规划、年度训练计划、周期训练法、大运动量训练法和蒸气浴控制体重等方法，掌握了国际体操联合会制订并公布的第 16 届奥运会体操比赛规定动作。回国后，此套动作被当成全国体操甲组比赛和我国体操运动健将的规定动作，标志着我国体操向国际化、正规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 1958 年下半年起，中苏 2 党之间因一系列事件而产生矛盾，由意识形态分歧逐渐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分裂。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借口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的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了 3 篇纪念列宁的文章，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并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12].1959 年 1 月 28 日，最后一位苏联解剖学专家贝柯夫任教期满回国后，来自苏联的体育援助至此中断。

　　4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历史审视

　　4. 1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动机
　　
　　4. 1. 1 苏联援助的动机： 冷战格局的现实需要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牢牢把握主动权之后，苏联由援助国民党而转向援助共产党，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有 2 个方面。在中国国内，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使斯大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将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将取代国民党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合法政府，苏联与国民党之间建立的国家关系将随着政权的更迭而过时。在国际上，以美苏为首的 2 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已覆盖全球，苏联急需进一步巩固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主义阵营，用以对抗来自西方势力的遏制和挤压[13].1947 年的《马歇尔计划》和 1949 年的杜鲁门“第四点计划”与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几乎同步，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49 年 8 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告成立，30 名苏联高级专家就被派到东北，并在北京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14].周恩来在致词时强调了援助与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 “苏联的援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互援助的具体表现，中国强大了也是对苏联的一种支持和加强。”[15]

　　在 1949 年底和 1950 年初，苏联驻华使馆不断报告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情况，称： “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16]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大物博，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不仅美国害怕中国加入东方阵营，苏联方面也害怕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因此，为了争取盟友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均衡与西方对峙和抗衡的实力，巩固自身的远东防线，苏联方面做出了巨大让步，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各种利益，决定向中国提供援助。苏联认为“要把苏中两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伙伴关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国际事务中应保持苏联在世界的领导作用，鼓励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问题上发挥作用，为此付出代价是符合目的的。”[17]

　　在体育领域中的表现同样如此，苏联极力邀请中国及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与国际赛事，以优异成绩的取得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 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前夕，苏联大使多次告知新中国要全力争取参加，反复强调将参加本届奥运会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看待，目的是在体育领域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因此，中苏之间这种“兄弟友谊”体现的是东西对峙下的国际主义，是国际冷战格局的现实需要。

　　4. 1. 2 中国受援的动机： 自身需要主动的提出 中国争取苏联体育援助是在特定的国际格局下，积极主动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要求虽然迫切，但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寻求民族独立和追求国家之间公正平等的原则，虽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是一直没有丧失主导权。首先，在与苏联协商相关援助的谈判中，毛主席坚决强调不要无偿援助。同时，苏联体育专家与其他援助项目一样，也是在中国的邀请下，才向中国派遣的。1950 年 3 月 21日，苏联外交部在制定的外派专家工作细则中，明确提出： “苏联专家的任务是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中，向中国的企业与机构提供全面的组织准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3]119因此，新中国与苏联在援助具体事宜中保持着平等的国家关系，苏联对华体育援助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上的主导权也在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