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综述(5)

　　导致这种尴尬困境的原因，一方面是主流的人类学家认为体育与传统的人类学主题相比，其研究价值不大，不足以支撑起一门分支学科，美国着名体育人类学家桑兹曾感叹道，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主题显然处于中心位置，而体育、游戏等则处于人类学研究中的边缘地位[86]:另一方面，可能是人类学家对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民族志文本不够信任[61].此外，体育人类学学者很少将其田野工作的地点和研究对象投放到北美以外的地方，无形中忽视了很多他者体育文化。长期以来，这种研究旨趣狭隘地进行区域性的限定，也导致了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只能处于边缘地位[61].
　　
　　4.3研究队伍上的困境
　　
　　在1980年代前后，美国人类学家诺贝克（EdwardNor-beck）积极致力于体育人类学研究，他既是美国人类学界的着名人物，又是出版界的权威。在他以及布兰查德（Ken-dallBlanchard）、切斯卡（AlyceCheska）等学者的努力下，北美体育与游戏协会团结了一批有志于从事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共同开展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如出版体育人类学教材、出版论文集等[87].随着这批老一辈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者的退出，北美体育与游戏协会的会员人数开始减少，学者之间的合作减少，其影响力也开始减弱，到20世纪末，该组织基本上处于难以为继的境地。当前，美国体育人类学界缺少一位将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组织起来的领军人物，这也直接影响了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队伍的进一步壮大发展。
　　
　　此外，近20来年，体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直未建立，直接影响了美国体育人类学后备研究队伍的培养。加之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中功利主义思想盛行，许多人文社科专业日渐衰落。由于就业前景不好，愿意选择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生越来越少。笔者在和美国部分高校的人类学专业的导师（如笔者的美国合作导师魏乐博教授）和博士生的交流过程中发现，总体上美国高校的人类学专业也开始萎缩，虽然近年来也有些来自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体育人类学方面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但其中的大多数学生迫于生计而放弃了体育人类学研究。
　　
　　4.4民族志方法上的困境
　　
　　在进入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也面临着其自身的困境。从田野调查地点来看，大多数的调查局限在美国本土、美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或是重回前辈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地点进行研究，如内斯（SallyNess）[74]和福斯特（RobertFoster）[43]对马林诺夫斯基所调查的Trobriand板球进行回访研究，弗格森（RaymondFugelson）[45]对穆尼所调查的Cherokee壁球进行研究等，而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田野调查的地点拓展不够。虽然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成果越来越多，但笔者梳理后发现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如认同、性别、种族等问题是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出现最多的议题；此外，这些民族志中真正做得比较扎实的成果较少，类似麦卡隆等学者所做的具有理论探索和反思价值的民族志文本还显得比较稀缺。
　　
　　4.5理论范式上的困境
　　
　　当前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经常借鉴的理论，如格尔茨及维克多·特纳的象征人类学理论、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及福柯的实践理论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体育运动（特别是大型赛事）具有表演性的特征与品质，而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仍缺乏一个清晰的表演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也急需一个更为有力的全球化理论来解释跨国、全球化视角下的民族志个案。在对已有理论的修正完善上，虽然美国体育人类学界也有部分学者对一些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但仍是少数且影响力有限。在自身的理论构建上，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尚未出现这方面的尝试，更没有涉及到一些事关体育人类学理论建构的基本理论问题。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尚未进行探讨：一是体育的本质属性问题，格尔茨所研究的斗鸡、英国的猎狐游戏、巴西战舞卡波耶拉能否算是体育？二是核心概念问题，虽然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也开始把身体看作是文化建构，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在民族志个案的研究中，仍然缺少一个对体育文化的明确概念。
　　
　　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困境也是西方体育人类学界和体育社会学界所共同面临的困境。近年来，西方体育社会学界也在努力构建其理论体系，如体育社会学家吉廉诺蒂（RichardGiulianotti）[46]、马奎尔（JosephMaguire）[70]等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5对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5.1研究对象和议题的启示
　　
　　5.1.1研究对象的启示
　　
　　美国体育人类学经历了从创立之初以少数民族/部落的传统体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到现在以现代体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转变过程。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目前主要是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或村落体育活动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从中西方体育人类学研究跨文化比较和互补的角度而言，今后我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主要集中于：一是继续深化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二是加强对现代体育文化的研究。
　　
　　5.1.2研究议题的启示
　　
　　我们常常将中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窄化为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当前中国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民族传统体育及村落体育研究，专注于某一（体育）项目的起源及发展演变”[3],或是“当前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最需求的研究是以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参与式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2].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深入挖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要关注全球化和后现代背景下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议题，对事关全人类生存发展的民生问题要有所担当。体育人类学要改善和提升其地位，就必须在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性别和实践理论等一些关键议题上有所作为[25].
　　
　　5.2研究方法的启示
　　
　　5.2.1民族志方法的更新
　　
　　民族志是美国体育人类学界运用最为频繁，并认为是最为重要的方法[88].近年来，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一些比较优秀的运用传统的民族志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体育人类学成果，如胡小明先生及其团队所做的一系列民族志研究等。美国体育人类学界除了继续沿用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以外，也开始尝试对民族志方法进行更新和创新，如自我民族志、虚拟民族志等也陆续得到运用。全球化时代我国社会转型中各种与体育相关的新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要跟上时代，不断进行革新。除了采用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以外，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也可以尝试采用诸如自我民族志、虚拟民族志等更新的民族志方法。
　　
　　5.2.2田野调查的更新
　　
　　田野调查是民族志方法的重要基础，随着民族志方法的升级和更新，传统的田野调查也面临着更新。我国体育人类学界常常把田野调查理解为野外调查。当前，在美国体育人类学界所调查的田野工作地点已不再局限于土着人的部落，而是更多地扩展到现代社区。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也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田野工作地点。这些新的变化促使我们及时更新对田野调查的认识和理解，并应用于我们的体育人类学研究中。
　　
　　5.3理论研究的启示
　　
　　萨林斯指出，西方人类学者不能够克服潜藏于他们内心深处的西方宇宙观和价值观来解释人类文化，特别是异文化的局限，这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前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困境[84].萨林斯所说的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困境的也是美国体育人类学及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困境，要消解这一困境，就需要到东方体育文化中寻找智慧和良方。这就需要我们在人类学研究中提炼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人类学理论体系，为创新体育人类学及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仅如此，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还要敢于尝试修正和完善人类学母学科的理论体系，已有部分中国体育人类学学者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如有学者通过对某些少数民族体育中的身体动作分析来探索原始文化的形成和起源，进而探索人类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6].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了其特有的理论体系，只不过这个体系是比较隐晦的，而不是显性的。如果我们能拓宽视野，在扎实的民族志的基础上来对其进行解读，以此提炼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体系，并积极与人类学等学科进行理论对话，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将完全有能力做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5.4成立学术组织和培养研究队伍
　　
　　我国体育人类学界的同仁早就意识到成立学术组织的紧迫性，并在积极推动中国体育人类学学术组织的成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已经先后利用QQ群、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建立民间的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为我国正式的体育人类学学术组织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没有成立全国性的学术组织，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缺乏规划，缺少学术合作和交流。因此，我们不但要成立全国性的体育人类学学术组织，更重要的是以开放的姿态将其与人类学的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会对接起来，争取被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会所接纳。
　　
　　在胡小明等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队伍建设已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国内先后有胡小明、饶远、席焕久等学者撰写了《体育人类学》专着，也有华南师范大学、宁波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高校先后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体育人类学选修课和研究方向，其中，胡小明先生及其团队所教授的《体育人类学》课程被评为广东省示范课程，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在以上学者和单位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我国体育人类学课程建设和争取在更多的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体育人类学课程，以便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后备人才。
　　
　　5.5研究视角的启示
　　
　　5.5.1身体视角转向和全球化视角
　　
　　胡小明等学者多年前就前瞻性地指出从身体的视角进行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要考虑对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就需要体育人类学研究落实到身体上[1].由于当前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主要局限于民族传统体育等，往往把身体放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或“生物机体”的视角来进行解读。随着研究对象的拓展，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更迫切需要超越民族国家和生物机体的视角来对身体进行研究，笔者以为，“文化建构的身体”这一视角可以拓展中国体育人类学的解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