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下的自行车骑行。
4.1 近代中国与自行车骑行。
自古以来，中国达官贵人习惯坐车或坐轿[1].西方诸国纷纷崛起之时，他们的落后不仅只是在经济上。自行车出现之初，他们不屑一顾，依然沉醉在自鸣得意的封闭的世界之中。市面上偶尔见到的自行车骑行者，或者是彰显身体话语权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或者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生，或是土生土长未曾出过国但是勇于尝试，思想活跃、喜欢新鲜事物的个别国人[56].
不过，随着人们对自行车骑行的深入认识，国人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地变化，"天朝上国"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舶来的自行车逐渐成为了中国人心中先进、文明和富有的符号[8].只不过，想拥有的人多，真正拥有的人却很少，多数人也只能是观念上"慕悦"[7].
抗战期间，中国社会的上层人士也开始热爱骑行，自行车骑行的队伍日益壮大。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优先考虑扶植民族自行车工业，外国自行车依旧大量进口，中国道路上国产自行车依然难觅踪迹。可喜的是中国民族自行工业自强不息，1947 年 7月 31 日，自行车一切主要要件终于实现了的自给[5].
从时间上看，自行车被广泛地运用经历了至少百年的时间。这期间中国城市各种通行工具你拥我挤。传统的通行准则"道路街巷，凡行路之间，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遭到了挑战[10].之后，《脚踏车取缔章程》陆续出现，道路上的公权力随之也受到人们的重视[11].
4.1.1 近代自行车骑行的特征。
近代中国，上至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都不乏身影，骑车群体极其复杂。骑行者因骑行目的的差异，身份的不同，反映出的骑行文化也不尽相同。有的人借助骑行表达内心的反抗，骑行就是斗争，自行车就是他们的"武器"; 有的人把骑行当作生活的依托，骑行就是他们的工作，自行车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有的人骑着公家的车，或者匆忙，或者安逸，骑行的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有的人虽为女性，或者矜持，或者奔放，但是同样拥有骑行的权力。
4.1.1.1 以为生计：民间艺人、骑师等人的职业骑行。
职业体育，即以体育为业进而谋利的体育形式。中国历史上历来不乏此行业。郑怀义和张建设合着的《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中关于"自行车骑行表演"有过这样的记载。民间艺人在紫禁城内表演骑车术，表演者精湛的技艺深深地吸引了载涛（溥仪的皇叔），于是载涛下定决心去尝试驾驶这件神奇之物[16].这段表述我们注意到自行车已经从最初通行之用上升到了娱乐的层面，自行车骑行已经演变成为民间艺人用以谋生的表演内容。从表演者演出是为了获得报酬的艺人身份上看，这与现代职业体育从事者并无本质的不同。
如果民间艺人职业体育者的身份尚存争议，值得商榷，那么卫乐园骑师的自行车骑行当属职业体育范畴[15].1930 年上海滩海格路（今华山路）卫乐园就出现过骑行竞技表演。
同年 7 月，《申报》撰文《自由车专家抵沪》"海格路卫乐园的自行车运动专业延请'瑞典国着名之自由车专家'朋生氏（John Bengtsson）为训练员，其训练所内之练习生，俱为不可多求之好手。"[17]
该内容显示骑师上场竞技之前要通过专门的训练，并有专人指导，这与现代体育训练比赛所走的程序没有差别。此外，同是《申报》另有《自由车赛开幕志盛》一文这样描述："节目剌激性之深，实为各种运动竞技之冠".[18]
骑行的民间艺人与骑师对比来看，民间艺人的骑行是竞技艺术在舞台上的延伸，骑师的骑行就是竞技运动职业化的雏形。民间艺人的骑行表演的内容居多，囊括了杂耍的成分，可以简单地视为以骑行为基础的表演；骑师的骑行因赛场固定，骑师们通过骑速或者花式技巧以争高下，他们的骑行可归为竞技体育的范畴。二者都展示了操纵自行车的技能，相同之处实为表演。尽管他们一个可以看成是业余表演，一个可以视作专业培训的结果，但是本质是一样的，二者都借骑行来博众人一笑，进而获利。因此，毫无疑问，骑行在近代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4.1.1.2 除旧布新：末代皇帝溥仪的"政治化"骑行。
意大利的里亚特斯大学的斯蒂芬谨·皮瓦托在《意大利自行车运动与政治的关系（1885-1955 年）》一文提到"意大利自行车骑行因政治的作用一度成为焦点",对自行车骑行的某些限制，"有时是为了很奇妙地达到政治目的，并且自行车并政治利用绝非是个个例".中国类似的事件也曾出现过。
溥仪，中国的末代皇帝，承前启后的历史人物。为了方便骑自行车曾锯掉宫门的门槛[19].《我的前半生》回忆录中记载"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20]他晚年重游故宫，还指着没有门槛的宫门说是他的成绩[2].
溥仪的这一举动在自行车骑行中颇具魅力。一是他身份的特殊，二是自行车是西方文明；三是门槛寓意极深。于是，当帝王、门槛与西洋之物结合在一起时，自然能够让人产生联想。一位在外人看来应该最留恋且最应该维护传统中国正统的人，因为骑车就锯掉了传承了千百年极具象征意味的门槛，必然会引起人们无数的猜疑，"政治化"的意味就浓烈了。
李晓军在《试论"体育与政治一体化"之利弊》曾阐述："体育虽仍是强身之道，但当时的先哲们已力图于用体育达到社会的政治目的。"看来体育与政治的渊源在中国由来已久。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深味溥仪骑行的政治内涵，至少有一点毫无异议，即溥仪童年的骑行多少能够说明其有权力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并且他的内心是反抗的，他认为祖宗的东西不是动不得，外面的事物也可以进来。溥仪作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人物，与他有关的骑行后人难免会想当然地与当时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用骑行传达人们的某种情绪也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4.1.1.3 张弛有别：公车群体的"职团骑行".
"职团体育"是由张洪潭老师提出的概念[3].在此进行挪用并加以曲解，将"职团体育"视为行业之间自成一体的体育形式。公车骑行当属此类。
上世纪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多数城市的邮政局、警察局、电报局、电话公司等机关为方便执行公务，都配备了自行车。作家萧乾在《脚踏车哲学》（原题为《路人》）中曾生动地刻画出了这一群体不同部门骑行人员的形象。"税局科员的'鹰牌',如果他由你身边骑过时，你会想到这人整天的时间都花费在自行车上了。讲快，要算电报局的科员了，只要登上车，他便飞下去了。"萧乾的这篇文章虽然属于散文，但是公车群体的形象跃然纸上。
当然，要说"职团骑行"与体育的关系，公车群体日常工作状态的骑行并不是体育范畴内指代的骑行方式，但是公车群体休憩之余通过对自行车的把玩也能够反映一定的职团体育风貌。邮局的科员与税局的科员比起来，一快一慢，两种节奏，但实质上，部门有别，骑行有异，忙闲交错，已成常态。
公车群体的骑行竞技也很有特点。1937 年上海警察系统内举行了骑行比赛，有三百多警员参与了里程约二万五千公尺的竞赛。1938 年国民党汉口党部和汉口市政府也举办了包括自行车骑行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活动。这些骑行比赛使工作与体育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并变换了节奏，极大地丰富了自行车骑行的内涵[9].
4.1.1.4 标新立异：女性群体的休闲骑行。
通过体育进行休闲，近代中国也有此类情况。洋学堂的女学生、妓女、电影明星和大家闺秀四类女性无不在休闲骑行中个性鲜明。
1906 年，上海西门外务本女塾及幼稚园曾举行运动会就有骑行比赛[18].近代中国的各大城市，尤其租界内，娱乐业日渐兴盛，妓女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一代"明星".女演员的经济地位远远地超过了妓女并主动由汽车一族屈尊于骑行行列。而大家闺秀多生活在殷实之家，自然也容易拥有自行车。尽管她们的身份千差万别，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她们已冲出闺门在社会上角逐，骑着自行车倏然地驶过街头[11].
这一点有别于西方女子的"政治化"骑行。当自行车在西方社会普及之时，恰逢欧美妇女解放运动高涨之际。西方女性通过骑行摆脱了"致命"束腹的束缚，并从家庭和孤立中挣脱出来。而在中国的那个时代，骑行拥有着现代、摩登、自由和健康等多种意涵，也符合了体育的基本要义，因此哪怕是妓女骑车，中国民众的反应也是诧异之后的欣赏，而非负面的评述。所以，当女子跨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城市街道上，尽管不是以竞赛的方式出现得到的也常常是掌声和赞赏，这在男权至上的传统中国，女性在街上抛头露面又得此殊荣的确算得上少见。
4.1.1.5 为国争光：何浩华的奥运骑行。
力国争光一直是体育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尤其是救亡图存的近代，自行车骑行自卷入体育之始就无时无刻不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有血性的中国骑行者无不想通过骑行扬中国人之志气，彰显中华之精神，何浩华就是其中之一。
何浩华，荷兰侨生，世界顶尖自行车骑手，1943 年荷兰路透丹自由车竞赛冠军及全荷自由车总锦标，欲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不过，未能得偿所愿，第 14 届奥运会时，意外受伤，退出了比赛。何浩华伤痛之余，用英文高呼"我不能为国家出力矣",那一场景世人无不为之动容[14].
4.1.1.6 环球冒险：潘德明的旅游骑行。
随着造车技术的发展，自行车种类不断增多，功能逐渐细化，自行车在竞技需求得到开发后骑行旅游又为民众重新认识，骑行穿梭于大街小巷，出没于山野之间已经变成老少皆宜并跃跃欲试的体育活动。它满足了人们崇尚自然、渴望自由的心理诉求，是休闲体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不乏冒险的成分，并以环球冒险为骑行旅游之最[58].
中国资深骑游者在谈论骑行代表人物时总会提到潘德明，并效仿他留墨纪念的做法，这在骑行影片《转山》中可以看到。中原大战之时上海组建"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欲表达中华"勇猛精进、急起直追"的民族精神。潘德明得知消息后，毅然前往，并在所有成员半途而废之后只身前往，并一改初衷，超越亚洲走向世界来实现步行团的宣言。旅行的过程中，他还自制了《名人留墨集》供沿途各国名流、团体题词，以作纪念。
《名人留墨集》的扉页之上，潘德明直行胸臆。"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德明坚决地一往无前，表现我中国国民性与世界，使知我中国是向前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12]
他的这段"自叙",目的明确，意义深远。将骑游环球冒险之旅与宣扬国家正气联系在了一起，并试图通过游历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服务国家。不仅如此，潘德明历时七年，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及了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履行了"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所宣称的："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雪东亚病夫之奇耻，革柔弱娇羞之恶名！"的誓言[13].是近代自行车骑行环游世界的一大壮举。
4.1.2 小结。
近代以来，自行车骑行韵味十足。不管深宅大院，还是寻常百姓家，也不论骑行是为了生计，还是为了标榜，骑行的世界从一开始就精彩纷呈。在体育的视角下，自行车骑行更是增添许多戏剧化的冲突，仔细品起来更加有滋有味。
4.2 现代中国与自行车骑行
建国初期，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自行车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骑行俨然一个时代的记忆[37].不过，自行车在每个家庭的地位还是随着汽车的普及而松动了。自 1994 年国务院公布首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开始，自行车的重要性就降低了。此后，汽车成为主要的通行工具逐渐替代了自行车在每个家庭从前不可或缺逐的位置，自行车骑行也开始向大众休闲娱乐的方向转变。受此影响，从前那些与自行车有关的喜怒哀乐似乎也随着自行车骑行的没落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于建国初期的自行车骑行与普及汽车之后的自行车骑行在呈现形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章节从器物、精神、行为和制度四个层面对汽车普及前后现代自行车骑行的特征进行研究，对现代自行车骑行的流变进行解读，进而对中国自行车骑行何时再度繁荣进行反思，以期再现曾经的骑行风貌，并对当下自行车骑行文化的发展有所裨益。
近代中国，中国人急切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哪怕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民族意愿依然强烈。这种迫切不仅表现在心理上，也表现为对物质的诉求上。对于自行车来讲，那时全国各地都在不停地生产，可现实仍是供不应求。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各式各样的自行车，通勤的、速降的、公路的、折叠的、电动的五花八门，集团的、合资的、进口的种类繁多，Specialized、Solomo、Colnago、Trek 品牌齐全，买哪种款式、哪种品牌、哪一性能突出的车让你拿不定主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下班时千百条小胡同里涌出的无数辆自行车，好似一道道洪流，汇集到马路上，又通过立交桥连接在一起，场面甚为壮观。以至于很多人对于北京的记忆是：天安门城门上高高悬挂的是笑容可亲的毛主席画像，天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自行车车流。那时的人们置身于那样的车流中时会感自行车也有灵魂、有呼吸，恰似在血脉中运行，蕴藏着不尽的潜能，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这是城市中居住的人们对于自行车骑行最大的感受。
居住在农村里的人们，他们骑行也毫不逊色，对于自行车功用的发掘能力更是不可想象，在他们眼里，一辆自行车往往就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所有的梦想与需求。在城镇乡间的小路上，自行车似乎是无所不能的，各种产品的运输万变不离其宗，他们个个都是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而自行车便是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进入二十一世纪，关于出行方式，人们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多。公交车、出租车在县级城市早已普及，地铁、轻轨在大城市里也不是新鲜事物，更多的人开始开上了汽车。在中国，无论是各大城市，还是幽静僻远的乡村，两个轮子几乎都快要被四个轮子湮没了。随之而来，骑车人的数量逐年下降，自行车由最初的代步之用逐步向休闲健身的时尚方向转变。不过，自行车并没有因此消失，现在的中国的很多人还是离不开它，日常生活的角落里，两个轮子仍然不停地转动着。当汽车堵塞交通排起长龙时，自行车骑行对很多人来说依然是一种享受，穿梭自如，不用焦虑等待。其他时间，自行车作为竞技、娱乐、休养之用，骑行还是那么迷人，魅力丝毫未减。
4.2.1 现代自行车骑行的特征。
4.2.1.1"国货"供不应求，"攒车"盛极一时。
1949 年，全国解放，军委会先后接管了各地的自行车厂，中国自行车工业由此迎来了新生。尽管"凤凰"自行车生产数量当年就达到了 15.6 万辆，其他品牌的自行车生产数量也不少于这个数字，但在巨大的需求市场面前依然杯水车薪。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飞鸽"、"永久"和"凤凰"等品牌车依旧紧俏。原上海永久自行车厂厂长王元昌回忆那段历史时曾说："'永久'365 天几乎轮休着转，停产一天都要经过市政府批准，年产量最高达到了 330 万辆，还是满足不了需求。""永久"人深切体会了人们翘望自行车的心情，从近代富贵之人的"玩物"到民国乱象丛生的"洋货"再到新中国触手可及却又依旧稀缺的"国货",国人在器物的获取上压抑了百余年的冲动一点一点的迸发了[38].
买不到车或者买不起车，"攒车"便应运而生。哪怕是攒起的车也能抚慰一下一颗颗焦灼的心。相声演员王文林精辟地解释为："'攒'是买了件，自己攒。那时'攒车'的人特别多。因为"攒车"比一个牌子成车要便宜，再者架子拿自来水管子自己焊。"那个时代的"攒车"与现代意义上的"组车"有着形式的相似，却没有实现精神的统一。现代组车是自行车发烧友为提高车的性能而进行的个性化的改装活动，属于精神层次上的享受骑行，而"攒车"实为拼凑，目的在于拥有，尚停留在物质获取层面。"组车"玩车的成分居多，"攒车"饱含的是对自行车这一器物的急切获取之情，近代自行车骑行对现代自行车骑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组装车辆，竞技也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如速降自行车前叉的减震能力一定是所有自行车车型当中减震效果最出色的。从前"攒"出的车辆虽然现在自行车的性能优越，但是也同样涉入到了体育竞技的范畴。"那时，乡间小路上，骑上自行车就跟环法赛似得".
可见，自行车作为同行工具之余也用来竞技。既然是骑行竞技，那么就与体育扯上关系了。
4.2.1.2"小康"三转一响，"慕悦"油然心生。
"三转一响"对我们来讲是陌生的，但在它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流行的词语。那时，"三转一响"是人们所拥有的最高财富。在很多人看来，拥有了"三转一响"就算过上了小康生活，是否拥有这四大件也成为很多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在"三转一响"中，自行车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众多家庭的首选器物。当时能够骑上名牌自行车的人并不多，一旦拥有就像现在开"奔驰"、"宝马"一样令人羡慕。1981 年湖北运城农民杨小运超额出售公粮两万斤，国家问他要什么奖励时杨小运回答想要一辆"永久"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一般农民别说想骑，就是连见都不容易见到。杨小运的要求被写成了一百多字的新闻稿刊登在了《孝感报》上，随后《人民日报》又给予了转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此时，从前英国"兰苓"、德国"明星"等自行车品牌的社会影响已经随着时间沉淀，国产品牌已悄然变成了人们的新宠。
纪录片《国货的前世今生--自行车王国》中在描述现代自行车骑行时有这样一句话"那时候，在很多人眼中，坐着自行车出嫁绝对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此番景象与现在乘坐豪华汽车出嫁并无二致。可见，自行车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有多么的重要。它是仅有几件家当之一，又不可或缺。拥有的人无比兴奋，想拥有的人无比向往。拍摄了 30 多年自行车的王文澜（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在谈论现代自行车骑行时说："你看我们那会，凡是交女友都是拿车骑着，带着去兜风。女朋友把腰一搂，走了，去哪都没问题。"渴望骑行、体验骑行、享受骑行，那种"慕悦"之情，那种对自行车骑行无法言语的幸福感，由然心生。
这种幸福是对生活的满足，是对得到一件心仪的物件的快感。这时，自行车在通行之余更能体现出它的魅力。三五成群的人来个郊游，就少不了它了。在骑行的道路上，你追我赶，体育竞技的韵味自然也就出来了，这时自行车骑行就会焕发出更大的魅力，"幸福"以及"慕悦"的韵味就更浓重了。
4.2.1.3"一车"仍为多用，"农村"得到普及。
自行车的主要功用是通行，一旦拥有了它就预示着摆脱了拥挤的公交，也不用每时每刻辛苦地步行赶路了。在《自行车的日子》一书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有关自行车"一车多用"的图片。有的在车的旁边加个筐子用来带孩子，有的直接把煤气罐挂在后座上为了节省力气，有的在车的前前后后绑满了竹制品把车子当成了运输工具，更有甚者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手扶着肩上碗口粗两米多长的木头？？这些画面直观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骑行场景。当然，聪明的中国人对于自行车的认识绝非仅限于代步。
不过，自行车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是"工具"亦是"玩具",亦如近代的富贵之人对自行车的认识一样。王明玺（中国第一个自行车博物馆创始人）在回忆儿时骑行时说："那时，个子小，上不去大梁，就得掏裆，就是跨在架子里面这么骑。骑一天特别累，但是还不过瘾，还想想骑。有时，一手拿着苹果啃着，一边掏裆，前边车轱辘撞上块石头，摔个大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的，苹果被摔出老远，拾起来苹果，擦一擦，回来还得骑车。"这里，王明玺回忆的自行车远不止父母的工具，更是孩子情有独钟的玩具[48].尽管如此，现代中国的农民对自行车的"把玩"还是受到器物稀缺的限制。从"永久"车发展史上看，1985 年底全国总共才建成 22 个永久村，"永久"村民 11500 人[47].尽管此时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自行车在农村的普及几年之后才得以完成。
一车多用在中国是个普遍现象。自行车可以用来载人，也可以用来载物。可以用来营生，也能用来健身。不管是营生还是健身，都可以与体育扯上关系。通过骑行进行营生，与职业体育有的一拼。至于健身，更无疑问，是体育范畴里面一个根本性问题。自行车骑行，在城市这样，在农村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前后顺序问题，城市先得到普及，之后才是农村。
4.2.1.4"车票"时代印记，"通行"有章可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商品匮乏，吃粮要"本",买布要"证",购物要"劵".
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户口本、粮本和购货本以及粮票、布票等。自行车这种稀缺商品需要在单位里排队抓阄，并在指定的商店里购买才能得到，不然有钱也购买不到。在那个年月，谁能抓上一张自行车票算得上一家庭天大的喜事，能令人兴奋很长时间。不但如此，自行车停放也需要票据，没有自行车看车票，看自行车的费用报销便失去了凭据。近代自行车管理制度上没有如此规定，也没有"票证"这一物件，有关自行车"车票"的规定也成为了自行车骑行史上一个特定时代的印记。
与购车相对应，通行也有规定。2010 年《莱芜日报》曾有一篇题为"自行车证"的文章，详细的介绍了汽车普及前自行车上路通行的必备手续及办理过程[46].文中写道："自行车作为特定时代一个家庭的大物件，购置后，首先得去当地公安部门办理落户手续，然后在自行车车把上打上钢印，领取了自行车证，固定好车牌后方能上路行驶。"完成这些工作并不代表自行车在马路上就畅通无阻了。同是名为"自行车证"的文章在 2011 年《鲁北晚报》记载了自行车通行的另一方面，当时公安部门专门上路检查自行车的规范使用情况，就跟现在上路查机动车一样，"如果没有证儿或没有进行年审，轻则罚款，重则扣车。"那时，在公路上来一个自行车竞技，怕是会引起很多麻烦，当然，现在也是如此。不过，明确的制度多少能够约束道路自行车体育竞技的发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4.2.2 现代自行车骑行的流变。
4.2.2.1 器物上：从"匮乏"到"富足".
与建国初期相比，生活较从前富足，人们出行可供选择的方式增多，骑自行车出行已不再那么重要，事实并非如此[39].改革开放前，自行车骑行器物上的匮乏，不仅表现在自行车这一物件的奇缺上，还集中表现在通行道路的不足上。骑行者要么在狭窄的胡同里左右摇晃，要么在拥挤的马路上你追我赶，要么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下颠簸。所以，不经意间的行路难就会使自行车骑行道路不足的问题显现了出来。近年来，人们对骑行的要求较以前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不仅单纯为了日常通行的道路有了大幅增加，就连专业的自行车赛道也开辟了不少。以职业自行车赛道和业余自行车赛道为例，青海湖、环沪港、海南岛、环南中国海、环崇明岛等风景秀丽之处已经出现了职业自行车赛事的场地；黄山、北京长城、长白山国际森林、环千岛湖等适宜骑行的地方也陆续出现了一批适合业余自行车比赛的骑行场地。这是道路通行的幸事，对体育来说也是可喜的事情。
4.2.2.2 精神上：从"渴求"到"眷恋".
当下，骑行群体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态势。学生群体追逐时尚，三五成群为了上下学结伴同行，或者骑行游玩；中老年人敝帚自珍，一辆车一骑就是几十年，骑行是一种惯习。形成了这种习惯，就会觉得骑车出行比任何出行方式都亲切。不仅是因为骑行承载了太多的回忆，更多的是在他们心中骑行让他们觉得踏实。基于文化底蕴的角度考虑，中老年人创造了建国初期的中国自行车骑行文化，对这一文化有着特定贡献的人们，有的已经放弃了自行车骑行把自行车闲置了，那些始终坚守的人们也很难轻意地再对其他的出行方式进行选择了；学生由于缺少对自行车极度"渴求"的经历，所以对自行车骑行必然有很大的随意性，"眷恋"就谈不上了；而青年人或是忙于生计，或是忙于名利，骑行只是他们当中少数人会做的事情，这种形式的骑行姑且是工作之余寻找新鲜罢了[45].因此，这种骑行在本质上与学生群体的骑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综合起来看，三大群体中，学生的骑行与忙于工作的青年人的骑行在骑行形式上过于轻佻，休闲中游憩的成分居多。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骑行具有历史厚重感，骑行是回味，是对影响他们大半生的物件的深深眷恋。
这三类骑行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形式，说是休闲吧，合情合理，说是体育吧，也说的过去，真正却分开来就要看具体的自行车骑行作何只用。
4.2.2.3 制度上：从"监管"到"服务".
现在，自行车已经不再是道路上主要的通行工具，随之对于它的管理也没有以往那么苛刻了。关于道路通行中拥堵问题的解决，各国普遍的做法是大力鼓励自行车骑行来降低道路通行的压力。这种做法对于缓解交通压力卓有成效，目前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么做的好处。北京市政府已经把发展自行车出行纳入了全市交通发展规划，其他各大城市也紧跟其后[40].全国各地纷纷加快了自行车专用道的建设。全长 155 公里的环巢湖自行车道已经完工[41].深圳市交通运输委也公布了《福田中心区及周边片区慢行系统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不久的将来，福田中心区也将建设约为 25.5 公里长的自行车道[42].
在骑行制度上，政府对道路的铺设是一方面，对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建设又是另一个方面。
近代中国就曾出现过自行车租赁一事，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就有光绪二十四年"张园诸人试足踏车"一事的记载[11].现在，全国许多城市已经相继完成了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建设。从这个角度上看，对于自行车骑行，政府已经开始从最初"监管"向引导和规范的方向转变。
政府对于自行车骑行认识的转变，缓解道路通行压力是一目的，通过自行车骑行进而提升民众身体素质未尝不是一个出发点。美国、荷兰等国家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中国的这一举措也无疑推动了民众自行车骑行的进程，那么，这对于与体育有关的自行车骑行来说，自然是件好事。
4.2.2.4 行为上：从"通行"到"驴行".
"驴行"是以"旅"为主要形式的出行活动，有别于日常观念中的"通行".当下，特定的自行车骑行已经成为"驴行"的重要内容，而非单纯意义上的通行。骑自行车去"驴行",从字面意思上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象驴子一样背负行囊进而前行，只是驴子的四条腿被车轮替代了[44].新疆的戈壁、犹他北部和阿根廷卡法亚特等地都曾出现过自行车碾压的痕迹，这样的自行车骑行是"驴行"典型的形式。以此延伸开来，城市街道、荒野山村、文化胜地和戈壁大漠等地方，凡是可去之处，"驴行者"皆满怀热情。对于他们，骑自行车"驴行","行"是骑行姿态，"旅"是骑行目的。他们渴望回归自然，体验异域风情，并在不断地挑战身体的耐受极限中获得心理满足。改革开放之前，个别的骑自行车出行也不乏"驴行"的成分在里面，但是那时骑自行车去"驴行"毕竟还没有形成气候。
现在，仅从骑行路线上看，美国加州 1 号公路、新西兰拉姆斯登的环山自行车道、巴厘岛环岛骑行路线、中国的"草原天路"等骑行路线皆是"驴行者"向往的地方，这些地方的通行，"驴行"的比重势必加大。
自行车"驴行",当下非常的流行，已经演变成为户外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以普通民众作为研究人群来说，它的体育的味道最为浓烈。一是它的很多内容隶属于休闲体育，是一种游乐的体育形式；二是它多在户外进行，又是户外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与体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4.2.3 小结。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接触到的新鲜事物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对于很数人来说，他们可能早已经从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车过渡到了汽车，因此他们对于自行车的感情可能仅仅存在于工具层面，参与自行车相关体育活动的人还是不多。相比建国初期，那些视自行车骑行相伴一生的人们，他们对自行车的情感要平淡很多。可喜的是，与体育相关的体育活动推陈出新，总能令人眼前一亮。
4.3 中国自行车骑行何时再度繁荣？
现在，自行车骑行无论对于道路通行，还是对于体育运动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骑行是一种极有意义的义化活动。毕竟，关于骑行，中国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金子一般的美好时刻。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怎能不去追忆？ 如今，自行车骑行对生活的影响已并不能像从前一样。面对当前自行车骑行如此尴尬的处境，对骑行充满感情的人怎能不焦虑？所以， 强烈要求自行车骑行回归的呼声便会振荡。那么，中国自行车骑行何时能够再度繁荣？与体育有关的自行车骑行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
如果说，自行车骑行的衰落是由于政府的重视不够所致，这样的观点多少有些片面。
相反，近年来国家开始日益关注自行车骑行这一出行方式。2013年9月15日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新建或改扩建的城市主干道、次干道必须设置自行车道，除此之外还对市区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作了达到45%以上的明确要求[43].从中看出，国家开始再度重视自行车骑行。当然，自行车骑行的再度繁荣不能光指望政府支持，还有某些其他条件有待开发。我认为，民众对自行车骑行的认识与通行心理是关键，是制约中国自行车骑行能否繁荣的所在，那么与体育有关的自行车骑行繁荣与否也在于此。
就骑行认识而言，民众通常认为自行车既慢又笨重，与现代的其他通行方式相比已经失去了优势，所以没有人愿意费事费力地驾驭这一陈旧的物件。殊不知，现在的自行车造车工艺已今非昔比，自行车性能已经大幅提升；就通行心理而言，用自行车彰显身份远不如汽车更引人注意，驾驶私家车往往比骑行自行车更能获得满足，所以骑行会受到规避。
席勒说："只有当人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12].那么，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在道路通行中显现出人的本性，重新拾起失落的骑行就不远了。奥运赛场上中国的成就，与自行车有关的金牌也就可以从场地赛拓展到室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