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新路径及其管理体制变革

　　中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统领下，经过 30 多年发 展迅速成为奥运会金牌、奖牌大国，如此骄人成绩的背后隐含着未来发展的路径迷茫。要保证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必须重塑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并改革竞技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机制，从而促进与群众体育的“共同富裕”。

　　1 、中国竞技体育转变发展路径的新命题: 从“优先发展”到“共同富裕”.

　　中国竞技体育自1993 年国家制定和实施“奥运争光计划”以来，直至2008 年北京奥运会达到顶峰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成就。但是，如何让普通民众切实感受到竞技体育带来的实惠，则是需要下功夫解决的新命题。

　　1． 1 、国民体质健康: 中国竞技体育的基石

　　竞技体育与国民密切相关，但竞技体育水平与国民体质健康又可以完全区别对待。一般来说，国民体质健康是竞技体育的支撑条件，作为组成国家的最小单位———个人的体质健康水平普遍提高起来，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称之为体育强国; 反之，只有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在世界赛场上争金夺银，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体质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或者还有下降的趋势，那么这个国家竞技体育发展不可持续。因此，国民体质和竞技体育的关系应该是: 竞技体育运动员是国民体质健康的模范代表、国民体质健康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1． 2 、国民体质下降与奥运金牌大国: 中国社会发展新现象

　　自 1984 以来，中国仅用 7 届夏季奥运会完成了从首金到金牌榜首位的壮举，然而另外一种趋势也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2000 － 2010 年全国成年人、老年人的体重增长幅度大于身高增长幅度，呈现出超重与肥胖率持续增长［1］，还有连续 25 年青少年心肺功能下降、近视率和肥胖率增高等［2］。这些与中国今天的奥运金牌大国地位不相符，“民强”只是体现在极少数人身上，普通民众感触更多的是大众健身场馆缺乏、免费场馆稀少、社会宣传不到位、人们惰性生活方式、学生校内外体育活动时间大幅缩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影响国民参与体育锻炼、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促使民众认为中国竞技体育与己无关、与教育无关，甚至相当多的人对体育活动不感兴趣或认为参与体育锻炼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1． 3 、发展的幻象: 金牌战略及其后果

　　首先，它会造成社会普通成员的恐慌。长期忽视群众体育工作使得社会所有成员感到自身健康不被政府重视，缺乏对主管部门的认同感、信任感。因为竞技体育金牌数量不仅仅意味为国争光、激发民族自豪感，还有官员的政绩和职位升迁; 其次，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未来生活质量的信心、降低国民的幸福指数。而一旦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弱化了，无论物质生活怎样丰富，都难以让人形成社会进步后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态度，试想疾病缠身的人纵然身价不菲又有何幸福可言?

　　最后，从长远来说金牌战略不可持续。一方面，竞技体育“圈养”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弊端越来越被人们认清，结果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量出现严重萎缩。另一方面，国家各行各业都在欣欣向荣地发展，与竞技体育人才退役出路狭窄和安置艰难形成鲜明对比。

　　总之，竞技体育金牌战略的“优先发展”，只不过是沃勒斯坦所说的“发展的幻象”，看似发展迅速，实际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国民的支持和参与，获得金牌多少代表不了国民的体质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是在特殊时期情况下的特定产物，应随着国家的发展、时代的改变对其内涵进行扬弃。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对竞技体育的指导思想以及人才培养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进从发展理念到具体体制机制在内的全方位变革。

　　2 、重建竞技体育世界: 以人为本和“共同富裕”要走出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困境，首先必须突破旧的发展理念，重新确立竞技体育的社会地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和与全民健身“共同富裕”。

　　2． 1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竞技体育.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源于对当代不可持续发展状态的反思，而它作为目标，其宗旨则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谋福利于当代和未来的人口。可持续发展定义是: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中国 1994 年制定并实施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纲领性文件，至2001 年 3 月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到开展深入广泛的实施行动这一历史性阶段［5］。

　　毋庸置疑，竞技体育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为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竞技体育需要走下高台、走入人们的生活中，不管是开始、过程、还是结果，都需要与民分享、与民共赢。2012年 11 月 8 日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此段表述，为中国竞技体育揭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竞技体育到了该帮助全民共同健身、分享运动的时刻。

　　2． 2 、功利主义视野下的“优先发展”及其突破

    “功利主义( 最大幸福原理) 将一切与快乐相连”的观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竞技体育的存在内涵: “在功利主义理论中，作为行为是非标准的‘幸福’这一概念，所指的并非是行为者自身的幸福，而是与行为有关的所有人的幸福”以往中国竞技体育由组成“国家”的机构人员和获得奖牌运动员( 或者再加上赞助商) 等少部分人成为最大受益者，身处其中没有获奖运动员和大多数作为国民的个体没有或较少体验到中国竞技体育与个人生活质量以及体质之间的链接，因此必然产生国家与个体追求目标的分歧。“人类社会，除去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将必定建立在顾及所有人利益的基础之上。而只有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一视同仁，才能形成一个平等的社会”［7］。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发展到可以接纳、包容个体多元化的不同需求，由此转变为不同个体对竞技体育“最大幸福”的追求，组成中国竞技体育的“最大幸福”，进而成为国家各领域综合“最大幸福”的一部分。

　　以国家之名主宰一切到个体成为国家主人的转变，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表现，封闭式制造竞技体育专门人才的体育管理部门到了该重新定位发展方向的时刻。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为了什么? “优先发展”后如何提高整体国民体质? 中国竞技体育怎样能更直接影响或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融合? 这些都是中国竞技体育应该深刻剖析及反思的问题。

　　3、 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变革: 管理科学化和社会化

　　所谓竞技体育管理科学化和社会化，就是使竞技体育的管理更加以人为本、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更加实事求是，并转化为操作性强的体育管理体制和机制，最终成为可行性强的政策，从而保证竞技体育发展成果真正与全体国民共享。

　　3． 1、 扩大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范围

　　中国竞技体育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引进外援、派运动员出国“留学”已经常见，但对于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显得过于慎重。“李娜单飞”“丁俊晖模式”“CBA 联赛”等现象的并存，以及中国南北和东西地域、气候、经济等条件的不同，显示中国竞技体育需要不同的管理体制，但目前改革范围仅局限于个别项目的高水平选手，还没有触及全部高水平项目和广大二、三线队伍，因此有必要扩大改革范围。首先，国家角色由统管变为宏观调控，成为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其次，在不同地区的不同项目中大胆开展一、二、三线改革试点工作，鼓励各地区利用自身优势项目积极拓展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思路，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竞技体育管理经验。最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项目、不同地域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

　　3． 2 、政府主导下的竞技体育管理社会化.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部门掌管国内绝大部分最好的体育资源，但同时也暴露出这一管理模式的弊端。以其中矛盾较为突出的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为例，大多数运动员从小开始集中食宿和训练，在保证训练的情况下参加文化课学习，使得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文化教育始终让位于训练和比赛，因此“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中的问题，本质上是文化教育的问题”中国竞技体育需要继续加大同社会各界合作共办力度，由以国家包办为主的体制，逐渐过渡到国家、社会各界、个人共同承担风险、分享成果，最后到政府宏观调控和布局，社会拥有各种特色学校、俱乐部、职业队、联合办队等形式。每个成功背后都是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竞技体育需要社会多方支持，并主动对接文化、教育、旅游等部门的社会目标，将竞技体育融入社会的各领域，形成良性循环。在政府主导下的竞技体育管理社会化，发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从管理层拉近了竞技体育与社会的距离，使得竞技体育与社会结合的更紧密、更具有活力。

　　3． 3、 竞技体育的管理重心下移.

　　随着国家的发展，很多行业、领域都争先恐后获得为国争光的殊荣，如何通过竞技体育促进社会和谐、培养青少年、以及对人们公平竞争意识、意志品质、精神境界的提升才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而且这些不受人们工作种类、社会地位、年龄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完全凭借个人的兴趣和先天身体素质出发，因此可以被社会最广泛的人群所接受。管理重心下移指的是竞技体育的管理者还要把涵盖人数更多、除竞技体育运动员以外的其他人群也视为服务对象，最好的管理就是在服务中体现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这与原来竞技体育单一考虑运动成绩的管理体制完全不同，范围扩大到观众以及潜在参与人群的角度谈管理。这样的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创新，一定会被人们欢迎，因为管理的方式更贴心、服务的更到位、获得支持也将更多。

　　4、 群众体育工作机制变革: 普惠民生与“共同富裕”

　　要改善广大国民体质健康水平，体育管理部门必须变革群众体育工作机制，使国民切身体会到中国竞技体育步入世界水平给自己身心生活带来品质的提高，这就是“共同富裕”。

　　4． 1 、群众体育工作考核机制变革

　　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造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考核机制，上级部门制定的目标对下级单位来说就是一个指挥棒。长期以来，金牌是硬性指标，非常直观地体现下级体育部门的工作成绩，是必须完成的目标，否则影响单位主管领导的工作业绩，而群众体育工作往往都是软指标。随着2011 年国务院下发《全民健身计划( 2011 －2015 年) 》，其中 8 个目标任务中的 6 个已经被数据量化表达，方便被考核单位的实际成果展示，如果政府将群众体育工作的部分考核权利分配给直接受益的广大民众评议、监督，各级体育部门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工作视为同等重要，并利用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后的各种资源带动群众体育“共同富裕”，最终演变为竞技体育运动员是群众体育中的优秀代表。

　　4． 2、 群众体育资源整合机制变革

    当代群众体育已不是传统意义群众体育，当代群众体育被赋予了更多时代内涵，被视为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政府应给予保障。

　　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积累了促进人体各项机能提高的丰富经验，每年退役的大量运动员以及体育院校的毕业生，经过全面培训后可以成为很好的社会健身指导员，为国民的健身活动提供指导。体育系统所属的场馆、设施也要打破行业垄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但单纯依靠体育部门一家难以承受中国每年递增、数量庞大的民众需求，特别是场地、设施等硬件条件具有受城市整体布局影响、建设周期长、使用人数受限等因素，因此必须与公园、学校、甚至土地规划部门、社区等联合起来共同保障群众体育工作的有效开展，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依托政府支持，建立以体育部门为龙头、其他部门以及社会力量配合解决全民健身资源问题，创造有利于民众接受的健身条件、环境，在居民区周边形成健身圈，使得民众参加健身运动越来越容易、方便。

　　4． 3 、健身氛围培养机制变革

    在当前多元化的中国社会里，国民的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等高度多样化，生活条件改善后的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达成相当一致的共识，因此社会急需主流声音引导人们正确的健身方法、习惯等，作为体育主管部门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这部分工作职责。与竞技体育的具体目标不同，群众体育更多体现的是个体自主、自愿和差异化倾向，涉及到的全社会成员没有办法用统一健康标准、兴趣习惯和消费能力衡量，因此也必然产生不同的健身氛围，主管部门难以用“运动式”的活动达到成效，必须改变以往工作机制，由统管变革为服务。

　　首先，加强健身活动的吸引力，通过改善健身条件和环境、各种媒体宣传以及健身明星的模范带头作用等，使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健身活动获得的收益上，对人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其次，指导健身群体规范化的自我组织和管理，民众加入其中后成为其中的主人，获得群体的感召力、亲和力，并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从而产生对健身需求的内在驱动力; 最后，适当组织健身群体间的各种比赛、娱乐等活动，以友谊、交流、促进等为目标，搭建相同或不同健身群体间的人际交往平台。

　　总之，竞技体育从“优先发展”转向与群众体育“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物质生活极大改善后面临的艰巨而迫切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又是一次中国国民生活质量巨大转变的里程碑。它意味着中国正在实现从国富到民强，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的崛起。

　　参考文献:

［1］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2010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EB/OL］．

［2］人民网． 杨桦: 青少年体质问题得不到根本改变将成民族之忧［EB/OL］．

［3］沃勒斯坦． 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C］． 黄燕堃，译． 许宝强，汪晖． 发展的幻象．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 －21．

［4］叶文虎． 可持续发展引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8 － 62．

［5］刘江．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1 －32．

［6］财新网． 胡锦涛总书记报告全文［EB/OL］． 2012 － 11 － 08．

［7］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功利主义［M］． 叶建新，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 －51．

［8］虞重干，刘炜，匡淑平，等． 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现状调查报告［J］． 体育科学，2008，28( 7) : 26 －36．

［9］周学荣，吴明． 新起点、新跨越———《全民健身计划》新点解析［J］． 体育与科学，2012，33( 1) : 92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