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讨论
4.1 留守儿童生活事件的特点
4.1.1 留守儿童生活事件的现状
研究结果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经历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这一研究结果与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表明父母监护的缺失会使儿童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健康适应、其他因子上的得分差异极其显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当留守儿童遇到人际、学习、适应等问题时，因为没有父母的及时帮助，使得这些生活事件的发展没有被及时遏制，对这些事件的应对超出了该阶段儿童的能力，或者因为缺少父母的支持，留守儿童在应对这些生活事件时采取了消极的应对方式[85],使得该生活事件对留守儿童的负面影响加重。已有研究表明，生活事件与焦虑、抑郁、心理健康及某些疾病都有较高程度的相关，因此，提示留守儿童的父母多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及同伴交往情况，及时帮助留守儿童解决一些他们面对的生活事件，以使这些生活事件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4.1.2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留守儿童生活事件的影响
本研究分析了性别、独生与否及年级对留守儿童生活事件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受惩罚和其他两个因子上，留守男生的得分显着高于留守女生；独生与非独生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及各因子得分无显着差异；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其他及生活事件总体得分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
a.留守儿童生活事件的性别差异分析留守男生受惩罚因子得分显着高于留守女生，这与王新香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86].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高涨，叛逆心理明显，在同伴交往中，男生更容易采取外部攻击，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学校及家长的惩罚。在其他因子中，包括不喜欢上学、恋爱不顺或失恋、与人打架、遭父母打骂等四个项目，其中两项与受惩罚项目重合，因此，男生得分显着高于女生。第二，由于我国文化的大环境，学校在某些方面对男生的要求要比对女生严格，如果犯了同样的错误，学校或家长对男生的惩罚通常会更严厉些，因此留守男生在这两个因子上的得分显着高于留守女生。
b.留守儿童生活事件的年级差异分析留守儿童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其他及生活事件总分上存在年级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在人际关系因子上，八、九年级留守儿童的得分显着高于七年级，这是因为对于刚进入初中阶段的七年级学生而言，同学之间相处时间较短，还没有建立亲密的同伴关系，因此，出现人际关系问题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对于八、九年级的学生而言，熟悉的人际关系使得同学之间经常玩笑、打闹，误会、冲突在所难免，使得八、九年级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得分较高。九年级的留守儿童的学习压力显着高于七、八年级的留守儿童，是因为九年级的留守儿童面临着升学的压力，除了留守儿童自身意识到的学习压力外，老师和家长对其施加的压力也使得九年级留守儿童的学习压力增加。在其他因子方面，八、九年级留守儿童得分显着高于七年级留守儿童，可能是因为八、九年级对初中生活熟悉以后出现厌学、早恋、打架等现象，使得其他因子得分较高。
4.1.3 不同留守状况对留守儿童生活事件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留守状况不同，其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也存在显着差异。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其他及生活事件总分上得分显着低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就学习压力而言，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更容易体会到父母的不易，对外出打工的父母的叮嘱更会记在心上，并且，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更希望通过优异的成绩来得到父母的肯定，因此，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体验到了更多的学习压力；就受惩罚因子而言，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监护，而祖父母作为最常见的代理监护人，通常对孩子比较溺爱，因此，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做出违反纪律而受到惩罚；就健康适应因子而言，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由于有父母一方的陪伴，在应对某些生活变化时，能够及时得到父母的建议，或者父母本身的陪伴就会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尽管处于青春期的儿童具有逆反心理，有强烈的成人感，但是这个时期的儿童仍摆脱不了对父母的依赖[87],因此，在健康适应因子上，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得分低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其他因子包括不喜欢上学、恋爱不顺或失恋、与人打架及遭父母打骂，在这一因子上，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的得分显着高于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说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更容易遭遇这些生活事件。对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因为长期不与父母见面，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遭遇不喜欢上学、恋爱不顺或失恋及与人打架的可能性更大。
4.2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特点
4.2.1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现状
将留守、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状况进行比较，发现留守儿童除家庭支持这一维度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外，心理弹性其他维度及总体状况均与非留守儿童无显着差异。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双方或一方不能与其一起生活，因此在其生活、学习上无法及时的给予关注与支持，留守儿童自然获得更少的家庭支持；但在其它四个维度及心理弹性总分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发展无显着差异，这说明留守环境并没有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造成大的影响，许多留守儿童在留守环境下心理弹性发展良好。
4.2.2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
a.性别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在积极认知、人际协助两维度上存在显着的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留守女生在两维度得分上显着高于留守男生。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同伴交往中，当遇到困难时，女生倾向于向好友倾诉并寻求帮助，因此女生的人际协助因子得分较高；另外，在获得的社会支持中，女生对支持的利用度要显着高于男生[88],这使得女生更容易走出困境，并获得正向的社会经验。因而，女生对逆境的积极认知要显着高于男生。留守男生与留守女生的心理弹性及其他维度得分无显着差异。这一研究结果与唐开聪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89],而与李志凯、李永鑫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88、90].造成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与李志凯及李永鑫二人的研究所用的研究工具不同。李志凯等人所选用的研究工具均来自 Block & Kremen 编制的自我弹性量表[91],该量表主要考察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个人力，即李志凯等人的研究发现，心理弹性的个人力存在显着的性别差异；而本研究与唐开聪的研究所选用的工具都包括心理弹性的个人力及支持力，即加入了支持力后，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不存在性别差异。
b.独生与否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独生留守儿童在目标专注及积极认知两因子上的得分显着低于非独生留守儿童。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独生留守儿童因为父母溺爱，使得其自主性不强，独立能力差，造成其目标专注得分较低；对于非独生的留守儿童而言，父母的关爱没有“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使得个体在完成一些任务时有自己的自主空间，反而发展了较好的目标专注。非独生的留守儿童在遇到问题时通常能够与兄弟姐妹共同分析，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使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因此，非独生的留守儿童的在积极认知方面得分显着高于独生的留守儿童。
c.年级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年级差异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年级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状况无显着差异。
这与唐开聪的研究结果一致[89].但是在积极认知维度上，留守儿童存在显着地年级差异，事后检验44表明，九年级留守儿童的积极认知维度得分显着高于七年级留守儿童。这可能与留守儿童的思维发展水平有关。虽然初中生的思维活动以逻辑思维为主，但是刚刚入学的七年级学生还无法脱离具体形象思维[87],而九年级学生的思维活动则以逻辑思维为主，其辩证思维能力也有所发展，能够看到一件事情的两面性。所以，面对逆境的时候，七年级学生只能看到逆境消极面，而九年级学生不但能看到逆境的消极面，同时也能看到逆境的积极面。因此，九年级留守儿童在积极认知维度上得分显着高于七年级留守儿童。
4.2.3 不同留守状况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
a.不同父母外出情况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其心理弹性无显着差异。这与胡会丽、何芙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56、92];而李永鑫的研究显示，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要高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的，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差[90].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首先，本研究及胡会丽、何芙蓉的研究所使用的心理弹性测量工具测查了个体因素与保护性因素两方面的测量内容，而李永鑫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主要从自我角度出发[91],关注个体的自我心理弹性，而未关注到保护性因素，因此得出了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结论。同时，这一现象提示研究者要进一步探索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的不同方面的发展。其次，本研究及胡会丽、何芙蓉二人的研究所选取的留守儿童样本分别为河南、四川两个留守儿童大省，而李永鑫的研究选取的留守儿童样本为浙江省，该省留守儿童比例远没有河南、四川两省高，在河南、四川两省，对于大部分留守儿童来说，留守是常态的，而对于留守儿童较少的浙江，留守儿童可能会承受更多的心理负担，因此，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地域的差异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b.不同亲子联系、团聚频率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对于亲子联系、团聚频率对留守儿童心里弹性的影响，本研究显示，亲子联系、团聚频率较低的留守儿童，其心理弹性也显着低于亲子联系、团聚频率较高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56、90、92],说明亲子间的沟通与交流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提示留守儿童的父母要尽量多与孩子沟通交流，进而使孩子能够发展良好的心理弹性。
研究结果显示，亲子联系、团聚频率低的儿童，其人际协助得分显着低于亲子联系、团聚频率高的留守儿童。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留守儿童因为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不但自己无法及时给与孩子帮助，而且父母在同伴交往方面也缺乏必要的引导与帮助，李鹏的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经常出现对同伴交往恐惧、情绪不稳定、对同伴表现出敌意等同伴交往问题[93],但是能够经常与孩子联系或回家看望孩子的父母，能够给孩子相对较多的引导与帮助，可能会让孩子感到更多的温暖，孩子在同伴交往中的问题也相对较少，因此能够体验到更多的人际协助。
4.3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
4.3.1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家庭、学业、自由、环境的满意度及总体生活满意度方面，均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留守、非留守儿童的正性情感得分无显着差异，但是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体验了更多的负性情感；留守儿童的总体主观幸福感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
就生活满意度而言，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相对非留守儿童而言是普遍偏低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判定，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关于留守和非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研究，研究者们在一些方面的结果一致，而在另一些方面却结果不一。彭秀丽对湘西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总体的生活满意度上没有显着差异，但在家庭、学校、环境三方面的满意度上存在极其显着的差异[94];喻永婷的研究及胡芳等的研究均发现，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在友谊、环境满意度方面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着差异[63、95];另外，喻永婷的研究还发现，留守儿童在学业满意度方面也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63].由此可知，研究者一致发现，留守儿童的环境满意度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因此，关注并改进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应成为今后加强的内容。
情感体验方面，分为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正性情感方面，陆建兰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体验了更多的正性情感[96],喻永婷、张莉的研究则显示留守儿童体验到的正性情感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63、97];负性情感方面，喻永婷和张莉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体验了更多的负性情感[63、97],陆建兰的研究则显示，二者体验到的负性情感无显着差异[96].由此可见，研究者们对留守儿童情感体验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这一现象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个体体验到的情感是随生活事件的发生而时常变化的，即情感体验这一过程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其次，测量情感体验的工具大都测量短时间内个体的情感体验，而测量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情感体验数据的收集，例如考试成绩刚刚揭晓或留守儿童有父母回家团聚等都会影响到儿童的情感体验。
4.3.2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了性别、独生与否、年级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独生、非独生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也无显着差异；留守儿童在生活满意度的家庭、学业、环境三个维度上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a.性别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各方面不存在显着的性别差异。这一研究结果与易嫦娥、连伟利等人以普通初中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一致[48、98],而与喻永婷、张莉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
喻永婷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业、自由满意度及消极情感存在显着的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留守男童的学业、自由满意度显着高于留守女童，同时，留守男童体验到更少的负性情感[63];张莉等人的研究则显示，留守男童体验到了更少的负性情感，而在主观幸福感的其他方面则无显着差异[97].
由以上两人的研究可以看出，留守男童在主观幸福感的某些方面得分高于留守女童。
造成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地区文化差异造成的。喻永婷的研究中选取的研究对象来自陕西，受典型的中国北方文化的熏陶，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父母更多地要求孩子坚强，而对孩子自身的一些决定，反而会给予更多的自由空间；同时，男生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加上青春期对友谊的关注度很高，使得男生对自己的学业状况也比较容易满足，在北方文化熏陶下的男孩，性格趋向于粗犷，较少关注细节，并较少体现出多愁善感等特点，因此会体验更少的负性情感；而张莉等人的研究则选取河南、福建两省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福建则主要受中国南方文化熏陶，对男女生的社会角色要求的差异没有北方文化那么明显，因此，男女生在生活满意度状况及正性情感上没有显着差异。本研究中选取河南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融合了南北方文化，因此，对男孩的要求既有北方的文化色彩，又融合了南方文化，因此在主观幸福感各成分上无显着的性别差异。
c.年级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留守儿童在生活满意度的家庭、学业、环境三个维度上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这一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有一定差别。彭秀丽对少数民族七、八年级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七年级留守儿童的友谊、学业、自由三方面的满意度均显着低于八年级留守儿童[94];喻永婷的研究则发现，七年级的留守儿童的友谊、自由满意度显着高于八、九年级的留守儿童[63].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有差异，但它们都发现，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的不同方面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
而在本研究中，七年级留守儿童的家庭满意度之所以高于九年级留守儿童，是因为七年级学生刚刚进入初中阶段，因为环境的变化，父母会对孩子的关注增多，而七年级学生还处于青春期初期，其叛逆心理还没有达到高峰，因此对父母的关心会更好的接纳，并体验到较高的家庭满意度；而九年级的孩子却面临着辍学或升学的压力，便多了一些对父母关心自己的期待，同时，由于面临升学的任务，家长对孩子学习状况的关心程度也会增加，甚至出现监督孩子、因为孩子的厌学情绪教训孩子等情况，这些都会使九年级学生的家庭满意度降低。
在学业与环境满意度方面，九年级的孩子面临的是两种选择，要么升学，要么离开校园开始自己谋生，面对升学压力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往往过度关注，对自己的成绩要求也会提高，使得他们的学业满意度较低；而面对辍学谋生的学生，他们一直身处校园，对校园外的社会相对比较陌生，加之从父母、长辈那里听到一些关于社会中的负面信息，使得这些孩子对环境的满意度偏低。
而七、八年级的留守儿童既没有升学的压力，又少些对以后生活的担忧与迷茫，因此，他们比九年级的孩子具有更高的学业、环境方面的满意度。
4.3.3 不同留守状况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a.不同父母外出情况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其学业、自由、环境及总体生活满意度显着高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学业满意度方面，刘信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在数学、英语两科上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99],可见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影响显着。然而对于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来说，留在家中陪伴他的母亲（父亲）能够对其学业状况实时了解，督促其学习，在孩子学习困难时提供有效的帮助；而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直接关心，其临时监护人也往往更关注孩子生活方面的需求，而对其学业状况关心不够，对其学习要求通常也只停留在笼统地让孩子好好学习这一层面。因此，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其学业状况要优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自由满意度方面，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其临时监护人通常是祖父母或其他人，他们更担心的是这些孩子的安全、生活问题，生怕孩子出现什么问题被孩子父母埋怨，因此，他们会对孩子有更多的约束，导致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的自由满意度较低。从总体上看，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这就提示外出打工的父母，条件允许的话，尽量有一人在家看护孩子，这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b.不同亲子联系、团聚频率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父母联系频率较高的留守儿童，其家庭、自由满意度及生活满意度、总体主观幸福感显着高于与父母联系频率较低的留守儿童，同时，与父母联系频率较高的留守儿童体验了更少的负性情感。与父母团聚频率较高的留守儿童，其友谊、家庭、学业、自由、环境及总体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均高于与父母团聚频率较低的留守儿童。
本研究结果与陆建兰的研究结果一致。陆建兰的研究结果显示，亲子交流频次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预测作用[96].说明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尤其是生活满意度受到亲子沟通的影响。父母与孩子联系频率越高，生活满意度状况越好；相反，联系频率越低，留守儿童体验负性情感越强烈。家庭满意度方面，父母与留守儿童联系越频繁，孩子感受到的父母的关心越多，同时，父母经常与孩子联系，可以帮助孩子及时帮助孩子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了解孩子的心理动向，加深亲子间的感情，因此，亲子联系频率较高的留守儿童家庭满意度较高。自由满意度方面，父母与孩子联系交流多了，孩子体会到父母的关心，其主观幸福感便会提高，进而会减少很多心理及行为问题，因此看护人会对孩子的行为控制减少，使得留守儿童的自由满意度较高；相反，父母与孩子联系较少的话，孩子体会不到父母的爱，通常会有较多的心理及行为问题，越是这种情况，看护人对孩子的限制越多，使得留守儿童的自由满意度较低。
然而，与孩子通过通信工具进行交流并不能代替面对面的沟通。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亲子团聚频率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此提示在外打工的父母要多与孩子联系，尽量常回家看望孩子，才能使孩子感到幸福，从而更好地成长。
4.4 留守儿童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4.4.1 留守儿童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呈显着负相关，具体表现为，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因子与心理弹性及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维度相关显着；受惩罚因子与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相关显着；丧失因子与心理弹性的情绪控制、家庭支持相关显着；健康适应因子与心理弹性及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维度相关显着；其他因子与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相关显着；生活事件总分则与心理弹性及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相关显着。这一研究结果与邓多林、李鹏的研究结果一致[72-74],而与李婷的研究结果不同[75].其原因可能在于，在李婷的研究中，对生活事件量表的计分分为六级评分，对未发生事件以零计分，而本研究则按照《心理卫生评定手册》对生活事件量表各题目进行五级评分，即未发生事件按无影响算，因此得出了与李婷的研究不同的结果。邓多林、李鹏的研究均以普通初、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而本研究以留守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不同的研究对象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果，说明无论对于普通青少年还是留守儿童，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即二者的负相关关系不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改变。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其他、健康适应因子能够显着预测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在这两个因子中，主要包括生活习惯改变、厌学、恋爱、个人身体健康、与家人团聚状况、与人打架和遭父母打骂等问题。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而言，与异性的关系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恋爱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心理弹性的发展；另外，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将自己的社会交往从父母那里转移到同伴身上，而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又极爱面子，因此，与人打架或遭父母打骂都会极大地伤害到初中生的自尊，特别是对于渴望更多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良好的主要标志即是个体能够在社会生活中适应良好，如果个体在健康适应因子上得分较低，说明个体经历的健康适应因子中所包含的生活事件未对个体产生严重影响，即个体适应良好。因此，其他及健康适应因子能够显着的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
4.4.2 留守儿童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生活事件及其各因子与生活满意度及总体主观幸福感均呈显着负相关；生活事件的其他因子与正性情感呈显着负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生活事件及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及健康适应因子均与正性情感相关不显着；生活事件及其各因子与负性情感呈显着正相关。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生活事件的其他、学习压力、人际关系三个因子能够显着预测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负性情感及主观幸福感。关于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结果趋于一致，即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负向消极的。本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
本研究显示，生活事件与正性情感相关不显着，这是因为，负性的生活事件通常引起人的负性情感体验，而不会引发个体的正性情感体验。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Bradburn 就发现，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不是情感维度的两端，而是分别独立的成分。因此，在本研究中，生活事件与负性情感呈显着正相关，并不意味着生活事件要与正性情感呈显着负相关。因为正、负性情感分别独立，而负性生活事件通常引起人们的负性情感体验，所以，生活事件与留守儿童的正性情感体验相关不显着。
4.4.3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显示，心理弹性各维度与生活满意度及正性情感呈显着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着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85、101、102].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心理弹性各维度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家庭支持、目标专注、人际协助、情绪控制对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具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目标专注、家庭支持对留守儿童正性情感具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情绪控制、人际协助、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对留守儿童负性情感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
阚洁琼等人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因素，包括人口学变量、经济因素及社会支持；另一类是主观因素，包括人格、自尊等[103].家庭支持、人际协助属于社会支持，是客观影响因素；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及积极认知则体现为个体主观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对于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而言，家庭支持更是提高其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外出打工父母的关心，更能让留守儿童体会到幸福，这也是以心理弹性各维度为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时，家庭支持最先进入回归方程的原因。心理弹性对负性情感的预测作用要大于对正性情感的预测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心理弹性主要表现为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的动态过程，如果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发展良好，他们面对生活困境时就会少一些负性情感体验；而带来正性情感体验的事件往往是正性生活事件，这时心理弹性的参与就会减少，因此，心理弹性对消极情感变异量的解释率更高一些，发展良好的心理弹性更有利于留守儿童减少消极情感的体验。
4.4.4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在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显示，生活事件不但直接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而且通过心理弹性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心理弹性在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生活事件能够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加入心理弹性这一中介变量后，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减小。也就是说，即使个体经历了许多负性生活事件，只要其心理弹性发展良好，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就可能相对较好。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而良好的生活满意度状况是避免学生出现问题行为的保护性因素。因此，通过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来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降低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使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有利途径。
