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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城市广场舞推广的阻碍因素研究
【第一章】城市广场舞发展问题调查分析前言
【第二章】城市广场舞研究对象与方法选取
【3.1 3.2】城市广场舞开展的现状调查
【3.3】广场舞发展的困境分析
【3.4 3.5】城市广场舞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施对策
【结论/参考文献】市区广场舞建设困境与对策研究结论及参考文献
1 前 言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1.1.1 选题依据
2015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15》以及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部署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稳中有序的宏观调控中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构建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蓝图已初具雏形。此外，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明水平也跃上了一个新的梯度。譬如，从广场舞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就能窥见其一二。
在某种程度上说，有城市的地方就有广场，而有广场的地方必有广场舞①。每当傍晚时分，在中国城市的各个角落都随处可见跳广场舞的人群。一方面，我们能窥见到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广场舞的风靡有着自身项目的优势。
首先，广场舞是属于有氧运动，其中广场舞的实用性和经济性的特点与现在民众的健康观和审美观（主要形体美）高度契合，这就是广场舞能快速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通过长期坚持跳广场舞能有效降低体重去掉多余的脂肪、增加骨骼的密度、改善血管功能、提高记忆力和有助于睡眠等作用；其次广场舞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具体体现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尤其能弥补中老年人群体在精神生活上的贫乏；另外，广场舞欢愉的和谐气氛，有助于社会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丰富民众业余的文化生活，提升生活的幸福指数。然而，网络媒体对广场舞负面事件的报道，使得广场舞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逐步凸显出来，导致城市广场舞向有序、和谐以及可持续方向发展面临自身项目发展的困境。
譬如“鸣枪放獒”事件：2013 年 8 月 30 日晚上八点时候，北京市某小区向往常一样放在高亢而富有节奏的音乐跳着广场舞，市民施某深受噪音迫害，在与跳舞人群提出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做出过激行为鸣枪放獒来驱赶小区跳广场舞的人群②。再如，“粪袭事件”:武汉市民在 2013 年 10 月 23 日晚上，如往常一样在相同时间和同一地点跳广场舞，正当大伙跳得兴致盎然时，大家突然觉得头上粘碰到东西，伸手去触摸才发现是粪便。通过泼粪事件折射出居民对广场舞喧闹声的痛恨①。另外，2014 年 3 月 29 日，在温州市发生的“高音炮事件”,即 600 多户住户购买远程音响来驱赶跳广场舞的人群；2015 年 7 月 18 日，在哈尔滨市发生的“广场舞致房价下跌”怪异事件，即房主把出售的房子价格一降再降，但有意购房的人看到一大片跳广场舞的大妈就已望而却步。笔者虽只简单例举了四个广场舞负面新闻事件，但我们却能管中见豹认识到广场舞运动的一些负面因素（如噪音扰民）已经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加上，网络媒体对事件的放大效应，很多地方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等辖区已认识到问题的日益严重性，并设法去解决城市广场舞所面临的困境。譬如，控制广场舞音乐播放的音量、限定跳广场舞的时间段和寻找广场舞锻炼的新场地等。从上述措施的实施效果来看，并未有效解决广场舞与社区及社区居民之间的问题。短短数年，广场舞从兴起到风靡再到摩擦事件日益显露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广场舞作为群众自主性的锻炼活动，所引发的问题是一种民众内部矛盾②。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最终的化解需回到人民内部中去。
2015 年 9 月 7 日，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文化部和城乡住房建设部及民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标志着广场舞正式纳入到当地政府的议程上来。《通知》要求，各地方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科学规范和盘活现有的场地设施基础上，为当地广场舞良好开展创造便利条件，与此同时，各地要经常开展广场舞活动的展示展演、广场舞的公益培训及免费教学光盘的发放。另外，对于广场舞扰民等问题，《通知》强度加强民众文明公约意识和道德素质修养，此外，从人性化和针对性角度对广场舞进行规范管理，鼓励群众参与文化体育社团组织及自我管理的模式，从而探索广场文化活动星级评定制和登记备案制等相关管理体系。
基于此，笔者以城市广场舞发展中的困境作为研究突破口，解析广场舞运动的本质和广场舞锻炼人群行为特征，调研和分析广场舞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旨在为城市广场舞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发展对策。
1.1.2 研究意义
毋庸置疑，在西方发达国家最新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引领下，人类在21 世纪将迈进休闲娱乐时代。同样如此，体育作为浓缩社会的一个缩影必将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正如胡小明先生所言，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体育也将由生产回归到生活，而从工具到玩具就是其体育功能回归的具体途径①。比如近年来，我国广场舞运动的风靡就能见其端倪。实践证明，因广场舞不受地域、文化和组织的限制，加上，广场舞动作编排所呈现的整齐、协调、美观和易学等特点以及对设备和服装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上述诸多因素推动了广场舞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显然，广场舞运动是我国广大群众喜闻乐道和乐此不疲自愿参加的一项体育锻炼活动。另外，广场舞通过动感的背景音乐和新颖的动作编排把锻炼者肢体动作和情感的表达与音乐紧密结合。正如活动理论认为：幸福感产生于活动本身，体育健身活动的过程给人更多的快乐和幸福②。所以，广场舞成为大多数群众，尤其广大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广场舞噪音等负面因素逐渐显露。因广场舞所引发的群众肢体冲突和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甚至有报纸和网络媒体把“广场舞”与“扰民舞”划上等号。广场舞应该何去何从？已引起社会群众的广泛讨论和思考。
笔者认为，一味地对广场舞进行“口诛笔伐”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事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看问题不能用“一刀切”的逻辑视角度量事物。社会冲突本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并贯穿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形态之中。并且，历史实践证明，社会冲突有着时代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普适性等特点。同样如此，广场舞突破自身的发展瓶颈，需要权衡广场舞的利与弊，而利与弊的理清需要通过宏观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微观的实践调研。
譬如邻依效应和邻避效应③（通常对大多数人有好处的公共设施等，但其经济和环境的成本则集中在特定人群，由此造成利益和或成本的不对称所导致的不公平）原理的运用。归根究底，对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追逐正是邻依与邻避效应的本质。另外，广场舞运动发展瓶颈的突破离不开主体者自身的剖析，包括生活习惯、职业和收入水平等方面，以及多元的利益主体的格局，其中，主体者思维观念和行为举止之间差异就是重要的一环节。只有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层一层的剥离，方能问诊到广场舞发展的瓶颈之所在。
因此，笔者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分析和调研广场舞锻炼人群的基本情况，理清广场舞运动所面临困境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并为广场舞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可行性对策，这些都是本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 elsevier 期刊以 Square Dance（广场舞）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检索结果显示，国外研究者没有涉及有关广场舞的研究内容。然而，这与近年来，在中国神州大地上风靡的广场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景。根据研究的需要，笔者再次尝试以 Street Dance（街舞）和 Social Sports（社会体育）和 Sports Conflict（体育冲突）三个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详细情况如下所：
在 Street Dance 研究方面：John O'Brien（2013）①在《MuslimAmerican youthand secular hip hop: Manifesting “cool piety” through musical practices》一文中，笔者研究了美国穆斯林青年与街头街舞及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文章指出街舞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穆斯林青年一种“酷”的身份认同。另外，研究者分析了穆斯林宗教青年面对各种流行文化时表现出的文化困境以及虔诚的宗教和世俗的流行文化形式之间的碰撞。
Tami L. Thomas, Dionne P. Stephens, Beverlee Blanchard（2010）②在《HipHop, Health, and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Using Wireless Technology toIncrease HPV Vaccination Uptake》一文中，作者以街头嘻哈文化为切入点，研究年轻女性加入街头嘻哈文化中是否有效抑制和减少非洲裔妇女的子宫颈癌的发生。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嘻哈文化，解决健康差距，包括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都有一定积极效应。
Athena Elafros（2012）①在《Local and translocal authentication in the restrictedfield of production》一文中研究了希腊街舞逐步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研究分析了街舞从业者现状，并通过本地认证和跨地域认证对比了街舞从业者与其他街头文化的对比分析。最后，作者对本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了尝试性探讨。
Travis L. Gosa（2011）②在《Counterknowledge, racial paranoia, and the culticmilieu: Decoding hip hop conspiracy theory》一文中，以 counterknowledge、种族偏执和恶劣的环境为研究主线，解析了 hip hop 的阴谋论。研究在特定国情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分析说唱歌词的意义，探讨了嘻哈文化使用阴谋的思想挑战种族不平等方面内容。本文追溯了话语塑造以及影响嘻哈音乐的四个方面：流行文化、监狱文化、黑人穆斯林（“五者”）的宗教和黑书亚文化。另外，Jennifer Roth-Gordon的《Linguistic techniques of the self: The intertextual language of racial empowermentin politically conscious Brazilian hip hop》一文中，从政治意识背景下分析了 hiphop 种族赋权中歌词说唱中的可对话性。
在 Social Sports 研究方面：Bin Zhao, Max J.R. Song（2012）③在《Differences ofPhysical Condition between China National Level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and theCoeval》一文中，调查研究了中国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与同龄人之间物理条件的差异。研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测量的指标包括台阶试验、测试肺活量、反应时间、抓力、钩前座体、闭眼及单腿站立。研究结论显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身体条件明显优于同龄人，这是进行社会体育教学过程的重要原因。
Shia Ping Kung, Peter Taylor（2014）④在《The use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bythe disabled in England》一文中，研究了残疾人参与体育的喜好和行为，残疾人参与体育是英国公共体育中心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中重点从社会人口统计、体育参与模式、体育活动内容和满意度四个方面，研究了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与非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之间的异同，并分析两者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Phoebe Clarke , Ian Ayres（2014）①在《The Chastain effect: Using Title IX tomeasure the causal effect of participating in high school sports on adult women'ssocial lives》一文中，研究了体育参与者与社会之间互动影响。工具变量技术的运用，是这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变成了可能。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妇女对宗教信仰的程度要大大低于不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妇女；同时，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女性更容易生孩子。另外，首创的 Betsey Stevenson 工具变量对参与运动对人产生的其他影响也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另外，Matthew Walker, MilenaM. Parent （ 2010 ）②在 《 Towar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responsiveness, and citizenship in sport》一文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能力和公民体育运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好的解析。研究结论认为，社会对体育参与程度对体育产业的格局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变化可以部分解释地理位置和利益相关者以及业务运作的组织流程。
在社会体育冲突方面：Marlene A. Dixon, Jennifer E. Bruening（2005）③在《Perspectives on Work-Family Conflict in Sport: An Integrated Approach》一文中，本文综述了三种常用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工作家庭冲突的个人、结构和社会关系。
由于长期在非传统的工作时间，体育运动提供了一个理想载体，对工作家庭冲突展开研究，然后演示了在运动背景下如何把这三种方法可以被集成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角度，去更好地理解工作家庭冲突的原因和后果。
Julie C.S. Boiché , Philippe G. Sarrazin （ 2011 ）④在《Self-determination ofcontextual motivation, inter-context dynamics and adolescents ' patterns of sportparticipation over time》一文中，分析了青少年运动参与的情景动机、跨情景动态和自我模式判定在运动参与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
另外，Donald E. Frey 的《Unpaid Professionals: Commercialism and Conflict inBig-Time College Sports 》、 Jon Welty Peachey, John Borland, Jami Lobpries,Adam Cohen 的 《 Managing impact: Leveraging sacred spaces and communitycelebration to maximize social capital at a sport-for-development event 》、 EmmaSherry 的 《 Managing sport for social change: The state of play 》、 AnnemarieSchumacher Dimech , Roland Seiler 的 《 Extra-curricular sport participation: Apotential buffer against social anxiety symptoms i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 N.Marino 的 《 Sports Medicine Australia and social media for social good in thepromotion of sports injury prevention 》、 Mehdi Moradi , Habib Honari , SalahNaghshbandi 的 《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forming, Social Participation,Educational, and Culture Making Roles of Sport Media with Development OfChampionship Sport》等上述学者对街舞、社会体育及体育冲突进行相关性研究，与此同时，上述研究者也成为这方面研究的领路人。
综上所述，受各国不同文化习俗和法律的影响，广场舞在国外几乎不常见，所以国外对广场舞也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的需要，笔者以街舞、社会体育（主要群众自发性组织体育锻炼活动）和体育冲突为关键词检索了国外研究的情况，检索结果表明，在街舞研究方面，国外研究者注重街舞的文化对人的作用影响，尤其是年轻人群体思维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影响；社会体育研究方面着重研究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情况，譬如妇女和残疾人体育等群体；在体育冲突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的研究，另外，冲突的行为个体特征与心理变化方面的研究也是研究关注的焦点。然而，为什么广场舞在中国如此红红火火的发展并被群众喜闻乐道乐此不疲的参与，而广场舞在国外很难见踪影？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少有人进行相关研究。另外，国外研究者很少对社会体育及社会体育冲突进行研究，并且，对社会体育的模式和锻炼内容等方面也缺乏相应系统化研究。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2.2.1 关于城市广场舞运动开展现状的研究
马裕文（2014）①从常熟市 6 个区开展的广场舞运动场所中，随机抽样 190名广场舞参与者作为研究的调查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笔者采用文献资料法和访谈法及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常熟市的广场舞开展状况进行剖析研究，调查结果表明：首先，常熟市广场舞“体育生活化”的烙印正在凸显。与此同时，广场舞的普及也推动了常熟市《全民健身计划》的贯彻和落实。其次，在常熟市地区参与广场舞的人群男女性别差异显着、年龄跨度大和锻炼时间比较固定等特点。
最后，笔者指出了常熟市地区广场舞开展中面临的诸多不足，譬如专业广场舞从业人员的匮乏、缺少专业的广场舞培训机构以及场地设施条件参差不齐等，此外，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对策。
周丽云（2006）①选取温泉公园和福州城区五一广场等六处广场舞运动开展场地作为研究的调查对象。研究者采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福州市城区六个广场舞运动开展场所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表明：福州市城区广场舞大多数是自发性和非营利性群众性体育组织活动。广场舞的内容从原先的单一化逐步过渡到多样化的特点。另外，广场舞缺乏专业的从业指导人员和噪音扰民等负面问题亟需协调解决。
周丽凤②（2014）通过社区为研究载体，以厦门广场舞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为研究视角，通过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厦门市社区的健身广场舞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分析得出：健身广场舞在厦门市社区蓬勃发展，现已深受市民的喜欢。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急需解决，例如，噪音扰民问题、社区广场舞领舞者人员稀缺以及开展广场舞场地局限等方面的问题。
刘星（2013）③采用文献资料法与问卷调查法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洛阳市广场舞开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研究者首先从政策的导向作用、人们认识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方面解析了洛阳市广场舞兴起的缘由。其次，研究者从参与广场舞人员的性别特征、参与动机、职业分布、文化水平、参与途径以及锻炼强度和时间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另外，从广场舞运动内容可行性和锻炼效果反馈等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个案分析。最后，笔者在洛阳市广场舞现在调查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和打造属于洛阳市的广场舞品牌等八个方面推动洛阳市广场舞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刘铭（2014）①选取山东枣庄市和湖南吉首市两个不同地域健身广场舞开展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两地健身广场舞大都是自化性群众组织的体育活动，参加健身广场舞的人员年龄分布跨度都比较大。另外，从健身的锻炼效果来看，两地的健身广场舞都有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尤其对睡眠的质量改善效果明显。第二，山东枣庄市的大型广场舞的数量和广场舞中表演的现代街舞数量明显多于湖南省吉首市。此外，山东枣庄市参与健身广场舞的出发点是塑形瘦身和愉悦心灵居多，而吉首市参与健身广场舞的爱好者大多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娱乐的需求。
刘莹（2014）②研究得出，笔者首先对广场舞的定义、特征和作用进行了阐述；其次，在相关概念的梳理基础上，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石家庄广场舞指导员和广场舞参与人员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广场舞以退休人员和女性者居多、锻炼的时间以晚间为主、锻炼的强度适中、广场舞选歌以通俗流行歌为主，比如“最炫民族风”和“荷塘月色”等。最后，笔者从场地器材和时间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石家庄市广场舞开展的相关因素，并从丰富广场舞的教学内容、简化广场舞的动作和融入趣味性特点等七个方面剖析了石家庄市广场舞的发展前景。
李芯③（2013）在《豫南地区广场舞开展现状的调查研究》一文中，对豫南地区参与广场舞参与人员的具体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和职业等进行分析；另外，对豫南地区健身广场舞开展的具体情况做了进一步分析调研。与此同时，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影响豫南地区广场舞开展的因素进行阐述。另外，马孟卓④（2014）在《郑州市中老年广场舞发展的现状分析和研究》一文中，以中老年人为研究的切入点，对郑州市中老年人广场舞的发展情况进行解析。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者代表了研究我国各地区广场舞运动开展现状的探索者。从查阅上述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可以看出，研究者们普遍认同广场舞运动不仅在发展数量上还是在舞蹈的内容方面逐渐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并认同长期参与广场舞运动有利于参与者的身心健康。但是，如何把城市广场舞与社区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还很少有相关研究者涉及。
1.2.2.2 关于城市广场舞运动健身效应的研究
张晓莉（2014）①采用田野式调查法和 MHQ 测试工具（MULTIPLEHAPPINESS QUESTIONNAIRE）的研究方法对珠海市七个区参与广场舞锻炼的中老年妇女进行调查。研究分成三个组，即 A 组为广场舞组、B 组为从事其他体育活动组、C 组为不参与体育活动组，并对三个小组幸福维度进行对比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促进身体健康和愉悦心灵是珠海市中老年妇女参与广场舞的主要动机。其次，A 组的幸福感值明显高于其他组，尤其是 C 组，另外，中老年妇女幸福感与锻炼的时间有显着性相关。
刘建宇和向家俊②（2014）根据 BMD（胫骨密度）、TIME-SLO（眼睛睁开时单腿站立时间）、E2（血清雌二醇）等七个指标对重庆市万州区经过严格筛选并符合实验条件的四十名老年妇女作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对象参与广场舞对自身的骨密度、平衡能力以及血清雌激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妇女通过参与广场舞运动能有效提高自身的平衡能力，与此同时，能提升血清二醇的含量及减慢胫骨骨密度疏松，并对防范和减少跌倒的次数有积极的效果。
张国猛和郭亚超③（2012）采用三项研究指标，即血糖指标、运动负荷测量及运动处方的制定和实施，对通过严格筛选的南京市武玄社区五十名患有 2 型糖尿病患者作为调查对象，并采用实验方法对实验组和对照组作对比分析。通过比较实验对象血糖等指标的变化来分析健身广场舞对糖尿病尤其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另外，文章还对广场舞的负荷和节奏的变化、广场舞编排上的特点和身体参与部位都有涉及。
刘生杰，郭显德④（2013）采用田野调查法和实验法等研究方法对太原市地区参与健身广场舞锻炼和参与太极拳操演的中年妇女的锻炼效果进行对比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健身广场舞和太极拳队都能提升中老年身体健康，尤其心肺功能和肌肉灵敏效果明显；广场舞改善中老年妇女体质指数影响效果优于太极拳，而太极拳在提升人体平衡力方面要胜于广场舞。
王琳①（2014）通过测试中老年妇女的腰围、胸围、臀围和皮褶厚度（肩胛、臀部、腹部和胸部）及体重指数等 11 项指标来分析研究中老年妇女通过参与健身广场舞运动，身体成分会产生何种变化。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连续 16 周的健身广场舞的锻炼，调查对象在塑造身体体型方面有明显作用。另外，通过参与广场舞的锻炼，能有效改善中老年人身体成分，即减少皮肤下脂肪含量和身体围度。
王晶②（2014）采用文献法和实验法等研究方法，以广场舞运动为背景下，对影响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通过为期 12 周的分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结果表明，对照组测试前后心境、焦虑、健康和满足等因子没有显着性差异，而实验组测试前后心境、焦虑、健康和满足等因子有显着性差异。笔者认为通过对广场舞进行科学的干预和指导，能够充分发挥健身广场舞的价值，对提高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
孔祥飞③（2014）采用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山东高校广场舞锻炼群体的锻炼效果和人群特征进行调查研究。研究者选取了烟台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临沂大学等七所大学为调查对象。研究结论表明：在老年锻炼的群体中，女性参与广场舞的锻炼者要明显多于男性；山东高校广场舞的内容呈现丰富多样的特点；参与广场舞群体的动机呈现内在和持久的特点。另外，笔者从内部（人的健康认识水平等）和外部（组织管理和专业指导等）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高校广场舞锻炼效果的解析。
田林茵④（2014）从定量的研究视角，把广场舞与中老年的骨质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研究者采用个案的研究方法，选取西安省体育场旁边年龄在 45-60岁的中老年妇女广场舞锻炼者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通过长期参与健身广场舞能有效缓解中老年妇女腰椎骨密度的下降；同时，能很好提高中老年女性股骨的骨质，但对 BMD（股骨大粗隆）的提高作用不明显；另外，长期坚持参加广场舞锻炼能有效防治中老年妇女骨质疏松的机率。
另外，邱春和杨永明等人的《不同类型健身锻炼法对中老年妇女体质影响的比较研究》、罗雪婷的《抚州市广场健身舞对改善中老年女性血脂成分及平衡能力的研究》、杨玲的《广场舞对中老年人的健身娱乐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沈华的《不同形式的健身运动和体成分对中老年女性骨密度的影响》、孙闽君等人的《健身舞对中老年人身体生理机能影响的调查》、邵丽华和赵阳的《广场舞对老年人的健身价值及社会意义的研究》等上述研究者成为把广场舞和身体健康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探索者。
综上所述，我们从上面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窥见到，健身广场舞成为许多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长期坚持广场舞锻炼对改善人体健康也大有裨益。从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众多研究者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老年人群体。目前，健身广场舞绚丽的舞步和富有强烈节奏的背景音乐，愈来愈吸引众多年轻人，尤其年轻女性群体的加入。因此，年轻人群体通过长期参与广场舞运动对其自身身体健康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研究方面，很少有研究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1.2.2.3 关于开展城市广场舞运动带来社会问题的研究
袁继芳和陈建国（2014）①从广场舞扰民视角并围绕公共空间（主要指城市体育和休闲）的重要性、城市公共空间的匮乏和如何有效构建城市公共空间三个方面来剖析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研究得出，当前城市体育娱乐休闲公开空间的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归根究底忽视了与市民息息相关根本需求。最后，笔者建议逐步改善城市休闲和健身的环境和加大立法及资金的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侯胜川和宋梁②（2015）透过分析“广场舞事件”以及思考广场舞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笔者首先对广场舞的兴起进行梳理；然后对广场舞群体现象，尤其广场舞大妈群体进行分析和阐述；最后，对广场舞大妈群体与城市化及城市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老龄化的速度加快，“空巢”老人数量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生活起居、沟通交流和嘘寒问暖的缺乏等诸多问题折射出来，加上城市体育和休闲设施的匮乏催生了“广场舞事件”.最后，笔者认为对于广场舞大妈群体，我们民众应给予更多理解和关注来替代一味的指责的做法，方是解决“广场舞事件”的最佳方法。
倪晓鸣①（2015）研究采用文献资料和思辨的研究方法，对我国部分地区广场舞冲突事件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者认为，广场舞的风靡与广场舞营造的氛围、广场舞的特点和广场舞参与者自身需求高度吻合。另外，广场舞冲突的本质是邻避效应和邻依效应具体呈现，所以广场舞冲突的机理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具备复杂性。对于广场舞群体摩擦冲突的升级，追根溯源是社会公共意识和价值观的缺失和错位所致。
樊晓和崔国文②（2014）从无序发展的群众体育的弊端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对无法发展的群众体育原因进行研究，并如何调适无序群众体育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协调机制的缺失必然会引起个体与群体利益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只有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机制，方能使群众体育由无序自发向有序自觉过渡。
赵军辉。唐炎③（2015）从广场舞纠纷视角，研究得出：第一，全民健身落实不到位；第二，健身场地和设施不能满足中老年妇女健身需求；第三，民众文明健身的习惯养成还需提高；最后，笔者认为只有加强我国法制建设、关注中老年体育健身需求和加大资金投放力度等方面，方能为广场舞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陈桥④（2015）通过“以案说事”梳理广场舞冲突事件始末，并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分析了社区体育发展过程中权利冲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笔者从权利冲突需围绕的原则、产权界限的厘清、优化社区体育公共资源和干预手段的有效运用四个方面来缓减社区体育权利的冲突。
于秋芬⑤（2014）通过分析健身广场舞运动开展过程中权利冲突的具体表现，然后对社区体育运动的冲突作规范分析。笔者对权利冲突进行解析的基础上，从社会、立法和司法三个层面解决社区体育权利冲突，进而实现社区市民和体育参与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
另外，李兆清的《广场舞扰民折射公共文明的缺失》、谢正阳和李燕领等人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可行性及路径》、王石的《广场舞扰民考验公共空间管理》、韩天琪的《广场舞纠结的公共空间难题》、中国青年报评论员的《广场舞与高音炮的和解只是开始》等上述研究者成为研究广场舞运动问题的摸索者。
从上述研究文献成果中我们梳理得出，大多数研究者从广场舞引起社会问题（如噪音扰民等）视角，分析了广场舞、锻炼者和社区之间关系问题，研究成果主要浓缩在体育和休闲公共生活空间的缺乏、健身场地和设施与民众健身需求不匹配和噪音扰民等方面。如何从制度、器物和文化三个层面来系统调研广场舞运动，并基于上述三个层面有效指导广场舞运动可持续发展，是以后研究者着重努力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