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中国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3.1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引入普惠金融的理念时间还比较短，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有限，焦瑾璞，黄婷婷（2015）通过分析指出：普惠金融发展是从农村信用社起步的，9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农村的实践[40]。石颖（2014）等人根据普惠金融发展主要特征将其发展历程分为了四个阶段[41]。如表 3-1 所示。
在我国的公益性小额信贷阶段，发展目标是为了降低农村的贫困程度，因此主要对传统的扶贫方式进行了改进。当逐渐演进到发展性微型金融时，正规金融机构也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此阶段的发展目标不仅是扶贫，还包括解决弱势群体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综合性金融时期，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都大大增加，需求方面，中小微企业发展迅速，但融资难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供给方面，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发展都为民营资本的进入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金融发展利用这个平台降低了在信息获取等方面的成本，从而降低服务门槛，提供更多便捷，普惠的金融服务。
我国于 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主要从三农，小额信贷等多方面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积。在 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普惠金融精准定义为服为满足农民，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以及残疾人，老年人金融需求而建立的体系。因此这一节主要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对“三农”贷款的支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方面来分析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结合互联网激发新业态的时代背景，看普惠金融可以如何顺应潮流不断进步。
3.1.1 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我国中小微企业占比逐年提高，2017 年占了 90%以上。另外中小微企业对于实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成为金融市场里最具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新群体。从下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创造的产品及服务价值在 GDP 中的比例达到了 70%，并且带来了全国 40%的就业量。近年来，国家看到了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肩负了企业社会责任，因此不断支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出普惠金融政策发挥的作用。2017 年末，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 24.3 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6.4%，增速提高了 0.4%，相比较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而言，分别高出了 3.8%和 5.8%。从图 3-1 的变化趋势中，看出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从 2010 年的 7.2 万亿上升到 2017 年的 24.3 万亿，占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也从 2010 年的 25.2%上升为 33.3%。小微企业近年来得以发展，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实体经济仍面临着资金方面的困难，因此中小微企业的投资和融资需求还存在很大空间，当前应继续满足中小微企业在资金方面的需求，支持其发展。
3.1.2 普惠金融发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支持。
小额贷款公司集中服务于农村，农民，农业以及小微企业，它可以汇集民间资金，既能解决农业贷款不足，小微企业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还能维护民间借贷市场秩序。央行官方公布2017年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共8551家，贷款余额9799.5元，实收资本8270.3元，从业人数到达 103988 人。
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开始成规模，正规化发展始于 2010 年，从图 3-2 可以看出，小额贷款公司近几年不断发展壮大。贷款余额增量明显，尤其在 2014 年，并且在 2015年达到顶峰，虽然说当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面临一系列难题，比如融资渠道单一化，使得后续资金不能源源供应，以及小额信贷行业难以形成较为发达的信用体系，难以转型。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的进步与发展，给我国三农和中小微企业带来资金上的供应。同时观察各个区域的小额信贷公司贷款余额，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小额信贷贷款余额初始程度较高，但是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三农发展以及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倾斜，加大贷款优惠力度，发现我国西部小贷公司的贷款余额远远超过了中部，并且追赶上了东部。这些都与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密切相关。
从图 3-3，贷款余额的增速可以看出，自 2011 年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化发展以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快速发展。因为其在发展过程遇到了瓶颈，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因此要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必须认清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对策。另外从不同区域来看，西部区域内小贷公司的贷款余额增速最快，其次是中部，最后是东部。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东部的小贷公司贷款余额初始值大，而西部小贷公司贷款余额小，因此发展空间大，增速会更高。另一方面因为当前国家出台的贷款政策较为针对西部落后地区，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良好的环境。因此使得西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在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为提高当地三农发展水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图 3-4，图 3-5 小贷公司的机构数量和从业人数统计图中都可以看出和小贷公司贷款余额相同的变化规律。自 2011 年来，小贷公司发展水平得到快速提高，尤其是在2015 年前。自 2016 年来其发展水平趋于缓和。另外，我国西部地区无论是从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数量上，还是从就业人数上，小额信贷公司都得到快速发展，和东部地区差距很小。可以看出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在我国西部地区取得了良好成效。
3.1.3 普惠金融对“三农”贷款的支持。
三农贷款其实就是金融经济中的涉农贷款，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合行，邮储，乡镇银行等机构对农村，农业，农户的贷款。近年来，降低三农贷款利率，给予农户优惠贷款也成为国家政策调控的重要工作。
2017 年 8 月，国家出台解决“三农”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央行出台再贷款，定向降准等规定都在专门对三农贷款做“放水”。此外，通过创业贷款政策将收益高的好项目引入农村，并支持农村广大青年创业。在宅基地抵押贷款方面也出台了新政策，通过进行“两权”抵押贷款业务，促进了农村资金流动，实现金融产品在贷款利率，担保等方面的创新。政府同时采取相应配套措施，加快政策落实。
图 3-6 表明，我国三农贷款余额从 2010 年 4.7 万亿提高到 2017 年 37.1 万亿，在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上，农村，农户都要快于农业方面。另外从增长率曲线看出在 2016年前，我国农业，农户，农村贷款余额的增速呈降低趋势，这向发展农村金融，提供优质，创新的服务指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到 2017 年，农村，农业，农户贷款余额增长率突然上升，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 2017 年，为解决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央行施行再贷款，定向降准等措施，专门对三农贷款做定向“放水”。因此促进三农贷款增速变快。
从图 3-7 我国各省的涉农贷款 2017 年相对 2010 年的增长倍数来看，各省的涉农贷款都有所增长，与全国情况一样。但是从各省来看，涉农贷款增长速度有所不同，一方面在我国东北部的省份，例如吉林，黑龙江因为其土地等地理条件上优势获得的涉农贷款增速较快，另一方面，我国西部省份的涉农贷款增速度高于我国东部。尤其是在一些较为贫困的省份，比如西藏，贵州，青海等省份，这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为居民提供了优惠的农业贷款，促进农业发展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3.1.4 互联网下的普惠金融发展。
据统计显示，到 2017 年 12 月，我国互联网用户的规模到 7.72 亿，其应用比率达到了 56%。超过全球 4 个百分点。互联网不仅转变了我们的消费方式，生活形态，还通过便捷的操作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从而扩大金融业务的覆盖面积。最近几年，为了实现便利交易，扩大交易覆盖面，逐渐形成第三方支付清算，并依据云计算，大数据形成了更广泛的金融体系。其中，互联网众筹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人人投，京东众筹等，在 2017 年 6 月末，众筹在我国成功注册了 808 家，上半年成功项目实现融资 110.2 亿的突破。
无论是为了改善居民生活，还是支持小微企业的投融资，互联网金融都为普惠金融向各方面渗透，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帮助，并成为普惠金融发挥效应的重要平台，表现在以下方面：
（1）凸显“长尾效应”。当前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大部分被市场 80%的小微企业所承包。因此互联网交易呈现业务数量多，每笔业务数额小的特点。互联网金融可以整合碎片化需求形成规模化优势，从而激发普惠金融发展潜力[42]。
（2）扩大 “鲶鱼效应”。互联网金融的扩张势必会给传统金融业务带来挑战，尤其是对银行业，从而倒逼传统银行业创新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范围。从而满足所有人的服务需求，让每个人享受金融服务权力。
（3）弱化“马太效应”。之前弱势群体由于成本较高难以享受金融服务，而互联网改变了客户群体结构，使得更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广泛地参与到金融交易中。还可以依靠云计算，大数据获取客户资料，改变传统金融引发的信息不对称现状。从而降低服务门槛，使得城乡收入间的“马太效应”变小。
3.2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算及分析。
普惠金融发展涉及到很多因素，也体现在众多领域，因此应该选取多重指标来评价其发展程度。参考相关学者及机构选取的指标体系，本文从 Beck 提出的三个维度：金融服务获得的难易程度，提供服务的质量以及服务的使用状况选取了10个具体的指标。并参考了 Sarma 的计算的方法，收集 31 个省各个指标的数据，测算出各省近十二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下简称 IFI, IFI=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
3.2.1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构建。
在文献综述章节，对国内外计算 IFI 时选取维度进行了总结，本文在我国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实际情况下，参考多种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结合我国发展现状，加入对小微企业支持和 “三农”扶持的指标，选取 10 个指标构建完整的指标体系。如表 3-2 所示。
其中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程度层次，从地理纬度和人口维度，测量了网点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表现出各省份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难易程度。在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层次，不仅衡量了银行业的发展情况，也创新的引入了保险业发展数据，测算出在保险，银行业的金融发展状况。最后，由于我国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因此从两个方面来衡量当前普惠金融服务的质量。但是由于我国当前缺少专业化的普惠金融运行报告，数据收集有较大困难，因此所选取的上述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在计算方式上，本文采用的是 Sarma 借鉴联合国计算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思维方式。上面介绍了测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 10 个指标 ，接下来就是要确定这 10 个指标在体系中的比重。每个指标所占的比重就是在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中的重要程度。这里没有使用等权重的方法，而是应用变异系数法来衡量各个指标的比例。
变异系数计算方法是用各指标变量的标准差/平均数，解决由指标量纲不同带来的不便，其数值越大，说明该变量的离散程度越高，不容易在该指标下实现金融的普惠制发展，因此其重要性也越大。分别计算第 i 项指标的标准差 ，平均数 那么各指标的变异系数 。因此各指标的权重的计算公式为：
本节探讨了 IFI 的计算方法，确定了测算其指数的指标体系。接下来要收集 31 个省10 个指标的具体数据，测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及 IFI 测度值。
3.2.2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算。
本文收集了 31 个省从 2005 年到 2016 年 12 年间的各个指标的数据，因此各个指标的观测值都是 372 个。其中各省份 GDP，金融机构从业人数，保险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各省份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涉农贷款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的区域篇以及央行公布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根据各个指标的计算方式，以及相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首先利用 Excel 计算出各指标在测算 IFI 中的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3-3。
通过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量，可以看出每面积金融机构网点数，每面积从业人数所占权重最大，说明当前我国地理纬度的普惠金融水平离散度最大，差距最大，因而其对于实现普惠金融发展目标是最为重要的，这与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区域失衡的现状是一致的。
根据各个指标所占的权重，以及相应公式，可以计算出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结果如表 3-4 所示。由于之后实证分析会将全国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因此在这部分也将全国各省 IFI 数值进行分组观察与讨论。表中 IFI 列代表 2016 年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高低顺序，GDP 代表各省人均 GDP 的高低顺序，也就是经济情况排名。因为空间有限，所以仅列出了 2007-2016 年的测算及排名结果。IFI 测算结果只是为了对不同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作比较，并不代表实际程度。
首先，从全国层面分析数据，普惠金融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差距比较大，其中，上海现状最好，其数值达 0.795，上海经济发达，GDP 位居中国第一，上海也是全球着名的金融中心，作为国家的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同时也是国际上的金融经济，贸易发展科技创新中心。其金融资源密集发展，单位面积金融网点数量以及单位面积金融从业人数很高。截止到 2016 年末，上海银行业金融网点数量 4120 个，比 2015 年同期增长了 23%，ATM 自助机和 POS 机的密度都在全国领先水平。上海的金融机构覆盖面非常广，整个辖区的 109 个乡镇，1569 个村全面覆盖金融服务。另外由于出台了相关政策，上海的小微企业可以更便捷享用信用贷款。因此小微企业会释放更多活力与创新能力。但排名最后的西藏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只有 0.028。一方面，西藏经济发展水平低，2016 年末西藏GDP 只有 1151.41 亿元，在全国居倒数，实体经济发展落后，金融业发展水平低，靠旅游业，畜牧业拉动经济。同时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13639 元，但面积却位居全国第二，122.8 万平方公里，因此导致西藏金融资源非常分散，单位面积可享有的金融服务很少，西藏因地，因病致贫情况较复杂，也是导致西藏贫困较为重要的原因，尤其在农村，小康水平还尚未全面实现。
通过观察表 3-4 各省的 IFI 和人均 GDP 的排名情况，可以发现，在大部分省份，二者排名较为接近，其发展水平较为一致，但也有一些地区二者的排名顺序差距较大。内蒙古，宁夏的人均 GDP 排名靠前，但是 IFI 却相对落后。内蒙古面积位居全国第三，人口数量也不多，地广人稀，金融资源较为分散，并且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于资源型产业，金融业发展起步晚，发展速度缓。河北 IFI 相比较 GDP 排名比较靠前，这可能与近年来河北省对相关工作的重视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有关。首先，在“三农”方面，河北 2016年涉农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的 40%，在全国排名第六，说明河北对农业贷款支持力度较大。另外，还积极推动民营银行，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支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队伍的壮大。河北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2016 年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的比例也在全国范围内排名靠前。破解“双创”融资难问题，将创业担保贷款的人群扩大，不仅所有的小微企业都得到贷款扶持，还提高了贷款的额度和财政负担比例，简化贷款的审批流程。这些都使得河北普惠金融发展排名较为靠前。而在人均 GDP 方面，河北发展主要依靠重工业，金融业对 GDP 的拉动作用较小。因此二者之间的排名差距较大。
划分区域后再进行分析，2007 年东部地区 IFI 的平均值为 0.121，中部地区平均值为 0.035，西部地区平均值为 0.022。而到了 2016 年，这一数值分别上升到 0.214，0.057，0.042。总体来说，我国东部金融发展水平领先于中部，西部。从表 3-4 也不难发现，全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排名前十的省份，东部地区占了 9 个，而排名后十位的省份西部地区占了 9 个。另外，观察人均 GDP 的值，也是东部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也有个例，如在西部的重庆，其发展指数也排名全国前十，这也许与其作为西部唯一一个直辖市的各项情况有关，各项指标都比较平衡，也没有短板制约，近年来金融水平，经济水平都得到快速发展。
通过图 3-8 看出，全国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 2005 到 2016 年，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西部地区的平均增速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尤其西是西藏，平均增速最快，达到了 1.8 倍。说明近年来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了更快速的提高。一是由于西藏等西部地区 IFI 初始值小，上升空间大。二是由于国家为了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改变西部金融发展落后的现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西部区域金融发展。
3.3 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3.3.1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过程。
图3-9 是我国在 2005-2016 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通过该图可以知道其在 2006-2016年间虽然稍有波动，但是从 2008 年开始，大体上呈下降趋势，2015 年达到历年最低值0.462，虽然 2016 年比 2015 年增长了 0.00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当前基尼系数下降的趋势发生了改变。据调查显示，主要是因为在 2016 年城市部分低收入居民的养老金收入增速同比略有降低，而且这一年的粮食价格出现下跌，导致以粮食生产为生的农民收入下降，收入基尼系数略有上涨，当前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并且加大了扶贫攻坚的力度，因此未来收入差距总体上会呈现降低规律。但是 0.4 是世界基尼系数的警戒值，说明贫富差距在我国还是较明显的。
收集 1978 年-2017 年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并计算二者的比值来看我国贫富差距的变化情况。从图 3-10，可以发现近四十年来，我国农村，城镇的家庭人均收入都有显着提升。尤其在 2008 年后，增长率大大提高。城镇人均收入由 1978 年 577.8元激增到 2017 年 40244 元，农村由 278.6 元激增到 2017 年 18079 元。由此看出 1978年后，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家庭收入也显着提升。但是通过城乡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以及之间的差距，也看出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大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二者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 1978 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 2.57 倍，在 2008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3.3 倍，然而近几年城乡收入之比却呈下降趋势，在 2017 年城乡收入之比下降到 2.47 倍的关系。
城乡收入差距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1978-1990 年是第一阶段，在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之比不断降低，从 1978 年的2.57 降到 1984 年的 1.9。这一阶段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实施经济制度的变革，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也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而此阶段城市的经济制度改革较为落后，城市企业改革也相对滞后，缺乏独立自主经营权，盈利能力弱，导致城乡收入之比降低。
1990-2008 年为第二阶段，城乡收入之比呈升高趋势。城乡收入之比由 1.9 上升到3.1，由于上一阶段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农村包产到户的制度福利已经最大化，再加上农业科技水平和其他新兴技术相比发展落后，使得农业发展出现瓶颈，而此时伴随新兴产业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由乡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农村，因此这一阶段城乡收入之比呈上升趋势。
2008-2017 年为中国城乡收入之比略有下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内，国家发展普惠金融，出台“三农”政策，支持乡镇中小企业经济发展，为弱势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增加乡镇金融基础设施，使得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劳动力收入水平也不断增长，除此之外，国家再分配收入政策，最低工资标准，相关财政补贴也明显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这些都使得这一阶段城乡收入水平之比呈现降低趋势。
3.3.2 城乡收入差距的测算与分析。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学者在测算城乡收入差距时，一般有以下种方法来作为该项指标的计量方式。常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用城市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表示，这种方式应用比较普遍，但是却忽略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结构差异的影响。2.欧阳志刚，王少平（2007）[43]以及赵昕，吴曼华（2016）[44]在研究时用洛伦兹曲线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还有些学者采用十等分组分析法，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以及结构相对系数等方法来进行测算。
胡荣才, 冯昶章（2011）认为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对中等阶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更为敏锐，对低层和高层居民的收入变动反应较弱。而泰尔指数不仅反映了人口结构的影响，并且对贫富两端居民的收入变动更为敏感[45]。因此本文用泰尔指数进行测度。其计算方式为：
其中 j=1 是城市，j=2 是农村，，是第 i 个省 t 时的泰尔指数。 是第 i 个省份农村或城市的收入， 是城乡总收入， 是第 i 个省份城市或农村的人口数量， 表示省份总人口。
根数计算公式，收集 31 个省 2005-2016 年城市，农村收入及人口的数据，对我国各省的泰尔指数进行了计算。我国各省的泰尔指数值及排名如表 3-5 所示。
通过表 3-5 的数据，可以发现在 2006-2016 年间各省泰尔指数总体上表现出降低规律，这与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农村人均收入都在增长有关。但是在 2010 年前有些省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是因为我国是二元经济体制，在 2009 年前，我国农村改革步调缓慢，城市改革却快速前进，并且当时城乡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城市快速发展，远远超过农村。从 2010 年至今，国家出台成套的惠农，支农政策，并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因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缩小。按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从其排名还能发现，总体上来看，东部区域内的省份收入差距较小，而西部省份差距较大。
图 3-11，3-12，3-13 是选取了 2006 年，2011 年，2016 年三个时间点，将全国省份按照泰尔指数的区间划分了四个层次，代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平。这三个图都是按照【19】
如图 3-11 所示，2006 年各省泰尔指数大多都分布在 ，这两个区间内，说明当时我国全国范围内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而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辽宁 6 个省份分布在 ，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区间，西部地区除了内蒙古都处于收入差距最大的区间。因此 2006 年时我国地区之间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比较大，西部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大于东部地区。
从图 3-12 可以看出，颜色深的省份在减少，颜色浅的省份在增多， 区间内省份由 13 个降低到 7 个。贫富差距差距大的现状在西部各省份得到改善。中部区域内的吉林和黑龙江率先进入到了最低的收入差距区间。总体而言在 2011 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并呈现自西向东依次递减的趋势。
区间，到 2016 年时， 的省份只有西部地区的西藏，甘肃，贵州三个省份。处于 区间，也就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区间的省份已经增加到了 17 个。
其中包括了全部的东部以及部分中部的省份，还有西部的重庆。
梯度的有 8 个，主要是中部省份。从这些图和表的对比可以知道最近几年，我国为缓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进行的扶危济困，增加农民收入等具体工作显现了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