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行业也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弊端也在不断显现，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发达地区金融建设如火如荼进行，贫困地区金融发展却呈现空白化，这种金融体系的割裂状态加速了“马太效应”①的产生，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差距加大。与此同时，2017 年4 月，亚洲开发银行在报告中曾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位于全球最高国家行列，之后 12 月西南财经大学报告中国大陆基尼系数突破 0.6，虽然此数据存在一定争议，但是我国基尼系数确实高于国际警戒线标准。说明当前我国仍面临着城乡二元化结构上的弊病，贫富差距仍是未来经济，金融方面需要研究及解决的问题，时刻不能松懈。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金融发展的质量和“宽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并一直在推动其发展，央行定于 2018 年起重新调整定向降准政策，不仅涉及到以往的小微企业，“三农”领域，还与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紧密结合。近年来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规模，机构数量，从业人数都在不断增长，中小微企业在企业总数中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也达到了顶峰，通过这些都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发展为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给予了公平享有金融服务的机会，使各阶层共享金融发展成果，缓解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收入差距大的压力，促进城乡均衡发展。
城市和农村之间贫富差距过大，不仅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的幸福与安定，同时也不利于金融经济体系的稳定与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当前国家正在构建和谐社会，那么这种贫富差距不仅会给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带来影响，同时也关乎到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在当前金融二元化结构的环境下，探索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二者的关系，对于出台配套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在学术研究中，又该选取什么指标，什么方法来测算当前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采用什么样的实证方法去检验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呢？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提出的。
1.1.2 研究意义。
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满足我国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打破城乡金融二元化发展结构，构造一个公平，全面的金融体系有很大贡献，其旨在以较低的成本拓展农村等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理念与中国梦，可持续发展等发展战略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就是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但是，也必须认清现状，普惠金融体系在我国提出较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制度建设，工作细则方面还有缺陷，因此从理论与实证方面探讨普惠金融这种主要发挥社会责任的新型金融体制现状，以及是否能缓解城乡贫富差距，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具有实践意义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本文通过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加入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以及涉农贷款余额，丰富了指标的选取，使得计算出来的结果与普惠金融发展实际更为接近，为以后继续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指标选取。
第二，通过收集三农贷款余额，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等数据充分了解我国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全面了解在普惠金融政策实施后的这十多年金融发展有了那些新的进步，对缓解贫富差距发挥多大贡献。
第三，最后结合时间序列和个体构建面板数据，通过 STATA 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实证结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提供符合各地区现状的政策建议。
1.2 文献综述。
此节进行文献综述的梳理，首先对传统金融和城乡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述，其次引入普惠金融概念，对其测算的指标选取进行分类和比较，最后总结了 2014-2017 年间研究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文献，从中找到研究的方向。
1.2.1 传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最初学界讨论有关金融发展的议题是关于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金融发展能否改善城乡贫富差距的研究也是在近 20 年间才开始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去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得到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总体上有三种观点。
1.2.1.1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
Kuznets (1955)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中第一次提出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1]。受此次假说启示，Greenwood，Jovanovic(1990)提出了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的倒“U”型理论，解释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贫富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他认为金融市场存在进入门槛，富人可以轻而易举进入享有服务，而穷人却不能随意进出，因此金融发展在一定时期不会改变贫富差距大的现状，但从长期来看，利率水平会随着市场内资本的积累而降低，给穷人使用贷款提供了可能，从而可能会增加他们的收入，缓解贫富差距。他的研究缺陷是没有引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2]。之后 Townsend, Ueda(2003) 选取了更加合适的动态模型，并与发展实际相联系，通过实证讨论了金融发展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与倒“U”型理论相一致的变化规律[3]。
晏艳阳，宋美喆（2012）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模型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倒“U”型规律，并且首次证明了拐点位置在人均 GDP 为 15527 元[4]。胡宗义, 刘亦文（2014）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对我国 1978-2007 年的县域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在不同时期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不一样的变化趋势，总体也呈现出倒“U”型规律的结论。他们认为初始时期，金融资源与居民收入的不合理配置，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但在中后期，金融群聚效应却使二者之间存在较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5]。
1.2.1.2 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Duncan(1998), Banerjee and Newman (1999) 通过“两部门模型”和“三部门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认为随着金融水平的提高，相应的体系建设会更加完善，贫富差距也会逐渐缩小[6]。Beck and Levine(2003)通过收集 99 个国家 1960-1999 年的数据，以基尼系数为被解释变量，通胀率和和政府的财政支出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收入差距大的问题[7]。
我国学者也得到过这样的结论。王修华，丘兆祥（2011）通过整理中国 1990-2008 年数据，通过面板模型回归得出这一阶段金融水平的提升可以缩小各省贫富差距的结论，并且证明了这一结果不因是否考虑省份个体效应而发生改变[8]。胡德宝，苏基溶（2015）通过实证分析解释了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得出在不考虑个别地区的情况下，金融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的提高都可以缓解贫富差距的结论[9]。李百吉，陈宇淇（2016）通过收集 29 个省 2000-2014 年的金融网点等指标，通过模型回归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10]。刘思嘉（2017）建立了1995-2013 年的 VAR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乡收入差距随着金融发展效率提高而缩小。并从创建普惠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扩大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角度提出了促进落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建议[11]。
1.2.1.3 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以上两种结论观点比较普遍，但是学界也有不一致观点，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扩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Haber and Maurer（2003）年指出新组建的中小型企业以及低收入弱势群体并不会因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就能享受到之前不能享有的服务，而有背景有实力的大企业及富人才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获得者，他们凭借自己丰富的资本可以较为容易地享受信贷等金融服务，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金融发展会降低金融市场的竞争力，高收入水平的居民可以获得好处，而相对较为弱势的群体可能会放弃本该享有的权利[12]。
张立军（2007）结合国外对于此议题的研讨，第一次在我国提出了金融发展影响城市和农村贫富差距的内在机理，包括：门槛效应，降贫效应，排斥效应，涓滴效应，并且认为在这四种效应的作用下，当时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3]。田杰（2011）用2006-2009 年 1578 个县（市）的指标，运用 VAR 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农村金融的发展使得大量资金流出以及农村金融机构业务的不正规化办理都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并指出要缓解这一现状就要抑制资金外流，规范农村金融资源使其健康发展[14]。胡宗义（2014）在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对 1985-2012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可以缓解贫富差距，但发展效率却加剧了贫富差距，最终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15]。张万兴，郭小卉（2016）构建 VAR 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全国范围以及东西中部各个地区，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在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呈现不一样的显着性[16]。
1.2.2 普惠金融相关文献综述。
1.2.2.1 普惠金融理念及相关研究。
据调查发现，世界上有很多贫困人口都不能获得足够的财政补贴，真正享受到公共福利。即使政府推出扶贫政策大力支持脱贫攻坚，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也不能获得持续有效的改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贫困人口缺少持续的金融支持。金融业普遍存在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同业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金融机构总会选择风险低，回报高的大企业和富人，为他们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及低收入弱势群体难以获得金融资源，享受信贷服务。长此以往，金融资源丰富的群体越来越容易获得服务，而一些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将呈现荒漠化趋势，因此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产生“马太效应”，进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社会难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普惠金融理念应运而生。
20 世纪 70 年代小额信贷产生，最初以扶贫为宗旨，之后转变为机构可持续发展和扶贫并重，随后出现了专为贫穷人提供储蓄，小额贷款，保险等服务的机构，成为“微型金融机构”。微型金融机构不断发展，提供的金融服务也在不断丰富，于是在 2004 年，世界银行扶贫小组将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纳入到传统金融体系。2005 年联合国在小额信贷年上提出了普惠金融，将其定义为：为满足各个阶层尤其是低收入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向他们提供符合政策及法规的低成本金融服务产品，以实现公平享受金融服务权力的目标。杜晓山（2006）年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普惠金融发展理念，他指出该体系对于拓展金融服务的宽度，为每个人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国金融现状，普惠金融主要服务于扶贫攻坚，偏远地区，其目标是控制金融服务供需双方的成本[17]。焦瑾璞，陈瑾（2010）年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普惠金融体系是可以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平等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18]。王曙光，王东宾（2011）年提出普惠金融发展最终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体系目的是提供包容性强的金融服务，改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实现均衡发展[19]。
但国内相关学者指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仍留存很多弊端。郭亮，蔡彤（2010）指出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在农村地区相对较低。一方面因为金融机构网点缺少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没有动力落户于收益惨淡的农村。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种类比例失调，金融领域的竞争有限，在经济水平较为发达地区，金融机构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租赁等行业，但在农村，可能只有农信社，金融机构和市场出现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三是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不能及时且有效地供给，没能使每个人都能在可以接受的成本条件下获得服务[20]。吕家进（2014）认为国家有关部门要明确职责，将普惠金融发展重点工作落实在农村，将政绩考核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成绩挂钩，才能真正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促进金融资源流动，缓解贫富差距大的问题[21]。杨文华（2016）从普惠金融视角分析重庆农村金融发展现状，认为未来普惠金融发展应注重设计全面适当的普惠金融框架，建立面向“三农”发展的金融体系以及全面的金融保障体系，实施差异化货币金融政策[22]。
1.2.2.2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构建。
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势必会进行相关测算。在关于指标的选取及计算方法的选择，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以及实证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研究，由于测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方法的相关文献很多，在此通过表格方式对各种指标体系的特点进行比较，如表 1-1 所示。
1.2.3 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阅读金融发展与城乡贫富差距之间关系的文献后，联想到近年来我国为实现金融均衡发展，缓解城乡贫富差距大的问题，大力推进普惠金融政策实施。进一步发现当前有很多文献对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理论与实证的研究。
表 1-2 从他们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为充分认识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可以看到相关文献大体上是从 2014 年开始的，证明对于该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通过对比各篇文献的实证结果，证实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的确为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发挥了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越来越显着，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得到社会的肯定。
但是通过分析大量文献，发现研究仍有可以继续深入的地方：一是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之前选取的指标比较基础，并不能跟上普惠金融发展的进程。二是当前区域金融发展并不均衡，但较少有从不同区域的角度出发，分组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这也是本文通过阅读文献后想要作出改进的地方。由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梯度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落后，因此本文在全国方面，选取 31 个省 2005-2016 年面板数据，利用 STATA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得出结论。接着把全国划为东部，中部，西部①三组，依次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通过对比不同地区可以得出更为全面的结论。
1.3 论文研究设计。
1.3.1 研究内容及框架。
本文研究的是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从我国于 2018 年 1月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引题，回顾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的进程，以及贫富差距的演变，分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机制，并从实证层面证明其相关性。基于以上研究重点，本文将分为五部分，安排如下：
第 1 章，引言，主要进行文章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及文章框架、不足及创新点的阐述。
第 2 章，讲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历程及发展现状，着重介绍了我国对涉农贷款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小微企业的金融扶持。参考相关国内外文献，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测算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层面进行金融发展近况分析。接着评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近况，从 2006-2016 年我国基尼系数以及 1978-2017 年城乡收入及比值分析全国城市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另外用泰尔指数进行测算，对各地区的收入差距现状进行比较和分析。
第 3 章，介绍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贫富差距作用的内在机理。首先解释了金融二元化结构带来的影响，然后从直接作用机制：降低门槛效应，降低贫困效应，消除排斥效应和间接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介绍。
第 4 章，选取城镇率，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对外开放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选用 STATA 计量软件对 31 个省 2005-2016 年的静态面板模型进行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贫富差距关系的回归分析。得出关于论题的核心实证结果，继续对各区域分别进行回归，看结果有何不同之处，以便发现各地区在普惠金融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 5 章，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并结合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情况，提供政策建议。最后根据本文在指数测算及实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相关议题研究展望新方向。
1.3.2 创新点。
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参考了 Sarma 构建的指标体系和及测算公式，从金融服务获得的难易程度，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37]。创新的加入了我国“三农贷款”余额占比及小额贷款公司余额占比两个指标，使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更加完善。
2.由于普惠金融发展较晚，相关数据公开年限较短，因此之前大多数研究都是从金融发展的深度出发，探究其与城乡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前国家重视普惠金融发展，出台很多政策法规，从金融发展的宽度进行此议题的研究更具有时代意义。
3. 由于本文选取的时间区间并不是很长，为了不考虑 VAR 模型对选取时间长度的要求，因此通过收集 31 个省级 2005-2016 年的年度数据，建立了综合时间和个体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静态面板模型回归分析。
4. 不仅选取了全国范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还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不同地区的实证检验，从而为区域金融发展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3.3 不足。
由于目前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算方法比较单一，并且尚未对其优劣进行比较，因此在指标的选取上并不能保证准确反映各省真实的发展水平。考虑到数据的获取问题，有一些可以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新指标未能加入，因此在该体系下测算出的结果与实际有误差。
另外，由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只选择了几项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而且有些指标在不同地区并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因此对于模型的构建可能不完善，仍有待深入研究。在实证检验部分，只通过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并没有继续构建 PVAR 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动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