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实验价值取向的考察
基教改革实验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通过改革实验可以帮助我们检验理论假设，探索教育规律，推动教育实践的顺利进行。教育改革实验追求至真至善之美，其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对教育的渴望，并且从众多的改革实验中，可以了解到一定时期内我国教育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章拟从建国以来我国所开展的基教改革实验中探索其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并用典型的教改实验案例进行论证，以此加深人们对此种价值取向的理解。
一、建国初期基教改革实验的价值取向考察（1949 至 1966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结束人民革命战争，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党中央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来促进当时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政治上，开展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政治基础。在经济领域，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国有经济部门，牢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文化方面，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了对文化教育政策的总体要求，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应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我国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以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取缔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腐朽思想，从而实现文化的大繁荣。[21]
（一）过分注重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人价值的取向
所谓社会价值，既包括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也包括文化价值。而建国之初，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改革实验几乎都是服务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目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基教改革实验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经济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在建国初期所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中。如前面提及的 1949 年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了当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前者明显反映了社会的经济价值取向，而后者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教育自身的"工具"定位，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价值取向，已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此后，学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任务日益突出。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要求："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2]
1958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23]688在这些方针政策的引导下，为快速改变我国当时落后的政治、经济面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基教改革实验的最终目标。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实验",帮助 5000 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1950 年，教育部初等教育司组织的学制改革实验，力求建立一种新的学校教育体系，使之与当时新中国建设的需要相适合；还有 1963 年上海育才学校开展的十六字教学法实验，要求教师具体做到：教学应紧扣教材，讲授过程中注重练习，加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个别差异进行因材施教等。下面，就某项具体教育改革实验进行详细分析。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实验1951 年初，祁建华决定在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的西南地区开展扫盲实验。当时，前后参与实验的干部和战士共计 12675 名，此轮实验收到极为显着的效果，不仅使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脱盲，而且大大增加了人们的识字量。据当时统计，在参与实验的万余名军人中，大多只须 15 天脱盲，识字量可达 1500 字以上，不仅能通读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小学国语课本》1~3 册，而且还能写出短文。[24]
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载："1952 年推行'速成识字法'以后，全国各地人民积极加入到扫盲识字的大潮中来，并且人数不断高涨，到 1953 年参加学习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已近 2000 万，而仅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人就已达到 700 多万。"[23]577-578由此可看出，通过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使当时的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大量的文字，既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养，同时也满足了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状态下急需大批人才的要求，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因此，此阶段所开展的一系列基教改革实验毫无置疑地要以国家、社会利益为中心，并坚决服务于它们，这就使以社会需要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成为当时基教改革实验的主要价值形态之一，符合当时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同时也说明，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必然会促进此种教育的发展，即社会的发展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方向，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改革实验的内容，以此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来满足国家、社会的需要。
可以认为，建国 17 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已沦为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工具，社会需要高高凌驾于个体需要之上，一定程度上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有助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另一方面，社会需要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忽视了教育中个体的存在，忽视基础教育对于个体全面发展、学生主体以及生活幸福与个人生命存在的关系，使个体的主体需求一直处于服从的地位，单纯地从国家、社会角度出发，打上鲜明的政治、经济烙印，使基教改革实验丧失其独特性，蔑视人性，忽视人是改革实验主体的存在意义，将个体价值的发挥完全扼杀在社会价值的主体之下，这也就毫无置疑地导致这段时期我国教改实验的数量和质量，无法与之前和之后的改革实验相比。可以说，这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发展史上的一个低谷期，在这一特殊发展时期的表象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值得思考。因此，对于此阶段的价值取向，我们同样需要深思。
（二）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建国之初的几年，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这就决定了此时期我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发展必须为工农服务，为当时的生产建设服务，与此同时，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所开展的一系列改革实验也必须满足当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工农生产建设的需要，从而带有明显的效率倾向。本文拟从此阶段所开展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为例，进而去探讨以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
在课程实施上，1950 至 1957 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课程政策，颁发了两套全国通用的教学大纲和教材。1950 年，教育部为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的计划性，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1951 年 3 月，教育部提出了普通中学的教育宗旨，制定其教育目标，并颁布了《中学暂行规程》，1952 年在制定的《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详细规定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原则、学制及成绩考核等制度。
在课程内容选择上，一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设置专门的思想政治课，以此来巩固新生政权；二是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增设农业知识课、自然课，以增强学生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本领和技能，进而为经济建设服务培养人才；三是重视劳动教育，在中小学开设生产劳动课，目的是积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并使学生掌握一些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
在课程实施上，重视教师的主导地位，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原则，提倡让学生到校园或工场进行实际锻炼，从而使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在课程评价和成绩考核上，规定中小学生的学业成绩考查应包括平时考查、阶段和学年考查，以及学期和毕业考查，而对于如何对课程进行评价，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并未做详细描述，考试是进行课程评价的重要依据，从而导致评价方式的单一化、刻板化、固着化。
从以上各项课程改革的措施可知，此阶段我国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带有鲜明的效率倾向。首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切实符合当时教育为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的取向。其次，开设了一些诸如农业知识课、自然课、生产劳动课等工具性课程，提高了国民的科学素养，切实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经济建设方面的人才，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再次，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效率的提高。
总之，从总体上看，建国 17 年后我国所进行的基教改革实验都在一定程度上注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基础教育多快好省的发展，使我国基教改革实验的效率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虽也不能否认这些改革实验具有一定的促进教育公平的意义，但其最重要的目的是服务于当时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追求效率就成为当时基教改革实验比较突出的一种价值取向。
（三）关注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价值取向
建国初期，我国对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理解是既重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同时也强调基本技能的训练。此阶段这种既关注知识又重视技能培养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当时所颁布的教育方针、政策以及课程和教学改革实验之中。
1952 年 3 月，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规程（草案）》，首次提出我国中学的教育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获得"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即"双基"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同年《小学暂行规程（草案）》颁布，明确规定了我国小学的教育目标，即不仅使儿童具备读、写、算等基本技能，而且要掌握社会、自然等基本知识，同时在课程内容方面强调基础性和基本性。可见，20 世纪 50 年代初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就已开始注重"双基"的培养。1955 年 9 月，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小学教学计划，此计划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劳动和教学的脱节，减少了学生大量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强调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照顾到学生的年龄特征，考虑到城乡的不同情况，对教学内容加以适当区别。
[25]632-6331958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在基教改革领域，于 1957 年提出的教育方针中指出我们要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使之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开始对双基理论与实践进行自我探索。教育部于 1958 年颁布了中学教学计划，其中对中学肩负的"双基"任务做出明确规定，强调知识教学与劳动技能的结合，截止 1968 年，我国中小学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兴起了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群众运动，要求对学制进行缩短，对课程进行精简。1961 年，我国在经济上提出了"调查、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减少了课程门类，加强了对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在教学方面提出了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传授的具体内容及要求。此套新的教学计划和大纲，渗透着对"双基"的重视，既关注中小学生基础知识的夯实，同时又强调基本技能的训练，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1963年 7 月，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其中规定中小学校所开设的各门学科都必须高度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由此，"双基"理论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发展，并成为建国 17 年间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